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文刚 | 媒介环境学的思想沿革初探

威廉·帕特森大学(Wiliam Paterson University)

林文刚(Casey Man Lum)

我是典型的媒介环境学人，

我觉得自己和神学家有所不同。

我读过一点点芒福德和麦克卢汉，

我对瓦兹拉维克的作为相当清楚，

对列维－斯特劳斯和雅克·艾吕尔也略有所闻。

我常常恭维阿尔梅斯和坎特里尔的学问。

我熟悉信息论和通信的数学模式，

常常围绕它们和你争论，直到我的休假开始。

合唱：

我知道香农—韦弗努力克服信道里的噪音，

我知道早川一会(Samuel Ichiye Hayakawa)和参议员们过从甚密。

虽然当人类学家可能更好，

我还是甘当典型的媒介环境学人。

我熟谙广播电话的历史，

也知道为何科日布斯基的幽灵不是孤魂。

我研究了无声的语言和媒介的偏向，

以及结构主义的概念，我真是无所不晓。

我学过近体学、身势语、语言风格的争论，

我知道为何希腊人偏重口语，修士为何很有学问。

我要朗诵谷登堡印制的《圣经》里的五首颂诗，

我猜想你大概知道沃尔纳·海森伯的物理学原理。

合唱：

早期的电视贴得很近，按摩你的右脑，

它推理的功能总有一天会荡然无存。

虽然当鱼类学家可能更好，

我还是甘当典型的媒介环境学人。

我可以区别“配音”“复制”和“母带”；

我能够分清热接片机与华夫饼烤盘；

我能够展示我的电学知识；

激光束和全息术不再不可思议；

我尝试粘贴胶片，录音也不再具有魔力。

总之，我对现代技术略知一二，

自称了解媒介环境学，让我感觉良好。

合唱：

虽然我很勇敢，又敢于冒险，但我的硬件素养

只达到世纪初的水平。

虽然当妇科医生可能更好，

我还是甘当典型的媒介环境学人。

                             ——罗伯特·布莱克曼

                          《典型的媒介环境学人》

我初次接触这首诗歌就被它迷住了。罗伯特·布莱克曼创作这首诗歌时正在纽约读研，这是他模仿威廉·吉尔伯特和亚瑟·沙利文《现代少将》(Modern Major General)的戏作。他在纽约大学一个新的博士点攻读博士，研究的重点是媒介环境学。他把这首诗制作成三分钟的录像带，由他自己做同期录音。这个博士点由尼尔·波斯曼(Neil Postman)教授于1970年创建，那时他在该校任英语教育教授。此前，尚无任何学位课程用过这样的名字。实际上，即使对学界而言，这个名字也很陌生，听上去有深不可测的味道。据说，在一些社交场合，有人用这个短语来打破沉默或接过话头。由于它晦涩而颇有歧义，外界也多有议论；有人认为自己对传播的现象略知一二，遂闯入这个圈子；可进入之后，虽兴味盎然，却难入其门，于是就免不了要问：媒介环境学究竟为何物？

“媒介环境学”这个术语是20世纪60年代末问世的。然而，即使30年过去之后，在学术会议期间，人们还是纷纷礼貌而好奇地议论，它究竟是什么意思；如今，它仍然是人们在酒吧邂逅时比较得体的搭讪话。在一个层面上，到了20世纪的最后30年里，媒介环境学这个研究领域仍然处在传播研究的边缘地带。比如，《传播学杂志》（Journal of Communication，缩写为JOC）这个首要的主流杂志曾经出过一期特刊《传播研究领域的发酵》(Ferment in the Field，1983)，刊载10个国家35位学者对传播学科发展状况的评估。如今这个特刊已成经典；倘若它能够用来界定传播学的研究成果，或者给传播学的研究成果提供合法的依据，那么，媒介环境学在传播学“领地”里虽然存在却被人拒之门外。这一期特刊给人留下的深刻印象是，传播研究关注的多半是持续不断的两派之争：一派是经验（或管理）学派，一派是批判学派(Rogers，1982)；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说，那就是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之争。十年之后，《传播学杂志》又推出了两期特刊，重新评估传播学的最新动态，分别题为《学科展望之一》(The Future of the Field I，1993a)、《学科展望之二》(The Future of the Field II，1993b)。“媒介环境学”这个术语再次遭到漠视，没有得到一个字的承认。其他涉及传播学历史的学术著作也出现了类似的漠视（比如：Delia，1987；Dennis，Wartella，1996；Dervin，Grossberg，O’Keefe，Wartella，1989）。

然而，这并不是说，给媒介环境研究的兴起作出贡献的思想家的研究成果，完完全全受到人们的漠视。最突出的例子是马歇尔·麦克卢汉，他是媒介环境研究最引人注目的奠基人之一。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他被誉为媒介教师爷，他的媒介理论、探索和隽语引起广泛的注意，在学术界和大众场合都是如此（比如：Finkelstein，1968；Miller，1971；Molinaro，McLuhan，Toye，1987；Playboy Interview，1969；Stearn，1967；Theall，1971）。1980年底麦克卢汉去世之后不久，《传播学杂志》就在1981的一期特刊中开辟了“虽死犹生的麦克卢汉”(The Living McLuhan)专栏，刊发了八篇研究麦克卢汉的论文，八位学者从不同角度探讨他的媒介研究成果。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学界对麦克卢汉的兴趣重新焕发（比如：Levinson，1999；Marchand，1989；E. McLuhan，Zingrone，1995；Molinaro等人，1987；Sanderson，Macdonald，1989；Strate，Wachtel，2005；Theall，2001）。此外，其他媒介环境范式学者的著作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关注。这些学者有雅克 ·艾吕尔(Jacques Ellul) (Christians，Van Hook，1981；Gozzi，2000)、哈罗德·A.伊尼斯(Harold A. Innis)(Acland，Buxton，1995；Carey，1988b；Heyer，2003；Stamps，1995)、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Carey，1981；Miller，1989；Strate，Lum，2000)、沃尔特·翁(Walter Ong) (Farrell，Soukup，2000；Farrell，Soukup，2004)和波斯曼(Gencarelli，2000；Jensen，1990；Strate，1994，2003b)。兰斯·斯特拉特(Lance Strate)最近(2004)的一篇论文很好，对各色各样的媒介环境学奠基人和重要主题作了很好的介绍。

尽管如此，正如本书所示，媒介环境学不仅仅是麦克卢汉研究，也不是艾吕尔研究、伊尼斯研究、芒福德研究、翁研究、波斯曼研究，或诸如此类的研究。实际上，本书尝试的是一种历史记述，试图描绘媒介环境研究的思想传统，描绘其中包含的整合一体的理论文献和多维学术视野；同时表述对文化、技术和传播的理解；旨在显示媒介环境学的思想传统如何演化而来。这是一个互相联系的思想网络。用黛安娜·克雷因(Diana Crane，1972)、贝尔维尔·C.格里菲斯(Belver C. Griffith)和尼古拉·C.穆林斯(Nicholas C. Mullins，1972)的话说，这个网络是一些“无形的学苑”(invisible colleges)，是联系紧密的非正式的团队，由旨趣相近的学者组成；他们的学术背景不同、兴趣多样，比如媒介与文化(McLuhan，1951，1962，1964)、历史与技术(Mumford，1934，1967，1970)、都市研究(Mumford，1938，1961)、行 为 科 学(Watzlawick，Bavelas，Jackson，1967；Watzlawick，1976)、结构人类学(Levi-Strauss，1966)、技术文化社会学(Ellul，1964)和宣传(Ellul，1965)、感知心理学(Cantril，1960)、信息论和系统论(Shannon，Weaver，1949；Weaver，1948，1950)、普通语义学(Hayakawa，1964；Korzybski，1933)、文化人类学(Hall，1959)、历史与传播（Innis，日期不详）、媒介的时空分析(Innis，1951，1952)、非言语传播(Birdwhistle，1952，1970)、古典研究(Havelock，1963，1976)、印刷史(Eisenstein，1979)、物理学和哲学(Heisenberg，1962)。这个名单仅限于布莱克曼诗歌中提及或暗示的名字。同样，本书仅限于从历史、理论和解释的角度来描绘媒介环境研究的思想源头。具体地说，本书试图阐述媒介环境研究的界定性思想、理论或主题，涉及文化、科技和传播的种种侧面；旨在描绘这些思想背后的学者，展示这些思想产生的社会、政治和思想语境，并且就我们在当代如何运用这些思想提出一些建议，尝试说明我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运用这些思想。

然而讲述媒介环境学这个故事并不轻松，原因很简单，其中涉及的问题、视野和阐释太复杂、太枝蔓丛生。我这篇绪论的标题用了“初探”(Notes)这个词，就是因为我不知道故事的全部；我只能提出一个不成熟的、初步的、粗略的历史框架，为理解媒介环境学略尽绵力。之所以邀请12位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来讲述并解说这个故事，正是由于我感到力不从心。这里所谓“解说”有两层意思。在一个层面上，其意思是对文化、技术和传播关系的各种解释，反映在本书重点研究的主要思想家的学术成就里，这些学者是伊丽莎白·爱森斯坦(Elizabeth Eisentein)、雅克·艾吕尔、詹姆斯·凯利(James Carey)、埃里克·哈弗洛克(Eric Havelock)、哈罗德·伊尼斯、苏珊·朗格(Susanne Langer)、麦克卢汉、刘易斯·芒福德、沃尔特·翁、波斯曼和本杰明·L.沃尔夫(Benjamin L. Whorf)。在另一个层面上，我们所谓“解说”是各章作者对这些思想家的解释所作的解说，即所谓“元解说”(meta-interpretations)。我们希望得到的结果是，他们的集体智慧有助于我们理解媒介环境研究的许多侧面。

本章旨在提供一个框架，帮助读者理解媒介环境学自20世纪初以来在北美的发展情况。

本书作者

《媒介环境学》由美国学者林文刚（Casey Man Lum）汇编的关于描绘和评价媒介环境学者们（先驱、奠基人和代表人物）的文集著作，由此才较为全面地展现了“媒介环境学”的思想沿革与多维视野。

林文刚（Casey Man Lum），媒介环境学派第三代代表人物，美国媒介环境学会创会副会长。获美国纽约大学博士学位，师从尼尔·波兹曼。研究兴趣涵盖媒介环境、传播思想史、全球媒介研究、媒介与教育、亚洲和美国亚裔媒介及文化研究，著有《寻找声音：卡拉OK与美籍华人身份的构建》《代代传承:文化身份的维持》等。

转自：“再建巴别塔”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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