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工业化进程的推进与妇女越来越多地参加社会主义生产的背景下，大型国有企业作为集体福利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立一系列辅助婴幼儿照料的社会机构，从而消除一线工人的后顾之忧，这一举措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促进生产的工具性目标和“妇女解放”的价值性目标的同行并举，然而，在市场化的托幼机构的紧缺与高收费的困境下，以及家务劳动与女性职责仍然挂钩的背景下，育儿的责任又重新回归到女职工身上。
作者：原璐璐 周晓虹
来源《社会发展研究》2022年第3期
摘要
1949 年后，在工业化进程的推进与妇女越来越多地参加社会主义生产的背景下，婴幼儿照料的社会化成为全国范围内亟待解决的事务之一。作为集体福利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 T 厂在内的大型国有企业陆续建立起以职工子女为对象的哺乳室、幼儿园和托儿所等机构。本研究通过分析 T 厂厂志、档案资料，尤其是 2019—2020 年间采集的数十位 T 厂职工的口述史资料，发现在妇女解放和培养工人阶级后代的托幼机构的运行动因背后，真正起作用的是 “以生产为中心”的支配逻辑。这一逻辑既符合单位制度下的福利宗旨，塑造了工矿企业托幼机构的情感奉献和照料实践，也决定了工矿企业托幼机构在 2000 年后的改制中被剥离出企业的命运。基于对 T 厂的分析，本文围绕当今女性职业生涯和婴幼儿照料的困境，讨论了社会再生产的制度重建问题。
关键词
为生产服务 为生产减负 托幼制度
伴随着近代以来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妇女越来越多地参与到社会生产中，中国传统的以家庭或家族为单位的幼儿养育制度受到挑战。在西方尤其是近代日本的影响下，1904 年 《奏定学堂章程》( 葵卯学制) 确定 “蒙养院”为中国最早的学前教育机构，而此前一年由日本人户野美知惠担任园长的湖北幼稚园已经成立，此后湖南官立蒙养院 ( 1905) 等也先后开办。社会学家费孝通出生不久便进入了其母杨纫兰于 1911 年开办的吴江蒙养院，“念的是 ‘人、手、足、刀、尺’，……还可以唱歌做游戏” ( 费孝通，2013: 49) 。此后，尤其是 1919 年的 “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在国民政府及陈鹤琴、张雪门等学者的推动下，中国近代的幼教事业获得了最初的发展 ( 黄勤、余黄明，2005) 。
1949 年后，在大规模的工业化与组织妇女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推动下，婴幼儿照料的社会化成为全国范围内亟待解决的事务之一。不仅在城市或集镇中，婴幼儿社会化照料同样走向农村。尤其是在 1955 年后，随着农村合作化高潮的到来，典型的如李凖 ( 1956) 笔下的凤凰台村农业社，“农忙托儿所”也成为新社会的 “新事物”。但是，受制于解放初期物资短缺的现实情况，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托幼机构的设置是差异化的，是依据孩童父母所在单位的性质而建构起来的: 面向国家机关和军队干部子女的公立寄宿制幼儿园，面向国营大型厂矿职工子女的、单位自办的托幼机构，面向小型单位职工的普通公立托幼机构以及街道办的托幼机构 ( 徐明强、宋少鹏，2018) 。每种托幼机构的设立宗旨不一，资金来源不同，养育质量参差不齐，最终的社会影响或发展走向也形色各异。本文以国营大型厂矿单位自办的T 厂托幼机构 ( 包括哺乳室、托儿所和幼儿园) 为个案，依据企业档案和 2019 年年初启动的新中国工业建设口述史研究所收集的口述史料，讨论其制度设置、照料实践和兴废历程，从而揭示出同类单位围绕 “为生产而服务”规制托幼机构及社会再生产的制度逻辑。
向苏联看齐: 工业强国与妇女解放
新中国成立后，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和实现社会主义的宏伟蓝图成为国家建设的首要任务和长远目标。在经济基础极其薄弱的条件下，最大程度地开发国内劳动力以及最广泛地寻求国际援助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着力点。在此阶段，苏联作为工业强国和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国家建设、工业规划和管理、社会教育改造以及妇女解放等方面，均对中国社会变迁与社会主义建设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这中间，儿童的公共养育、妇女参加社会劳动既是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的基本诉求 ( 徐明强、宋少鹏，2018) ，也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加速国家工业化进而加快建设社会主义工业强国的现实需要。
从恩格斯 ( 2012: 85) 的观点出发，社会劳动分工和私有制的产生使得个体家庭成为社会的基本单位，妇女也由此被排除在社会生产劳动之外，所以 “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妇女重新回到公共的事业中去; 而要达到这一点，又要求消除个体家庭作为社会的经济单位的属性”。因此，妇女参加生产是社会主义实践的必要部分，也直接促进了劳动就业人口的增加并加速了国家工业化。与此相应的一系列具体制度，包括招收女工、通过建立哺乳室和托儿所实现 “儿童公育”、为生育女性提供产假、强调男女同工同酬等 ( 韩晓莉，2013; 王利娟，2015; 翟菁，2017; 徐明强、宋少鹏，2018; 梁苑茵，2020; 万笑男、朱丽丽，2020) ，也先后伴随社会主义建设而建立起来。以这些制度为对象的研究是对以计划经济时代的女性为对象的研究的拓展，也为当前的研究提供参照 ( 董一格，2017a，2017b; 李洁，2021) ，比如对当代中国混合所有制体制下的社会再生产制度如何影响女性职业选择的探讨 ( Dong，2020) 。其中，在特定历史阶段下“生产”和“再生产”相互依存但轻重失衡的现象受到人们的关注 (宋少鹏，2011，2013) 。
1950 年年初，毛泽东访问苏联并缔结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后，中苏两国关系进入蜜月期。一方面，苏联政府在各方面给予了中国大量的援助，156 项成套工业项目的援助有力地促进了新中国在成立初期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①; 另一方面，“向苏联学习”也成为中国社会的流行口号，各个领域都掀起了向苏联学习的热潮。1952年，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前夕，正值 “十月革命”35 周年，党和国家通过举办“中苏友好月”等活动号召全体人民 “努力学习苏联的政治、经济、科学、教育与文学艺术工作的杰出成果，使我们能够更好地发展今后的建设事业” ( 《人民日报》编辑部，1952) 。可见，“学习苏联”不仅包括从 “老大哥”那里引进先进的工业技术设备，也包括学习 “苏联 ‘按指示图表组织有节奏的生产’的先进经验” ( 钱俊瑞，1952) 。这为我国在工业规划、社会管理以及妇女解放和家庭革命方面提供了具体示范 ( 柴彦威等，2007) 。
基于大规模工业化对人力资源的强劲需求，随着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展开，大量妇女开始走出家庭参加工农业生产和社会活动。据统计，1952 年全国女职工约为150 万人，而自 1953 年第一个 “五年计划”实施后，伴随着大规模的招工，女职工的人数迅速增加，到 1956 年年底便已达到 300 万人，仅仅四年就翻了一番 ( 中国妇女干部学院编，1988: 316) 。然而由于生理特征，女工们在工作中遇到了很多实际的困难，比如四期 ( 经期、孕期、产期、哺育期) 、育儿等不可避免地对工作产生影响，这也给幼儿教育的社会化带来挑战，引发了各级政府部门的关注。
以此为背景，苏联为解放妇女和建设社会主义工业强国而设立的公共托幼制度在我国得到了极大的重视。苏联托幼制度的建设宗旨如联共 ( 布) 党纲第十二条第十二款所说十分鲜明:“为了改造社会教育和解放妇女，应设立学龄前教育机关:托儿所、幼儿园之类” ( 周君尚，1952: 2) 。在这样的宗旨下，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幼儿教育的目的有二: 一是为新的国家培养健全的婴儿，向儿童提供一种共产主义的教育; 二是要使妇女有充分的时间和条件可以参加工业生活、社会生活以及政治生活 ( 周君尚，1952: 10—11) 。十月革命后，苏联就开始大量地设置托儿所，以期实现上述目标。
1949 年后，上述理念和制度被新中国积极采纳并广为宣传。1950 年 6 月，随丈夫王稼祥在驻苏大使馆工作、一年后出任卫生部妇幼卫生处处长的朱仲丽在 《人民日报》刊文，详细地介绍了苏联工厂托儿所的人员配备、房舍及用品设置、时间安排、托幼费用、年龄分组及各组的管理方法 ( 朱仲丽，1950) 。接着，在这一年 10月，东北妇联妇女儿童福利部 ( 1950: 1) 也编写发行了 《谈苏联托儿所工作》的书籍，指出“为了向苏联学习，把东北的保育工作做好，特举办了保育工作讲座，请苏联小儿科专家介绍苏联托儿所的工作”。苏联的托幼模式为新中国公共托育事业的建立提供了参照模板，并经国家提倡而在各地予以广泛推行。20 世纪 50 年代初，依托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国民经济发展规划，面向本单位职工子女的大型厂矿企业自办的托幼机构更是如雨后春笋一般蓬勃地发展起来。
企业托幼事业的兴起与 T 厂实践
在公共托育模式及设施向全国推广的过程中，大型国营厂矿企业因分配上的政策倾斜，拥有优越的资金、管理、人才等物质条件，成为实践幼童公共养育的理想场域。在 1955 年举行的全国工会厂矿企业托儿所工作会议上，苏联妇幼保健工作专家报告了苏联托儿所工作的情况和经验，随后的工作总结报告便指示，“根据现有托儿所的实际情况，参照苏联先进经验，中华全国总工会已协助中央卫生部门拟制了'厂矿企业托儿所工作人员编制标准’( 草案) 及'厂矿企业托儿所工作人员职责范围规定’( 草案) ，将提请有关工业部门试行”( 中华全国总工会女工部，1955) 。
在新中国的福利制度尤其是工矿企业单位的系列劳保福利制度中，托幼问题一直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关注，它不仅能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而且直接关涉妇女解放和培育工人阶级的后代、实现劳动力的有效储备。1955 年 2 月 《工人日报》的社论 《努力办好厂矿企业托儿所》写到:“厂矿企业托儿所是解放后迅速发展起来的工人阶级的集体福利事业之一。它的任务是培育工人阶级的后代和减轻女工的家务负担，使女工有可能积极参加劳动竞赛和政治、文化、技术学习。托儿所不仅担负着培育工人阶级后代的重大责任，而且是鼓舞女工以国家主人翁的态度，积极参加劳动竞赛，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因素” ( 工人日报社，1955) 。随后，在1955 年 2 月底至 3 月初举行的全国工会厂矿企业托儿所工作会议上，各地厂矿企业托儿所进行了经验交流，确定了厂矿企业托儿所的工作总方针，并提出了提高管理水平和业务水平等具体措施 ( 《人民日报》编辑部，1955a) 。在此背景下，厂矿企业的托幼事业在数量和制度建设上都有了很大发展。到了 1959 年上半年，全国厂矿企业托儿所、哺乳室已经发展到二万八千多个，入托儿童一百多万名，比 1957 年增加了三倍多 ( 《人民日报》编辑部，1955a) 。
大型厂矿企业单位的托幼机构不仅在时间跨度上历时长久，而且拥有正式的组织规制、经费来源、人员配备和工作章程，在指导理念、管理体制和运行特征等方面均拥有自己的特点和相对优势，形成了集体主义时期婴幼儿照料形式中独具特色的照料模式。如此，“广大妇女得以走出家庭小圈子，进入社会，成为现代化的一支重要力量”( 田毅鹏、刘杰，2010) 。
T 厂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援建中国的 156 个重点建设项目之一。其所对标的是前苏联乌克兰加盟共和国的哈尔科夫拖拉机厂，第一期工程的所有设备、产品和厂房图纸甚至技术指导都来自哈尔科夫拖拉机厂。T 厂的建成，被当年受周恩来总理委托参加竣工典礼的谭震林副总理誉为 “结束了中国人耕地用牛”的里程碑事件。发展至今，T 厂已成为国际知名的拖拉机及大型综合性装备制造企业集团。作为享有 “共和国长子”之称的全国重工业企业的代表，T 厂的附属托幼机构是计划经济时代厂矿企业单位托幼机构的缩影，它完整地再现了从 “一五”计划实施到市场化改革之间，国有大型厂矿企业托幼机构由兴办、发展、逐步调整直至最终消亡的历史过程。
1954 年，筹备中的 T 厂随着职工的陆续到来开始试办哺乳室，雇了 2 名家属当保育员。1955 年 2 月，T 厂正式开办哺乳室，于同年 5 月建幼儿园一个，收托婴、幼儿 70 余名，配备保教人员 33 人。1956 年，T 厂在其南部的生活区建托儿所、幼儿园5 个，收托婴、幼儿700 名，保教人员发展到69 人。1958 年，托儿所、幼儿园发展到 13 个 ( 其中民办 5 个) ，哺乳室 5 个，收托婴、幼儿 3884 名，保教人员增至460 人，而对口管理的行政福利处保教科也因此被戏称为 “天下第一科”( 访谈资料编号: GYM20190109) 。“文化大革命”期间，T 厂因生产停滞、保教人员改行较多等原因，托幼教育被减撤。改革开放后，1985 年的 T 厂有 8 个托儿所、幼儿园，但受到计划生育政策施行的影响，哺乳室儿童减为 267 人。1992 年起，因企业改制，T 厂托幼机构整合改建，寻求向市场经济转轨，拨资也逐年减少，在 2003 年时取消了厂区和厂外哺乳室，在 2004 年时幼儿园和企业完全剥离，走向市场化运营 ( T 厂厂志编纂委员会，2015: 640—644) 。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T 厂一直由保教科负责具体管理哺乳室、托儿所和幼儿园，即对 “全厂的孩子”的负责 ( 访谈资料编号: GYM20190109) 。此外其还负责托幼机构人员的任用、培训，管理制度和行为规则的制定、实施，以及玩具采买和设备购置等工作。除了完善的管理制度外，T 厂在建立托幼制度之初便拥有较为充足的福利保障。按照相关规定，T 厂的托幼费用主要由企业福利予以补贴。据记载，“为减轻职工子女入托费负担，1962 年开始，T 厂职工子女入托不承交保教人员工资及附加工资，此费用从福利费中支出。1981 年，为贯彻计划生育政策，凡独生子女有‘三免’( 免费入托、免费入学、免费医疗) 证者，只交纳伙食费” ( T 厂厂志编纂委员会，1985: 526) 。从 1953 年建厂至 1984 年，T 厂对幼儿保教补贴共计 493. 5万元。此外，T 厂拥有各种完备的硬件设施和养护用品，幼儿食堂也配备了大型炊事机械和电冰箱，能够为婴幼儿的健康成长提供充分保障。 在每年 “六一”儿童节，T 厂的托幼机构都会获得丰厚的物资捐赠，包括大型玩具、教具、生活用具及外宾赠送的纪念品 ( T 厂厂志编纂委员会，1985: 525—526) 。
为生产服务: 单位制下的福利宗旨
单从 T 厂半个世纪的实践来看，20 世纪 50 年代后厂矿企业托幼机构的兴起和发展一方面通过妇女走出家庭保证了工业生产中妇女劳动力的直接参与，另一方面则保证了能够在儿童的公共培育过程中按社会主义理想培养工人阶级的后代，这是将实现妇女解放与培养无产阶级接班人的双重目标融为一体的统一路径。不过，这条路径的背后，真正起作用的支配逻辑却在相当程度上是由 “以生产为中心”的方针建构起来的。作为生产单位的附属组织，厂矿企业的托幼机构奉行 “以生产为中心”的运行理念，呈现人的再生产为物质生产服务的发展格局，这既是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性质决定的，也体现了单位制度下企业福利的基本宗旨。
“以生产为中心”的方针，在新中国成立后一直贯穿托幼机构的设立以及解放妇女、创办企业福利事业的始终。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 1951 年 10 月召开的第一次妇女儿童福利工作会议，就强调做好 “妇女儿童福利工作，不仅仅对妇女解放事业有利，主要的是它可以增加国家各方面的劳动力量，直接有助于新中国的建设事业”( 新华社，1951) 。四年以后，第二次妇女儿童福利工作会议重申:“今后妇女儿童福利工作应继续贯彻以生产为中心” ( 新华社，1955) 。而此前 《人民日报》刊发的一篇有关上海国棉一厂托儿所的报道，可以视为对这一方针的具体说明:“厂党委指出: 保全科的工作是保养机器，福利部门的工作是保养人; 福利部门也必须切实做到为生产服务”( 蔡鉴远，1955) 。
正是在 “以生产为中心”的理念支配下，T 厂的托幼机构从创办初期便明确了自己的运行宗旨是 “服务生产，解决职工的后顾之忧” ( T 厂厂志编纂委员会，2015: 640) 。如果说 “解决职工的后顾之忧”是手段，那么 “服务生产”则是开办企业托幼机构的目的。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国家在不断强调要 “聚集一切可能积累的资金投入生产建设，不可能也不应该抽出大量财力、物力来普遍举办托儿所、幼儿园”的同时 ( 《人民日报》编辑部，1955b) ，也高度重视企业开办托幼机构。因此，有的城市中国有企业规定只有双职工子女才可以入园 ( 徐明强、宋少鹏，2018) ，以优先服务于参加社会劳动的妇女 ( 母亲) 。T 厂的 《拖拉机报》就于 1978年 8 月改革开放前发文说，哺乳室的阿姨们通过提供全方位的照护，“使家长们无后顾之忧，安心抓革命，促生产” ( 杜全智，1978) ; 四个月后又发文指出，“做好托儿所、幼儿园的保教工作，保证孩子们健康地成长，使家长安心生产和工作，是新长征中的一项不容忽视的任务”( 《拖拉机报》编辑部，1978) 。
进一步，“服务生产”在具体的运行中并不是一句空话，它要求企业托幼机构从组织形式、儿童入托时间规定、收托形式和配套设置上都与国家政策和工厂的生产规律相配合。比如，托幼的起始时间与国家规定的女工的产假制度相衔接，在收托形式上则实行寄宿制、整日制和半日制等多样方式，并根据幼儿年龄大小和人数多少实行从哺乳室到托儿所再到幼儿园的分班制度。当时，“小孩生下来 56 天①就送到哺乳室，分大小班。56 天一个班，到了三四个月又分班。孩子多的，就要分两个班……。一直待到 14 到 18 个月，他 ( 孩子) 能吃饭了就出去，送托儿所了”( 访谈资料编号: LAY20200722) 。除此之外，T 厂还设置系列的配套设施，为 T 厂职工的幼儿养育尽可能提供便利。比如从 1957 年起，其就为带孩子上下班的职工开设了母子班车②，以及车间内配置了蒸饭箱和储物间等。这些设施极大地节省了劳动再生产的时间消耗，从而为提高劳动生产效率提供人力保证。
T 厂托幼机构在时间安排、管理制度和工作内容上全力配合生产节奏，以最大程度保证工人的工作时间为目标，并进一步按全总规定，“适当延长儿童在所时间，保证托儿女工参加会议活动、学习以及下夜班后的睡眠” ( 中华全国总工会女工部，1955)。据 1956 年起便任职哺乳室保健员的 LAY 回忆，“厂里面交工验收开始生产后，早班是早晨 8 点上班，我们一般都是 7 点半到，比职工要早半个小时。中间不休息，有人值班，到晚上 5 点半……此外还有晚班，就是给上夜班的工人看孩子。”( 访谈资料编号: LAY20200722) 在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的 “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中，各幼儿园同样 “根据厂里的生产需要安排班次，即使星期日、节假日也以满足生产为准”( 张恩惠，1978) 。
在 1949 年后的工矿企业中，政治工作是动员群众、激发工作热情和意义感的法宝 ( 常江潇、周晓虹，2021) 。在 20 世纪 60 年代后被称作 “鞍钢宪法”的管理宝典中，政治挂帅一直是和党的领导、大搞群众运动、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以及“两参一改三结合”① 并列的五大基本原则。考察厂矿企业托幼机构的历史能够发现，保证将 “为生产服务”落到实处是托幼人员思想政治工作的核心目标之一。早在 1955 年，中华全国总工会 ( 1955) 就发布通知，强调 “工会组织要加强托儿所工作人员的思想教育工作”。随后，《人民日报》等也相继刊文介绍上海国棉一厂等单位的托儿所工作经验，指出原先 “托儿所和厂里其他福利工作部门一样，仍然不明确要配合生产进行工作” ( 蔡鉴远，1955) ，但托儿所后来通过保育员和托儿女工订立 “联系合同”，“以 ‘带好孩子’与 ‘完成和争取超额完成生产计划’，作为双方保证和相互督促的条件等等” ( 工人日报社，1955) ，终使 “托儿所的工作人员进一步树立了为生产服务的思想，使她们的工作真正地同生产联系起来了”( 蔡鉴远，1955) 。
作为 “156 项工程”之一的大厂，在托幼机构运作的 50 年里，T 厂同样始终十分注重对保教人员的思想教育，以树立 “为生产服务”的观念。及至改革开放后的20 世纪 80 年代初，针对刚进厂的 “个别人认为当保育员没前途，不安心本职工作的情况……保教科党支部加强了思想政治工作，运用报告会、座谈会、经验交流会等多种形式，进行生动活泼的思想教育” ( 福利处办公室，1981) 。T 厂对托幼工作意义或价值的强调都是从 “为生产服务”的角度阐释的，比如 “当你走进我们的厂房，看到那如火如荼的生产场面时，你可曾想到那些踏踏实实、任劳任怨、一心一意地为生产服务，做出了巨大努力的好后勤呢? 这里向大家介绍一个一心为生产服务的先进集体———油泵分厂哺乳室”( 油泵分厂宣传科，1978) ; 而 “T 厂的腾飞要靠全厂职工的共同奋斗，这需要一线的同志流血流汗，也需要二线的同志无私地奉献”( 郑茵，1987) 。这类耳熟能详的表述更是锚定了包括托幼机构在内的后勤部门的 “二线”角色。
拟亲哺育: 以生产为轴心的情感奉献与照料实践
从人的再生产或其后人格塑造的角度出发，新中国厂矿企业的托幼事业涉及“培育无产阶级的后代”和 “培养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因此在托幼机构及从业人员的情感奉献和照料实践中，就须嵌入相应的话语实践和政治考量。而在此背后，主导厂矿企业托幼事业日常运作的依旧是 “以生产为中心”的逻辑。这根轴线不仅如上所述带动了企业托幼机构的开办宗旨、时间安排和受托形式，也支配着保育人员日常的情感奉献和照料实践。
在企业厂矿托幼机构中，“阿姨像妈妈”或 “阿姨赛妈妈”是一直以来在以女性为主的保育人员中提倡情感奉献的形象表征。本文将其称为 “拟亲哺育”实践，即托幼机构中的保育人员对托幼儿童生母哺育与抚养行为的模仿。在中国，各种拟亲关系并不鲜见，最常见的做法是将脾气相投或有利害关系的他人称作 “兄弟”，或通过结拜 “干亲”建立拟亲血缘关系，建构中心化的差序格局 ( 费孝通，1985:21) 。具体到托幼实践中，与其他各种形式的托幼组织一样，为了能让妈妈们彻底放心，从而真正解决劳动妇女的后顾之忧，工矿企业就要求保教人员不仅为孩子提供全方位的精心照料，更要为孩子倾注全部的爱，力求达到 “阿姨像妈妈”或 “阿姨赛妈妈”的 “拟亲”效果。为此，党和国家也从多方进行话语宣传和举办竞赛活动，以塑造 “阿姨赛妈妈”的新型保育人员形象。1958 年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后，全国人民都轰轰烈烈地投入了生产大跃进浪潮，为了推动工作，在保育人员中树立标兵，掀起了学先进、赶先进的热潮，开展了 “五好” “四满意” “红旗手”“巧姑娘”“赛妈妈”等多种多样的竞赛 ( 《人民日报》编辑部，1959) 。
在T厂的托幼实践中，保教人员也被要求为孩子和家长提供全面的照料和服务，从而达成托儿所和幼儿园如“家”，阿姨像“妈妈”。《拖拉机报》上曾专门发表过题为《阿姨像妈妈》的文章，表扬“五七工厂哺乳室的阿姨们主动为孩子们烧开水，煮稀饭，做面条、蛋糕，喂孩子吃饭，喝奶;代替家长刷锅碗，洗衣服，晒尿布，使家长们无后顾之忧”(杜全智，1978)。在一段时间内，这样的安排确实极大地缓解了女工们的紧张和焦虑，多位女工都提到，过去厂里有“班前会、班后会，尤其是下班之后，常常还要开两个小时的(政治学习)会议。孩子有托儿所、有幼儿园，人家管了。她们也不下班，一样的。比方说托儿所50个孩子，哪怕到(晚上)十点还有一个孩子，它(托儿所)就必须要留人带好这个孩子，这都是义务。”(访谈资料编号:DZQ20190107)
当然，在强调政治挂帅的年代，虽说“为生产服务”理念常常会通过强调托幼工作与生产建设同等重要来激发保教人员的职业热忱，但为了使阿姨真正能够做到“像妈妈”一样，对“无产阶级的后代”有耐心、负责任，培养保教人员的政治品格和责任意识也始终受到了高度重视。在访谈中，做了几十年的保育员LAY就说:“要对自己要求严一点，把别人的孩子不管怎么样(都要带好)……。人家妈妈上班也是为了革命，我们也是为了这一个目标，都是这样为了这个目标来搞工作的。人家搞好了工作，咱们心里愉快了，人家的爸爸妈妈也都高兴”(访谈资料编号:LAY20200722)。为了确保保育员的政治素质，T厂也常常将那些政治上进、责任感强的基层女干部或女工调入托幼机构，比如刚改革开放时，孩子多，阿姨少，一位叫焦淑梅的女党员“为使孩子们健康地成长，解除孩子妈妈们的后顾之忧……主动要求到最需要的岗位上去”，“使哺乳室工作有了很大变化”(齿轮分厂宣传科，1980)。
如果说在厂矿企业的托幼机构中提倡“阿姨赛妈妈”的情感奉献是保育人员服务于生产的最佳方式，那么其照料实践同样也是围绕“以生产为中心”铺陈开来的。在空间布局上，托幼与生产融为一体或就近设置，最近的就在车间内部或车间上层。“哺乳室就在我们车间上头，二楼就是一个哺乳室。底下是机床，轰隆隆的，上面就喂孩子。”(访谈资料编号:LYX20190106)因为方便，工人也很习惯并十分认同这种(物质)生产和(人口)再生产的空间嵌套融合的布局模式:“其实我们在这个空间当中已经习惯于所有的生活都在这个(厂)里面。你看我们食堂、澡堂，……哺乳室，(另外)还有诊所，你不用出厂就可以打针。当时那种设置方式，很方便职工的生活。”(访谈资料编号:YWJ20190105)
不仅如此，T厂还在生产空间中布置生活化的设施，使职工“以厂为家”，方便工人能在厂区内照顾孩子，并安心生产。“原来职工都把企业当成家，中午吃饭时间非常紧张，都在企业蒸饭。车间有一个蒸饭箱子，职工有时除了米饭之外还买了小红薯、毛栗子也放里头蒸。那个时候因为有哺乳室、托儿所，有些职工下了班就把孩子接过来。”(访谈资料编号:HYC20190107)另外，为了缩短空间上的距离，T厂早在1957年就设立了两条线路的母子班车:“一个是从街坊(起)，一个是从老城(起)。为啥要在这儿(街坊)也弄一个(乘车点)呢?在厂区内(你)还要走呀，从我家里走到我工作的岗位上，就得45分钟(路程)”(访谈资料编号:WAY20190107)。
除了空间安排“以生产为中心”外，T厂的时间安排也体现了同样的处置原则。显然，长期的紧张劳作使得职工的育儿时间被极大地压缩。“那时候上班是没有时间的，节假日什么都没有，连春节(有时)都要加班”(访谈资料编号:TMJ20190111)。即使是每个工作日中专门预留的喂奶时间也极其紧张并受到严格的控制。这种时间控制造成的紧迫感在工人、文员和行政干部身上都有所体现: “家长中间可以去喂奶，上午半个小时，下午半个小时。那套袖一抽掉，工作服边跑边别弄着(换)，抓紧时间去啊!去了以后到哺乳室抱起孩子往怀里一掖就喂奶啊，要抓紧时间”(访谈资料编号:LFS20190106)。因为超过规定时间不仅会承受被人非议的压力，严重的甚至还会影响工作绩效和经济利益，或扣奖金或影响评先进，以致无论职工还是干部都有着巨大的时间焦虑:“那时考勤也严，有时候去喂孩子，你知道孩子拉了(肚子)或者有什么(其他不适)，不一定就能马上脱身。但要求严，得跑着回来，超过了时间都记着你迟到了。你迟到几次，就扣你多少钱，几块钱一次”(访谈资料编号:LYX20190106)。
长期的紧张，使得围绕生产或工作节奏来养育孩子逐渐成为T厂女工日常的生活习惯，它甚至对后者的生活产生了长时段的影响。据退休多年的WAY回忆:“(母子车)早上7点钟开始接。因为7点40要开班前会的，有的班组更早，所以你不就得赶吗!以致我到现在都没有改变生活习惯，(还是)5点半起床……因为那个时候你必须这样，这就形成习惯了”(访谈资料编号:WAY20190107)。客观地说，为了节省职工的时间，在保证生产的同时为职工提供更多的便利，T厂还是尽了一切努力。据曾担任福利处处长的LHC回忆:“那时候的幼儿园，女职工来了这儿以后要喂奶、要热饭，我们要求(阿姨)联系好这个职工，(问清)在哪上班、几点来，帮你把饭就热上了，职工一来就能吃了” (访谈资料编号:LHC20190107)。而对于那些工作地点离哺乳室较远，有时忙到连喂奶也顾不上的女工，“为了让孩子家长能专心致志地工作，哺乳室的同志就主动代家长喂奶”(油泵分厂宣传科，1978)。可以说，提倡“阿姨赛妈妈”的拟亲情感奉献和完善时空管理的照料实践，在T厂托幼机构存在的半个世纪中，确实起到了使家长“无后顾之忧”，“安心生产和工作”的目的，为国家工业化实现早期阶段的发展目标作出了贡献(曾迪洋、原璐璐，2022)。
市场改革与为生产减负: 集体福利的黄昏
在1978年前的30年及改革开放之初，在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工人的时空观念和生活方式是“以生产为中心”来形塑和建构的。在“以生产为中心”的叙事逻辑中，在T厂这样的国营大企业，与紧张的生产任务和高强度的劳动相匹配的，是那个时代令普通人羡慕的单位集体福利。这是工人“主人翁”地位的重要体现，也是工人身份认同和集体归属感的重要来源。这种集体福利体制的形成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1949年后，新中国施行了国家所有、政府经营、统负盈亏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分配领域开始从实物分配向货币分配过渡，对20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建立苏维埃政权起施行的供给制进行改革，建立起高度集权、高度平均的低额货币工资制及与之相配套的集体福利分配制度(李文伟，2002a)。在城镇的公有制系统内，超过职工基本生活消费的部分主要通过集体福利的分配方式，由企业或单位以直接提供实物或服务的形式进行解决(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1954)。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这种高福利的分配模式与低工资的分配政策相嵌套，对我国在集中财力发展生产、调节消费、保证国家积累的同时保障职工生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李文伟，2002b)。
然而，在此后近30年中，在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下，计划经济的弊端也逐渐显现。改革开放前盛行的“大锅饭”和“平均主义”形成了高度的集体依赖，非但不能创造更高的社会生产力，反而制约了经济的发展速度、阻碍了人们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的发挥(张荣，2007)，也加剧了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成本。1978年后，为实现社会主义经济的高速增长，国家逐渐从社会的总体性支配领域中退出来(田毅鹏、陈凤楼，2018)，并开始探索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以期放权增效，降低政府的财政赤字和行政管理压力，同时增加市场和社会的活力。在中央给地方让权、政社分离、政企分开的“准分权结构”下，从20世纪90年代起国家开始对住房、医疗、养老、就业、教育体制进行市场化改革，这些集体福利机制也随之逐渐消解(何艳玲、汪广龙，2016)，包括T厂在内原本由国家或企业承接的公共化服务职能分解转移至家庭和市场领域。
在T厂托幼机构的衰退过程中，改革开放后一系列接踵而至的新变化都逐渐成为一根根压垮这匹“骆驼”的稻草。最初的压力富有戏剧性，据WAY回忆:
20世纪80年代后T厂热加工车间引进了一条生产线，外国人来现场参观，完了后十分奇怪地说:“你们这个国家很有意思，怎么生产现场挂了这么多的彩旗?”陪同人员面面相觑，因为这彩旗，就是车间附属哺乳室里幼童的尿布。之所以挂在车间里，一是因为地方大，二是因为热加工车间温度高，尿布一烘就干。这样一来，行政领导就说:“哎呀，这事的国际影响不太好啊!咱生产线上怎么还挂着这尿布啊?”从那个时候开始，公司就慢慢地调整，要把哺乳室搬离出去(访谈资料编号:WAY20190107)。
此外，随着企业管理制度的逐渐完善，对安全生产的要求也提高了。“外宾事件”后，一次因哺乳室热饭意外引起的火灾事故，导致了企业托幼机构中最具特色的哺乳室最终被取消。火虽不大，但事后“安全处下发了一个很严厉的批评，报到总厂。总厂一看，就把厂里的哺乳室通通取消了”。(访谈资料编号:LHC20190107)
托幼机构地点的调整或关停并转，也与1982年后计划生育政策被定为基本国策有关。“实行计划生育以后，孩子越来越少了……就把那些女工少的、生孩子少的生产单位的哺乳室合并了”(访谈资料编号:WAY20190107)。而伴随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以及改革开放后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家长们对育儿环境的要求也随之提高。“原本孩子放在车间附近没人觉得有什么不好，方便吗不是?但现在感到有问题了……比如热加工，就是我们大人到那儿，干完一天活，戴的口罩上都是黑的，那孩子在那儿(对健康)不是不好嘛……离生产第一线太近的、环境不太好的(哺乳室)也被压缩掉了”(访谈资料编号:WAY20190107)。
改革开放使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78年后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农村改革意义重大，但对1959年建成后就一直风光无限的T厂却是一记重创。由于承包责任制的推行，零散农户对拖拉机尤其是较大马力的履带式拖拉机的需求量锐减。1980—1981年间，T厂拖拉机的产量从22000余台跌落至8000余台。此后，虽然T厂通过生产适合个体农户的小四轮拖拉机和农用加重自行车以及在履带式拖拉机基础上改装出推土机，适应了大规模基建的需要，渡过了难关，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国企整顿改革时再一次遭遇波折，企业亏损加剧，2000年时一年亏损2亿多人民币。在这样的背景下，T厂在全球著名的咨询公司科尔尼的帮助下，提出了“三分四层”的改革方案，其中就包括“主辅(业)分离”。通过2001—2002年和2005年的两次改革，T厂大规模减员，由原先4万余人减到了一半，并且将物业(主要是家属宿舍区)、多所幼托机构、近10所中小学、医院、公安分局等机构全部剥离出来，交由地方政府管理(访谈资料编号:ZYS20190110)。
T厂所属托幼机构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彻底淡出历史的。如果说，当年建立这些机构的目的是“为生产服务”，那么今天在新的制度环境下，取消的动因就是“为生产减负”。如果从“工业主义”的原则上看，这相隔50年的两种动因背后的逻辑是一致的。历史上，最早提出工业社会及工业主义概念的都是圣西门，他“特别注重研究以消费为中心的封建社会向以生产为中心的工业社会的转变”(斯温杰伍德，1988:32—33)。在圣西门之后，1829年，托马斯·卡莱尔(ThomasCarlyle)也使用了“工业主义”的概念，并认定“这是一个机器的时代”(阿里奥托，2011:487)，而与这个时代相吻合的是以理性化为宗旨建立起来的高度组织化和生产化的效率原则。不过，因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现代文明都以工业主义为圭臬，而后者出于生产资料的公有和社会控制的总体主义原则，不仅在工业主义中力求“去资本主义化”(田毅鹏，2016)，而且按生产过程的原则力图同样将整个社会组织起来。因此，T厂及其他企业单位自然会以单位制的方式围绕“生产”实施包括托幼在内的各项福利制度，以达成生产的效率和社会的组织化。但是，改革开放后，尽管工业主义的原则并未破除，但单位制带来的包括社会封闭、流动不强的弊端却成了实现效率的最大障碍。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托幼机构便在“为生产减负”的考量下被剥离出企业，以期最大程度地实现工业主义的诉求。
但是，托幼机构的剥离导致了照料困境的凸显，也使得企业托幼组织的管理者、工人，尤其是女工十分愤慨但又无可奈何，妇女解放和参与公共事务的困窘再度降临。正如曾任福利处处长的LHC所言: “实际上哺乳室对企业职工有很多的便利，因为刚生(孩子)半年就要上班。女同胞上班，中间有一个小时的喂奶时间，下班了带走，挺方便职工的。但后来厂里说它给职工增加负担，耽误了生产任务，结果就把这个取消了”(访谈资料编号:LHC20190107)。多位被访女性也表达了对3岁以下哺乳室、托儿所取消的意见: “该有的福利你都取消掉了，肯定不适应。比如说像我作为女性，就会比较关心这个哺乳室”(访谈资料编号:LX20190106)。一些退休女工不无怀念地说:“幸亏(当时)有那么一个哺乳室的存在，如果没有肯定是没办法的。现在你看年轻人，好多女同志都不上班，就是为了在家带孩子”(访谈资料编号:HYC20190107)。现在企业职工幼儿照料的困难，自然引发了人们对单位制下福利及托幼制度的怀念:“那时女工的福利好得很”(访谈资料编号:DZQ20190107)，“现在这些全部取消，有个孩子比较难，没人管”(访谈资料编号:ZSL20190109)。
余论: 社会再生产的制度重建
通过厂志、档案资料尤其是数十位职工的口述史访谈，本文对1954—2004年间T厂托幼机构的历史及内在运行机制进行了梳理与讨论。在这半个世纪中，T厂的托幼机构因轰轰烈烈的国家工业化而立，又因企业改制而交由地方管理。20世纪50年代初，在共产主义想象、社会主义大工业建设和学习苏联模式(周晓虹，2020)的影响下，在“妇女解放”的政治话语和工业化需求的双重驱动下，大批妇女走出家庭参加工业建设并因此推动了厂矿企业托幼机构的蓬勃发展。在当时，为了加快建成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强国，无论是国家还是厂矿企业都十分重视工业生产的绩效与秩序，整个运作逻辑都凸显出鲜明的工业主义色彩和效率追求。在T厂这样的由苏联援建的大型企业全面承袭苏联模式，更是形成了生产与生活相套叠的制度架构，以最短促便捷的空间布局、最密集的网格化时间安排，以及形式多样的政治动员和严格的规章管理来提高包括女工在内的劳动组织的工作效率。其中就包括设立以托幼服务为代表的福利保障制度，从而消除一线工人的后顾之忧。这种主要依靠人力投入以增加工业产出的方式尽管不乏问题，但在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却有效地促进了重工业的快速发展，为新中国建立相对完备的工业体系铺平了道路。
改革开放后，中国也像“亚洲四小龙”一样，表现出霍利德(Holliday，2000)所说的鲜明的“生产主义福利体制”特点，“减轻企业办社会的负担”成为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不过，在1954—2004年的50年间，尽管历经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但支配T厂托幼机构兴与衰、立与废的内在动力其实并没有发生变化，依旧一如既往地受到“以生产为中心”的基本逻辑的支配。可以说，“以生产为中心”的逻辑塑造了在计划经济时代工矿企业托幼机构的情感奉献和照料实践，也决定了其在2004年的改制中被剥离出企业、交由社会管理的命运。
从本文提供的经验资料及口述历史来看，计划经济时代生产和再生产形成了互相嵌套融合的福利保障制度，其中的托幼设置践行了“为生产服务，解除职工后顾之忧”的宗旨，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工业基础薄弱、物质资源匮乏的历史条件下，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促进生产的工具性目标和“妇女解放”的价值性目标的同行并举。20世纪90年代的市场化改革后，再生产被要求与生产相剥离，包括企业托幼机构在内的各类组织被视为“企业办社会”的典型，加重了企业的负担，妨碍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并因此成为企业市场化改革的目标。到2004年，T厂的托幼机构全部转交给市场和社会。毋庸置疑，T厂的市场化改革减轻了经济负担、提高了劳动效率，但在“为生产减负增效”的理念推动下，其原本承担的工人再生产责任也被摘除，婴幼儿照料则被视为包袱直接甩出，从单位制时代“社会主义的接班人”“工人阶级的后代”转化为个体化时代“不能输在起跑线上”的自家孩子。然而，在市场化的托幼机构的紧缺与高收费的困境下，以及家务劳动与女性职责仍然挂钩的背景下，育儿的责任又重新回归到女职工身上。并且，20世纪80年代后独生子女政策的推行，使得儿童照料朝精细化方向逐渐发展，这进一步加大了女性的就业难度以及平衡工作与生活的压力，女性职业群体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就业门槛高和职场中断概率高、就业选择窄、职业声望低和工资收入低”的“两高、一低、两窄”特征(杨菊华，2019)。
在这样的背景下述及T厂50年的托幼实践，不只是回顾一段单位制的历史，还在于对当下流行的儿童照顾和生育支持政策的理论进行反思。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劳动的广泛参与和儿童公育体现了“妇女解放”和“性别平等”的观念。而在当前，市场化改革强调建立以效率为目标的生产主义福利制度，却也加深了社会的再生产危机。生育率的持续下降已引起党和国家的高度关注，近期公布的一系列积极的生育政策，都旨在促进人口长期均衡的发展。而发展普惠性托育体系，通过公共养育的返场降低生育、养育和教育成本(杨菊华，2018)，也是题中应有之意。
在当下，新生代女性的主体权力和自我意识均达到较高水平，因此要真正改变再生产的困境，应当将女性作为生活世界的主体来看待，倾听她们的声音，重视其个体的真实困难和身心需求，从文化、社会、工作和家庭层面为女性的发展和生活提供全面支持(金一虹，2013)。具体而言，一方面要在观念上改变家庭性别劳动分工的固有格局，另一方面还应在劳动市场给予托幼设置经济补贴和政策支持的同时，制定更符合母婴特点的喂养和照料制度，这样才能使“想生又不敢生”的女性群体和家庭切实感受到普惠性托幼带来的便利。
如果说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阶段理论和中国社会再生产制度的演变，不仅从结构和制度视角解释了中国托幼政策和理念的时代变迁，从日常生活和主体经验层面提供了重新思考国家和妇女关系的可能，那么这也为从政治经济学出发将中国社会的性别研究重新带回学术中心提供了理论分析的着力点，为从中国历史和当下社会实践的角度为中西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制度比较和研究对话提供了进一步的现实参考(李洁，2021)。从这样的意义上说，回溯T厂50年的托幼实践，讨论如何使职业妇女能够有尊严地担当起“劳动者”和“母亲”的双重角色，或许能够为理论的阐释增添来自历史与现实的双重注脚。
转自：“质化研究”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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