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师王佐良为我引航
钱兆明
《外国文学》2022年第三期
内容提要：20 世纪 80 年代，王佐良先生先后开创了《外国文学》和《文苑》两种学术刊物。在他生命的最后十五年，王先生不仅主编这两个学术刊物，还完成了《论契合》《英国文学史》等36部力作，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硕士生、博士生。本文作者作为王先生的研究生和助手之一，深情回顾了先生主编外语期刊的才智、著书立说的执着与培养人才的热情。王先生的言传身教让作者终生受益。
关键词：王佐良 《外国文学》《文苑》《论契合》
诗人、翻译家、英国文学史家、英语教育家王佐良先生（1916—1995）是鞭策、影响了我一生事业的恩师。他离开我们已经二十七年了。二十七年来他的教诲和音容笑貌屡屡萦回在我耳畔脑际，挥之不去。最近应邀为一部即将出版的王佐良先生的纪念文集写一篇追思文章，我非常乐意。这给了我又一次缅怀恩师的机会。
1978 年至 1986 年我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度过了难忘的八年。其中头两年我是王师、许师（许国璋先生）和刘师（刘世沐先生）“文革”后首届研究生班的一员；后六年有幸留校当讲师，继续师从王师做科研，见证了他事业巅峰期前半段为创办外语学术期刊、著书立说、培养人才所付出的非凡才智和无穷辛劳。
王师为我们留下了 42 部著作，其中 36 部是在 1980 年至 1995 年撰写的。荣幸之至，我和我同班八名学友参与了王师后期第一部著作《美国短篇小说选》（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英文版 Selected American Short Stories（商务印书馆，1982）的编辑工作。该选本汇集了欧文、霍桑至厄普代克、欧茨等 31 位美国作家的代表作。王师用中文给每篇原作写了前言，他夫人徐序写了作者简介。选篇的注释他留给了同道和青年学者去完成。本校周珏良、刘承沛和国际关系学院巫宁坤等老先生注释了较难注的 6 篇。他自己的研究生和社科院的研究生完成了其余的 25 篇。注释是人文学术研究的基本功。王师在我们准备论文前布置这项 “作业”，是让我们在游泳中学会游泳。
我注释的是美国当代作家欧茨（Joyce Carol Oates）的《天路历程》（“Pilgrim’s Progress”）。通读了那个短篇后，我先作了两天研究，主要是熟悉作品的背景和作者的风格。北外图书馆当时没有欧茨的长篇小说。从几部英美选本里我倒是搜出了她的另外两个短篇，《在冰原中》（“In the Region of Ice”）和《你要去哪里，你又去哪了？》（“ Where Are You Going, Where Have You Been?”）。这项注释工作让我终生受益。它不仅为我几年后注释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商务印书馆，1991）打下了基础，也为以后赴美读博从英国文学研究转向美国文学研究，及在美国大学开英美小说课作了准备。我读博的杜兰大学要求博士生在写论文前必先通过资格考试。美国文学专业资格考试的书目列出了 38 位作家、近百部小说。王师Selected American Short Stories所选 31 位作家竟然全部在列。读过这些作家的短篇小说，再读他们的长篇小说毕竟容易一些。
1980 年标志着王师巅峰期的开始。就是在那一年，他创办了亲自组稿、译介作品与评论作品相结合的学术刊物《外国文学》。《外国文学》头一年出了六期，全部是专号，依次是：当代英国文学专号、德国和东欧文学专号、当代澳大利亚文学专号、当代法国和意大利文学专号、当代亚洲和非洲文学专号、当代美国文学专号。那年冬天，他召集袁鹤年和我在他的办公室开了一个会，会上他提出 1981 年先出一个 20 世纪美国 文学专号，然后再出一个莎士比亚专号。记得会议结束时，他告诉我们，周珏良老师要从外交部调回来了：周师很欣赏我们的《外国文学》，只是觉得封面、封底色彩太单调，建议全彩刊登一些跟译介的作品匹配的名画图像。
1981 年春，《外国文学》按计划出了一个 20 世纪美国文学专号。那个专号的重头文章是袁鹤年的论文《〈榆树下的欲望〉和奥尼尔的悲剧思想》，同期刊登了李品伟译的奥尼尔现代悲剧《榆树下的欲望》（Desire under the Elms）。20世纪上半叶与奥尼尔齐名的小说家有海明威、福克纳和菲茨杰拉德，那个专号选登了福克纳的《两个战士》（“Two Soldiers” ），但没有选登中国读者早已十分熟悉的海明威的作品。美国现代小说三杰中唯有菲茨杰拉德长期无人译介。在王师的鼓励下，我选译了他作为“迷惘的一代”的代表作《重游巴比伦》（“Babylon Revisited”），在那个专号刊出。该专号还选登了刚去世不久的萨洛扬（William Saroyan）和 1978 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辛格（Isaac Bashevis Singer）的短篇小说。王师从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的视角出发在《几句卷头语》中指出，“这四篇作品再度提醒我们：美国短篇小说是一个大家辈出、名篇不断的有重大成就的文学部门”。
王师开创《外国文学》初期最得力的助手是袁鹤年。袁师是我北外本科一年级的启蒙老师。1981年春，他和我都在给即将毕业的 77 届学生上课。我俩不仅是同一教研组的同事，还是一起编《外国文学》美国文学专号和莎士比亚专号的战友。我们一起去印刷厂看过校样，一去就是一整天。中午他出去吃饭，总记着给我带回一份饭菜。他英年早逝是我国美国戏剧研究的损失。1993 年《袁鹤年文集》出版，王师作了序。序末他怀着深情感叹：“如此才华，而英年逊世，鹤年离开我们是太早太早了！”（《全集》 10：642）。
《外国文学》莎士比亚专号在 1981 年 7 月发行。读者自然先要看王师的卷头语：“这个专号之能够编成，标志着我国在莎士比亚剧本的翻译、演出、研究上正在渐趋活跃”（《专号前言》 2）。那个专号的压轴戏是英若诚中译莎剧《请君入瓮》（Measure for Measure），那年北京人艺在首都剧场演出《请君入瓮》用的就是这个中译本。英若诚毕业于清华外国语言文学系。他1945年入学时，王师已在那里教了五年书。王师跟英若诚通过电话后，让我周末去他家取译稿。那天，英若诚不在家，是他的夫人吴世良先生把厚厚一沓译稿交给了我。译稿后还附有英若诚专门为《外国文学》写的《〈请君入瓮〉译后记》。在《译后记》中，英若诚强调他译这部剧采用了不同于“文学译法”的新译法。王师非常欣赏这种考虑到演出效果的新译法。他观赏了《请君入瓮》的演出后写了《成熟的开始——评〈请君入瓮〉》一文。在文中，他夸奖英若诚“提供了第一个能在中国舞台上演出的新译本” （《全集》10：56）。
编莎士比亚专号是王师多年的理想。他与北外另外两位老教授，许师和周师，都拿出了自己的新作。王师的《春天，想到了莎士比亚》后来收入他后期第十一部著作《照澜集》（外国文学出版社，1986），六首即兴诗其一《心胸》有排比句云：“你最不薄情，永远在理解众人，/ 你最不矜持，永远在接近众人，/ 你最不拘泥，永远在探索、创新，/ 你才思最敏捷，你下笔如有神”（《全集》 11：46）。这几句诗用来赞王师本人也很妥帖。许师的《莎士比亚十二赞》聚集了琼生、弥尔顿、约翰孙、爱默生等英美文豪对莎翁的赞语。周师的《〈麦克白〉的悲剧效果》则是有创新见解的论文。除了中译莎剧、诗文，该专号还有书评。王师请广西师范大学的贺祥麟评了朱生豪译的《李尔王》《麦克白》等莎剧，题目是《赞赏、质疑和希望》。当时国内还未见有人评过中译莎氏十四行诗。王师让我来评。于是，我的《评莎氏商籁诗的两个译本》在同期刊出（钱兆明 135-47）。
1982 年秋，王师收到上海复旦大学已故戚叔含教授译五首莎氏十四行诗稿。他交给了我，并嘱咐我写一篇评论，与译诗一起排入《外国文学》1982 年第 12 期。王师是国内有名望的莎学家，他授意我评梁宗岱、屠岸莎士比亚十四行诗译本和戚叔含译五首莎氏十四行诗，这对我以后的事业大有裨益。在鼓励我研究莎士比亚诗歌的同时，他传授给了我科研定位的一个诀窍。新手入门该不该避开热门的英美诗人、作家？热门的英美文豪，评论得再多也会有被忽略的层面，这些层面正等待着有志青年学者去攻克。那篇评莎氏十四行诗译本的急就章和其后不久发表的《读戚译莎氏十四行诗》果然引起了国内外莎学界、翻译界的关注。1981 年 11 月，梁宗岱发表《译事琐话》，大段引我的评语，然后指出译诗必须“反复吟咏……体会个中奥义，领略个中韵味”（395）。莎学家裘克安当时正在编辑一套《莎士比亚注释丛书》。短短三年间他出版了《哈姆雷特》《裘力斯·凯撒》《仲夏夜之梦》《第十二夜》四种。看了我两篇评中译莎氏十四行诗的文章，他决定让我编注《十四行诗集》。拙注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1990 年初版，1995 年和 1998 年又先后重印两版。1987年，美国《莎士比亚季刊》（Shakespeare Quarterly）居然将我评中译莎氏十四行诗的两篇文章连同 1984 年载《外语教学与研究》的《评布思新编 〈莎士比亚十四行诗〉》、1986 年载《外国文学》的《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和 1986 年载《外语教学与研究》的《新发现的一首 “莎士 比亚抒情诗” 》一起列入了《世界莎士比亚注释书目》（“Shakespeare: Annotated World Bibliography”; Mowat 660, 792, 793, 794）。
1982 年夏，《外国文学》又出了一个爱尔兰文学专号。那个专号的篇目包括诗人翻译家查良铮（穆旦）译的叶芝诗《1916 年复活节》和《驶向拜占庭》、周师的评论《谈叶芝的几首诗》、张中载译艾尔曼（Richard Ellmann）《〈死者〉的创作背景》、袁鹤年（松延）译奥凯西（Seán O’Casey）两幕悲剧《枪手的影子》（The Shadow of a Gunman）和刘海铭译奥康纳（Frank O’Connor）短篇《恋母情》（ “My Oedipus Complex”）等。如王师在该专号卷头语说的，“爱尔兰文学是丰富多彩的。以不足四百万的人口而产生了那样多的真正第一流的大作家，论文学天才的密度之高，爱尔兰在西方世界里是独一无二的”（《爱尔兰》 2）。那年正值乔伊斯 100 周年诞辰，王师让我从乔伊斯短篇小说集 《都柏林人》中选一篇译出，登载在该专号之首。我选译了《都柏林人》的第三篇《阿拉比》（“ Araby”）。易立新在《王佐良：一个真正意义的文化人》中提到，王师在西南联大时期“翻译过乔伊斯的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遗憾的是，当时正处于战乱时期，译稿不幸随战火化为灰烬”。关于爱尔兰专号，还有一点值得一提：其封面和封底配合所选乔伊斯、叶芝和奥凯西作品的基调，分别彩印了哈威蒂（Joseph Patrick Haverty）的名画《游吟风笛手》（The Blind Piper）和克拉克（Harry Clarke）的彩绘玻璃窗画《圣伊达》（ St. Ita）。1981 年美国文学专号的封底也彩印了名画，但所选之画与该期内容匹配得不那么紧密。
1984年，为配合筹建北外外国文学研究所，王师决定创办一个不定期的多语种学术刊物，刊名为《文苑》（Wen Yuan: Studies in Language, Literature, and Culture）。因为从 1982 年冬起我在外研社代理病休的林学洪总编主持校刊《外语教学与研究》的日常工作，王师让我兼管一下《文苑》。记得那天王师翻开案头一本从美国寄来的《中国文学》（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Reviews），指着刊名页列出的编者名单说，你我的英文称号就参考这个。
许师、周师、法语系的沈大力、俄语系的肖敏和悉尼大学的韩礼德（M. A. K. Halliday）等教授分别给《文苑》创刊号写了长篇论文。许师的论文评介了鲁迅早年的哲学探索；周师的论文评估了 1976 年至 1982 年国内出版的《红楼梦》影印古本、新版本、译本及相关专著和论文；沈大力的法文论文评议了马尔罗（André Malraux）以中国革命为背景的小说《征服者》（Les Conquérants）和《人类的命运》（La Condition humaine）；肖敏的俄文论文阐明了研究俄语篇章结构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韩礼德的特邀论文考察了英语的“功能性的句子展示性”（functional sentence perspective, FSP）。王师鼓励我也写一篇英文评论，就评上世纪 80 年代国内新开创的十余种外国文学期刊。于是，“China’s New Interest in Foreign Literature: A Survey of Translation Periodicals”应运而生。
1985 年夏，《文苑》创刊号还没出来，王师就把第二期的文章选好了。当时他的英文论文集《论契合——比较文学研究集》（Degrees of Affinity: Studies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刚脱稿。“契合”也是《文苑》第二期的一个亮点。《论契合》的第七篇 “The Poet as Translator”，同时用在这里恰到好处。该文通过对比戴望舒译波特莱尔诗和戴望舒的原创诗证明，翻译波特莱尔诗歌改造了戴望舒自己的诗风，并使他成为具象征主义倾向的现代派诗人。跟此文呼应的是周师将《红楼梦》与《哈克贝里·芬》《莫比·迪克》作比较的“The Garden, the River, and the Sea” 。三部小说有许多不同，但有一点契合——主人公心目中都有一个封闭世界。
我协助王师办学术刊物，以快先睹大手笔文章，学到了一套治学的方法。他总是鼓励我：多读好书、好文章，在虚心学习的同时，敢于提出质疑，发表创新见解。为了激励我“学而有思”，培养我独立完成科研任务的能力，王师不断给我布置新课题。从书评、综述到评论，从兼收并蓄到创新，所有的磨练都是积累与沉淀。
跟随王师多年，他一直没让我做诗歌翻译。1985 年冬，我终于盼到了一个为他译诗的机会。那年，王师投入大量精力的另一项目是译著《英国诗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文艺复兴时期、浪漫主义时期和20 世纪初是英国诗史中的三个高峰期。介绍前两个时期的英诗，他可用自己的或卞之琳、杨周翰等老先生现成的译作。现当代英国诗歌的译介情况大不一样，能拿来就用的仅有袁可嘉译的叶芝的《当我老了》、查良铮译的艾略特《荒原》选段等十几首。他不得不亲自着手译麦克迪尔米德（Hugh MacDiarmid）等人的诗，并让自己和同道的研究生译诗。这就是为什么这部诗选用了几名青年学者译作的原因。
翻译十首哈代的抒情诗，是我赴美读博前王师给我布置的最后一项任务。这可是最合我心思的一项任务。我按照梁宗岱先生和王师的做法，一遍又一遍吟咏哈代的每一首诗，一边吟咏一边琢磨诗韵和表达的感情。吟咏到几乎能背诵了，才开始翻译。就这样，初译稿还是不理想。我不得不停下，去重读王师论译诗，重读他的译作。他在“The Poet as Translator”中说了，诗歌译者最好自己是诗人（《论契合》 108）。不是诗人怎么办？那就只有多读表现相似情感的现代诗或译诗。那年春节，我守在家里，天天读诗，读艾青、臧克家的原创诗，还有王师的译诗。对照彭斯的《一朵红红的玫瑰》（“ A Red, Red Rose”）和华兹华斯的《丁登寺》（ “Above Tintern Abbey”）原文读王师的译文，只觉得他的语言跟原诗的语言几乎一样简练、清新。过完春节，我重新再吟诵哈代诗，琢磨原诗的用韵和情感，并试着一首接一首用中国现代诗的语言翻译。这次的效果好多了。
这十首哈代诗最先在《外国文学》1986 年第 4 期发表。万万没想到，这些译诗在《英国诗选》刊出后，其中几首又在王师的《英诗的境界》（三联书店，1991）、《英国诗史》（译林出版社，1993）和《英国文学史》（商务印书馆，1996）中出现。在《英诗的境界》中，王师用《呼唤声》（“The Voice”）等三首译诗与哈代原诗对照，展示“诗中无滥调，也无丽辞，而是用乡下人本质的语言”（107；《全集》 9：89）。《英国诗史》收了《呼唤声》《在勃特雷尔城堡》（“At Castle Boterel”）、《身后》（“ Afterwards”）、《写在万国破裂时》（“In Time of ‘The Breaking of the Nations’”）和《在阴郁中》（“In Tenebris”）五首译诗，没有附原诗。《英国文学史》同样收了《呼唤声》等五首译诗，没有附原诗。2006 年，外研社出版王佐良、周珏良等主编五卷本《英国文学史》，其第五卷重印了《呼唤声》和《身后》片段的译诗和原诗。王师在中译《呼唤声》后加了评语，引导读者注意该诗中“‘三重韵’（如 ‘call to me’）和沉重的单音节脚韵（如‘were’、‘fair’）既有抑扬顿挫的音乐节奏，又在内容上表现了主人公奔腾的激情和现实的无情这两者之间的矛盾，留下了不胜低回的余音”（24）。
王师在我赴美读博前布置我翻译哈代诗，不仅为我读博主攻英美现代诗歌铺了路，也为我以后在美国教授英美现代诗歌作了准备。据美国现代诗标准选本《诺顿英美现代诗选》（Norton Anthology of Modern Poetry），美国现代诗的先驱是惠特曼和迪金森，而英国现代诗的先驱则是哈代、霍普金斯和豪斯曼。我读博时用的是这个选本，在新奥尔良大学主讲英美现代诗歌（Early 20th Century Poetry）也是用的这个选本。
每当我在美国大学讲堂吟诵《呼唤声》中的 you call to me, call to me 和《身后》中的 He was one who had an eye for such mysteries 时，王师的身影自然就会浮现在我的眼前。
我读博能在短时间里定位研究美国现代主义诗歌中的中国元素，并能在论文答辩前先发表其中的两章，与王师八年言传身教分不开。王师授意我比较莎氏十四行诗不同中译版本、翻译哈代诗歌，看似与我近三十五六年的科研无关，实际上这些研究和翻译让我打下了中西比较诗学的功底。1991 年，王师读了我在《帕杜玛》上发表的“Translation or Invention: Three Cathay Poems Reconsidered”，托外研社林学洪总编给我来信，转达他的祝贺与期望。他祝贺我在西方现代主义诗歌领域为中国学者争得了话语权，并期待早日见到我“代表中国学者见解的大部头论著”。
王师不会看不出，那篇“Translation or Invention”运用了他在“The Poet as Translator”中提出的“译诗是双向交流”（《论契合》 128）的理念。他和我讨论的对象都是诗人译者。他论的是一个中国现代诗人，通过译法国象征主义诗歌，学会了写具象征主义倾向的中国现代诗。而我讨论的则是一个美国现代诗人，通过译李白意象叠加、情景交融的汉诗，创造出了意象主义的美国现代诗。王师自然洞察，我的“Translation or Invention” 是对“权威”的挑战 。美国的和日本的庞德专家，在我之前已考察过庞德意象主义的中国渊源。然而，他们因为不懂或不真正懂中国文化，在梳理中国文化影响的时候难免出差错。王师鼓励我早日写出 “代表中国学者见解的大部头论著” ，重点是要富有 “代表中国学者见解”。至于 “大部头”，据我的理解，不是要求论著的篇幅长，而是希望其学术影响大。
把一篇考察唐诗在庞德、威廉斯创新英诗过程中所起作用的论文提升为一部有望改变学界对西方现代主义认识的专著，需要时间。耶鲁大学适时的资助，不仅使我有了深化东方文化影响理论的时间，也有了查核、充实论证材料的条件。上世纪 90 年代，美国高校刮起了一股滥用萨义德东方主义理论的歪风。我的《东方主义与现代主义》（Orientalism and Modernism, 1995）在厘清中国文化对早期庞德和早期威廉斯影响的同时，提出了东方文化为西方现代主义构成元素之一的理念。该书对西方现代主义渊源固有认识的质疑，促使美国耶鲁大学于 1996 年 10 月举办了 “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 Modernism and the Orient”）国际学术研讨会。2003年，该著续篇《现代主义与中国美术》（The Modernist Response to Chinese Art）出版。次年 6 月，英国剑桥大学征得我同意后，即召开了以 “东方主义与现代主义”（“Orientalism and Modernism”）命名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副题“跨文化与跨艺术”（“Cross-cultural and Interartistic”）认同了该续篇跨艺术领域的新焦点。令人痛惜的是，在《东方主义与现代主义》出版八个半月前，噩耗传来，王师驾鹤仙逝了。王师没有走，他永远活在我心里。他时时刻刻鞭策着我向他学习，将他做学问的激情和分享学问的热情付诸教学和科研实践。王师没有走，他一直在跟我说话。他有关中西比较诗学的种种理念，注入我用英文撰写的《现代主义与中国美术》和《东西交流与后期现代主义》（East-West Exchange and Late Modernism, 2017）之中，当然也注入在我从教五十年献给他和许师的《若谷编》（外研社，2018）和跨文化、跨艺术领域、服务中国话语战略的《跨越与创新》（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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