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来源于区域国别学刊 ，作者区域国别学刊
区域国别学研究与学科建设笔谈（二）
钱乘旦 李希光 罗林 杨丹
摘要：2023年4月8日，《区域国别学刊》编辑部举办了“《区域国别学刊》更名首发暨学科理论创新高端论坛”，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全国十余所高校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等研究机构的40余名专家学者与会，对区域国别学的理论创新和学科建设展开了深入探讨。会后，本刊邀请部分会议主旨发言专家以笔谈的形式，分别结合区域国别学科建设所面临的若干问题、期刊如何服务于区域国别研究的发展等视角撰文，缉成此专题，以飨读者。
关键词： 区域国别研究；学科建设；笔谈
作为学科的区域国别学
钱乘旦
区域国别学是不是一个学科？它的核心理论是什么，边界是什么？说句实话，这些问题只有中国人才会问。把这些问题拿到国外去，对方会觉得很奇怪，他们没有这样的问题。因为中国人说的学科，和外国人说的学科不是同一个东西，外国人说的学科就是一个领域，大家都觉得有兴趣，有人在做工作，有人在做研究，有人写书、写文章，有人做实际工作，这就是一个学科。但在中国，就不是这个意思，中国的学科是在教育部公布的目录上，有红头文件。
中国的学科和外国的学科是不同的，你问它是不是一个学科，严格来说区域国别研究不是学科，而是领域。我在北京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建院时写过一个发刊词，当时我说，区域国别研究不是学科，而是领域。但在中国学术环境下把这个领域做好，就要按照国家的规定把它做成学科，这是我们都明白的。为什么必须是学科？因为在中国的学科体制之下，没有学科就没有办法培养人，不培养人就没有办法做研究。
但不管是不是学科，现在已经是了，因为已经被列入教育部公布的学科目录，而且放在新出现的交叉学科门类里。这个定性非常清楚：第一，它是一个学科；第二，它属于交叉学科。区域国别学是不是学科的问题已经不需要讨论了，讨论这个问题已经没有意义。接下来的问题是：为什么要把它确定为一个学科？主要原因在于，我们在这个方面太缺人才，而培养人才就必须要有学科。
我们对外国了解太少、太不够。中国最早试图去了解的对象是英国，原因大家很清楚，因为英国把中国打败了。因此，中国对英国的了解相对比较集中，也比较全面。即便如此，我们对英国的了解仍然不够。对多数小型国家，比如柬埔寨、老挝、厄瓜多尔或者洪都拉斯，我相信国内少有学者在专门研究这些国家。会有人专门研究东南亚或南美洲，其中包括柬埔寨或厄瓜多尔，但不会有人只研究柬埔寨或厄瓜多尔。为什么是这样？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才不足。为什么会出现人才不足的情况呢？因为没有培养人才。这个问题是很严重的，因此，为了扭转这个局面，就需要一个学科。这是我想讨论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区域国别学”和“区域国别研究”是不是同一个概念？我相信在多数人头脑里它们是同一个概念，是同样的东西。我不认为是这样。我认为，区域国别研究是一个领域，而区域国别学是一个学科。学科和领域不能画等号，学科的任务是培养人才，领域的任务是做好研究工作。在改革开放之初，教育部设立了学科制，目的是培养人才。那时，改革开放刚开始，中国在各个方面、各个领域都出现人才短缺的现象，因此，需要有一个机制去培养人才，学科制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产生的。四十多年来，学科制起了非常大的作用，那么多的人才培养出来了。但就区域国别研究这个领域而言，一直到2022年都没有学科，所以在这个领域中没有办法培养人才，结果就是，我们对外国的了解和研究极其匮乏。为了扭转这个局面，就需要设置一个独立的学科，它的任务是培养专门进行区域国别研究的人才。我们一定要牢牢把握住这个基本任务，明确了这一点，其他很多问题才能解决。这个学科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呢？关于这个问题，教育部的学科目录说得非常清楚，把区域国别学放在交叉学科门类里，应该培养学科交叉型的人才，这些人才必须具备交叉能力。交叉能力首先体现在知识结构上是交叉的，不是过去那样的单学科知识结构。比如，一个学历史的人，有历史知识就可以了，但对区域国别学的人才来说，仅仅有历史知识是不够的，应该有交叉的知识，有全面的知识。这是我们在讨论区域国别学人才培养时的基本要求，即他们的知识结构是交叉的，是全面的，是对某一个地区或某一国家知识的整体了解。
接下来的问题是这种人才如何培养，如何落实到具体的步骤上和内容上？首先，需要确定给学生开什么课？举例来说，如果一个学校把区域国别学的人才培养交给国际政治系，让学生都去上政治学的课程，这样行吗？我认为不行。如果另外一所学校完全按照外语类人才培养的方式，让学生全都上外语类课程，这样行吗？我认为也不行。如果第三个学校，区域国别学专业的学生只上历史课，上世界历史的课程，那样行吗？我认为也是不行的。区域国别学的课程设计要体现交叉性，体现融合性；没有交叉和融合的课程，怎么能培养出学科交叉的人才？因此，一旦某个学校设置了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它就要拿出一个课程体系，一个课程表。这个体系不是现在已有的任何一个一级学科的课程体系，而是专门为区域国别学制定的，应该体现学生学习内容的交叉性。要想培养学科交叉的人才却没有交叉的课程体系，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
其次，要培养交叉型人才，关键在于编写好的教材。区域国别学教材必须具有交叉的知识体系，有交叉的知识内容。只有教材体现交叉性，人才才可能成为交叉型的人才。现在，我们每一个学科都有自己的教材，都很专业。区域国别学也要有自己的教材。只有国际关系教材，或外国文学教材，或外国历史教材，或外国社会学教材，那是不行的。用现有单学科的教材去培养区域国别学的跨学科人才是行不通的，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那么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就等于没建。
第三个问题是语言方面的。区域国别学是涉外研究，外国语言就很重要，但问题出在用什么外语进行研究，只用英语可以吗？对那些英语是母语的国家来说，比如英国、美国、加拿大这些国家，用英语进行研究基本可以；而研究其他国家和地区，比如柬埔寨和阿根廷，只懂英语就远远不够了。研究印度的只懂英语可以吗？理论上似乎可以，因为英语是印度的官方语言。但我们知道印度有几十种语言，几百种方言，只懂英语就无法渗透到社会中去，只能够看看英文书报，这是不够的。研究任何一个国家都必须懂当地语言，否则就“走不进去”，无法了解当地社会。只懂英语很难做出像样的研究，拿不到第一手的资料，无形中就成了美国或英国意识形态的传声筒，最多就是“炒冷饭”。因此，语言必须是当地语言。英语要不要？当然要，英语作为全世界的通用语言是必须掌握的，但只有英语是不够的，还要掌握当地语言。
与此相关的是切身经历，如果我们真想知道某个国家的真实情况，老百姓心里在想什么，这个国家发生了什么，出现了什么问题，那就需要真正走进这个国家，在那里生活和学习。例如，研究东南亚的人不要总想着去美国或其他西方国家，而应该到东南亚去，在那里扎根。现在很多年轻人出国，第一个是美国，第二个是英国，再不行就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种倾向应该扭转。做区域国别研究需要有个硬性规定，也就是研究哪里就到哪里去。
最后是拿什么学位？按照教育部公布的学科目录，所有交叉学科后面都有一个括号，说明该学科可以授予的学位种类。区域国别学也有个括号，表明它可以授予法学、文学、历史学、经济学学位。然而，这有点奇怪，因为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一个学校培养出来的区域国别学专业学生拿到的是法学博士，另一个学校授予的是文学博士，还有的可能是历史学或经济学博士。我们知道，学物理或化学的博士生拿到的是“理科博士”学位，学工程或计算机的博士生拿到的是“工科博士”学位，学英语或法语的博士生拿到的是“文学博士”学位，因此，区域国别学专业的博士生应该拿“交叉学科博士”学位，否则会出现很奇怪的现象。举例来说，有两个学生都被授予“经济学博士”，其中一个学生学的是“经济学”，另一个学生学的是“区域国别学”，这两个“经济学博士”的区别在哪里？如果它们之间有区别，那么区别体现在哪里？如果没有区别，那么“经济学”和“区域国别学”之间还有没有区别？在这种情况下，“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事实上就不存在了，它已经被经济学“吃掉”了。如果是这样，那为什么还要设“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呢？
（责任编辑：史泽华）
区域国别研究与人才培养
李希光
首先，我赞同钱乘旦老师有关领域和学科的区分。在西方的排名体系下，世界排名第一的新闻学院是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但它只授予两个学位，一个是科学，另一个是艺术。接下来，我谈几个问题，也算是对前面几位专家学者的补充。
第一，什么是区域国别学？这是一种综合性的知识领域。如果我们打开《二十四史》，最后一卷的最后一章，就是外国志。区域国别领域自古以来就没有系统的学科建设，但我国的史、记、志等文献，最后一章一般都是区域国别研究。即使在“文革”期间，我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做得也很细致。
第二，区域国别研究既然转向学科建设，那一定与培养人才有关。那么，区域与国别研究要培养什么人才？2020年，清华大学决定取消清华大学新闻学院的本科专业。中央主要领导同志给清华大学提出的要求是培养国家亟须的战略性人才。区域国别学是战略性学科，要求大学在这个学科培养的人才一定是国家亟须的国际战略性人才。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在《华盛顿邮报》当记者时发现，从事外事工作和国际新闻报道的记者没有一个人是学习新闻或传播专业的。美国主流报刊的记者要么是学习俄语或东欧语言的，要么是学习东方语言文学或历史的。
第三，西方大学很讲究道统，也就是西方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作为“西方道统”之外的非西方研究，多数放在西方大学有关“他者”的区域国别研究中。那么，中国在西方大学的区域与国别研究中处在什么位置？如果按照我们的学科建设想象，中国伟大的哲学家孔子、庄子、老子等应该是放在西方大学的哲学系或宗教系里。但奇怪的是，西方大学的历史系、哲学系、宗教系或文学系一般不会讲中国的历史、宗教、哲学和文学，而是将其放在为“他者”设立的东亚与中国研究系里，同时把中国历史、东亚史等也放到里面。
第四，我国区域国别学培养的人才是在大变局中亟须的战略人才。具体来看，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人才：一是能影响国际学术话语的，包括影响我国相关部门决策的政策性学术人才；二是影响国内外公众的新闻传播人才。为了培养国家亟须的国际新闻传播人才，我国投入了大量的经费资助了包括清华和北外在内的大学设立国际新闻传播专业。国际新闻传播专业培养人才的标准应该是什么？二十多年前，中共中央外宣办提出的标准为“内知国情，外知世界”。然而现在，我们的大学本科开始进行越来越狭隘的学科分类，培养的学生视野越来越窄，国际新闻传播系的学生基本上不关心国家大事，更不会放眼全球。国际新闻传播学科在国内外的学科建设中越来越狭窄，更缺乏综合性。其结果是，西方的一流大学，如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都不设立新闻传播学院或新闻传播专业。
狭隘的学科分类使学生对学科之外知识失去了天然的好奇心，而区域国别研究主要是由好奇心驱动的。我的书房里有近千本跨喜马拉雅山考察的书籍，大部分作者是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的学者、传教士和探险家。他们的跨喜马拉雅研究是一种典型的区域国别研究，研究报告全是一手资料。大多数研究喜马拉雅的西方学者是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完成相关研究的。
我们现在做区域国别研究，需要一大批由好奇心驱动、而不是功利心驱动的研究者。如果不是好奇心驱动，就会对研究成果的水平和质量带来影响。部分学术机构的研究是通过量化考核，如通过在核心期刊发表的论文数量或智库会议的数量来统计。这种考核标准带来的后果是，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在资料堆里、网上或学术会议上做调研，很少走出去做真实的田野调查。
当前，西方对中国开展的舆论和信息战是无硝烟的信息战。如果我国的区域国别研究者通过网络获取信息，撰写报告，报告的真实性就值得怀疑。西方媒体戴着有色眼镜，甚至专门制造假情报。西方的智库也是一种外宣媒体，是在散布烟幕弹。总而言之，区域国别研究最重要的工作是一线的田野调查、记录和写作，网络、图书和资料只是一种辅助工具。
（未完待续）
本文发表于《区域国别学刊》2023年第五期第7—17+1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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