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别：政府治理
导言
尽管服务型领导已经成为公共组织中一种重要的面向社区的领导方式，但较少的研究关注其组织和社区层面前因与后果。为此，最新两位美国学者Pallavi Awasthi＆Fred O. Walumbwa合作，开展了一项案例研究。本研究借鉴自我分类理论和利益相关者理论，通过对三个案例的比较分析，探讨了地方政府部门服务型领导的前因和后果。研究结果强调了服务型（公仆式）领导在地方治理中的两个前因和后果的研究框架：（1）潜在机制——将前因转化为服务型领导；（2）干预机制——转化为服务型领导的组织和社区层面的后果。这些发现对公共部门领导理论和实践均有影响。从理论上讲，服务型领导是一种包容性的方法，可以促进地方政府的利益相关者参与到地方社区的繁荣中。实际上，研究结果提出了一种利用服务型领导作为地方政府管理人员潜在选择、培训、继任计划和发展的工具模式。论文发表在公共管理类顶级期刊PAR上面。
（文献来源：Awasthi, P., and Walumbwa,F. (2022). Antecedents and Consequences of Servant Leadership in Local Governance: Evidence from Three Case Studies.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online first：1–28. DOI: https://doi.org/10.1111/puar.13552）.
研究问题
由于一些公共部门领导人的自利倾向，社区服务价值的下降和公众对政府信任的侵蚀一直是公共服务组织面临的持续挑战(Hassan, Wright和Yukl 2014；Mastracci 2017)。为了应对这一挑战，新公共服务范式的支持者认为，公共管理需要一个更广泛的、以研究公共领导力和培养以社区为导向的共享价值观的公共部门领导者方法论。这种方法论增强了对选民的赋权，其总体目标是创造一种服务、责任和有效回应社区的文化(Bryson, Crosby and Bloomberg 2014；Denhardt and Denhardt 2015)。
在这方面，服务型领导——一种新兴的领导理论与公共行政中社区中心领导模式的需求相一致(Crosby和Bryson 2018；Ospina 2017；Vogel and Masal 2015)。服务型领导者赋予员工和利益相关者权力，以确保社区得到最佳服务。尽管服务型领导有助于为利益相关者塑造以社区为中心的领导文化，但鲜有人关注服务型领导组织和社区层面的前因及后果。了解服务型领导的因果机制，对于揭示“为什么有些管理者成为了服务型领导，有些则不是”是至关重要的(Sun 2013；Dierendonck 2011)。更重要的是，能够预测服务型领导在预测组织和社区结果方面的效用。因此，本研究的目的是考察地方政府部门中服务型领导存在的潜在前因和后果。
服务型领导的前因后果:服务型认同与道德效能
“服务型领导”一词最早是Robert K. Greeleaf提出的。这一概念源于他与诸多领导者长期工作积累的关系，以及他对这些领导者长期以来取得的成功经验进行的观察总结。为社会中最弱势群体服务是Greeleaf服务型领导理论的一个显著特征：服务型领导首先是服务。它始于一种想要服务的自然感觉，然后有意识的选择并渴望去领导。领导者优先和服务优先是两种极端类型，这是人类无限多样性的一部分。
服务型领导者专注于为所有利益相关者创造价值，包括社区。这一方面与新公共服务范式相一致，倡导将社区赋权和社会福祉作为公共管理的最终目标(Bryson, Crosby, and Bloomberg 2014；Denhardt and Denhardt, 2000；King和Stivers 1998；Ospina 2017)。在Liden和同事提出的服务型领导的七个维度中，被提及最多的是：把下属放在第一位、赋予权力、帮助下属成长和成功、情感治愈、行为道德、概念技能和为社区创造价值。
公仆身份
Sun(2013)提出了一个服务型认同的概念：即个体从事服务型领导是因为他们对无私服务的认同，以及他们以这种认同实施的能力，这种认同被称为“服务型身份”(Obodaru 2012;Shamir, House, and Arthur 1993)。四种特质构成了领导者服务型身份的基础——服务召唤、谦逊、同理心和博爱(Sun 2013)。然而，很少有研究进展来检验公仆身份是如何在服务型领导者的行为中表现出来的，从而在一开始就接受了这个角色。
道德效能
在公共部门组织中，由于领导者频繁的丑闻和违反诚信的行为，应用伦理的必要性引起了全球的关注(Hassan, Wright, and Yukl 2014)。市民期望公营机构领袖能发挥模范作用，提倡诚信操守，确保公众信任。如果这种信任被打破，它将对一个民主国家的整体健康产生持久的影响。根据Menzel(2015)指出，政府领导人应该追求高标准的承诺，这是一种长期维持的诚信，尽管它不是一项容易的任务，需要保持一定的道德效能。Liden (2014)认为，服务型领导者的道德行为归因于他们的道德效能。道德效能是指面对相互竞争的价值观时，展现的道德认同和价值判断，以及在存在道德冲突的情况下采取道德行动的能力(Hannah, Avolio, and May 2011)。当面对冲突情形时，这些领导者必须权衡服务价值在“道德导向”和“生产效率”的重量。因此，研究者们提出第一个研究问题：
研究问题1：公仆身份和道德效能如何预测地方政府管理者的服务型领导行为？
服务型领导在地方治理中的表现与成果
地方政府面临着复杂的领导力挑战，以吸引和满足各种利益相关者和选民。然而，有限的研究探索了能够满足地方政府组织需求的领导模式。例如，O'Neill and Nalbandian (2018)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沟通和建立关系是地方治理中有效的领导特征。服务型领导的理念集中体现为为利益相关者服务，以实现社区服务目标；因此，它可以提供一个令人信服的指南，说明地方政府机构如何有效地实现预期的结果。服务型领导是关于培养下属作为参与和发展的个体，有独立的思想和精神，而不仅仅是实现组织和社区目标的绩效工具(Van Dierendonck and Patterson)。在公共管理方面，先前的研究已经检验了服务型领导在员工个体层面的结果，如组织承诺、下属的工作绩效、公共服务动机、主动行为和创新行为。然而，对组织和社区层面的成果则关注有限。决定管理者是否适合地方政府的关键因素，是他们的服务型领导风格，因为它关注了公共服务整体中内部和外部所有的利益相关者，包括社区。因此，需要研究第二个问题：
研究问题2：在地方政府部门中，服务型领导在组织和社区层面的表现如何？
数据和方法
数据
美国最大州之一——佛罗里达州的地方政府部门被选为本研究的实证案例。佛罗里达州在种族、教育、收入、年龄和性别等方面是一个人口结构多样化的州。由于本研究的重点是被任命的专业人员的领导，县和城市经理(即公共行政人员)，因此采用地方政府的市议会经理作为研究对象。因为此类群体是通过代表制建立起来的，将所有立法决定赋予选举产生的委员会。同时，委任的职业经理人负责监督政府事务的日常管理和领导，以及公共服务的提供。
基于以上理论基础，研究者们对县和市政府进行了三个定性案例研究，以检验作为预测因素的公仆身份和道德效能如何转化为服务型领导，以及如何在地方政府部门中产生效果。案例研究在这种语境下非常适合，因为它允许“在现实语境中以经验的方式深入地询问和调查现象，特别是当现象和语境之间的边界不存在的时候。
研究设计分为三个阶段实施：1)案例研究选择，2)通过半结构化访谈、直接参与者观察、查阅档案文件等多种来源收集数据，3)通过比较和跨案例分析方法进行数据分析。
案例选择
通过案例研究服务型领导，需要地方政府部门中最高领导的意愿和支持。在本案例中，最高领导就是县或市政府的管理者。首先，采用滚雪球抽样方法，通过电子邮件联系了该州5个县和城市的管理者。还调查了“三位领导”的服务型领导风格，即他们的直接下属和三位社区非营利组织的执行董事对这种风格的感知。共收集了53名受访者样本，包括三位领导者、直接下属和三位社区非营利组织的执行董事。每个案例研究都在现场进行了大约三周的调研时间。考虑了案例研究的多样性，包括受访者的地理位置和人口统计数据，如人口、雇员数量、种族、收入、性别、教育程度、经历和年龄。
数据收集
研究者们从不同的来源收集数据，包括半结构化访谈、参与者观察和每个案例研究点的存档文件。总共进行了53次访谈，包括A县、B县和c村的领导者、直接下属和社区非营利组织。访谈对象包括两名县级经理、一名村级经理、47名直接下属和三家社区非营利组织的执行董事。其中，A县19人，B县16人，c村18人。就受访者样本特征而言，70%的受访者是白人，其次是西班牙裔、非裔美国人和亚裔。此外，60%的受访者为男性，40%为女性。同样，80%的受访者拥有15年以上的地方治理经验，年龄在35-55岁之间。
数据分析
研究者们采用了多管齐下的方法，对访谈、参与观察和档案文件中获得的数据进行分析。不同数据源在三个案例研究的主题相似性和差异性方面提供了三角测量、多样性和稳健性检验。主要使用定性软件NVIVO 12 (Yin 2009)对数据进行对比分析，包括主题分析、模式匹配和跨案例分析。他们探讨了领导者对他们公仆身份和道德效能的个人看法，也探讨了下属对服务型领导特征和从事公共服务工作的影响等问题，并围绕公仆身份、道德潜能和服务型领导等主题对数据进行编码。数据的主题分析有助于探索县、市管理者的公仆身份和道德效能如何转化为服务型领导行为。
研究结果
服务型领导的前因——潜在机制
公仆身份。研究结果表明，公仆身份是服务型领导产生的先决条件。公仆的身份认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展的，这是由生活经验、信仰和价值观等潜在机制决定的，它并不一定是领导者天生的属性。拥有公仆身份的领导者更重视自我和下属的职业发展，而非金钱。这些人加入公共部门是为了为社区做贡献，而不是为了获得物质财富。然而，服务他人的观念与服务自己的观念并不相互排斥。研究结果表明，对自己的服务和对他人的服务是相互补充的，而非矛盾。
道德效能。在约80%的访谈中，领导人的道德行为成为一个关键主题。大多数受访者强调，他们的领导人在继承正直和崇高道德地位方面表现出很高的声誉。然而，观察结果对领导者的道德能力提供了有限的洞察。下属和领导者都强调道德约束和道德行为至关重要。这些发现表明，伦理和有效的治理是互补的。仅仅意识到伦理的重要性是不够的，公共领导人的行为必须合乎道德，在道德冲突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价值观和信仰——来自生活的经验。案例研究中出现的几个案例都支持这一前提，即公仆身份是一个动态的、多面的自我概念，它是在连续的生活经验中发展起来的。B县经理表示，一个领导者可能在早年对公共服务不感兴趣，但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基于自己的价值观、信仰体系和人生视角发展。同样，A县经理强调，他对公共服务的兴趣在他职业生涯的早期并没有那么强烈，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获得了深刻的见解，并从生活经验中学习。
批判性反思——意义上的建构。在采访中，每位经理都分享了他们愿意从情境中学习，反思他们的过往经验，并利用这些实例作为学习机会，进一步发展他们对所需个人和职业发展的看法。他们不断质疑并修正他们在一生中获得的基本价值观和信仰。这构成了他们的自我概念——它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一生中不断发展的。
自我概念。访谈结果表明，自我概念是一种通过批判性的自我反思和对世界意义的建构而出现的认知倾向。自我概念转化为“我是谁”和“我做什么、可以做什么或应该做什么”等机制。自我概念先于公仆式领导特征的发展，服务型领导的自我概念植根于人类的爱与福祉的首要主题。
地方政府治理中服务型领导框架
Liden等人对所提出的服务型领导七个维度的概念并不完全适用于市-县政府机构。分析显示，“共情和真心关怀”在B县和C村管理者的行为中表现得更为强烈，但在A县管理者中并非完全如此。A县的一些员工觉得他们的管理者有些内向，很少与人交往。然而，需要注意的是，由于领导者的性格类型，有时认知维度并不会体现为行为维度。县和村的管理人员重申，员工是最关键的资产，是高效提供公共服务的力量倍增手段。来自A县的一名员工表示，经理赏识他们的才能，通过提供资源帮助他们自己成为有影响力的领导者。研究还发现，这三位领导者具有开放性、创造性、社区性和以解决问题为出发，他们了解多个利益相关者（例如民选官员，员工，社区和外部合作伙伴）的需求。这表明领导者关心和富有同情心，但同时也很聪明，可以根据情况需要做出适当的决定。它与仆人式领导的“概念技能”维度一致，表明公仆式领导者管理复杂角色和组织问题时，并不总是过于软弱或善良。
干预机制——服务型领导的结果
倾听和沟通。研究结果表明，以服务型领导者为身份的县和市领导者花费了大量时间倾听和沟通组织内部与外部的利益相关者。他们与员工建立联系，与民选官员和外部社区合作伙伴建立信任。他们利用沟通来确定组织方向，并帮助员工实现自我目标。同样，服务型领导者利用这些工具来建立服务文化，并与内部和外部利益相关者建立可靠的关系。它强调了服务型领导者的服务理念，即引导员工成为未来的服务型领导者。
谈判。谈判成为县和市领导者在执行地方政府行政任务时所使用的一项极为重要的技能。研究结果表明，三名管理者都一直在使用谈判来满足组织的需求。例如，他们通过谈判履行民选官员的日常行政职能，使员工、组织和社区利益最大化。他们还与外部合作伙伴谈判，如商业团体成员、非营利组织成员和普通社区成员，以在组织中灌输以社区为导向的决策文化。
服务文化。我们的采访和观察显示，作为服务型领导者的市、县经理在组织内外部的各个层面上灌输了一种服务文化。一个领导者对人民的真正关心，就是帮助和赋予他的下属权力。研究结果反映，县和市管理者通过参与志愿社区服务，向社区服务价值观灌输了服务文化。
象征意义。研究结果显示，市、县管理者在他们的行为中表现出象征主义。每个管理者都觉得自己有动力去做志愿者，参与社区服务活动，并鼓励员工这样做。这是一个象征性的姿态，激励员工学习和主动为社区服务。这些象征性的姿态促进了整个组织的服务文化。
在内部建立和巩固信任。研究者们还观察到，管理的政治性是三个县和市政府行政领导的核心，领导者真诚地关心、感同身受、关注员工。这体现在员工和民选官员之间建立牢固的纽带和信任。A县、B县和C村的员工都强调，领导善于谈判、倾听和沟通。他们利用这些机制作为建立信任和承诺的工具。然而，研究结果也表明，管理者可能会收到领导的政治性质的影响。
建立可持续的对外伙伴关系。他们观察到，在以社区为导向的效果层面，城市和县的管理者在确保社区福祉和繁荣作为主要目标时，往往会推动与私人、非营利组织和社区伙伴的合作。A县、B县和C村的管理者亲自投入时间和精力参与当地的非营利组织。这些非营利合作伙伴的执行董事强调，他们与“领导者”之间有着长期而忠诚的关系，因为他们自愿在董事会服务，或以个人的角度参与社区服务计划。这营造了政府和作为公共服务共同生产者的非营利组织之间的信任关系。
社会的繁荣。在从A县、B县以及C村获得的所有数据来源中，领导力以社区建设、繁荣和发展为主题。A县管理人员围绕社区繁荣的五个方面制定了愿景、使命和战略计划：自给自足的个人和家庭、高质量的社区资产、强大和可持续的经济发展、丰富的生活和娱乐机会，以及加强公共安全。在A县，社区繁荣愿景被整合到所有部门的价值观和指标中。例如，公民参与和邻里关系的数据显示，县级政府如何通过战略目标和邻里关系政策向公民通报那些直接影响社区的政策和项目，并让公民参与其中。同样，B县把社区繁荣重点纳入了任务和战略规划以及各部门的关键绩效指标和成果领域。例如，B县在部门主任会议上强调并审查了社区高品质生活和社区安全可持续发展的使命。
其他影响因素。这项研究还产生了另外两个影响因素：地方政府不断变化的性质以及培训和发展。首先，地方政府带有更官僚的传统标签，在某些情况下与公众产生距离感。第二，在县、市政府为员工提供领导力发展和继任计划的培训是领导力的一个基本功能，尽管我们观察到很少有县、市政府有结构化的培训和领导力发展计划，这也导致了在一些小城市，政府内部鲜有向上流动的可能。
讨论和结论
本研究探讨了在地方政府机构中，公仆身份的认同和道德效能作为服务型领导的两个潜在前因及其在组织和社区层面的影响，解释了服务型领导的内在机制和干预机制。具体而言，本研究体现了两个主题：(1)预测地方治理中服务型领导框架的潜在机制，以及(2)解释服务型领导行为如何转化为重要的组织和社区成果的干预机制。
研究结果表明，公仆身份通过建立在服务他人并对社会产生影响的深层愿望上的潜在机制转化为服务型领导。领导者的信仰促进了对服务的认同，以及基于经验和持续的反思形成的价值观，这些反思围绕着一生的成长来定义自己和理解世界。在服务型领导理念中，赋予自己和他人权力并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包容的。
服务型领导的核心理念是服务于他们的道德行为(Graham 1995)。研究结果表明，道德效能是服务型领导发生的先决条件。地方政府机构的领导和工作人员都明白，坚持高水平的道德规范和行为规范是多么重要，这就是道德力量。因此，研究发现并肯定了服务型领导对公共行政具有的包容性，因为它直接关注公共行政人员的服务、行为和合乎道德的身份。在公共管理者中，作为服务型领导先决条件的道德力量可以帮助避免伦理困境，它解决了多个利益相关者的竞争需求和价值观。这意味着服务型领导者可以在需要时采取合乎道德的行动，同时广泛关注服务导向。鉴于公众对提高透明度、增强信任和灌输服务文化的高度兴趣，公共组织需要创建文化和组织系统，促进道德理解，并在必要时展示道德行动的勇气。
公共部门领导人缺乏能够确保在自我利益和公共利益冲突时导致的道德困境中采取合乎道德的行动。这项研究针对这个问题又迈出了一步，它提供了一个嵌入公共服务价值观的、以社区为中心的领导模式，融合了道德效能中的“道德行动导向”和公仆身份中的“服务导向”的特征。
关于地方治理中的服务型领导框架，最令人惊讶但最重要的发现是关于服务型领导的情感愈合维度。从访谈数据结果显示，领导和员工都对情绪疗愈在地方政府中的适用性提出了质疑。相反，他们认为，在市县治理的背景下，对服务对象的同情和真正的关心更合适。对服务性领导框架提出了五个维度：1）同理心的关心2）行为规范3）概念技能4）为社区创造价值5）以下属为中心——把下属放在第一位并赋予权力，帮助下属成长和成功。基于研究结果，服务型领导者是以道德为中心、真正以人为本的领导者，他们努力使下属和各种社区利益相关者的价值最大化。此外，他们擅长理解组织的需求，并确保满足组织的目标，最终使所有利益相关者受益，包括组织内部和外部的利益相关者。
研究突出了服务型领导用来实现组织和社区层面结果的干预机制。重要的是，服务型领导依赖于诸如倾听、沟通、谈判和象征等干预机制来履行行政职能，这些职能转化为内部组织结果，如与民选官员和员工建立信任和服务文化。以及以社区为基础的外部成果，如与私营和非营利部门利益相关者维持可持续伙伴关系，促进社区繁荣。在地方治理中，这些机制，特别是倾听机制，有助于了解利益攸关方的需求。服务型领导者利用这些机制来发展组织的服务文化，并建立持续的非营利伙伴关系，以满足组织和社区的服务目标。为社区创造价值是服务型领导者的一个显著特征。这体现在三个市县政府都有一个以实现社区繁荣为重点的愿景和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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