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源于公众号：Gender and Critique
本文选自《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0年第二期
戴雪红，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摘要
近年来，随着非物质劳动理论重要性的上升，哈特与内格里的“情感劳动”概念成为学界研究和争论的焦点，该概念与女性主义理论之间张力关系的研究也逐渐升温。通过梳理哈特与内格里“情感劳动”概念的起源与发展脉络，本文回顾了意大利自治论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情感劳动理论的早期实践，以及美国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情感劳动理论的前期研究，从女性主义的视角对这一概念进行了解读。哈特与内格里的“情感劳动”概念延伸了女性主义对情感、再生产、劳动与性别分工等的探讨，有助于开展对资本主义社会权力关系的全新批判，为女性主义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同时，女性主义者对哈特与内格里“情感劳动”概念的内在矛盾与局限性也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关键词：哈特内格里 情感 情感劳动 女性主义
一、引言: “情感何益”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西方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出现了“情感转向”，这意味着学界研究的焦点向情感理论转移。“情感”作为跨学科的一个学术热点，始于近代哲学家斯宾诺莎的哲学概念，然后以法国哲学家德勒兹和加塔利等人对情感能力的阐释为基础。当前比较有代表性的情感理论学者包括布赖恩·马苏米、伊芙·塞吉维克、帕特丽夏·克劳夫等，他们拓宽了许多新的研究议题，比如情感劳动、情感体制和情感经济等。2007 年，克劳夫主编了《情感转向: 社会的理论化》一书，美国自治论马克思主义学者迈克尔·哈特为此书写了一篇引言《情动何益》，指出: “这一情动转向也开辟了新的研究道路，给予以往的研究以新的洞见，并且指出了新的主张的可能性。”
实际上，“情感转向”与女性主义的“先兆性”研究，如身体研究与感情研究等有着渊源关系。哈特使用“情感劳动”这一概念特指性别化的劳动形式，包括“感情劳动、关爱、亲属工作，或者母性工作”等。哈特指出，“情感劳动”不仅是女性主义研究中的一种理论潮流，而且是当今资本主义价值生产的关键，将其与“非物质的劳动形式一起加以考量，……意味着新的政治可能性，揭示了在一系列的劳动活动中所共有的新的和被强化的剥削形式; 最重要的是开启了拒绝和解放的政治组织和集体性实践的道路”。近 20 年来，哈特与安东尼奥·内格里合著的“帝国三部曲”《帝国》《诸众》《大同世界》对“情感劳动”与“非物质劳动”等概念进行了最全面的理论阐述，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女性主义传统理论的重要影响。换言之，“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非物质劳动话语的真正推动者是———女性主义者，这是不足为奇的”。
回顾历史，1969年意大利曾经有过一场被称为“热秋”的工人运动，作为对此运动回应的一部分，意大利自治论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流派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对家务劳动价值的忽视与贬低，在国际女权运动中发起了长达十年的“家务劳动争论”与“家务劳动工资化运动”。他们努力把再生产劳动的批判纳入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劳动分析中，探讨资本主义生产与家庭内劳动力再生产之间的复杂关系。这场运动的主要成就之一是重新思考了劳动概念，并在探究女性与资本主义剥削的关系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然而，随着全球经济从福特主义向后福特主义过渡，自治论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这种开创性的资本主义批判策略日渐衰微，逐渐失去效力。与此相反，一些英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重视对非物质劳动和情感劳动的理论研究，主张情感劳动的典型形式是家庭或社区内的各种关爱工作，并努力复苏人们对身体、性、情感与再生产等特定问题的关注。凯西·威克斯指出: “在某些女性主义传统中，情感劳动甚至被理解为既是当代剥削模式的基础，同时又具有颠覆它的可能性，……为了更好地把握非物质劳动的概念，加深对非物质劳动的认识，我认为回到英美社会主义女性主义传统，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后期至 80年代早期的分析是有益的。这些是在物质生产范式仍然占主导地位的时期理解非物质劳动特殊性的最早尝试。
总之，随着后福特主义的到来和新自由主义的兴起，有薪工作女性人数的增加加速了一种旧式性别秩序的瓦解，同时又暴露了劳动力市场中持续的性别隔离。面对这种权力差异图景的矛盾与紧张关系，从女性主义的视角解读哈特与内格里的“情感劳动”概念，将有助于开展对资本主义社会权力关系的全新批判。
二、哈特与内格里 “情感劳动”概念的谱系学考察
一般情况下，学界认为“非物质劳动”概念是由意大利左翼学者毛里奇奥·拉扎拉托首次提出的，意指 一 种“生产商品信息和文化内容的劳动”。实际上，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中曾对非物质劳动的概念进行了一些初步的思考: “大工业领域内生产力的极度提高……使工人阶级中越来越大的部分有可能被用于非生产劳动，……从中减掉不宜劳动的老幼，所有‘非生产的’妇女、少年和儿童，再减掉官吏、牧师、法律界人员、军人等‘意识形态的’阶层以及所有专门以地租、利息等形式消费别人劳动的人，最后再减掉需要救济的贫民、流浪者、罪犯等，大致还剩下 800 万不同年龄的男女。”然而，从资本主义诞生以来，从事这种“非生产的”劳动和照顾工作的人，被视为“变异的”和“寄生的”劳动群体，是不能提高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充满奴性的仆人”。
近年来，许多学者进一步延伸了“非物质劳动”概念的内涵，如福柯的“生命政治”、德勒兹和加塔利的“欲望机器”以及布尔迪厄的“社会资本”等，但这些观点却“完全忽视了家庭领域的物质劳动( 打扫房子、做饭、购物、洗衣和熨烫衣服) ，尤其是忽视为生产个人所做的劳动( 性、怀孕、分娩、哺乳和照料) ，以及非物质领域的其他基本部分( 情感、照料、受教育、社会化、通信、信息、娱乐、组织、规划、协调、物流) ”。与以上学者不同，哈特与内格里指出，资本主义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从工业资本主义转变到认知资本主义，从福特主义转变到后福特主义，非物质劳动既是智力劳动又是情感劳动，已经成为帝国时代霸权性的劳动形式，为当代资本主义提供主要动力，是剩余价值的主要来源。由此，哈特与内格里在拉扎拉托的理论基础上扩展了分析，从三个层面上界定了非物质劳动: “1) 近年来因信息网络联络在一起的工业生产中的通讯交往劳动; 2) 分析象征、解决问题的互动式劳动; 3) 生产和操纵情感的劳动。”
2003 年，在法兰克福大学的一次讲演中，内格里又将非物质劳动概括为四种形式: “在后福特制和后工业时期，随着非物质劳动( 比如智力劳动、情感劳动、关系劳动和语言劳动) 成为价值创造的中心元素，资本积累的性质 发生了根本的转变。”2004 年，内格里与哈特在清华大学举行了公开演讲，谈到可以将非物质劳动分成两种基本类型: 第一种主要涉及智力或语言的劳动，如解决问题、处理象征性或分析性的任务，以及语言表达方面的工作等，这种非物质劳动产生想法、符号、符码、文本、语言单位、形象和其他诸如此类的产品; 第二种是“情感劳动”，这是一种生产愉快、轻松、满足、兴奋或激动等的情感劳动。
此后，哈特与内格里在《诸众》一书中，对《帝国》中的观点又作了修改，将前两个层面整合为“涉及智力和语言的劳动”，认为第三个层面“情感劳动”最为重要，因其直接关涉精神的、身体的劳动主体的再生产。这样一来，“非物质劳动”就分为两种不同类型: 一种是生产观念、符号、代码、文本、语言形象、景象及其他产品“智力的或语言的劳动”，另一种是“情感劳动”。哈特与内格里指出，特别是在服务部门，当今的生产过程越来越多地集成了手、脑和心的劳动，因为更多的工作要求工人使用他们的知识、情感、合作能力和沟通技巧，不仅创造物质产品，而且不断增加非物质产品的创造，非物质劳动“即创造非物质性产品，如知识、信息、交往、关系，或者情绪反应”。而在后来的《大同世界》中，他们作了如下补充: “生产这些非物质商品( 或者物质性商品的非物质方面) 的劳动形式，可以称为心脑劳动，其中包括服务业、情感性劳动以及认知劳动。”最终，哈特与内格里创新性地将“情感劳动”界定为“非物质劳动”的主要类型，“这是一种生产或制造舒适感、幸福感、满足感、兴奋感或激情等感情的劳动”。
三、女性主义情感劳动理论的历史实践与话语生产
在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的早期理论与实践中，隐含着一条有关非物质劳动与情感劳动议题的线索，不过这些思想光谱在某种程度上被研究者忽视了。
(一) 意大利自治论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情感劳动理论的历史实践
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资本主义生产业已越出工厂围墙，工作从工厂转移到社会，整个社会变成了工厂———即“社会工厂”。1973 年，意大利工人“自治运动”开始了。作为工人自治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与领导者，内格里重新界定了革命政治的主体: 在非物质劳动占据霸权地位的信息时代中，真正的抗争主体是“社会工厂”里的“社会工人”，而非传统的工人阶级主体。“它的成员不仅仅包括产业工人，还包括年轻人、学生、未充分就业者以及失业者( 作为家务劳动者的妇女也包含在这一范畴内，但是她们始终只是被视为失业者或未获得工资者) 。”此理论把社会斗争的场所扩大到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领域，包括家庭内无偿劳动的议题等，它极大地挑战了主流女权运动和传统社会主义的劳动理论。
受工人自治运动与内格里思想的影响，家务劳动的不平等问题进入了女性主义话语，获得了政治意义，由此引发了一场横跨欧美的“家务劳动争论”与“家务劳动工资化”的新社会运动。与经典马克思主义把是否存在工资关系当作“生产劳动”的主张不同，这场运动的理论基础正是自治论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工厂”的理论，它围绕以下几个基本问题而展开: 家务劳动是生产性的还是非生产性的? 家务劳动是否创造剩余价值? 家务劳动能否工资化? 达拉·科斯塔指出，要承认家务劳动是生产性的劳动; 无偿的家务劳动是资本主义再生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降低了再生产劳动的成本，而且产生了剩余价值。通过为工人与资本提供诸如食物、衣服、情感和家庭关怀，以确保劳动力的再生产，女性维持着资本主义机器的运转。参加工业生产的女性事实上做着双份工作: 她们在机器流水线旁的工作是有偿的，而在家里的工作却是无偿的。因此，应该给家务劳动以报酬，由国家( 政府和雇主) ，而不是个人( 丈夫、父亲或男友) 来支付家务劳动工资，因为资本最终将会从对女性的剥削中得益。争取家务劳动的工资不是最终目标，而是改变女性和资本权力关系的手段和策略。
意大利工人主义女权运动与自治运动围绕家务劳动议题进行过短暂的联合，但是相关问题最终并没有得到解决。在外出参加工作是否有助于女性解放的议题上，自治论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与主流的女性主义之间存在着很大差异。后者认为女性走出家庭、外出就业是一条解放和经济独立的必经之路，并提出“家务劳动社会化”的口号。与此相反，自治论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拒绝工作”，倡导参加工作获得解放从来不是男女平等。无偿的家务劳动和有偿的雇佣劳动都为资本生产了剩余价值，都是被剥削和压迫的形式。至70年代末，工人运动受到政府的普遍镇压，“家务劳动争论”已经落幕，“家务劳动工资化”运动也陷入困境。事实上，通过金钱来获得家务价值的社会认可的方式是低效的，当代女性主义者也不再幻想通过这些策略来解放女性。然而，这些斗争对国际女性主义理论与实践作出了重大贡献，新一代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认识到资本主义的根本特征倾向于忽视情感劳动的价值。无偿家务劳动中的情感付出，以及有偿工作中诸如爱、照顾、尊敬等非物质性产品与情感服务的提供，都是反对资本主义的关键。因而，她们结合哈特与内格里的“非物质劳动”与“情感劳动”等新概念，积极调整革命性策略，努力探寻一条女性解放理论和政治发展的替代路径。
(二)美国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情感劳动理论的话语生产
与意大利女权运动的早期历史实践不同，当代美国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更关注家务劳动与社会再生产的情感内涵，从扩大劳动范畴的性别形式方面进行了理论探索。
第一，安·弗格森的“性/情感的生产”概念。弗格森强调了情感的社会维度，她认为，人类的感觉和情感能力是社会历史的一个方面。人们对感觉和情感需求的满足是历史性的，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表现出不同的形式。弗格森指出，历史上家庭是与物质产品的生产截然不同的生产场所，家庭生产为“性/情感的生产”，其主要特征是提供抚育、情感和性满足。这种生产自身具有与资本主义关系截然不同的生产关系。在现代核心家庭中，男性通过无偿占有“性/情感的生产”来剥削女性。弗格森指出，家庭由“性/情感”生产出四种产品，即家务劳动、生育、养育和性服务。“性/情感的生产”体制是一种商品和劳动交换的体制，它以男女之间的不平等交换为特征: 女性比男性接受少得多的商品，却花大量时间辛苦劳动以生产出这些产品。因此，男女之间的关系应被看作是剥削性的。每个社会必定有一个或多个历史中发展的性/情感的生产方式以满足人类需要，其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关系的重要性就如同满足饥饿和身体安全的需要一样。资本主义父权制社会的男性拥有工资，因而控制“性/情感的生产”并以此剥夺这些剩余产品———剩余工资、剩余照顾和性。人类的基本需要———性、养育子女等———在资本主义产生的初期即在家庭中进行。虽然当代的“性/情感的生产方式”、种族主义的公开的父权式资本主义已经从家庭转向公共父权制( 包括有偿劳动的公共领域、福利国家) ，然而资本主义父权核心家庭对性别分工、福利国家措施和养育子女的法定权利继续产生历史影响，持续造成男女之间剥削的性/情感交换的局面。女性参与雇佣劳动的类型仍然是性别的性/情感劳动———包括保育和健康护理在内的身体保护，提供食物和性行为的女服务员，以及带有性色彩的其他服务工作，其中男性是作为顾客、老板和消费者支配着这种交换。总之，弗格森认为，从女性进行资本主义和父权制的生产关系的再生产来说，它是一个潜在的革命阶级，具有推翻现存社会秩序的能力和动力。如果女性拒绝去做她们的工作，资本主义和父权制都难以继续发挥其作用。
第二，罗斯玛丽·亨尼西的“感觉与情感的人类需要”概念。亨尼西致力于将资本主义、性和情感放在同一层面上，对晚期资本主义、劳动及商品化的结构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她指出，全球化开启了新的商品化形式，也为人的能动性带来新的发展契机，因而应该从人类的基本需要和全面发展的角度来认识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的异化现象。亨尼西把“感觉与情感的人类需要”理解为“许多基本的人类需要”之一。这个概念框架确定了这种对感觉和情感的需要，她称之为“人类需要”(物种需要) ，其地位与“教育、娱乐、保健、食物和居所的需要”相同。通过梳理从斯宾诺莎、尼采到德勒兹、加塔利与马苏米等人的情感理论，亨尼西重新界 定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批判———关注身体存在的情感特征———的概念资源。她指出，“我们甚至可以说情感潜能包含在马克思所指的劳动中”，即使马克思没有“明确地称呼它们”，情感需要是为了“自我实现”人类潜能的一部分，即马克思经常指的是，他认为需要的发展在历史上取决于人类潜能的发展。另外，亨尼西吸收了马克思的思想，设计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理论计划，即将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和情感理论接合在一起，对资本主义进行全面批判。亨尼西认为，在资本主义内部，“感觉和情感常常与人类需要的满足分离”。商品交换不仅产生商品拜物教，而且“我们作为感性、社会存在的客观人的能力的断裂”，“感觉与情感的异化支撑着商 品 生 产 与 消 费 的 组织和交换价值的逻辑”。此外，作为剩余劳动力的占有，“剥削”要求劳动者与自身的潜能相异化，包括其性—情感潜能。作为“人类自身的需要”，情感需要表明“所有的人都应该拥有能够让他们锻炼和发展他们的情感能力的条件”。这种情感和需要的关系———一个被资本主义排除的关系———具有根本性的革命潜力。总之，亨尼西试图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对资本主义的性、感觉和需要进行批判，从而为感觉与情感的能力商品化以及资本主义市场关系对人类情感的侵蚀等问题，提供了分析的理论基础，也为情感劳动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政治视野。
四、女性主义对哈特与内格里“情感劳动”概念的批判与发展
在后工业时代，劳动主体的碎裂、以男性为主的工厂内“大众工人”的消失以及“阶级构成”的危机，标志着一个重要理论时刻的到来———“情感劳动”的概念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批判之间的学术对话。这场对话延续、拓展了 20 世纪 70年代的那场辩论———“家务劳动的争论”，使得女性主义者重新思考生产/再生产、工作/生活、资本/劳动的二元对立关系。
女性主义认为，无论再生产是否具体指人类的再生产、劳动的再生产、社会条件和劳动关系的再生产，情感劳动都是其中所固有的。解读“情感劳动”概念的关键是回到马克思恩格斯早期的理论与方法，从情感的视角思考生产与再生产，阐明它们之间联系的重要性，反对生产与再生产的二元对立。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有关生活、社会与生产的讨论: “每日都在重新生产自己生命的人们开始生产另外一些人，即繁殖。这就是夫妻之间的关系，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家庭。”作为对此理论的补充，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扩展了这一观点: “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 另一方面是人自身的生产，即种的蕃衍。”
通过聚焦于情感劳动并重新思考资本主义，哈特与内格里秉承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立场进一步指出，迄今为止，所有被贬为再生产范畴的活动都被纳入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下，生产和再生产之间的分隔已经过时了。非物质劳动的出现，终结了生产/再生产、工作/生活、资本/劳动之间的二元区分，二者的界限已经消融: “生命以生产为目的，生产也以生命为目的。这是一个巨大的蜂房，蜂后安居其中，一刻不停地巡视着生产和再生产。”他们继续指出: “生产与生活间的关系由此已被改变，以至于考虑到政治经济的规训如何理解它时，现在这种关系被彻底颠倒过来。生活不再产生从属于工作日的再生产的周期中; 相反，生活是充满和统治了所有生产的事物。事实上，劳动与生产的价值深深地决定在生活内部。”总之，哈特与内格里致力于超越生产/再生产关系，使得二者更加融合，从而为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提供新的视角。
威克斯支持哈特与内格里的这一观点，她指出，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二元区别是以工业生产范式和物质产品模式为基础的，随着后泰勒主义和后工业化劳动过程的发展，生产和再生产更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情感劳动与潜在政治主体的实践，可以建构在跨越了旧的空间和性别二元划分的基础之上。威克斯建议，工作/生活的分隔可以取代生产/再生产之间的旧分隔，“一个人在工作和生活中都是相互构成的……工作显然是生活的一部分，生活亦是工作的一部分”。不过，“伴随后福特主义时代女性进入有偿工作、新自由主义条件下家务劳动的重新私有化，反对家务劳动中的性别、种族与跨国区分的斗争正在变得更为困难”。
然而，尽管福特主义下男性养家的旧性别秩序已经衰退，后福特主义劳动力市场呈现出女性化趋势，但劳动的性别分工、性别等级制与女性边缘化问题仍持续存在。一些女性主义学者指出，关于剩余价值生产中家务劳动作用的长期辩论，具有回避女性主义的性质。因为，人们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这些边界以极不平衡的方式被转换了。福特主义时代女性的支配模式———家庭主妇的模式在当下仍然适用，“当人们认为‘女性’雇佣劳动的支配模式，是文化、金融或广告领域的‘成功’职业女性的魅力模式时，这一点就变得尤为明显。……在所谓的再生产工作领域，尤其是在儿童和老年护理领域，女性的劳动力参与面临极其稳定的性别分工。生产和再生产的融合模式反映的是劳动关系的现实性，而不是女性主体性日益占主导地位的形象”。当新自由主义削减如幼儿园和医疗保健等公共领域的服务时，生产和再生产之间差距缩小的观点就是荒谬的，因为新自由主义重新私有化了再生产劳动，迫使无收入的女性去收拾这个制度的残局。因而在《帝国》一书中，无偿再生产劳动的消失是一种理论预设。与其谈论生产和再生产之间界限的消解，倒不如在国际层面上分析再生产劳动在“种族、阶级、性别”范畴上的重构。这将是用唯物主义方法实现“生命的生产”的唯一路径，但哈特和内格里并没有履行他们的承诺。《帝国》没有为性别体制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奠定基础，其颠覆占主导地位的主体模式的观点必然会失败。
凯莉·贾勒特在其新书《女性主义、劳工和数字媒体: 数字家庭主妇》中指出，在新媒介时代，消费者劳动产生的非物质产品，例如在社交网站上由情感驱动下的点赞，本质上是非异化的，作为使用价值被消费; 它虽然没有可以量化的交换价值，但仍然参与了剩余价值的生产。为了解决这个矛盾，贾勒特建议采取利奥波迪纳·福图纳蒂提出的方法和模式———“家务劳动是资本主义价值链的必要组成部分，因为它产生了劳动力”。福图纳蒂指出，再生产领域的工作被资本吸收需要经过两个阶段: 首先转换家务劳动的生产方式，把它变成可以被男性工人直接消费的使用价值; 然后再将使用价值转换为劳动力。福图纳蒂试图从女性主义角度对非物质劳动概念的历史和理论争论进行重构。通过研究非物质劳动在家庭以及新媒介领域的变化，她揭示了现实的非物质化，以及一些人所倡导的自决策略。对这些智能技术的大量拥有是政治实验、传播理论和实践的重要基础，这也是一个自我实现的战略时刻。贾勒特认为，福图纳蒂的模式提供了一个关于家务劳动的强有力描述，其与社会、心理和情感上有意义的产品的生产不可分割，即这项工作是与资本主义经济密切关联的。她的模式还描述了消费者的劳动虽然被剥削和异化，但这种经验在社会和个人意义上是重要的。例如，在“脸书”上的对话，可能会产生有价值的用户数据，这成为一个人的社会性和自我实现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这种二元性的产生可归因于情感的非物质劳动。总之，福图纳蒂的模式提供了一个生产/非生产之间的既/和关系，而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关系。消费劳动可以是具有社会意义的使用价值的“非生产性”生产，同时也可以是开发和利用受众产品的生产。贾勒特认为这是福图纳蒂对消费劳动理论化最有价值的贡献: 它有能力超越二元性。
五、结语: 为情感而劳动?
综上所述，哈特与内格里的“情感劳动”概念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女性主义产生新的、富有成效的思想资源。不过，女性主义者对哈特与内格里“情感劳动”概念的内在矛盾与局限性也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首先，哈特与内格里突出了情感劳动的性别色彩与女性化特征，这或许是一种新理论的出发点。他们曾举例说明这一点: “想想医护人员、空服人员、快餐食品工人以及性工作者———所有这一切都是被强烈地社会性别化的活动，在很大程度上，这些活动都产生情动。”他们还特意使用了“关怀劳动”一词，强调情感劳动即人与人之间感情的生产和交换活动。由此看来，哈特与内格里“情感劳动”概念中蕴含一定的性别维度: “对情感性劳动更好的理解开始于被女权主义分析称为‘身体模式的劳动’的东西。”然而，针对这些观点，女性主义者指出: “在这里还不清楚‘情感’是如何被概念化的，由谁以及在何种社会关系中产生和消费。他们的话语的整体后果是女性再次面临被退化为身体的风险。”哈特与内格里没有剖析“情感劳动”概念的性别化蕴涵，既忽视了对非物质劳动、情感劳动的身体异化的经验分析，又缺乏对工作场所中女性情感劳动被操控与被商品化情况的透彻解释。简言之，哈特与内格里“潜意识里暗含着理性主义父权制的他性歧视”。
其次，尽管哈特与内格里关注的焦点是诸如生命政治、情感劳动以及生产/再生产的关系转换等女性主义议题，但都缺乏深入的阶级分析。例如，他们的论著没有将“性别”与“阶级”接合起来，他们摆出的姿态，仅仅是在《帝国》一书中的一个长脚注: “实际上，从方法论的角度上看，我们可以说，迄今以来，以批判生态政治为目的而发展起来的最深刻、最坚实的问题域正是出现在女权主义理论中，尤其是关注女性工作、情感劳动和生命权力的生产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理论中。或许，用它所展现出的框架来更新欧洲‘工人主义’学派的方法论是再合适不过的了。”其结果是，情感劳动与性别问题只是后来附加的:“这也许更能理解为一种绅士似的对女性主义批判的打发，或者一种与女性主义批判保持距离的方式?”因而，哈特与内格里模糊了物质/非物质、生产/再生产、工作/生活等之间的清晰界限，让工人从工厂、女性从家庭中“出离”，积极寻找有意义、灵活和自主的工作。从一定意义上讲，这开启了新选择的潜在可能性，有利于性别等级关系的重组，消除性别分工的本质主义影响。然而，其悖论在于，哈特与内格里缺乏性别与阶级视角，不能区分劳动力市场中的等级分隔，他们对情感劳动概念去阶级化，使情感劳动不再局限于家务劳动，这只会加重新自由主义社会中的不平等。“如果我们只看年轻女性，那就可能看到‘拒绝工作’的现象，其形式是逃离枯燥单调的工作，偏爱自我导向的、更自主的工作。……年轻女性不再寻找唯一挣钱养家的丈夫，她们把职业生涯的理念浪漫化了。她们想要寻找充满激情的工作。”如此的浪漫情怀并没有使女性摆脱工作地位的劣势，如低工资以及生活条件差等，她们的工作仍然是不稳定、不安全的。在新的数字媒体时代，传统的性别等级仍然存在，并且新的性别与等级结构问题层出不穷。
最后，哈特与内格里的“情感劳动”概念还蕴含着一个激进的论断，即情感劳动充分体现了生命权力的共产主义潜力: “如今，生产力、财富和社会剩余价值的创造通过语言的、交际的与情感的网络采取了合作的互动性的方式，于是非物质劳动在展现自身的创造性能量中似乎为一种自发和基本的共产主义提供了潜力。”但这种思想具有一定的主观主义和乐观主义倾向，因为当今新自由主义情感劳动者的抗争是不太可能实现的，正如安吉拉·默克罗比所指出的: “哈特的女性主义论述限于家务或保育范围，没有任何意义上‘情绪资本主义’的像样子的分析。一些论者研究这种新资本主义的活力及其走向‘共产主义’的潜能，将其视为欢庆非物质劳动的理由，带着一丝幼稚。他们不关心主体性被形塑的方式，不关心主体性在个性化、激烈竞争和自立的框架里如何完成非物质劳动的任务。
由此看来，哈特与内格里的“情感劳动”概念充满争议、意义模糊，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这些张力和矛盾使得对“情感劳动”概念的研究充满了挑战: 在认知资本主义之下，女性更容易踏进有薪劳动力市场，这是否意味着女性从父权制中解放出来了? 家务劳动分工的传统如何影响到女性在有薪工作中的经历? 女性是否应该为了情感而劳动? 如果说资本主义社会在本质上是反工人、反女性的，那么社会主义者的奋斗目标就是创造一个充满关爱的社会吗? 通过修正和扩展哈特与内格里的“情感劳动”概念，女性主义者认识到，传统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将当代女性的屈从看作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作用，它关注的只是女性在经济和物质上的不平等和斗争。一方面，作为一种无偿劳动，女性情感劳动的价值被低估了，只有充分评价并重新计算其价值，女性的情感劳动才能获得全新的意义; 另一方面，情感劳动与雇佣劳动不可分割，但没有哪一种劳动具有先验性、优越性和普遍性，大部分女性从事着情感劳动，而且常常被要求完成更多的情感劳动，她们对工作的热爱有可能导致自愿地被剥削。辩证地看，情感劳动应是一种“剥削与拯救、排外与乌托邦、异化和新型社会的复杂组合”。
（参考文献和注释略）
转自：“再建巴别塔”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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