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有关中国近代公共领域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近代中国的公共领域并非单一整体，报纸构建的中介公共领域也有主流与边缘之分。近代上海小报在中国报刊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本文分析近代上海小报关于“驱逐棚户”问题的报道，发现小报构建了一个另类公共领域。通过定义新问题、纳入新角色、建构新话语等方式，近代小报将原本不在主流公众讨论范围之内的“私人问题”重新界定为“公共问题”，发挥着另类公共领域的功能。小报依赖煽动性的修辞，吸引更广泛的读者，建立、维系相似的文化认同，维护着边缘阶层的利益。
作者简介
叶俊，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副研究员，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研究室副主任。
王苑奇，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
本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工程”委托项目“百年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海外传播的实践史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
一
引言
清末民初，学堂学会大量兴起，国人办报活动也空前活跃。近代报刊活动的活跃，加速了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推进了传统士大夫向新型知识分子角色的转换。作为近代小报的中心，上海以租界特殊的政治环境为报纸提供了批判传统政治的舆论空间，对上海公共领域的体制构建产生了重要影响（吴燕，2004）。一些学者认为，在报纸的作用下，近代中国已经出现了类似哈贝马斯所谓的公共领域。事实上，学者们在讨论近代中国公共领域时，多以政论性报纸作为研究对象，忽视了同样活跃的小报活动。近代小报主要指以刊登消遣娱乐信息为主，拥有广大市民读者的小型报纸，与政论性报纸以前瞻、批判为己任不同，小报产生于市民社会，内容以趣味为中心，具有大众文化特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小报的公共影响力微不可察。据考，自1897年李伯元创办第一份小报《游戏报》到1952年最后一份小报《亦报》的停刊，在小报短短55年历史中，仅上海一地就有小报1266种，占比巨大，影响广泛，在报刊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孟兆臣，2005：2）。中国近代小报上鸳湖文化、海派文化等丰富多样的文化形式并存，也让小报成为近代市民文化流变的重要表现文本。近代中国社会结构复杂，任何单向度的、静态的解读都存在难以克服的矛盾。因此张仲礼、何柄棣等学者主张以中国为中心，从内部分区域、分阶层来探讨中国近世历史。从这一建议出发，近代小报正是代表着被忽略的、底层市民的文化取向。
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后，上海被迫开放作为主要通商口岸之一，资本与人口流动加速升级，江浙地区的商贾士大夫与处于下层的普通市民的融合构成上海新的市民结构。小报在这一背景下产生，面向普通市民阶层。早期小报的内容多是烟花巷柳，诗文赋兴，辅以社会趣闻，报风多是借游戏之说隐喻惩劝。到了20世纪20年代，受进步思潮影响，小报在不同程度上将注意力转向市民的日常生活，用嬉笑怒骂的文字，报道社会琐闻和黑幕（郭永，2007）。洪煜（2006）认为，近代上海小报“开辟出一种公共批判空间”，在这一空间中，小报在“一定程度上承担起近代上海主流文化之外的‘公共领域’职能”。它们游离在社会精英与国家政权的对抗之外，逐渐形成市民阶层的话语和认同，冲击着封建政权和传统权力统治。通过对近代上海小报话语结构的分析，本文旨在进一步探究，近代上海小报在近代公共领域系统中的角色和作用。
二
近代市民社会与另类公共领域
中国近代市民社会是由多元公众构成的。居于社会边缘的群体不断地在与主流公共领域平行的话语场上进行论争，以维护自身利益。多个平行存在的话语场也表明了公共领域从来不是一个单一的整体，而是存在主流与另类之分。
（一）多元公众说
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中，对18世纪欧洲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做出了历史性的考察。此后，公共领域概念凭借高度的抽象性在全世界流行，成为有关市民社会讨论中最具生命力的理论之一。20世纪70年代后期，世界局势变动推动学者将目光投向中国社会，涌现出大批中国近代市民社会研究者，他们希望借助公共领域揭示中国社会内部发展历程。但是，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公共领域概念渐渐显现其在跨文化适用性上的局限。依据哈贝马斯的观点，一个有效运转且相对独立的公共领域存在的前提是公民社会与国家之间泾渭分明。但“与欧洲公共领域源自经济发展不同，中国的公共领域主要出于政府和社会关系的发展”（余新忠，1999）。民间力量是否真正具备相对独立性，还是说它们仅仅是官家权力的延展，是近代中国公共领域研究争议的中心。余新忠（1999）在对相关研究的回顾中认为，黄宗智提倡的第三领域概念，即政府与社会成员的互动空间，就是为了消解国家与社会必然分离的预设，可以在更广阔的范围内解释中国社会的特征。
同样弱化这一分界的还有南希·弗雷泽（Nancy Fraser）。她批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是典型的男权社会，因为它给市民社会中的“市民”加上诸多限制，而“市民”却是公共领域的基本要素之一。现代早期的市民社会按照职业划分社会地位，根据这一划分标准，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中的市民阶级主要是拥有政治权力和独立地位的男性公民，如法官、医生、牧师等（哈贝马斯，1999：21），而女性、工人、农民、暴民等“真正的市民”被迫从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中摈除。针对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中的“单一化公众”，南希提出了“多元公众说”，将被排除在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建制之外的“反公众”（Counterpublics），纳入到公共领域的到达范畴中（Fraser，1990：67）。反公众在与公共领域平行的话语竞技场上发挥着论争功能，他们的目标是被主流接收，从而将自己的话语传播到主流中去。比起获得政治上的权力，反公众的话语实践更能帮助他们获得文化上的认同。尽管反公众的联合不会形成一个在体制上足以与国家对抗的自治空间，但潜在的解放力量能够通过公共意见的转化得以增强。这种批评的声音也引起了哈贝马斯本人的注意，他在1990年版《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的序言中承认了公共领域内部的不平等，“赋权不平等的社会群体容易发展出受到不平等重视的文化风格，其结果就是发展出强大的非正式压力，将从属群体在日常生活和正式的公共领域中的贡献边缘化”（Habermas，1990：29）。处于边缘地位的反公众的存在表明，公共领域应是多元的。在居统治地位的主流公共领域之外，必然还有其他公共领域的存在。
（二）另类公共领域
清末大众传媒的崛起，让报纸已然成为一种政治参与的普遍中介。人们通过媒体中介参与社会对话。政治参与格局的改变带来了中介的公共性，创造了中介公共领域（mediated public sphere）（Dahlgren，1995：9）如果说在公共领域系统的其他部分，斗争发生在特定群体对权力位置的争夺，如学堂中新青年对封建教育权威的反对。那么“中介公共领域的中心斗争是争取知名度的斗争，即被听到和看到的斗争”（Thompson，1995：247）。因为无法面对面的交流，所以斗争多发生在话语层面。近代媒体格局的多样性也验证了斗争的存在。中介公共领域并非唯一，而是存在着主流的和边缘的明显区分。
小报可能实现处于边缘地位的反公众进入主流话语的期望，为反公众提供了一个表达话语和形成公共意志的场所。Örnebring和Jönsson（2004）二人在对小报历史案例的考察中发现，小报新闻在批评特权政治精英和传统类型的公共话语上起着核心作用，通过定义新问题、启用新话语、感性刺激等方式引发社会变革，成为一种“另类公共领域”（alternative public sphere）。与主流公共领域相对应，另类公共领域在四个方面体现着“另类”。一是另类的话语发生地点，比如小报、狂热分子的媒体等。二是另类的参与者。在另类公共领域中，那些以往被排除在主流媒体之外的人也可以进入讨论，甚至在讨论中成为意见领袖。三是另类的议题。另类公共领域会讨论主流媒体不会或是不愿意讨论的议题，或是开辟既有议题的崭新的讨论视角。四是另类的形式。另类公共领域会鼓励公民以各种形式参与民主。例如，群众运动、上访等都不是主流媒体提倡的方式。总之，另类公共领域鼓励那些反公众将自身的话语传递给主流群体，而无需遵循主流中介公共领域的各种显式或隐式规则，达到监督制衡主流媒体和精英阶层决策的作用。
近代小报是否可能被视为另类公共领域，为边缘群体的话语表达和斗争做出贡献？从历史结果来看，答案是可能的。另类公共领域的关键功能之一是将“私人”问题重新定义为“公共”问题（Fraser，1990：122）。另类公共领域应当吸引公众注意到一个尚未被主流公共领域纳入的议题，并将议题的框架拓宽到更广泛的社会经济环境，让反公众可以表达他们的意见并将其转化为政治权力。近代中国有许多反公众通过小报传递意见，维护政治利益的例子，比如驱逐棚户的问题。近代上海小报对棚户生存境况的报道先是引起了文人志士的关注和议论。随后，关于驱逐棚户的讨论逐渐从小报版面漫延到公报和大报版面，最后受到了上海各阶层大众的广泛关注，推动了棚户福利会的成立和当局政府政策变化。这些小报的报道措辞激烈，对当局和上层人士批判热辣，不留情面，其内容和形式超出了主流可接受性，因此具有对另类公共领域做出贡献的可能。
本文以驱逐棚户事件发生期间，即1936-1937年，发行量较大的《晶报》、《福尔摩斯》和《社会日报》中有关驱逐棚户的报道作为研究对象，着重分析小报如何提出、定义问题，又是如何定位参与者与读者的身份和社会关系。由于中介公共领域的核心斗争发生在话语层面，因此有关另类公共领域进一步的验证可以通过话语结构展开。在任意特定历史时刻，文本的产生者都将受到其时代的话语以及他们所从事的媒介的话语的束缚。这些话语将构架文本中表达的思想，并限制每位参与者的社会位置、关系和责任（Fairclough，1989：74）。比如，反公众应当在话语实践中表现出隐含的冲突，以表明对自身边缘化地位和对立需求的充分认识。因此，对话语论争的考察将有助于揭示另类公共领域的解放潜力。
三
上海小报对另类公共领域的建构方式
小报通过报道棚户恶劣的生存状况和贫民阶层与权力阶层之间的张力，用煽情和轰动的报道吸引读者，让棚户私人生活领域中“住”的问题发酵成为社会的公共问题。小报第一次将棚户们的话语纳入主流公众的视线中，并通过话语建构将读者纳入棚户阶层与权力阶层的互动关系中，成为推动实践的一个重要力量。
（一）另类的问题建构
小报拓展了当时的报纸议题，首次将贫民阶层“住”的问题作为公共议题呈现给读者。之所以说是首次，其主要依据有二。首先，按照哈贝马斯的观点，公共领域讨论的问题不应该是私人问题，而应是涉及到公共事业或国家利益的话题。相应的，当时上海的日刊大报也多以影响时局为己任，以争取不同政见的读者为追求，报道内容多涉及国际时事、政局动作、宏观经济等，且为保证自身的报道立场，坚持报道不评论的原则。其次，对于报纸这一文字性媒体的读者群体而言，棚户们的生活也是他们不曾关注和关心的问题。因此，“棚户”问题一开始被认为是私人领域的问题，而不是可以拿到公众领域探讨的公问题。尽管如此，小报还是率先将“住得难”的问题纳入讨论范围。近代大量外来人口涌入上海后，房屋供不应求，价格水涨船高。上海租房价格之高，居住环境之差，被小报戏称“住衣食行”。住被认为是“上海社会之最难解决者”（白雪，1932）。此时，贫民居住问题尚在私领域与公讨论的边界上游离。那么，在上海工部局驱逐棚户之后，《社会日报》发表长篇报道，首次详细介绍了上海沪西、沪东两地棚户的人口数据、生活环境、迁移历史、生存境况和对待被驱逐的态度。小报对棚户境况的报道让普通公众第一次较为全面地认识到，棚户的悲惨可怜，也彻底将这一社会底层群体的居住问题推向公众的讨论视野。
小报除了第一次将问题暴露给大众外，还率先设定了议题框架。在处理信息时，媒体一般会通过建构不同框架的新闻议题来引导公众波动的情绪和行动意向的选择，从而促使爆发冲突或平息对立。在驱逐棚户问题上，小报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刺激冲突爆发的框架，如对立和伦理框架。在最主要的关系对立框架中，小报将社会事件置于主体间对立关系的框架中进行报道，从而凸显官民矛盾和阶层对立。小报首先是建构了棚户和工部局之间的对立关系，即：工部局驱逐棚户导致其无法生存应是公众讨论的范围。如，《社会日报》一篇报道，在文章开篇就援引工部局的官方说法：“工部局迫令沪东一带的棚户，限日迁移。他们说这棚户是不合卫生的，且易肇火患，为了公众的安全，有取缔必要，措辞理由，固然是很充足的” （社会日报，1936）。工部局的措辞与小报记者实地采访后得出的结论之间存在着矛盾的线索。“后来工部局修路拓展到棚户区，就是兰路，对他们常常为难，几经交涉，还未遭到何种惨局；前年要订门牌，收巡捕捐，也被反对，实在他们无力负这重担啊。最近又一再抽查，编号，结果生了轩然大波，不过，工部局深思积虑，却非一日了。”（白雪，1932）这种双方对驱逐棚户的原因的不同解释之间存在水平的互文性，作者后文说明的目的在于对前文的官方解释话语提出质疑。在这种两种解释互为话语性的过程中，小报塑造出工部局一种苛政严重、深思积虑驱赶棚户的形象，而这种形象的建构处于公民生活的对立面。
除了官民对立，小报还建构了一组阶层对立关系。小报将棚户被驱逐的原因归结为“高等人”对棚户的厌恶。“这些下流的人群，住在狗窝猪棚似的草堆里有碍市容，当然是高等人最讨厌不过的，所以工部局，常常勒令市郊的棚户限日迁移”（福尔摩斯，1936）。在“高等人”和“低等人”的对立之间，棚户问题被建构为一个社会阶层的问题。另外，小报在解决方法上也极力划清阶层界限，突出低等阶层的弱势地位，以够吸引眼球，激发公众的同情和共鸣。《福尔摩斯》报呼吁“上海的大善士，慨解仁义，救救棚户”（福尔摩斯，1936）。《晶报》建议“工部局应该想积极的方法去救济”（七〇八，1936）。《社会日报》认为应“呈文到行政院，外交部，是正读，社会局，纳税华人会，市民联合会，请他们救济五万条性命”（白雪，1932）。这些“高等人”，包括有钱有权势的“大人先生”、政府当局、工部局还有读者，是能够参与主流公共讨论的公众。小报认为拯救棚户，最根本上还是需要政府从政策和命令上对棚户进行救济，延缓驱逐期限，“建设平民住宅，介绍失业棚户工作”（福尔摩斯，1936），为棚户们争取合法的利益。
除了对立框架，小报还加入了伦理框架，将冲突事件置于伦理道义评判标准之下。在“为生存举行请愿，集齐棚户数千”（晶报，1937）。这类呼吁中，小报将驱逐棚户问题划定为关乎生死存亡的大问题，也是关乎人性伦理和道德文化的大问题。站在伦理道德的制高点上，小报对当局的相关行为作出批判，从而将棚户问题从个人生活领域推向了公共讨论的空间。
（二）另类的角色建构
特定媒体文本或一组文本是否可以被视为对另类公共领域作出贡献的关键标准在于文本和文本制作中的参与者（Örnebring，2006）。角色话语构建主要考察的是谁能在中介公共领域中参与文本制作、发表意见以及参与者的声音是如何被构建的。清末民初，政论性报刊和大型商业报刊的主要受众是官场、商户和学堂，而不是贫穷的底层市民。因此，在主流公共领域中，棚户一类的反公众难以发出自己的声音。小报则允许这些贫民阶层的人们参与到文本制作的过程中来，并发出他们自己的声音，且在对不同阶层话语角色的建构中，试图维护棚户群体的利益。
小报关于棚户的报道，与官报、大报之间较为明显的不同表现在消息来源上。小报在报道中使用大量的访谈，受访者主要是工部局和棚户区的居民们，包括棚户代表、普通苦力和妇女。尽管小报与其他媒体一样引述了工部局等政府部门的声明，但棚户阶层的意见则是较为罕见地出现在小报的报道中：
“我们虽然是棚户，对工部局的禁令，是非常遵从的，道路也收拾得很清楚，其中有不良的行为，如盗匪，吸食红丸鸦片，也去报密，草棚也是按照工部局打的样造的，这此忽然要强制拆毁，简直是要我们五万多人的性命……我们每天作着牛马的工作，渡着非人的生活，……买了数十文的豆渣每款蟹黄绒皮，喝上两餐，整天不吃的，也是常有的事，哪里还住得起房子呀，到家乡去了也是饿死外国人要强拆，只有死拼，我们有血肉，等到都给打死了，再来拆草棚子罢（社会日报，1936）。
在这些报道中，受访者的陈述内容详细，且占篇幅较大，虽然可能有作者为了便于读者理解做出些许表述上的改动，但整体话语风格就像棚户的自我陈述。
除了转述棚户的话，小报作者还亲身探访了棚户区，对棚户们的居住环境、草棚构造、生活日常做了详细的描述：
当记者走过一条将要干涸得小浜，是发了黝黑色，被阳光罩着，政出一股浓厚的气味，这是触鼻欲呕的。踏进了他们的大本营，只见当前是一条羊肠小道，曲折不平，两边的草棚，紧紧的连接着……观了他们的住所草棚，它的构造十分简陋，打了一圈一丈见方的竹篱笆，外面用草和泥覆盖，顶上用茅草铺盖，门高到肩.....房里非常黑暗，里面一张破桌子，摆满了些蜡烛头啊，破碗啊，火油灯啊，可算五光十色，地是露着黄泥本来面目，一壁铺了几块板，就是晚上安身之所了，还有炉子，锅子，柴草，堆在另一壁角，上面满张着许多蛛丝网，见了真使人倒抽一口冷气，过去泥场中有一泓绿水，也就是他们的饮料和用料的供应处，哪里没有自来水，而卫生也和穷不大发生关系的。（社会日报，1936）
如此详实细腻的描写比起一句简单的“恶劣环境”更能令“都市里惯会享乐的公子哥”发出“万万想不到竟有人在这种地方里度日哩”（社会日报，1936）的感叹。
这些受访者除了能在小报上用自己的话发表意见外，也被话语建构成特定的角色。而小报为他们塑造的角色更有助于贫民阶层的利益表达。参与这一问题的主体主要有棚户、政府当局、大人先生们，小报对这些主体建构出的角色有着鲜明特点。首先，棚户通常被描述为“蝼蚁般似的”，是数量庞大但力量微弱的生命，“任凭他人践踏和蹂躏罢”（社会日报，1936）。他们的生活状况与“人间地狱”“生死线”等修辞联系起来，唤起公众的恐惧与同情。其次，驱逐棚户的施令者，即政府机构被建构为与贫民对立的强权角色。“空手的”棚户与“枪弹的”巡警，“牛马般的”“狗窝猪棚”“践踏”“蹂躏”等带有奴役意味的词汇时常出现，强势的政府机构与弱势的贫民由此形成鲜明对照。通过这种方式，小报用角色的对比很好地起到了批判工部局强制驱逐棚户的霸权行为的作用。最后，大人先生们则是这个事件中的冷眼旁观者。因为救济棚户“没有劳动公牍往返和交涉得价值”，所以“未见到大人先生们的援助”，甚至连“猫哭耗子的空话都不说一句”（徒言，1937）。可见，在小报作者的眼中，慈善先生们只是假慈悲罢了。
值得注意的是，驱逐棚户的工部局还被有意与外国殖民联系在一起。在访谈中，棚户称“外国人要强拆，只有死拼”，并形容派去强拆棚户的巡警为“碧眼儿”等。这就将工部局驱逐棚户的做法与民族国家联系了起来。如，有小报提及：“工部局勒令拆棚户是天经地义的应该，无手无势的穷人，理应受洋大人的欺侮……工部局这种举动，对于国家主权，毫无妨碍吗？”（徒言，1937）小报对驱逐棚户与国家主权之间关系的强调，其作用突出表现在读者建构之中。
（三）另类的读者建构
与小报的煽情策略不同，日刊大报为维持自身中立形象，避免作者个人情绪泄露影响读者对报道内容的理解，常以第三人称视角向读者转述信息。小报兼具新闻和文学作品的双重特性，受众广泛，除了普通市民外，一些富裕阶层也会阅读小报作为日常消遣。小报话语在构建角色对立性的同时，并没有忽视个体归属的多重性。在读者建构话语中，“大人们”不再是事件的旁观者，而是被纳入行动框架中，成为解决棚户问题的联合力量。“这辈穷苦无告的棚户唯一的希望，是求大人先生们出来说一句公道话了”（社会日报，1936）“许多慈善家和大人先生,如何不出来做做好事”（福尔摩斯，1936），这些话语都向读者传递着一个重要信息：读者被认为是救济棚户的重要力量，并被期待着做出行动。
在具体策略上，小报用民族意识将读者和棚户联系起来。在民族国家危难之际，读者与棚户群体同属于华界公民，因此需要为对抗外部势力付出努力。在《救救棚户》一文中，作者通过划分中国人和外国人两种不同的身份，将读者限定为棚户的同类，构成了一个由民族国家意识维系的共同体。
我们看见，在一而再，再而三的棚户代表呼吁请愿中，无论外国人或中国人，对他们都没有表示，仿佛工部局勒令拆棚户是天经地义的应该，无手无势的穷人，理应受洋大人的欺侮，所以社会对之，尽可莫不相关，不闻不问，这种情形，在洋人方面果属势之必然，但我们中国人竟也如此冷淡，未免也太奇突了吧……在目前那种情况下，我们对于国家尊严，民族的利益，固然绝对谈不到，中国受外国压迫，也只有容忍，所以我们对工部局的勒令棚户迁拆，也只好默不作声，但是，当我们听到了数千棚户的到处哀啼，也会心如铁石，无动于衷，而绝不想想办法吗？……救救棚户吧，我们有良心的同类们呀”（徒言，1937）。
小报将对待棚户的态度作为判断身份的标准，救济棚户才是同类，是中国人，是有良心的人。“大人先生”等称呼表明小报无意消解公民内部政治经济不平等，反而对此有着充分认识。小报话语带着协商的态度，寻求社会分层基础上的联合。读者身份与民族性和道德修养联系在一起，使救济棚户成为了一种维护集体身份认同的行为。最终，读者、棚户与小报作者，三者通过不断强化身份认同获得的集体力量，成为鼓励行动，维护贫民阶层利益合法性的基础。
四
近代上海小报建立的
另类公共领域的特征
在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想模型下，不同阶级的、具有公众关怀和政治参与意愿的公众自发聚集、自由讨论公共事务，形成了制约权力的公众舆论。但近代中国各种政治力量复杂对抗的环境下，各方利益渗透，使得主流公共领域受到党派压迫和政治力量的入侵，逐渐丧失其多元、开放和批判的特性。相较之下，小报构建的另类公共领域，拓展了主流公共领域难以覆盖的阶层，以煽动性的修辞手段联合更广泛的受众，将群体认同转化为政治压力，发挥着公共领域批判和制约的功能。
（一）另类公共领域的边缘性
近代小报构建的另类公共领域为边缘阶层的公共利益服务，通常与权力阶层利益向左，因此在话语上表现出更多阶层间的对抗。尽管公共领域的理想形态是一个开放多元的讨论空间，但实际上存在着各种斗争。这种公共领域的中心斗争在汤普森笔下，被描述为一个特定阶级，通过批评传统权威和权力精英，在社会中寻找权力地位的过程。事实上，中介公共领域不是一个单一的整体，可以被划分为主流公共领域和一些另类领域。因此，中介公共领域上的斗争主要表现为主流公共领域中的特定市民阶层和另类公共领域代表的边缘阶层之间的斗争。近代上海，各种政治力量冲突的逐渐锐化，让许多报刊杂志有了明显的利益导向。官报、大报的讨论领域愈发促狭，鲜少为贫民阶层发声，更多地传递权力阶层的话语，报道国内外政治和经济大事。至于驱逐棚户的问题，据近代报纸资源全库数据显示，申报、大公报等主流报刊鲜有相关报道见刊，仅有几篇关于处理棚户的评论发在申报的增刊上。相比之下，小报的定位是世俗的、而非传统权力的，这意味着小报构建的另类公共领域包括非权力阶层的参与者，对世俗问题的开放讨论也不需要遵守主流权力制定的明确的或隐含的规则。可以说，小报对社会黑暗的揭露，对权力边缘性的批判，以及对主流公共领域的监督，几乎都是服务于边缘阶层的公共利益。
（二）另类公共领域的煽动性
与大报尽力保持中立的修辞策略不同，小报依赖煽动性的文字，制造耸人听闻的话题吸引更广泛的读者。在扩大公众的范围的基础上，小报实现了私问题向公问题的转变。煽动性之所以在公共领域中具有位置和功能，正是因为它有助于实现社会变革并解决以前未曾解决的问题。与哈贝马斯最初认为的以咖啡馆、广场、集会等为代表形式的传统公共领域不同，报纸等大众媒介构建的中介公共领域的中心斗争是提高知名度的斗争，即争夺公众首先要听到和看到的（Thompson，1995：247）。因此，小报构建的另类公共领域作为中介公共领域的一部分，其实现社会变革的方式是与主流公共领域围绕公众眼球作斗争，引导公众注意到以往没能被主流公共领域瞄准的问题、角色和话语。小报的读者是普遍世俗的且在社会中占比最大、最广泛的市民阶层。正因如此，鼓动性的文字和耸人听闻的话题更能够吸引读者。在小报关于棚户问题的报道中，出现大量煽动性的语言和修辞方式，如反问、讽刺和呼吁等。另外，作者的现场访谈和观察记录也能引起较大争议，因为这些能够更直观地为读者展示前所未闻的震撼事实，而只有当议题能够在媒体上富有争议的呈现，才能达到更广大的公众并在公共议程上占有一席之地。小报通过这些方式将“私问题”建构为一个“公问题”的同时，也是在推动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界限的重建。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出现的广泛讨论和读者争议，也会对权力阶层施加压力。因此，另类公共领域若想刺激行动，维护自身利益，就不得不采取煽动性策略和修辞。
（三）另类公共领域的文化性
在一个多元社会中，公共领域不是单一的铁板一块，不同群体、不同阶层在公共领域中可以实现话语的交流和意见的互换，从而建构和表达自身的文化认同。小报鉴于其所在的边缘地位，通常不会直接对政治权力造成较大的压力，其功能更多地发挥在建立群体的文化认同上。通过建构另类公共领域，小报帮助了更广泛的公众，也有助于公众对一个边缘群体的理解。这种文化上的认同能够刺激更多帮助行为的产生，而在传统权力和政治精英主导的主流公共领域中，贫民阶层的反抗问题。正如棚户对自身利益的申诉被排除在公共讨论之外，棚户群体甚至被污名化为“上海的污点”“酿成火灾”的元凶，而在小报构建的另类公共领域中，棚户是努力进行自身改造且已经符合当局要求的群体，是一旦被驱逐便无处可去又无路告解的可怜人。通过驱逐棚户系列报道，小报帮助棚户发出了他们自己心声，实现了棚户群体去污名化的作用。与此同时，小报通过棚户报道，也有助于建构民族共同体，并维系着贫民阶层与其他阶层的文化认同。小报为何具有这些动力？笔者认为，小报及其所建构的另类公共领域，之所以具有维护边缘群体合法利益的动力可能来自于两方面：一方面是实现贫民阶层自身的去污名化，推动边缘群体参与公共讨论，进而将这些意见转化为政治权力；另一方面，是实现公众对边缘群体的文化认可，让文化认同的压力转化为政治压力，从而维护他们的利益诉求。
五
结语
小报通过吸引人们注意一个主流公共领域不甚关注的问题，在另类公共领域中积极发挥作用。在实践中，小报用耸人听闻的话语修辞揭露了一个与主流公共话语相左的事实，引导市民意识向着另一个方向追逐，将私人问题转化为公共问题。在小报的话语中，特权政治精英和传统类型的公共话语不再发挥作用，棚户、贫民以及帮助社会下等阶层的活动者等边缘话语获得了展示机会。这种小报构筑的文化空间所产生的舆论声势，对于市民受众来说是一种强烈的刺激。市民可以从这类煽动性的文字中得到快感，而这同时也对市民国家民族意识的提升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另外，小报对社会政治边缘式的批判维系了一种社会认同，这对于政府等传统政治权威也产生了一定的动摇。可以说，近代上海小报营造了一个共同的文化空间，在主流公共领域之外的另类公共领域中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3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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