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别：政府治理
导言
透明度经常被誉为增强公民对政府信任和改善公共治理的重要工具。然而，理论推理和实证结果往往存在差异。最近，中山大学王秋石与关阵通过对49项研究436个效应量进行元分析，为理解透明度对公民信任政府的影响提供了新的视角。为了检验这些机制，本研究借鉴了各种社会科学理论，如代理理论、协商民主理论、程序正义理论、失望效应和错误／信息过载观点。元分析表明：透明度对信任的总体影响是积极和显著的，平均效应值为0.13。元回归结果进一步表明：透明度对信任的影响受到计算机媒介透明度和决策透明度的负向调节，并随着透明度的水平和情感色彩以非线性模式变化。研究发现推进了背景条件下的理论发展，即在不同的背景条件下，透明度可能会、也可能不会导致对政府更多的信任。论文发表在公共管理类顶级期刊JPART上面。
（文献来源：Wang, Q., & Guan, Z. (2022). Can Sunlight Disperse Mistrust? A Meta-Analysis of the Effect of Transparency on Citizens’ Trust in Government.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 online first：1–20. DOI: https://doi.org/10.1093/jopart/muab040）.
研究问题
透明度是现代民主和问责制的一个基本要素，被许多人誉为改善治理的关键。新公共管理运动强调让政府更加负责，这引发了公众对政府透明度的更多关注(Grimmelikhuijsen and Meijer 2014; Im et al. 2014 )。世界各地的政府都在采取大胆的措施来提高各级政府的透明度，长期以来，他们期望透明度将通过加强问责制、减少腐败、加强财政绩效和提高公民对政府的满意度来提升政府的治理质量。
作为研究透明度和政府信任关系的一个基础论点是，增加透明度可以增强公民对政府的信任，从而有助于解决民主治理中一个最无形的问题：即，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出现的政府信任危机。这背后的理念是：透明度为政府如何运作打开了一扇窗户，而公民对政府流程和绩效的了解增加，反过来会增强对政府的理解与信任(Grimmelikhuijsen et al. 2013)。事实上，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下，公民对政府的信任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低点，这使得乔.拜登总统公开表示“他们(美国人民)已经失去了对政府的信任，现在是重建这种信任的时候了。”在现代社会中，政府信任在塑造公民与政府关系上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政府透明度是否导致更高的公民信任仍然引起了文献上的激烈对话。
现有研究已经用不同的社会科学理论来解释透明度和政府信任之间的关系。借鉴这些理论中的一个流派，如代理理论和协商民主理论，透明度的乐观主义者主张通过明确的绩效目标向公民提供更多的信息，最终将增加公民对政府的信任，因为透明度刺激了组织内的开放型文化(Meijer 2009)，并使公民感到与政府的联系更加紧密(Bok 1997)。相比之下，透明度悲观主义者往往借鉴另一种理论，如有限理性理论，认为透明度将增加对政府的指责，放大小错误，造成信息过载(Ulbig 2008; O’Neill 2002, 2006)，引发政府的优柔寡断、表现不佳和陷入僵局(Grimmelikhuijsen and Meijer 2014)，并导致可耻的政治结果，甚至政府的非法化(Worthy 2010)。为了检验这些相互竞争的理论，公共行政学者进行了越来越多的实证研究，包括一些实验法，但结果好坏参半。
理论与假设
关于透明度和信任的一些概念性说明
透明度的大多数定义都承认特定机构向外部行为者披露其自身决策过程、程序、运作和绩效的相关信息的程度(Hood 2006; Grimmelikhuijsen 2012; Welch, Hinnant, and Moon 2005; Grimmelikhuijsen and Meijer 2014)。这样的定义通常集中在两个基本要素上：信息的可用性和信息流。大量研究遵循Heald(2006)中规定的分类来确定透明度的形式。对透明度形式进行分类的一种方法是根据它所阐述的对象(政府领域)，侧重于政府的具体活动，如财政或预算透明度、行政透明度和/或政治透明度。区分透明度的第二种方式是将其视为政府独立事件和过程的一部分，并区分为决策过程、决策内容和决策结果 (Grimmelikhuijsen and Welch 2012)。其他研究强调政府信息的性质，并区分过程透明度和基本原理透明度，或侧重于关注政府透明度可能发生变化的各个方面，并检查及时性、可理解性、约束性、引入时机和透明度的时机。不同类型和形式的透明度之间的区别很重要，因为不同的透明度通常需要具体的措施，并可能对结果产生不同的影响，如公民的信任。
这篇文章将信任称为公众对另一个人可信任度的感知。在公共行政文献中，在机构层面对政府的信任可以具体定义为“公民对公共机构以社会及其选民的最佳利益运作的信心程度”(Kim and Lee 2012)。本项研究遵循了大量的公共行政文献，并区分了感知可信度的三个维度：感知能力、仁慈和诚实(Grimmelikhuijsen et al. 2013; Grimmelikhuijsen and Meijer 2014; Porumbescu 2016)。
透明度-信任关系的理论基础
如前所述，现有研究的结果表明，不同研究之间存在很大的不一致性。关于透明度积极影响的乐观观点的基础是一种启蒙或现代化话术，认为信息更灵通的公民可能对政府更信任(Meijer 2009)。特别是，三种决策理论——代理理论、协商民主理论和程序公平理论——在文献中被广泛采用，以衍生出不同类型的机制来驱动透明度和信任之间的积极联系。相比之下，透明度可能降低公民信任度有三个主要原因。分别为公民无力感引起的挫败效应、公民无知的减少会增加对决策者或政府的失望以及大量信息引起的不确定、困惑和怀疑等。第一个与公民无力感引起的挫折效应有关，也与结果的有利程度有关。遵循文献中的主要趋势，将第一个假设建立在声称透明度对公民信任有总体积极影响的一般研究基础上：
H1: 透明度与公民对政府的信任度呈正相关。
透明度的属性因：具体期望
下一个具体的假设集中在一种特殊的透明方式上：计算机媒介透明。过去三十年来，各国政府越来越依赖信息和通信技术(信通技术)和互联网向公众传播信息，这反过来又导致公共部门出现了一种独特的以计算机为媒介的透明度形式。计算机媒介的透明度不同于传统面对面的透明度，因为它是单向的、脱离上下文的和计算性的(Meijer 2009，259)。随着信通技术变得越来越复杂，并在公共部门得到更广泛的使用，许多人开始相信，以计算机为媒介的透明度不仅将发展成为现代政府透明度的主要形式，而且还将从根本上改变公众对政府的看法，并因此影响透明度的结果(Porumbescu，2017b)。相反，反对者则把计算机媒介当作透明度影响政府信任负面效果的一个不可分割的属性(Meijer 2009)。提出以下假设：
H2：测量以计算机为媒介的透明度研究通常比测量以非计算机为媒介的透明度研究报告具有更强的“透明度-信任”关系。
大多数研究似乎都同意，政策内容和政策结果的透明度通常会对政府的可信度产生积极影响，但决策透明度的影响更容易受到具体情况和不同政策领域的影响。因此，假设决策透明度产生更弱的透明－信任关系：
H3：衡量决策透明度的研究通常比衡量其他透明度活动的研究呈现更弱的“透明度-信任关系”。
现有的理论和经验证据都倾向于表明，高水平的透明度比低水平的透明度对信任产生更强的影响。虽然参考点通常是元分析中所有研究的平均透明度水平，但上述关于高透明度和低透明度不同影响的模式应该持续存在。因此，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H4a：衡量高水平透明度的研究通常比衡量整体透明度的研究具有更强的“透明度-信任关系”。
H4b：衡量低水平透明度的研究通常比衡量整体透明度的研究具有更弱的“透明度-信任关系”。
一些实验测试了透明度的情感色彩对信任的影响，并发现信任政府的一般倾向和对特定问题的先验知识确实影响透明度和感知之间的关系。因此，概述了以下假设：
H5a：衡量积极情感透明度的研究通常比测量中性透明度的研究具有更强的“透明度-信任关系”。
H5b：衡量消极情感透明度的研究通常比衡量中性透明度的研究具有更弱的“透明度-信任关系”。
其他调节因素
元回归中的调节因子是可能产生效应大小异质性的因素。例如，透明度对政府可信任度的影响在不同的国家或文化背景下可能有所不同。虽然这种类型的调节因素可以通过单独的元回归模型来进行估计，但更常见的是，通过将该调节变量作为一个自变量纳入元回归来控制其影响。这样做有助于避免其他评估中的偏差风险，并从可能在透明度-信任关系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外部因素中分离出更纯粹的透明度效应。基于以上观察，提出以下假设：
H6：使用特定信任维度概念研究通常比使用一般信任维度概念的研究具有“更弱的透明度-信任关系”。
H7：使用实验数据的研究通常比使用非实验数据的研究具有更弱的“透明度-信任关系”。
H8：使用美国数据的研究通常与使用非美国数据的研究呈现不同的“透明度-信任关系”。
H9：同行评审的期刊文章通常比非同行评审的文章具有更强的“透明度-信任”关系。
数据与方法
纳入研究的样本标准
根据研究问题和元分析的性质，研究者们提出了三个标准来筛选研究样本的相关文献。第一个标准是，最初的研究必须检验的是关于政府透明度对公民信任的影响的假设。第二，这项研究必须采用某种形式的定量数据分析，或者至少报告透明度和信任之间的相关性。最后，原始研究必须为我们计算效应大小提供足够的统计信息：对于使用类似回归方法的研究，样本大小、标准误差、t、z、χ2、F和p值或显著性是必要的；对于使用实验方法的研究，需要实验组和对照组的样本量、组样本均值和组标准偏差。
文献检索
研究者们采用系统综述和元分析的首选报告项目(PRISMA)来确定和选择纳入研究样本的相关文献。遵循Cochrane Collaboration推荐的PRISMA指南，我们在尽可能早的日期和2020年12月31日之间分四个阶段收集数据。首先，在识别阶段，我们在EBSCOhost、JSTOR、科学网、NEBR、SSRN、EconLit和ProQuest中进行了彻底的文献搜索，寻找包含政府透明度和政府信任的文章。搜索于2021年6月15日完成，共找到4968条记录。在筛选和资格审查阶段，两位作者仔细审查了初始记录的标题、摘要或主要文本，以确定哪些可能与本研究相关。在纳入阶段，进行了向后搜索(浏览参考文献列表)和向前搜索(使用谷歌学术搜索后续引文)，以避免相关研究的可能遗漏。此外，进行了三次编码的可靠性评估，以确保两位作者对文档的编码相似。根据经验法则，两位作者之间的编码可靠性测量被证明是好的、优秀的或高度可靠的。
文献搜索的四个阶段最终产生了49项不同类型的研究，即40篇期刊论文、4篇学位论文、3篇会议论文和2篇工作论文。总之，从原始研究中获得了436个效应大小，范围从-0.735到1.046，其中295个效应大小为正，141个为负或零。在所有效应大小中，251个是基于相关系数r计算出来的，而另外185个是基于Cohen’s d-based转换来的。
元分析
森林图Forest Plot
图2显示了研究水平上加权平均效应大小的森林图。它表明总的加权平均效应值为0.131 (p = 0.000)，95%的置信区间为[0.096，0.167]。评估效应大小强度的经验法则表明，0.2的值被认为是弱相关性，而0.7的值表明强相关性(Ringquist 2013，373)。因此，尽管效果大小在-0.29到0.76之间存在相当大的差异，但总体上积极且具有统计显著性的结果表明，政府透明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有效提高公民对政府的信任。
发表偏倚Publication Bias
除了努力在样本中包含尽可能多的灰色文献（非公开出版的文献），我们还使用漏斗图和Begg／Egger检验评估了发表偏倚对我们发现的影响。如图3所示，等高线漏斗图大致遵循一种对称模式，除右上角外，平均值周围的效应大小分布均匀，表明没有出版偏差。这一结果得到了Begg检验(1.26p=0.208)的证实，但没有得到Egger检验(2.24，p=0.000)的证实。总之，测试结果表明可能存在轻微的发表偏倚，这表明在随后的元回归分析中需要包括同行评议文章的二分变量。
元回归分析
描述性统计
所有调节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数据显示，由于研究者们努力收集灰色文献，来自未发表研究的效应大小几乎占观察值的15%，这表明最终样本是相对多样和全面的。此外，所有变量的相关矩阵显示了因变量(即效应大小)和调节变量之间的显著差异，并且透明度的大多数子类别不与同一维度中的其他子类别协变。
元回归分析结果
标准化“透明度-信任关系”的相关性通过线性广义最小二乘回归模型进行估算。
本研究的H1是关于透明度对公民信任的总体影响，并通过元回归分析模型进行检验。如表3所述，透明度-信任关系的无条件平均效应大小为0.0761(即空模型的截距)，在支持H1方面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0)。
本结果证实了森林图中显示的简单平均效应大小(0.131，p=0.000)。当其他因素得到控制时，平均效应大小变得更大，并保持统计显著性。此外，R2从无条件模型中的0.121大大提高到四个模型中的0.216到0.230之间，这表明所包含的调节因子对于解释原始研究中的变化是非常重要的。
总体来说，政府透明度的具体类型或形式对透明度-信任关系有很大影响。对于采用计算机媒介对透明度影响的研究，估计的效应大小比测量非计算机媒介影响透明度的研究低约0.1个点(p<0.01)，因此排除了H2。然而，与我们的预测相一致的是，决策透明度在不同的模型中被证明是负相关的。因此，H3得到了支持，这表明决策透明度可能比其他透明度活动(如政策内容和政策结果)具有相对劣势，而其他透明度活动在建立信任方面可能更加重要和有效。
透明度的水平和情感色彩在“透明度-信任”关系中也起着重要作用。相对于平均水平的透明度，高水平的透明度通常是不重要的，甚至是负的，而低水平的透明度始终是负的，并且在统计上是显著的。这一结果意味着不同的透明度水平可能对信任产生不成比例的影响，低水平的透明度尤其具有危害性。所以，我们的数据只是部分支持H4。同样，透明度的情感色彩也体现了一种对政府信任影响的不均衡性。具体来说，积极情感的透明度被证明是不重要的，但消极情感的透明度则是负面的，具有统计意义，为H5提供了部分支持。
与透明度的类别相似，信任的分类似乎对透明度-信任的关系也有重大影响。尽管存在微小的差异，但三种通常被研究的感知可信度在不同的模型中得出负向结果，表明使用单一信任措施的研究往往比使用整体信任措施的研究具有更小的影响大小。这一结果指出了一个事实，即公民信任的综合衡量指标，本质上是一个复杂和多方面的概念，往往在实证分析中表现得更好。
元回归模型中的其他调节因素也给出了一些值得注意的结果。具体来说， H7的经验证据表明，关于透明度-信任关系的实验研究往往产生较弱的结果。同样，美国的数据也显示，尽管在不同的模型中并不一致显著，但对透明度-信任的关系有较小的负面影响。此外，期刊文章似乎对因变量没有显著影响，表明数据不支持H9。因此，在这项研究中，发表偏倚可能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研究展望
展望未来，公共管理学者应该通过考虑一些理论和方法的改进来证实和扩展我们的结果。从理论上讲，研究已经表明，透明度研究的很大一部分所依赖的理论基础不仅薄弱，而且在许多方面是矛盾的。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公共管理研究从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心理学中借鉴的少数理论可能仍不足以让我们理解透明度和信任的复杂动态(Meijer 2013)。未来的理论发展应该遵循本研究中概述的理性和非理性因素，特别关注人们为什么以及如何信任政府的认知、心理和情感。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现有的透明度研究还不够成熟，不足以理解不同形式的透明度如何与特定目标相关。未来的研究应该建立一个更复杂的理论框架，以了解透明度在不同背景下对信任的微妙影响，并阐述透明度在何种条件下会／不会导致对政府的更多信任。
在方法上，研究发现强调了需要改善旧有研究中已经确定的机制的内外部有效性。首先，现有研究中的透明度和信任的分类并不相互排斥，子分类可能相互关联(Grimmelikhuijsen，2013)。这种模糊性给澄清实证研究中的“透明度-信任关系”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也使得不同研究的结果不那么具有可比性和可重复性。此外，虽然基于调查的实验方法是研究透明度的极好工具，但它可能会遇到调查研究中一些常见问题(例如，常见的方法偏差和缺乏时间顺序)。应该鼓励更多使用现场实验或客观数据而不是自我报告调查的研究。第三，需要更多的实证研究来梳理透明信任动态中的心理和行为模式。值得进一步研究的一个重要命题是实际透明度和感知透明度之间的关系。在这方面，精心设计的案例研究也可能有助于探究人们选择信任或不信任政府以回应感知透明度水平的微妙心理和行为原因。
结论
透明度研究已成为公共行政文献中的核心概念，许多研究评估了透明度对公民政府信任的影响。然而，对文献的回顾揭示了许多相互矛盾的理论结果。此外，透明度和信任度的测量、研究设计和国家背景的差异对整体性的文献解释存在局限。虽然已经进行了一些叙述性综述，并且许多研究已经调查了“透明度-信任关系”的背景因素，但是还没有尝试对现有文献进行定量综合。研究者们在本研究中解决了这个问题。西方的研究结果提供了有力的证据，支持长期以来的假设，即透明度与信任有积极的关系，同时揭示了这种关系是高度依赖情境的，这比之前的研究结果更加微妙。总体来说，本研究总结并阐明了“透明度-信任关系”的文献综述，并叙述了透明度的类型、活动、水平和情感色彩对“透明度-信任”产生的动态影响。这项研究的结果推进了理论发展，并为政府改善与公民的关系提出了实用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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