市场的无知、企业家活动及能动性适应
日本法政大学经营学部教授 桥本寿朗
杨斌、钟明晟 译
译者的话
在当今技术、经济、社会、政治等诸多领域都在发生深刻变化，企业经营环境日趋复杂动荡的局面下，是退缩求安，等待局面的好转；还是积极求进，争取实现反向超越？一味等待局面不会自动好转，但粗率盲动只会让自己死得更快。错综复杂性问题的解决，从来不可能一蹴而就。大量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无谋的对策往往比问题还糟糕。
只有在真正面临困顿时，我们才会理解知识是稀缺的。数据在爆炸，信息在膨胀，而作为人类Know What、Know Why、Know How的知识永远是稀缺的。什么是市场？什么是企业？什么是企业家活动？什么是创新？如何通过一系列“新的组合”，穿越市场的复杂不确定性，实现企业成长和经济繁荣？这些经济与管理中的根本问题，是不可能存在显而易见的答案的，只有秉承“以厚重前沿理论，回应重大现实问题”的姿态去深入分析，才有可能发现其内在联系，为现实问题的解决提供启迪。
在此，将我们多年前翻译的桥本寿朗先生的一篇论文介绍给大家，以求对以上重大问题的探索提供一些参考。
桥本寿朗先生（1946—2002）是日本著名的经济史、经营史学者。在其短暂的一生中致力于学问钻研，笔耕不辍，著述颇丰，在日本学术界享有较高威望。桥本先生具有丰厚的经济学、经营学的理论功底，因而能突破以往众多经济史、经营史学者仅停留于历史事件描述之局限，从理论上对史实进行深刻分析，发掘出其形成和演变的机理，对当今乃至未来提供借鉴与启示。
桥本先生的著作对我在一桥大学的博士论文《作为信赖体系的现代日本企业的形成、结构、机能及其“惯性领域”》的写成教益颇多。本想有机会能聆听他的当面教诲，却不料在我刚刚提交博士论文后，就听到他于2002年1月突然病逝的消息，遗憾之至。长期对学问的不懈追求和超越自我的巨大压力，使他积劳成疾。听说他生命的最后时刻，是在与一位中国访日学者的交流中度过的。在送别这位学者后返回自己研究室的途中，突发脑溢血不治而逝。作为一位学者能达到如此境界，无法不令人感动叹息。桥本先生对中国十分友好，曾任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客座教授，多次来南开讲学，致力于中日学术交流的事业。
这篇论文据我所知是桥本先生最后一篇公开发表的论文。从我的感觉来说，它与桥本先生以往的论著相比，语句可能显得有些散乱，结尾也不够清晰有力，但它从企业家活动的角度对市场和企业的本质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对我们有重要的启示这一点，应是没有疑问的。论文中的一些似欠条理的地方，可能是他在生命之火即将燃尽的时候已无精力细致推敲的缘故，想必读者不会对此苛求。但愿我们能从字里行间依稀看到他在灯下倾注生命终端的气力，书成一字一句的情景。
谨以此文纪念桥本先生。
南开大学商学院 杨斌
第一节 导 言
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陷入了长期的低迷。在这种状况下，“企业是什么”这一基本问题又被重新提起。为此，笔者一方面在理论上从“市场与企业的相互关联”角度进行把握，同时试图立足于长期的历史视野，通过对日本经济史的重新解释，来对这一问题进行探索。这样，就可以从企业活动对日本的经济发展的贡献的角度，来解答“企业是什么”这一重大问题。
在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虽然在经济长期萧条期间试行了多种经济政策的转换，但对“企业与市场的关系”这一问题的认识仍存在许多误区。例如，在诸如 “以往的各种经济、社会规制限制了市场竞争，造成了日本经济的低效率。所以，为改变这种状况必须废除这些规制”的主张下，“规制缓和”运动正在推进。根据上述逻辑，限制竞争的规制一旦被废除，市场中的自由竞争就会自然展开，各种资源就能实现有效的合理配置，社会整体福利厚生水平就能得到提高。
但现实中却很难确定“规制缓和”的推行对摆脱长期萧条起到了显著成效。从逻辑上讲，可以说存在“残存的规制仍然制约着经济的恢复”等理由，但却难以解释为什么在20世纪50至60年代发挥了很好机能的制度体系，到了90年代却突然成了导致经济停滞的主要原因。目前流行的种种说法，都是以市场的自律性为前提的，这一前提虽然在理论上说得通，但众所周知，它与经济活动的现实有很大的差距。
90年代末，与占企业绝大多数的中小企业密切相关的《中小企业基本法》的修订，正是基于市场中的自由竞争难以自然展开，因而迫切需要培育不可缺少的市场竞争主体这一思路。这一时期尽管意识到了企业家活动的重要性，但对如何认识市场的本质和机能这一重要课题仍未进行深入探讨。
“企业是什么”这个问题原本是很难回答的。虽然存在着各式各样的解释，但大都是一些陈旧、粗浅的释义。值得注意的是，在大阪市立大学经济研究所编纂的《经济学词典》（岩波书店,1992）和野中郁次郎等人监修的《日本经济事典》（日本经济新闻社,1996）中都没有“企业”这个词条。这说明虽然这个问题非常基本，但却很难精确定义。本文试图从企业家活动的重要性着眼，从经济发展的原动力来自企业家活动，企业的本质在于企业家活动的组织化的角度，对“企业是什么”进行探索。
因此，第二节“市场的无知”这一标题，象征着笔者与以往市场理论的主流观点的区别。这一节是对理解市场的视角进行再讨论，指出经济发展中企业家活动的重要性，其内容可以认为基本上是对新维也纳学派观点的修正，并没有太多的独创性。在对第二节的内容进行整理的基础上，第三节，笔者把“企业家活动”区分为三种类型。虽然尚不知这种分类能否经得起经济学说研究者的批判，但从本文观点并不是简单因循前人学说这点看，可以认为有一定的独创性。接着，在第三节对企业家活动类型化之上，第四节对日本经济发展的机理进行了重新解释。作为这一节标题的“能动性适应”有一半是从熊彼特那里借用来的，但如果读者认为对其进行的重新解释是正确的话，也可以说是一种独创。
第二节 市场的无知
“顾客是愿意接受这一产品，还是漠不关心，甚至会表现出强烈的抵制，对此任何人都无法预知。……对基于知识资源的许多创新来说，是否会被大众接纳可以说近于一种赌博，其成功的概率是隐藏着的，难以预测。……不存在消除风险的有效办法，甚至连削减风险的办法也找不到。……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在进行以知识为基础的创新时，对其能否被（顾客）接受，只能依靠尝试而已”。
德鲁克的这段话，揭示了企业家在事业初创时面临的不确定性。受古典经济理论的影响，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常被认为是已知的或既定的，但实际上那只不过是为了理论上研究方便所做的假设。而且，即使作为理论上的假设也未必站得住脚。Kirzner（1997）指出：“令人吃惊的是，标准的经济学理论对市场活动的动力源泉，以及它们是如何运行的这些重要问题，竟没有给出能令人满意的说明”。
Kirzner进而指出现实中经济活动偏离于经济理论的假定，是一个信息不充分（Imperfect Knowledge or Information）的世界。这是显而易见的，完全充分信息的世界只存在于幻想之中。经济中各种各样的交易机会不是未被了解，就是被误用，这就是市场的无知（Market Ignorance）状态。按照哈耶克的话来说，适当的信息是零散分布在众多的经济主体之中的，这不是所谓的“市场的失效”或是“市场的局限性”，市场的无知不是市场的局限性，而是市场的本质。
如果把现实中的经济活动看成是信息不充分的，市场中就会存在未被认识的、无法预料的机会，以及未被开发或被误用的资源等，因而必须对这些机会和资源进行发现。这种发现要依赖于企业家敏锐的感觉，正是由于企业家的发现才使市场的机能真正开始发挥作用。企业家具有发掘有吸引力的机会，并且先人一步付诸利用的素质。
企业家活动具有包容不确定性、承担风险等特点，因此只有最敏锐的企业家才能获得超额利润。Kirzner的这些见解与德鲁克所指的企业家时常在探寻变化、适应变化、灵活利用变化的观点几乎是一致的。Mises所称的“人的行动本质”是这种企业家精神的人性基础。Mises认为行动者的特性是“企业家兼投机商”。他们不一定能作为价格制定者来获取最大利润，也不可能是面对已知或给定的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去采取最佳的行动。需求曲线也好，供给曲线也好，事先都是无法知道的，这就是市场的无知。
因此，竞争应是具体的。“竞争是一个过程，通过这一过程可以发现信息，进行交流沟通” (Kirzner,1997)。市场机制的原动力来自消费者、作为企业家的生产者以及资源所有者之间的互动。Mises指出“所谓市场机制，就是把市场各组成部分的个别行为协调地结合起来。市场价格体系告诉了生产者生产什么、如何生产以及生产多少等。”虽然哈耶克也认为价格具有相同的作用，但对Mises来说，市场机制的驱动力不是来自消费者，而是“创业并进行投机的企业家”。Mises和Kirzner都认为，市场与企业家精神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这是一种从与市场的关系角度来探求企业本质的思路。
然而，在Kirzner的EQUILIBRATING ENTREPRENEURIAL PROCESS一文中，他为了解释企业家对价格机制形成的作用，提出企业家之间的竞争是达到所谓瓦尔拉斯均衡的媒介，被认为是一种为说明怎样达到瓦尔拉斯均衡而强调企业家作用的说法。但Kirzner的理论前提是不论在任何情况下，市场都处于不均衡状态。这样的话他就必须回答不均衡状态为什么会发生，此外对不均衡状态一旦达到均衡就应该是稳定的而难以变化这一点，他也难以自圆其说。
而且在Kirzner和Mises的理论中，认为经济主体全部具有企业家的特质这一点是不正确的。对此，如果能将熊彼特的研究视为是把经济周期与长期发展相统合的理论，就能解释与企业家活动并存的行动主义的价值。以下西蒙的观点对理解这一问题很有帮助。
西蒙指出：“我们对如何才能估算自身活动的价值，在复杂环境中能多大程度实现合理性等问题，只具备非常有限的解决能力。但各种制度安排至少为我们提供了使微观合理性成为可能的安定环境。例如，我们走过两个街区看到一个食品店，就可以确定明天那个店还在那个地方”。
这段话指出了两个重要问题。第一是经济主体的“有限理性”，第二个是人们对制度安定性的依存。哈耶克强调现实世界是无限的和复杂的，这种状况限制了经济主体通过理性思考发现可供选择的方案，以及在不确定性中推导结果是否合理的判断。这样的话，即使忽略其他经济主体行为的不可预测性，市场的无知也会无处不在。因此，指出人们的行为依存于制度的安定性非常重要。
我们在追求什么（需求）这一点上具有稳定的偏好序列。位于上位的，例如我们要买香烟时，去哪买、买什么牌子、以及需要多少钱是已知的。这种制度的安定性可以用来解释生产者对市场需求的预知。但Kirzner却进一步认为市场中存在着一方面依存于制度的安定性，另一方面又积极发现机会，争取领先一步的企业家活动，后者才是经济发展的原动力。本文开头引用的德鲁克以“基于知识资源的创新”的叙述就是以这一点为基础的。
第三节 企业家活动的三种类型
为了使市场发挥其原本的机能，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场”，企业家活动被认为是不可缺少的因素。但是，正如已经提示的那样，对于市场是怎样发挥机能的这一点，新维也纳学派的企业家活动论也有很大局限性。日常的企业家活动，借用熊彼特的话来说是某种“通过无数的细微步骤达成的连续性适应”也是十分重要的。企业家活动的第一种类型就是这种“连续性适应”。但是，熊彼特认为这种连续性适应是静态的，不是决定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的确如此，因为它不能说明诸如跨越式的发展及长期重大因素引起的变化等。
于是，熊彼特企业家活动论的核心，首先是提出了著名的超越所谓“生产过程经年累月都沿着同一条途径，所有条件都维持不变下的国民经济的正常循环”之“静态经济”的 “新的组合”，即“创新”的概念。在“创新”条件下，企业家虽然能短期获得一定的超额利润，但很快就会不断缩减，最终达到一个“新的均衡状态”。所谓“创新”就是从原有的均衡点向新的均衡点的“推移”（熊彼特,1912）。《经济发展的理论》所关心的，是如何通过“均衡的转换”而形成景气循环下的经济长期发展。
周期性的景气循环作为从一个繁荣阶段到另一个繁荣阶段的“均衡推移”，借助于“新企业的大量出现”而成为“一般的繁荣景象的引擎”。熊彼特所指的创新是推动经济繁荣的原动力，可以视为是企业家活动的第二种类型。虽然这种“新的组合”（创新）和“创造性破坏”在通常情况下可以认为是类同的，但很明显它们来自不同的理论构想。
但是，虽然熊彼特《经济发展的理论》一书指出由于企业家利润的缩减而导致均衡转换的到来，尔后的《景气循环论》（熊彼特,1939）却单纯主张应该通过景气循环来追求经济的发展。在《景气循环论》验证出了长达五六十年的长期经济波动之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民主主义》（熊彼特,1942）一书，在甚至一个世纪也可被称作短期的历史视野下，揭示了作为经济发展原动力的企业家活动，并把它归结为一种“创造性破坏”。为了解释创造性破坏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本质，他列举了钢铁业从木炭炉到高炉的发展、从小作坊到美国钢铁公司那样的大企业的转变等历史事件。他将这些事件称之为“产业的变革”，其影响力在经过数十年甚至一个世纪之后仍然显著存在。因此，创造性破坏应该被视为企业家活动第三种类型。
原本创造性破坏也可以理解为企业家活动的第二种类型——“新的组合”的发展，但熊彼特自己并没有对这两种类型进行明确的区分。《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民主主义》一书在谈及资本主义的原动力，即创造性破坏能够得以施行的动力时，熊彼特指出它们来自“新型消费品、新的生产方法和运输手段、新的市场、新型企业组织”。从引起这些变化的原因来看，基本上与“新的组合”是相同的。但被熊彼特规定为“均衡推移”的“新的组合”一般被认为具有与景气循环相匹配的10年运动周期。与其相对照，创造性破坏应被视为具有贯穿于数次的“均衡推移”而导致的跳跃性变化。即创造性破坏应被理解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开创性企业家活动。
虽然把企业家活动分成连续性适应、创新和创造性破坏三种类型，但应看到它们之间是有相互关联的。虽然这种关联可以从一般理论的角度进行阐释，本文则试图在下一节通过几个事例，基于对日本经济发展过程进行重新解释的角度，深化对这种关联性的理解。
在进行重新解释之前，应该指出的是，企业家活动是通过发现新的机会、新的组合、对竞争对手和消费者需求的适应等一系列环节而展开的。这是一个连续决策的连锁过程，新的知识和技能在这一过程中产生，并扩散到各个经济活动主体中，沿着一定的历史进程形成一种组织化的经济协同体。这种组织就是企业的本源。
第四节 能动性适应
熊彼特对开拓性的企业家活动和创造性破坏在经济发展史中赋予了重要地位，并称其为创造性反应。这种反应“决定着以后事件的前进方向和长期结果”（熊彼特,1998）。
但是，如果按上一节讨论所提示的那样，连续的适应、均衡移动型企业家活动都应该包括在创造性反应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想确立企业家在日本经济发展史中的地位，与其称之为创造性反应，不如称之为能动性适应更为恰当。即企业家活动的三种类型，在后发的资本主义国家可以视为是进行能动性适应的三种类型。和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日本资本主义经济的开始时间要晚，发展水平也低，客观上面临着如何赶超先进国家的课题。
然而，把企业家活动作为经济发展原动力来考察日本经济发展史的研究还很少，即使存在若干的研究，其考察范围也过于狭窄。其中最近宫本又郎“从企业家活动的侧面对经济历史”进行的考察不应被忽视。但宫本的研究也还残存着一些问题。正如他自己指出的那样，企业家“在受到时代局限束缚的状况下，怎样才能创造出创新的方法和活动？企业家、经营者的特性是如何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改变的？又是如何体现在日本的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等问题意识恰好说明了这一点。
如果把企业家活动的类型和企业的定义相对照的话，就会发现宫本的论述有以下两点问题。笔者尝试从这些问题出发，对日本的经济发展进行重新解释。
第一是“在受到时代局限束缚的状况下，怎样才能创造出创新的方法和活动”。“怎样才能创造出创新的方法和活动”这一说法大体上是妥当的，但“创新的方法和活动”的类型却没有明确指出。然而，仅此一点未必能认为宫本的问题意识有缺陷，反而是“在受到时代局限束缚的状况下”这个提法有问题。因为它对突破“时代的局限性”、活用制度来创造新时代的方面，即所谓创造性破坏、创新的企业家活动的作用未能明示。
也许有人会问，在日本的经济发展过程中，能找到事例说明创造性破坏是能动性适应的一部分吗？无疑是有的。众所周知，战前有三井物产创立的综合商社和横滨正金银行创设的贸易融资机制，战后有丰田生产方式以及由政府系列的金融机构与主银行体系相结合而形成的企业长期资金供给体系等。
拿三井物产的事例来说，在19世纪末交通、通讯革命中，随着传统的General Merchant的没落和专门Commission Merchant的兴起，三井物产在作为Commission Merchant的同时，从通行的贸易中创立了新的General Merchant。从后发国家的视角看，在交易费用极高，国外市场调研费用大、渠道建设费用高等限制条件下，三井物产能够在外商获得高额利润的贸易领域，机敏地发现商业机遇，通过开拓综合贸易，使交易成本大大下降，创设了为国内生产者提供价格低廉的原材料，具有生产资料批发商机能的综合商社。
但是，所谓综合商社并不是一朝一夕创建出来的。不仅要从事一般的国际贸易业务，而且为了构筑交易网络，需要进行人才培养及建立各商品类别的事业部组织和分销体系。进而，由于大额交易导致交易成本下降，使三井自然产生了进入生产资料批发领域的动力。由此，作为贸易商社，在其扩大交易品种、增加交易国别、调整事业组织的过程中，存在一系列经营决策的连锁反应。对此，与其称之为最优化行动，还不如称作为达到满意水准的行为或连续性适应更为贴切。推行这种连续性适应是经营者的责任。没有明确区分企业家和经营者，是宫本的研究中存在的第二个问题。
如果我们从与熊彼特所言“决定着以后事件的前进方向和长期结果”的角度，来分析综合商社的兴起，就能看出：即使是在自由贸易体系中，最初也还是存在市场的无知状态。即使存在贸易机会，但由于调查交易对方情况的费用太高，以及对所委托的代理商进行信用调查和控制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因此存在许多阻碍因素。为了消除这种障碍而创建的综合商社，开拓了工业化过程中充分利用大宗物资贸易的手段推进日本经济发展的新途径。
进而，制造企业在生产要素和产品的市场上，利用综合商社低价高效的批发机能，可以将自身的经营资源集中在生产制造部门，形成了主力工厂与公司总部一体的投资节约型经营体系，这样在宏观上就达到了节约长期资金的效果。
虽然在三井物产之后存在着模仿者，但整体上看战前仅有三菱商事获得了成功。在战后财阀解散、财界放逐的改革运动中，由于大型物产公司和综合商社被解体，新的竞争者不断加入，出现了一股商社重建浪潮，许多贸易公司改组为综合商社，并形成了更具竞争性和多样化的机能。这意味着三井物产率先创建的综合商社，可被视为具有“决定以后的事件的前进道路和长期结果”的导向性、延展性和持续性。
但是，三井物产创立综合商社这一活动，是否具有类似“均衡推移”那样的创新价值？按熊彼特的观点来说，综合商社这样的“新企业的大量出现”，难以成为“一般繁荣现象的引擎”。然而，“新企业的大量出现”成为“一般繁荣现象的引擎”这种现象，在19世纪的数次企业创立高峰期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1930年代前期都曾经出现过。并且，在日本战后高速成长期的神武景气（1954年—1958年）、岩户景气（1958年—1962年）、いざなぎ景气（1965年—1971年）期间，类似的现象也是存在的。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能看到汽车、超市、电子计算器等新型企业的大量出现，但现存企业在开拓新事业领域方面同样表现得非常活跃，与其单纯强调新企业的大量涌现，不如视为在新兴产业推动下的新型事业组织的大量出现。
为什么这种“新企业的大量出现”会成为“一般繁荣现象的引擎”呢？熊彼特指出：“一个成功企业家的出现，不仅会诱发其他数个企业家的出现，而且渐渐地会引起越来越多的，其能力越来越均质化的企业家群体的出现”。然而遗憾的是，熊彼特仅仅指出了企业家群体出现这种现象，却没有对其产生的原因加以说明。
想正确理解企业家的活动，如果单纯从理论上延续新古典经济学派的市场观，即把完全信息下的自由竞争作为出发点的话，就会对我们真正理解企业家活动的内容和意义产生障碍。但是，如果我们放弃完全信息的假定，从人的有限理性下市场的无知出发，再加上对奈特指出的不确定性的理解，就会认识到最初的企业家会机敏地察觉未知机会，将其作为一项事业来做，如果获得成功，就会得到超额利润。所以，正如近代日本经济初期创业高潮所表明的那样，在棉纺织、铁道、银行等特定的产业出现创新者之后，新的竞争者不断加入，带动了经济整体的发展。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是，处在后发国家的位置，有一种后发效应。即可以比较便捷地了解到将来的利润机会、先发国家的经验教训及目前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所谓企业家的机敏，就是将了解信息的途径、对信息的理解力、国内条件的评价及其选择合理方法等要素加以整理并重新组合，这可以视为是一种能动性适应。
此外，还需要补充的一点是，在某个产业“新企业的大量出现”成为“一般繁荣现象的引擎”之后，现实中并未出现所谓的企业家利润迅速消失而达到均衡状态的现象。例如根据国际经济的雁型梯度发展论所描述的产业发展生命周期，在一个开放环境下新兴产业的持续发展可以超越所谓“均衡推移”的时限。
例如，日本的造船业等产业在20世纪初迎来了企业的蓬勃发展期，到了20世纪中叶时具有了世界顶尖水平的竞争力，直到21世纪初仍然维持了这种领先地位。这种持续的竞争优势为什么会产生呢？这是因为虽然新企业都展开了各自的连续适应过程，但经过了优胜劣汰的不均衡过程后，具有竞争优势的企业生存下来，在新兴产业推动的新一轮“一般繁荣现象”中，找到新的发展机会和平台而继续成长。
总之，依照日本经济的经验来看，后发国家为了实现经济快速持续的发展，对企业家活动的三种类型进行整合重组的逻辑是非常重要的。
结束语
最后，让我们对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长期经济停滞中的企业家活动进行简单的述评。
自80年代中期开始，企业开业率低迷，休业和破产比率增高。到了90年代，一直持续着后者超过前者的状态。日本的开业率在OECD各国中是最低的，这是企业家活动衰微的表现。为改变这种状况，采取了导言中提到的对中小企业政策的转换。
然而，一般来说，对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的认识存在一定的误解。在与美国的竞争中日本是输家这种说法正说明了这一点。实际上，以硅谷为代表在美国兴起的新产业现象，是源于19世纪前期在英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德国和美国发生的产业革命而导致的必然结果。在新的产业革命方面，能认识到日本经济历史上第三次处于后发国家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如果援引本文的分析，当能动性适应的时机来临时，作为这回第三次后发效应的重点，与明治时期的贸易金融和战后的企业长期资金供给不同，关键是要建立风险投资的供给体系。
注释（略）
（原文刊载于日本一桥大学创新研究中心一桥BUSINESS REVIEW季刊,2001年第4期）
译者简介：
杨斌，日本一桥大学商学研究科商学博士，曾任一桥大学商学研究科特别研究助手，现任南开大学商学院人力资源管理系教授
钟明晟，南开大学商学院企业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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