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报·史学》创刊于1953年4月。《发刊词》的第一句话便介绍说：“ 《史学》这个刊物，是由以前 《进步日报》和《大公报》的 《史学周刊》与光明日报的《历史教学》改组而成的。”
《光明日报》的 《历史教学》副刊系由北京师范大学白寿彝同志主持。
《史学周刊》1951年1月13日创刊，刊载于上海的《大公报》和天津的《进步日报》。编辑单位为清华大学历史系、北京大学史学系和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自1953年4月因报纸分工关系改组为《光明日报·史学》双周刊。编辑单位为三家，北大、北师大和近代史所。由范文澜、翦伯赞和陈垣任主编。
北大历史系担任执行编辑的是我；近代史所为荣孟源，大约1954年换为谢琏造；北京师范大学为白寿彝,后改为陈正飞。三个执行编辑每周都要到《光明日报》报社碰头、看稿以及决定稿件。
当时《光明日报》社因陋就简，每次我们去后，也没有固定办公室，经常变动，十分不便。后因我对此表示不满，范文澜便提议说，以后干脆归北大一家办吧。这样，《史学》自此便由北大历史系一家负责。
在北大历史系内，由翦伯赞指定三位同志与我共同负责编辑，有汪篯，不久即由田余庆、陈庆华和张寄谦接替。我们四人便一直负责到 “文革”开始，1966年《史学》第一次停刊。
《史学》是一份有关历史科学的综合性刊物，坚持从思想性、科学性方面选择文章，是史学工作者的共识，也是我们编辑 《史学》所力图坚持的原则。值得提出的一点是，我们在《发刊词》中说，我们希望 “空洞、冗长的叙述必须避免。同时，我们也不希望一来就是上下古今几千年，好像要在一个题目之下解决好多历史问题，而是希望抓住一些非常具体的重要而又为读者所要求解答的问题，进行比较严格的分析”。
当时正是盛行对中国社会历史分期问题等大作理论性讨论文章的时候。范文澜却主张在 《史学》上不开展分期的讨论，因为讨论这类问题的大块文章，报纸是承受不了的，这个意见虽曾遭到反对，以为这是放着大菜不吃，专吃小菜。但此后的编辑方针，依然遵守范老的意见未变。
不卷入空洞的文字概念之事，是范文澜的一贯主张。他曾发表过文章 《反对放空炮》,翦伯赞也主张 “登文章只能为政治服务，不能为政策服务，否则永远被动”。今天回顾起来，这种择稿标准是正确的。
五六十年代，由于史学刊物较少，因此《光明日报·史学》在当时的史学界起了一定作用。许多读者对 《史学》十分厚爱，常把引导方向性的责任期望于我们。我们主动提出中心议题开展学术讨论并获得成功的，要属1959年的关于曹操问题的讨论了。
开展这样一个讨论的缘由，是因为自1958年在史学界展开对资产阶级史学的批判后，其副产品便是一些史学工作者在评价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中的非历史主义倾向。因之郭沫若、翦伯赞等提出应正确地评价历史事件与人物问题，而选择了曹操这个在中国人所共知的历史人物作为突破口。
1959年2月19日， 《史学》发表了翦伯赞的 《应该替曹操恢复名誉——从〈赤壁之战〉说到曹操》，文章加了 《编者按》，欢迎大家参加讨论，继之吴晗也在 《史学》上发表了 《谈曹操》专文。自此，在 《史学》掀起了长达几个月的论曹操的热潮，其他报刊也发表了有关文章。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要进行既符合当时历史实际又符合历史发展动向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评价，这种看法得到了历史工作者的普遍支持。自此，一些史学工作者着重于对过去历史上的人物，特别是其历史作用与形象被歪曲的人物进行重新评价，如殷纣王等等；另一些社会科学工作者，更注意于从理论上探讨所谓历史主义、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问题等等。从此而派生出的关于清官问题的讨论以及让步政策问题的讨论等等就直接导向 “文化大革命”前夕的有关意识形态问题的论战了。
《史学》是否要继续办下去，我们曾遇到过几次风雨。
1956年，储安平担任《光明日报》总编辑后，可能是他感到 《史学》专刊学术气味太浓，又占去刊载鸣放文章的版面，有碍于贯彻他的办报原则。因此他要把《史学》停刊，并还准备取消其他几个专刊。但不久形势急转直下，1957年6月8日社论 《这是为什么?》发表。储安平离开《光明日报》， 《史学》也就保留下来。
严格说来，我们四个执行 《史学》编辑的人，只是职业史学工作者，而不是 “报人”。我们只求把 《史学》刊物办得扎实而不求紧密配合政治运动。同时，大家都是业余做这项工作，不能用大量时间为 《史学》写稿或组稿。发稿的选择很大程度上受来稿所限。对于报纸的宣传群众、密切反映现实的任务不能完全符合。因此在选稿问题上、版面轻重安排上有时不免与报社意见不尽一致。报社常认为我们重考据。特别是60年代，报社不时选一些整理过的 “读者意见”供我们参考。
1958年10月中旬，我们刊出第143号 《史学》后,我突然接到报社打来的电话，通知我们 《史学》立即停刊。我们四个负责编辑的人，本已为组稿、审稿、发稿诸问题所苦，接到这样通知，如获大赦。我们向主编翦伯赞汇报后，立即写了《告别读者》,登在1958年10月27日第144号 《史学》上。
不料，才过几天，又接到报社打来的电话，让我们立即恢复 《史学》，并不许中断。几经斡旋，报社才暗示我们，中央领导同志看到 《告别读者》后，指示《史学》不能停刊，要继续办下去。我们事后得知，报社所说的这位中央领导同志就是毛泽东主席。在很久之后，我们更听说，毛泽东主席不仅每期 《史学》都要看，而且对所刊载的文章给予批示不下十余次。
总之，我们没有再发一篇 “致读者”，就未加解释的把《史学》继续办下去了。
1964—1965年开展的 “四清”运动的冲击波自然要震动 《史学》这个专刊，这个时期，报社转给我们的读者意见，就不是什么重考据、重古代轻近现代了，而是提到《史学》的方向性问题。例如认为我们不重视在 《史学》开展对资产阶级史学思想的批判；批评我们没有重视刊载“四史”，说历史学刊物， “不登四史登什么!”于是自1964年11月18日 《史学》第296号开始，大量刊登批判性文章，发了“四史”的专版。报社并且把 《史学》刊头从阳文改为阴文(即从白底黑字改为黑底白字)，大约是以示与旧的资产阶级方向决裂之意。
姚文元的 《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文汇报》上出笼了。《文汇报》驻北京记者到北大搜集对姚文的反应。首先找到了陈庆华，继之又去访问了翦伯赞，他们全都多方为《海瑞罢官》维护，而对姚文元的这种批判文章则表示了极大的不满。
1966年2月1日,北大历史系迁到昌平太平庄去办学，当时我还留在系里没有下去。《史学》处于勉强维持状态。一次我在《史学》上刊出一篇文章。大意是说，吴晗的 《海瑞罢官》有许多与当时的历史事实不相符合，但绝对不是政治问题。我们政府官员哪里还会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但不久之后，就有人对我说， “你的文章只是唱了个男低音”，并说，现在已经透露了， 《海瑞罢官》历史剧的要害是 “罢官”。虽然我知道吴晗这个剧本写于庐山会议之前，与彭德怀罢官一事风马牛不相及。但我当时的思想状态是要紧跟上面精神。
不久，高等教育部召开座谈会讨论吴晗问题。会议主持人首先点名让我发言，我此时已随着批吴形势而不再保持低调。我便说， “吴晗问题是政治问题，他所写的一系列文章都是有政治目的的”。于是其他发言也跟着这个调子。这时在乡下的历史系事实上已在组织班子，在5月份以前就已印发资料，准备批判翦伯赞、汪篯和我三个人，无非是想转移目标以保将帅。
随着6月1日大字报， “文化大革命”开始，报纸版面整个改变，我们所编辑的 《史学》也就停刊了。
大约是1972—1973年，《光明日报》曾在姚文元的示意下，酝酿恢复 《史学》专刊。当时报社的一位同志拿着姚文元的批示找到我们几个人。批示大致是说：《光明日报》应恢复《史学》，仍由北京大学历史系协助，由上海史学家参加。我们就抓住 “协助”二字对姚文元进行抵制，回答说，既然是由上海史学家 “参加”，而由我们 “协助”，那就先请上海的史学家们把 《史学》复刊好了，到时我们是一定要从旁 “协助”的。这样，我们就借用姚文元原话拒绝了姚文元批示。从此，我们即与光明日报 《史学》断了编辑工作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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