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是美国信息体系的核心,但是它的这一地位却会被一些东西弱化,而长久以来形成的关于美国信息体系的信仰和神话不断强化,却反而捍卫了这些东西,因此,理解如何矫正美国的信息体系就更加具有挑战性。正如本书通篇所讨论的,常识并非总是引导我们探究事物工作原理的最好向导。例如,我们知道,人们普遍相信媒体具有自由主义倾向,但这种看法不仅不着边际,可能还会阻碍人们认识其他更严重的媒体倾向性。第二章所列出的各种倾向性比思想上的偏见要深得多,它们阻碍了许多不同政治信仰的公民创造性参与政治世界的热情。我们也检视了所谓“公众想要爆炸性新闻”的神话。这句话最多说对了一半,但是却广为流传,蒙蔽了人们的视线,使他们难以认识到廉价的煽情主义实际上恰恰是为了满足公司的利润需求,哪怕许多人已经关掉电视,不再关注新闻。讽刺的是,以下几种造成新闻与民主割裂的因素却通常被认为是美国自由的基石:
·媒体私人(公司)所有制。
·对政府支持公共广播的普遍抵制——对商业广播公共责任的监管放松使得这一问题更加严重。
·公民与记者一直相信新闻应该保持客观或者政治中立。有了这种想法,想重新创造出更适合我们民主的新闻模式就更加困难。
以上三点成为美国新闻媒体的典型特征,为许多美国人以近乎宗教般的虔诚所接受。但同时,也有很多美国人发现了新闻产品的问题。那么,我们的新闻体系所具有的这种神话般的典型特征与它所产生的并不令人满意的结果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关系?我们需要思考一下,美国新闻体系中这些核心要素可能如何限制新闻的广度和深度。
关于媒体公司所有制的新闻
美国人过于轻易地就认为公共信息私有制是个好东西,商业竞争会带来信息的多样性,从而提升信息质量。但市场经常出现所有权和控制集中的机会,这会形成寡头或垄断。这就是各地民主政府要监管主要市场的原因——目的就是保护民众免受经济权力膨胀带来的威压。例如,21世纪初的房地产泡沫就是一个例子,银行倒手买卖担保不充分的房屋抵押,最终泡沫破裂,导致经济崩盘。有些政府监管似乎能带给人更多的安全感,比如多数美国人想当然地认为,他们不必去血汗工厂为了挣几个不足温饱的工资卖命,或是他们新买的烤面包机不可能会把房子烧掉。政府关于劳动力和产品安全的监管已经成为美好生活的隐形保障,这一点没什么争议。但是,思想的质量最终决定民主的质量,而这方面公众却很少去关心保护,这令人吃惊。
正如我们在第七章所讨论的那样,美国的新闻媒体基本上属于私有,这并不能推动新闻事业的发展,比如,促进信息的多样性和公民友好型信息。很多年前,当约翰·密尔(John Stuart Mill)讨论“思想的市场”对于民主的重要性时,他思考的是如何设计选举和报刊体系,使其能够把思想交由公众讨论并使之与治理联系起来。[25]多样化的公众才能组成复杂的社会。其他许多民主政体依旧在认真思考如何最好地呈现不同公众的想法,并刺激公众的思考。不幸的是,因为美国人笃信市场规律,所以对于公民应该拥有什么样的新闻体系这样的问题缺少政策层面的认真思考。
虽然有学者和新闻业者参与了这些问题的讨论,但政府和多数公民却少有兴趣对私有媒体在公共责任方面(除了道德准则)提出要求。在这个自由企业思想统治的时代,公共信息标准会遭到媒体集团以及它们所支持的政治人物的谴责,理由是涉嫌破坏言论和企业自由。多数公民也会加入媒体和政府的大合唱,反对加强公共服务广播。
关于公共广播的新闻
美国政府管理空气、食品和水的质量比管理公共信息质量的积极性要高。产品广告中真实信息的含量可能都要高于政治广告。人们担心政府干涉政治信息领域,他们无法想象政府管理实际上反而会延展所传播思想的宽度。传播学者罗伯特·麦克切斯尼对这种不让政府插手媒体的做法提出了批评,认为这种做法限制了美国政治讨论中思想的宽度。与其他先进的民主制度相比,美国为公共服务广播提供的空间和财政支持都很少。政府一再决定限制公共广播,把广播空间拱手让给商业公司,却不以服务公共利益的相应义务对其加以限制。[26]近年来的新闻业危机促使麦克切斯尼、约翰·尼克尔斯思考如何恢复公众对最珍贵的公共产品——信息——的支持。他们指出,美国建国早期,政府在国防之外的主要支出就是对美国邮政系统进行信息传播给予补贴。[27]如果建国者都认为政府应该想方设法支持思想的传播,那么我们今天的公共传播体系为什么还这么薄弱呢?
尽管本身已经孱弱不堪,但是,这个国家的公共广播还要面对来自国会议员和保守派评论员的攻击。在许多方面,美国的公共广播并非它所应该做到的那样独立,因为政府支持有限,它被迫寻求商业赞助。那为何不把花在企业补贴或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上的钱拿出一小部分来支持一个独立的传媒体系,让它成为现行脆弱的公共广播体系的替代,专事延展思想的宽度,实验商业广播之外的新闻模式?
长期以来,保守派一直对公共广播指责不断,认为公共广播反映了自由主义倾向性。他们认为,因为公共广播在内容上容易受到政府压力的影响,所以保有这样一种体系非常危险。讽刺的是,布什执政期间,美国公共广播公司(CPB)董事会与管理层被共和党指定的人选占满,而这些人的任务就是要把保守的内容嵌入广播节目——虽然他们自己的调查显示公众对公共电视(PBS)和公共电台(NPR)的节目都已经很满意。他们首先以节目带有自由主义倾向为由赶走了公共电视的资深记者、《现在》(NOW)节目主持人比尔·莫耶斯(Bill Moyers)。纵使莫耶斯真的有自由主义偏见,那以要求公正的名义禁止节目反映批判的或自由主义的观点,也是极端做法。但是,在当时董事长肯尼斯·汤姆林森(Kenneth Tomlinson)的领导下,公共广播公司(CPB)坚持认为这就是处理倾向性的正确方法,并雇用了更多保守的谈话节目和公共事务节目主持人。汤姆林森要根除倾向性的做法最终受到了调查。调查结论认为,汤姆林森的做法造成了党派偏向,与公职要求的透明化运作程序不符。虽然汤姆林森为此辞职,但是,布什在任期间,公共广播公司依旧掌握在有顽固党派倾向的共和党雇员手中——想想当时关于政府干涉公共广播内容的警告,这种结果真是好笑。[28]
与美国相比,其他先进的民主国家拥有更发达的新闻和娱乐公共服务体系。瑞典政府甚至对一些地方性报纸给予补贴以防社区民众在这些报纸上失声。在许多国家,最值得尊重的新闻源就是公共电台和电视新闻服务。但是,一般来说,美国人难以想象政府花钱扶持的新闻媒体如何能够避免成为政府本身的传声筒。关于这个疑问,我们需要知道,现行的美国新闻体系独立于官员的程度并没有那么令人钦佩,或者可以说,现行的美国新闻体系并没有为批判性报道树立一个高的标杆。
在公共服务信息传播体系中,有许多方法可以使记者免受政府压力。一种常见的做法就是设立监督委员会,成员由来自不同政党与政治组织的代表构成,并考虑主要的宗教、教育、商业和劳工机构,以求平衡。监督委员会监督新闻内容并商定新闻业的准则(和标准)。在英国,英国广播公司与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领导的工党政府在出兵伊拉克的问题上进行了不懈的斗争,这表明公共服务体系可以在报道上独立于政府立场。
关于客观报道的新闻
对于高度商业化和监管最小化的新闻体系来说,中立或者说客观报道的文化理想或许正是政治思想传播的最大限制。无论记者如何独立,想要在报道中避免介绍政治观点,最终拿出来的报道就只能是如出一辙。更糟糕的是,正如第六章“案例研究”所阐释的那样,客观报道的要求可能会迫使记者为了追求平衡而去报道某一方并不真实或没有什么事实依据的观点。但是,“自由但没有偏见的新闻”这种强大的理想信念使得多数记者和公民无法想象另外一种报道方式的存在。政治人物与支持他们的选民一样,似乎相信可以把新闻与政治分开,形成某种像是客观信息的东西。因此,美国人不得不忍受着同样的事件和思想在每个主流新闻频道的重复播放。政治传播学者托马斯·帕特森称之为“自由媒体的反讽”:
美国新闻业者认为,当他们“自由、独立”的时候,即不与任何政治机构或权力产生组织上、编辑行为上和法律上的联系,就能促进“思想市场”的繁荣和发展。按照这种观点……新闻怎么报,应该是不受约束的记者自由进行选择……(然而)当新闻业者与政治脱钩……他们就会容易形成一种新闻套路:首先是对政治思想轻描淡写;其次,彼此间形成默契,内容上拒绝竞争。[29]
新闻业者、政治人物和公民坚信自由新闻的神话,哪怕它遮蔽了大众对信息与民主的理解。我们如何才能打破这种传播的僵局?第一步,我们应该允许自己以更现实的眼光审视这个神话背后的信息体系。
转自:“新传记忆面包”微信公众号
如有侵权,请联系本站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