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压力并非什么新鲜事物。一个半世纪以来，经济压力一直对新闻产生影响。根据新闻史学家杰拉德·包德斯蒂的观点，在美国历史上，新闻最根本的改变发生在19世纪中期，当时政党报纸开始给商业报纸让路。[31]我们在第六章探讨过这段历史。在美国这样一个传媒体系严重商业化的国家，信息质量难以逃脱经济压力的影响。但问题是，公司利润与其他社会价值之间的平衡是否已经倾斜到只要利润其他什么都无所谓的地步了？近年来，经济变化的形式与量级已经造成了新闻的显著变化，使得今天的新闻与十年、二十年前的新闻大相径庭。
受众规模与大众消费模式是大众传媒的两个决定因素。受众分化与小众媒体的崛起预示着大众传播时代已经日暮西山。然而，在某种意义上，大众传播或者说至少是大众传播的一个新变体，依旧与我们同在：从其源头开始，信息生产越来越标准化。如果再算上媒体对硬新闻的日渐冷落，我们就会发现这个行业省钱的诀窍了：用一般的通用模式生产出越来越多的信息，把它们批发给许多不同的媒体机构，然后根据各自频道特殊的格式要求和受众分布进行包装，巧施粉黛。这样一来，就造成了一种看似矛盾的结果：新闻频道增多了，而新闻内容的差异性却在降低，深度也不够。理解这种矛盾很重要。
随着全球媒体越来越集中到几个大公司旗下，比如美国的时代华纳、德国的贝塔斯曼，还有默多克的新闻集团，新闻采集出现了一种趋势，即对新闻原始材料进行集中采集，然后分发到“媒体超市”的各个店铺。当然，也有一些例外，如美国的《纽约时报》、英国广播公司、西班牙的《国家报》（El Pais）、法国的《世界报》（Le Monde）以及德国的《法兰克福汇报》（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等重量级媒体。虽然这些独立的、高质量的媒体也很少挑战各自国家的政治或经济共识，但在重要的世界问题上，它们却提供了详尽的报道，使得本国公民能够至少获得了解事件的机会。
经济对阵民主：新闻业内部
如第一章所指出的，在任何一种政治体系中，都不存在对最理想信息的保障，包括在这个认为第一修正案为信息质量提供了某种宽泛保护的国家。传播学者罗伯特·麦克切斯尼对传统观点提出了挑战。通过历史分析，他提出，商业传媒体系并不包含什么公共服务或公共责任的内在基础。麦克切斯尼认为，撩开新闻自由的面纱，就会发现，新闻媒体较少调用第一修正案来保证它们发布有政治风险或是政治挑战性信息的自由，相反，更多的时候，它们是为了捍卫自己追求利润的权利，在拒绝服务于公共利益时才调用第一修正案。[32]今天的时髦词语是“市场自由”，这意味着商业利润高于社会责任。但是，对利润的强烈追求并不意味着大公司必定会成功，无论它们如何降低产品成本。
电视网新闻收视率下滑
电视网新闻在收视率守卫战中可谓一败涂地。收视率反映了有电视家庭总数中收看某个节目的家庭比例。根据市场调查公司尼尔森的估测，2010年，美国大约有1.15亿个家庭拥有电视。举例来说，30的收视率意味着所有拥有电视家庭中的30%收看了这个节目。广告费由受众规模（即收视率）以及广告产品潜在购买者的人口组成来决定。另外，因为并非每个人随时都在收看电视，广告价格也反映了某个特定时间档的某个特定节目的实际观看人数的比例。虽然电视网新闻不断尝试不同的新闻模式，受众流失的问题却一直在恶化。无论是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还是美国广播公司，或是全国广播公司，晚间新闻的收视率通常是在5%~7%之间，这表明，收视率在稳步下滑。20世纪70年代的收视率是现在水平的两倍多。20世纪90年代末，电视网新闻节目的收视率是8%~9%，公共电视网（PBS）的数字是不到2%。[33]根据皮尤研究中心卓越新闻项目的研究，本书写作之时，每天收看电视网晚间新闻节目的观众总和大约为2250万，相当于自1980年以来每年大约减少一百万观众。相应地，三大电视网新闻节目的总收视率降低到了拥有电视家庭的15%。[34]
为什么收视率下滑的问题如此重要？我们只需要考虑一下其严重后果就明白了。在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一个广告客户只需投放一个广告位，就可以传递到80%的妇女。今天，若想到达同样数量的受众，需要在100个频道进行投放。[35]这种重大的变化意味着竞选广告的费用已经成天文数字般的增长，竞选活动花销在增长，可是能传递到的受众却在减少，而所传达的讯息击中目标受众的可能性也在减少。此外，还要认识到，今天许多新闻可能永远也到达不了多数受众，因为他们现在消费更多的往往是专门的体育、游戏、饮食或娱乐媒体，而不是新闻媒体。我们正在经历大众传媒的终结，而这对我们作为公民、公众和一个国家整体会产生重要的影响。
分化的受众：大众传媒的终结？
除了《超级碗》或是遇上“9·11”这样的国家危机以及入侵伊拉克等事件，谈论什么大众传播的受众不再有任何意义。至少，再不会有一大群人围坐在电视机旁收看几家电视网播放的同样的新闻节目的场面了。[36]从1993年到2004年，只用了10年时间，定期收看电视网新闻节目的受众比例就降低了34%。[37]再看看近年来其他几个方面受众趋势的变化：
·1978年，原三大新闻电视网（美国广播公司、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全国广播公司）吸引了黄金时段电视观众中的90%。到1997年，它们的受众份额在50%上下徘徊，而到了2010年，则跌到25%。21世纪第一个十年中期，有线电视夏季黄金时段受众上扬到60%，这显然是这个十年里黄金时段受众份额的骄人战绩。[38]
·有线电视新闻市场在分化。例如，1992—1997年间，有线电视新闻频道的增加把有线电视新闻先行者——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已经不多的受众份额又砍掉了三分之一，尽管当时能够收看CNN节目的家庭是过去的三倍。[39]本书写作之时，有线电视新闻的领导者显然是福克斯，而CNN只能排在第三，与位列第二的MSNBC相去甚远。所有有线电视新闻黄金时段总观众量加起来只有250万到350万，且近年增长不多，因而，它们的收视率竞赛在一个观众有限的赛场发生着。[40]
·从广大观众分享共同体验的角度来说，或许一个更大的困扰就是，现如今，对新闻的好恶愈发由观众的政治态度决定。比如，福克斯吸引了大量的共和党，而MSNBC则吸引了更多的民主党。或许正是由于这种政治过滤，越来越少的人会相信他们在电视新闻中的所见所闻。[41]
·人们守候某个喜欢的电视节目的可能性在降低。他们更喜欢在频道间换来换去，大多数观看电视新闻的人现在是遥控不离手。[42]
·传统新闻的一些缺口被互联网填补。2010年，已经有高达44%的美国人表示，他们前一天是通过数字平台获取新闻的。[43]但是，时至今日，许多网上信源提供的信息质量仍然良莠不齐。
·更令人焦虑的是，在较年轻的受众群体中，只有三分之一的人“非常”喜欢跟踪新闻，而在年龄较大的人群中，三分之二的人会这么做。一项全国性的研究对比了人们对软新闻（例如，某位名人去世）和硬新闻（例如，撤军伊拉克引起争议）的知晓情况，结果发现，30岁以下的受众中68%的人对软新闻中的事态发展很了解。在年轻的受众群体中，只有33%了解硬新闻的事态发展，而67%表示不知道。[44]对于这种情形，学者戴维·敏迪克有如下概括：“……在整个美国，年轻人已经抛弃了传统新闻。”[45]
媒体在分化社会吗？
传播学者约瑟夫·图罗（Joseph Turow）认为，现在的传播技术瞄准受众，然后向他们兜售几乎任何东西——从拉尔夫·劳伦的服装或“维多利亚的秘密”内衣，到新医疗改革造成的可怕印象，或是一条令人心安的关于现在有了一个更富于同情心的政治候选人的信息——所有这一切造成的结果就是社会的分化。[46]这里可能会存在“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也许社会是因为别的原因而分化，而传播技术只是顺从并加深了这种分化。[47]无论怎样，社会被分割成结构井然的消费群体，这对于追求愉悦生活方式的个人来说是好事儿，但是，对民主来说却未必如此。许多学者认为，这种传播诱导的社会分化进一步强化了个人化的、以消费为中心的现实，阻碍了公众的相互理解，破坏了他们寻求共识的能力，阻碍了他们对集体价值和公共事务的投入和热忱，而这一切恰恰是民主赖以存在的基础。[48]
在某种意义上，这些个人身份的新变化是一种解放，而从另外的角度看，它们又让人感到不安和迷惑。不过，有一件事情很清楚：个人与公共信息的关系以及个人对公共信息的使用方式正在发生变化。人们对于什么是新闻的看法正在改变。对于有些人来说，最近互联网上出现的关于“9·11”恐怖袭击阴谋论的网站比电视网的新闻播送更有新闻价值。消费相同新闻的人变少了，所以人们可以分享的共同的现实空间也就缩小了，而对于如何界定事物、需要关心什么、如何更得体地行动等方面的共识也可能随之减少。一些边缘行为通过媒体回音室的循环、放大，又导回主流人群，这样就进一步阻碍了公众对许多事情产生共识，而这些共识是民主所必需的：文明、对公共领域与价值的关心、理解别人生活与问题的兴趣，等等，不一而足。简而言之，媒体的分化作用可能还会破坏我们本可以分享的“想象的共同体”这一重要概念，虽然我们会在其方向或优先重点上产生分歧。
我们早前讨论过信源权威性渐弱的问题，如果我们把它与以上调查所显示的信息个人化结合起来，就会发现，人们现在倾向于将个人观点与事实混淆起来。新信息技术传播的目标受众群体往往较小众，所传播的信息构建的现实更加个人化，与个人生活和周围环境联系更为紧密，而不大能够让人去想象与遥远的陌生人所分享的共同的社会现实（如果想看看这种趋势在我们所能预知的未来十年会对新闻产生什么可怕的影响，请点击www.robinsloan.com/epic/观看相关视频）。从某些方面看，互联网崛起成为个人获取信息的核心来源，可能会加重这种趋势，这既是因为互联网可以让个人更大程度地控制自己选择参与的现实，也是因为关于这种现实的信息未经过滤直接来自网络空间，其质量和权威性更是难以评价。此类担心很多还只是一种推断，但是，有一件事情很清楚：媒体受众的分化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发生。
在这样一个信息体系中，任何一种宏大的民主设计可能都基于对自由媒体与自由市场的笃信：此二者可以带来最完美的结果。尽管越来越多的声音在呼吁政府重新加强对媒体所有权和公共事务报道内容标准的管理，然而许多人可能依旧相信，频道多、选择多，必然是好事，哪怕它们同是隶属于为数不多的几个母公司，哪怕它们造成了严重的公众分化，仿佛公众接收到的根本不是同样的信息。的确，许多人似乎相信公司的利润是神圣的，没有什么价值应该阻挡公司经理人实现公司利润最大化。然而，这种观点忽略了一个事实，即如果没有政府的干预，许多公共产品根本就不会存在，如公路、学校、干净的空气和饮用水、安保部门、机场等等。那么，为什么不把像样的公共信息也列入需要保障的公共产品的范畴中呢？
转自：“新传记忆面包”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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