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资本品进口和技能型工资溢价

资本品在中国进口商品结构比例中长期占据优势地位，并且这一比例近年仍还在上升。从理论上来看，在生产中由于资本和技能的互补性，大量资本品进口会导致对高技能型劳动力需求的增加，这使得技能型劳动力和非技能型劳动力工资差距的形成和扩大，最终形成技能型工资溢价。

Hongbin Li, Lei Li, Hong Ma最新的论文中研究了中国的资本品进口对劳动力市场中技能型工资溢价的影响，其发现进口资本品强度越大，技能型工资溢价越高。

在数据的选取上，作者主要使用了国家统计局的城镇家庭住户调查数据和海关进出口数据。前者包括丰富的劳动者个人信息：家庭人口数，工资，就业，工资等指标；后者包含较为全面的进出口结构，数量等指标。

作者还将公司层面的贸易数据与工业企业生产年度调查（ASIP）数据相匹配。同时为了方便比较国别差异，作者还收集了其他国家的贸易数据。

作者的识别策略来源于城市层面的进口资本品变动和技能溢价。

首先构建城市层面的回归模型，因变量为技能工资溢价(基于明赛尔方程进行测算)，自变量是进口资本品强度(定义为累计资本进口占总资本存量的比重)，模型控制了城市层面的协变量，城市、年份固定效应。

但有两个问题影响识别策略的有效性：

首先，是遗漏变量，可能存在未被包含在回归方程中的变量影响技能溢价。例如，一个城市的R&D情况会显著影响其资本品进口情况。

其次，模型可能存在反向因果，一些地区如果存在大量低成本的劳动力，那么顺其自然的该地区将会更少的进口资本品。

为缓解上述内生性问题，作者将实际汇率作为工具变量。

具体操作中，作者构建了基于进口商品结构的加权实际汇率。大量文献都认可汇率波动是外部冲击(Park et al.,2010; Campbell,2016等)，因此IV的外生性条件得到满足。其次，人民币升值会使得进口资本品的价格更加便宜，进口成本更低，因此资本品进口数量会出现进一步上升，由于资本品和技能需求的互补性，此时对技能型工人的需求也会上升，这就满足了IV的相关性要求。当然，为了进一步证明IV的可信性，作者在实证部分进行了补充论证。

一阶段的估计结果证明汇率的变动和资本品进口强度高度相关，这验证了IV的相关性。为了保证IV的可靠，作者对IV的有效性做了两种证伪检验。

首先，使用出口商品或非资本品货物进口加权汇率作为IV，从理论上来说，出口加权汇率不应影响资本品进口，因此如果这一变量也可以解释资本品的进口，那么之前使用的IV（进口商品加权汇率）是无效的。回归结果表明，只有之前使用进口资本品加权汇率作为IV的结果显著，因此排除这种假设。

其次，作者检验了IV是否与其他贸易变量相关，如出口或非资本品的进口。调换因变量再次回归的结果证明，资本货物进口加权汇率与出口无关。最后，作者还在统计上进行了一系列弱工具变量检验，结果都证明不存在弱工具的可能。

以上这些结果都表明，资本品进口加权汇率是一个合适的工具变量。两阶段回归结果证明了进口资本品对城市层面的工资溢价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当进口资本品强度增加10个百分点时，技能溢价增加2.1个百分点。同时IV估计的系数远大于OLS的估计结果，这也证明了OLS估计低估了进口资本品对技能溢价的影响。

在稳健性检验部分，作者首先检验了在发达国家这种效应会不会更加明显，发达国家样本的回归结果支持了作者的猜想。同时，作者对IV的传导机制（排他性假设）进行了进一步确认。作者假设进口资本品加权汇率不是通过劳动力市场，而是通过其他机制影响了技能溢价，为了检验此种假设，作者使用2005年前的数据进行回归，因为在此之前人民币还未开始实行钉住美元的汇率浮动机制,移除这部分数据中的以美国和香港作为进口来源的商品再次进行回归的结果并未发生明显变化，进一步验证了IV的有效性。

为了进一步验证自己的结论，作者使用中国企业-劳动力匹配调查(CEES)数据对文章进行了进一步补充论述。作者发现拥有大学学历的劳动者的工资明显要高于没有大学学历的劳动者。同时，从就业结构来看，进口机器设备越多的企业雇佣技能型员工的数量也越多。

作者进一步使用工业企业数据检验了进口资本品对企业绩效表现的影响，结论同之前的发现一致，进口资本品较多的企业使用熟练劳动力比例比较高。

然而，数据也表明出口资本品强度与拥有大学学历以上工人的比例呈负相关，这与中国现阶段的比较优势仍然是是劳动密集优势的观点一致。虽然受数据的限制，作者无法从微观层面确认资本品进口与技能溢价之间的关系，但是作者证实了偏好进口资本品的公司倾向于支付更高的工资，同时拥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这与Bernard和Jensen（1997）的研究结果一致。

作者认为，尽管文章只研究了中国的问题，但现有文献表明资本品进口可能是其他发展中国家技能溢价的一个重要驱动因素。

刘奥龙，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