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来源于新闻与传播研究 ，作者杨家明、景宜
媒介行为：认识“空间媒介”的“第三重进路”
作者｜杨家明 景宜
内容提要
在传播研究“空间转向”的语境下，通过对社会批判理论和人文地理学中的空间媒介观念进行批判性审视，提出认识空间媒介的“第三重进路”：不同于将空间媒介简单地理解为空间的媒介性，或某种以固定的物质载体和位置讯息服务为基础的“软件”的主导观念，论文将空间媒介概念化为一种由物质基础设施和组织性条件构成的“媒介行为”，认为空间媒介本质上是在动态网络之中生成和展开的实践形态，它通过“生成性的中介”和“组织性的调适”两种运作机理持续塑造着人类的身体感知、会遇交往和空间实践，在流动的时空环境中调节着人与非人、物质与信息、主体与地景、远端与切近之间的关系，深刻形塑了生活世界的“传播地理”。这种实践面向的空间媒介论主张在“人类世”的处境之下重新思考媒介、地理环境与人的共存问题，以自反性的态度正视人的存在境况。
关键词
空间媒介 实践面向
媒介行为 传播地理学
正文
一、“空间转向”作为语境：空间媒介化与空间“媒介本质”的显现
21世纪以来，受到数字媒介、移动传播技术及其扩散的影响，传播研究“空间转向”（spatial turn）日益显现，其强调“空间”和“地方”作为关联的分析类别，并对信息传播与媒介实践的空间嵌入性进行深入考察。“空间转向”意味着在传播中重新发现空间，探索媒介、传播、空间、地方之间的交互关系，即空间/地方如何塑造、支持或限制着传播和中介化的行动并使它们情境化，以及空间/地方又是如何被复杂的媒介与传播实践所表征、建构并被其赋予意义的。
长久以来，经验主义范式主导的传播研究将空间视为必须消除的“噪声”和需要被解放、压缩的对象，但本质上任何形式的传播实践都发生于一定的时空关系之中，媒介与传播技术的进化也倾向于重新书写时间序列和空间结构，重塑我们的感知和体验。而“空间转向”不仅将空间议题引入传播研究，更重要的是突出了数字媒介技术环境下空间与媒介关系的深刻变化，即“空间媒介化”（the mediatization of space）。在欧洲媒介化研究的传统中，媒介化被认为是社会正在发生的“元过程”（meta-process），它旨在解释媒介在日常生活和整个社会中日益增长的作用，以及相应的传播和社会互动方式的变化，譬如媒介作为具备一套独立规则的“社会制度”，或作为社会和文化现实的“传播建构过程”一部分的作用。
在此基础上，空间媒介化所指向的并不是“空间”与“媒介”两种范畴的耦合、叠加，而是空间生产的总体过程和实践——包括空间表征（representations of space）、空间实践（spatial practice）与表征性空间（spaces of representations）对于媒介物质属性、象征模式和制度化结构的调适与依赖，以及空间作为媒介的内在本质的显现，即空间媒介。正如传播学者延森（André Jansson）所言，空间媒介化作为“传播地理学”（geography of communication）的分析框架旨在处理的问题包括：空间表征如何通过媒介建构并流动，物质性和象征性的媒介的渗透如何塑造空间形态和关联的实践，以及媒介如何影响人们的空间想象与期望。
进一步地讲，由于媒介革命的深化，媒介与传播科技正在强势嵌入我们的社会空间和生活世界，原本扎根于物质地点、被认为与流动性相分离的实体空间，日益在移动媒介与数字基础设施的影响下显现出作为媒介的本质属性：它们可以传递特定信息、组织社会实践、调节交往关系，参与塑造日常生活中的一系列行为和观念。而基于位置服务（LBS）和地理信息系统（GIS）的媒体形式——如导航软件、移动地图、可公开访问的数据库以及众包信息生产（发布）平台——无论将之称为位置媒体（locative media）抑或地理媒介（geomedia），它们都因自身在中介、引导和生成新的空间实践、社会关系和日常生活经验等层面的意义，被视为与实体形式的空间并存的另一种“空间媒介”。
由于空间媒介对人与社会不同面向可能产生的诸种影响，研究者试图分析和揭示空间媒介的表现形态、运作机理及其意义，并发挥这一概念对于持续变化的媒介环境与空间现实的阐释力，如：李耘耕以“惠爱医院”的个案讨论了空间嵌入地方并引起社会治理方式和观念变化的过程；徐迪通过对地图软件的分析揭示了技术在驱动数字空间媒介化过程中的作用与数字空间媒介的关系性构成。但是，不同学者对“空间媒介”的理论解读具有较大差异，且缺少对空间媒介的“媒介本质”进行讨论，难以完整地揭示空间媒介的意涵，甚至带来不同理解范式的冲突与交流困境。本研究首先对空间媒介观念的理论传统进行明晰，试图在整合其贡献的基础上，通过与媒介学、传播地理学等知识领域的理论对话，提出认识和把握空间媒介的“第三重进路”。
二、空间媒介观念的两种传统：社会批判理论与人文地理学
从思想史和媒介史的角度看，空间媒介作为一种媒介观念和媒介形态的生成既受益于空间哲学、批判理论和地理学等领域的思想耕耘，亦依赖于媒介技术正在发生的数字化、网络化和移动化革命，尤其是位置媒体、虚拟/增强现实和数字制图术的发展，重新塑造了空间、媒介与人之间的固有关系。通过回顾西方空间理论的思想史脉络，可以发现时下传播学界流行的空间媒介观念主要来自两个知识领域：社会批判理论与人文地理学，而它们也都与特定的“社会—空间”实践相关联。
（一）社会批判理论中的空间媒介（space-as-media）：权力工具、中介场所与空间治理
“空间媒介”这一观念可以追溯到法国空间哲学家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他指出，空间是一个中介，即一种手段或者工具，是一种中间物和一种媒介。一个这样的空间，既是意识形态性的（因为是政治的），又是知识性的（因为它包含了种种精心设计的表现）。在列斐伏尔看来，空间作为媒介一方面意味着它是某种权力的工具，是某个统治阶级的工具，或者一个有时候能代表整个社会，有时候又有它自己的目标的群体的工具，比如技术官僚。另一方面，空间作为媒介还表示它是社会实践的场所与中介，它标示出了这种实践的范围。也即是在特定形式的空间中，相应的社会实践才可以展开、一系列社会关系才得以被建构。在更广泛的意义上，空间还卷入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生产的整体进程，并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的扩张性关涉在一起，因而空间作为媒介还有一层意思，即是将空间化和空间生产过程视为（资本主义）各具主导性的生产关系得到再生产之“手段”和“中介”。这些具有主导性的生产关系以一种具体的和人造的空间性形式得到再生产，而这种空间性已继续被一种处于不断推进中的资本主义所“占有”，被分裂为各个部分，同质化为离散的商品，组织为各种控制场所，并扩展到全球性的规模。
列斐伏尔在政治经济学视域下探讨空间的媒介性，其视点主要在于特定意识形态在空间中的配置和展开、社会分工/生产关系通过空间规划的行为和实践的再生产，以及空间作为社会矛盾、冲突和博弈的中介性场所。在他这里，“空间媒介”并没有被作为一个完整的概念或术语创设出来，而是聚焦于空间——包括围绕它组织和展开的空间生产实践和空间化过程——在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关系再生产及其扩张进程之中的中介性意义：它涉及了在不同国家、区域、城邑与乡村之间的资源流通、交往和分配关系，亦与“空间生产及其在资本主义的全球性结构中主导性核心与依附性边缘的两极化体系的控制”相关联。
空间媒介观念的缘起还可以追溯到法国哲学家福柯（Michel Foucault），他尤其关注权力如何通过对空间的精心设计、操纵和监视，以达到治理术的生命政治意图。福柯认为，对于（复数意义上的）空间和权力的历史书写，同时也是对包含在权力/治理中的“策略”和“战术”的逻辑进行检验，那些权力和策略是为了特定的目的而运用空间。空间似乎被视作一系列平面和容器，治理目标可以被投射其上。福柯在关于现代医院的分析中还指出，规训发生在即将完整建造的人为的空间之中：它是空间的分析，是经由空间的个体化，把身体置于一个允许分类和合并的空间，而医院的建筑格局正是治疗的媒介和手段。它可以在空间中安置肉体、根据相互关系分布人员、按等级体系组织人员、安排权力的中心点和渠道、确定权力干预的方式。在此，空间成为了规训系统赖以运行的中介场所和控制机制，并被用于生产作为现代主体之构成的“身体纪律”。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社会批判理论中的空间媒介观实质上聚焦的是空间——包括它的物质形构、空间生产和社会规划的整体实践在特定社会进程之中发挥的中介作用和作为“界面”的意义。在社会批判理论中，空间媒介（即空间作为媒介）的动力机制主要来自政治经济原理的运作、地理不平衡导致的张力和特定权力网络的赋能，并为相应的社会实践和意识形态服务。列斐伏尔和福柯的空间理论具有鲜明的批判气质，他们奠定了一种基础性的空间媒介观念并为当下所用，即“空间作为媒介”，而不是将“空间媒介”本身视为一个独立的概念或媒介形态。伴随媒介技术的演进，媒介物的空间嵌入、虚拟空间与现实空间的叠合互嵌使空间——无论是微观尺度上的空间场所，还是更大规模的城市空间、公共空间及其生产——都被赋予了新的媒介性，使之在引导人际联结、组织空间实践和构建崭新生活方式等方面显现出了重要作用，这也让“空间作为媒介”的观念具备了技术条件和现实基础。
（二）人文地理学中的空间媒介（spatial media）：技术装置、信息制品与空间实践
移动传播、混合媒体与基于地点的技术的成熟激发了来自不同研究领域的学者重新想象“地理”和“媒介”之间的关系。在此背景下，人文地理学的研究者尝试将“空间媒介”作为一个完整的学术概念提出，并对其作进一步阐释和探索。这些研究者的学术志趣是一个被指认为“数字地理学”（digital geographies）的跨学科地带。根据克莱普顿（Jeremy W. Crampton）的观点，空间媒介指的是具备空间定位功能的新技术物件（包括硬件、软件和编程技术），以及伴随这些技术的参与实践所生成的新地理信息内容（如地理信息的志愿性生产）。埃尔伍德（Sarah Elwood）等人吸纳了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的媒介理论，指出空间媒介是构成地理空间网络的技术装置（devices）和信息制品（artifacts），它作为中介或渠道能够扩展（增强）我们在线生产地理信息并与这些内容互动的能力。通过概念化，空间媒介也就可以被视为一种基于数字技术网络和地理信息内容的媒介形态加以认识、分析和把握.
据莱茨钦斯基（Agnieszka Leszczynski）总结，具体可以被视为空间媒介的对象主要包括：（1）可定位的移动装置；（2）为基于位置的广告实践提供支持的算法；（3）基于网络的互动地图服务；（4）空间内容生产与共享众包平台。这一分类概括揭示了空间媒介作为媒介形态的基本功能和构造，即以互动性为基础的空间导航/索引机制、空间链接功能以及与地理信息相关的数字内容服务，它为使用者的空间实践——包括定位、移动和探索等提供帮助。虽然莱茨钦斯基对空间媒介的理论规定持开放态度，但数字地理学所代表的空间媒介观更倾向于将应用程序、媒体平台和算法等提供空间导航功能或地理信息服务的“软件”与移动性的技术装置纳入空间媒介的范畴。它实质上是将空间媒介视作一种“媒体产品”或“信息服务”，并在一定程度上排除了对于实体的、物理的空间场所与社会治理意义上的空间理性的讨论。这样一来，两种空间媒介的观念范式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认识论层面的矛盾和对立。
（三）实践面向的空间媒介论：探索第三重进路的可能
通过上述讨论可以发现，空间媒介的思想史渊源并非直接来自媒介研究与传播学，它是从其他知识领域“舶来”的概念，因而需要将其置于媒介/传播理论以及那些与它关联的新兴思潮中进行检视，进而重构关于空间媒介的认识论。对此，李耘耕提供了一种思路，他指出，空间媒介不是为了将空间守旧地概念化为一个承载实践的媒介平台，而是将空间看作正在进行和展开的实践本身，这一实践的主体就是“媒介—使用者”。进一步结合媒介研究的实践范式（practical approach），该观点的启示性在于，我们或许可以不再简单地从空间或空间媒介本身所固有的形式、位置和功能这些视角去把握它的存在方式及其性质，而是将它置于某种“生成”和“展开”的实践过程之中，分析它嵌入和联结的网络、主体和行动，把握它的组织过程、流动性和运作机理，以实现对空间媒介的重新认识，由此揭示它的“媒介本质”。这即是一种实践面向的空间媒介论，它的核心不是将空间媒介“对象化”，而是将其“问题化”，使之成为认识和处理生活世界中媒介与空间现象的“方法”。在一定程度上，社会批判理论和人文地理学中的空间媒介观念都与特定的实践相关联，前者聚焦空间的生产、扩张和治理，后者关注空间实践与移动性，但我们可以再向前走一步，为实践赋予本体地位，将空间媒介本身理解为一种复杂的、处于生成之中的实践形态和关系网络。
从空间的角度看，空间理论与技术的演进突破了关于空间的传统理解。空间不再纯粹地被指认为某种内嵌了物质结构和意识形态编码的“形式”或“产物”，而是被纳入了“关系”的范畴中予以检视。空间不仅仅是事情发生的容器，相反，它正在微妙地演化为将人和事物联结在一起并积极塑造着社会关系和实践的层次。地理学者还主张，空间性是一种物质性的社会—技术—空间关系的联结，它是技术存在、人与空间/地方之间偶然的、总是不完整的结合所产生的效应。因此，空间也被认为是一种不止息的实践过程，它本身就是一个“动词”。而从媒介的角度看，媒介的物质性转向、传播地理学与科学技术研究（STS）等理论思潮提供了理解媒介的崭新视野，这为空间媒介理论和观念的变革创造了可能。正如传播地理学者亚当斯（Paul C. Adams）所言，媒介不仅仅是技术，而是人、技术、资本、观念和地方元素之间一个复杂异质的关系网络。
三、空间媒介作为“媒介行为”：理论依据、形成条件与建构过程
法国哲学家、媒介理论家德布雷（Regis Debray）和他创设的“媒介学”（Médiologie）为我们理解空间媒介的实践本质提供了深刻的认识论洞见。在技术与文化的互动结构和动态视野中，德布雷揭示了媒介的复杂生成、组织方式和运作机理，洞悉了媒介成其为媒介的本质所在——它不是载体、介质或者渠道，而是一种“媒介行为”，一种“媒介方法的动态整体和介于符号生产和事件生产之间的中间体”。
（一）“媒介行为”作为媒介的隐喻：反思实体化的媒介观念
关于媒介学的知识意图，德布雷在一次学术访谈中指出：“我所谈论的媒介学，不是大众媒介社会学，亦不是符号学，而是一种对文化领域和技术领域的互动研究。”这句话的潜在意思即是，既有的大众传播学和符号学研究中的媒介观念显然无法支撑“媒介学”的知识建构，必须革新媒介认识论。德布雷采取的方法是：“我们必须将它（媒介）复杂化，因为事实证明，人们对它的使用常常带有极大的欺骗性，并且过于简单化。”这正如既有空间媒介观念的局限性：在不同程度上先验地使用媒介这一概念，忽视它的复杂性、多义性以及由此承载的学术想象力。
在德布雷看来，媒介可以有四种既不自相矛盾也不互相混淆的含义：（1）符号化行为的普通方法（言语、书写、模拟图像、数字计算）；（2）传播的社会编码（发出口信时所使用的元语言，如：汉语、法语）；（3）记录和存储的物质载体（石板、莎草纸、磁带、硬盘）；（4）与某种传播网络或流通方式相对应的记录设备（手抄本、印刷物、电视、电脑）。通过对这四种含义进行抽象，德布雷指出了“浓缩意义”上的媒介——即“设备—载体—方法系统”，也“近似地指在特定的技术和社会条件下，象征传递和流通的手段的集合”。它克服了之前种种媒介观念的认识论盲点，表明媒介作为系统和整体，内嵌或接入了某种复杂的关系结构和网络，而媒介效能与力量的发挥、转化正是来自于此。
当然，德布雷的媒介观念并不是把各种与媒介相关的范畴和形态相杂糅这么简单，他真正的洞见在于触及并揭示了将设备、载体和方法系统联结在一起，进而可以将它们视作媒介进行整体审视的、那个隐藏在“媒介”之中的隐喻和本质——媒介行为。在媒介学一词中，媒介并不指媒体或介质，而是指媒介行为，即媒介方法的动态整体和介于符号生产和事件生产之间的中间体，这些中间事物类似于拉图尔（Bruno Latour）所说的杂交物，它们是媒介行为，同时又具有社会文化层面的技术性。媒介行为指向的并非媒介固有的功能、结构和属性，它恰恰是对实体化、形式化的媒介观念的批判，它反对将媒介狭义地理解为在两端建立连接的通路和传送信息内容的信使，而是聚焦于它的实践，即媒介所涉及的动态的中介实践和过程是如何被组织起来的，它将对人与社会的不同面向产生哪些影响。
在某种程度上，媒介本身的形式或质料，无论是智能手机还是尘封古籍——即便它们是人类去感知媒介之存在所不可或缺的介质，但若与使媒介成其为媒介的隐喻（媒介行为）相比，也就不再重要，至少在媒介学中如此。虽然媒介是由器物构成的，但它不仅仅是器物，更重要的是由它邀约的一系列关系和意义的总和。在认识和理解空间媒介时，如果能将它视作一种媒介行为进行把握，那么不论是实体空间还是虚拟的软件，抑或那些被遮蔽的和未来可能出现的新物件，使之成为空间媒介的关键正是其组织过程和运作机理，而非其固有的形式、位置或样态。
（二）物质与组织：空间媒介作为媒介行为的形成条件
从媒介行为而非媒介实体（形式）的角度把握空间媒介，并不意味着忽视空间媒介生成和运作所依赖的技术与社会条件。在媒介研究和传播学中，空间媒介不能是也不可能是形而上学且脱离实践的抽象概念，否则它将失去对于任何复杂现实问题的解释力，也无法反映媒介、技术与空间关系的激进变迁。如果将空间媒介视作一种媒介行为、一种揭示媒介本质的隐喻，那就必须提供认识它的具体路径，而这恰恰要分析它是如何被组织、建构并在社会和空间领域之中发挥作用的。在这一过程中，哪些主体（客体）卷入其间，它们以何种方式联结、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它又将影响哪些关联的行动和实践，这都将涉及对于一系列物质和社会条件的考察。
在德布雷看来，媒介包括了组织性的物质层面（MO）和物质性的组织层面（OM），或者说技术系统和社会组织。前者是技术的外显层面，它有系统化的原理、机制和构成，如“设备—载体—方法系统”；后者是技术的社会配置与制度接口，是规范与原则的组织化和制度化。这一媒介观念要求我们关注“媒介的物质性和感官刺激性的维度，以及构成日常生活环境的中介工具、基础设施和媒介信息流通的一系列设置”。若是缺少了任何一个层面的条件，媒介的存有及其效能的产生都将失去担保。
就组织性的物质（MO）而言，空间媒介作为媒介行为，离不开广义的信息传播技术（ICT）、地理信息系统（GIS）以及其他各种物质性的基础设施的支持。基础设施（infrastructure）已经成为了现代生活的一个中心现象，它作为相互关联的、标准化的技术系统，提供了“便利物品、人和观念流通的体制化网络”，构成空间媒介存在并运作的物质前提。此意义上基础设施的特征是“嵌入性”，它可以“嵌入到其他结构、社会配置和技术中”，并使特定的社会实践成为可能，同时也制约、限制着其他实践。就物质性的组织（OM）而言，空间媒介的组织和运转同样依赖于社会接口和制度安排的保障，它在本质上是社会技术性的，因为“任何技术系统都不仅需要硬件，还需要组织、社会建构的知识、普遍的接受和依赖，以及几乎无处不在的可访问性”。对于空间媒介而言，这些接口可能包括：提供数字导航与网络服务的机构和团体、空间信息生产发布的协同机制、自愿参与内容生产的软件用户，以及空间信息采集和管制的规定。同时，它也受制于既存的社会边界、惯例和制度性条件。
（三）关系与生成：空间媒介作为媒介行为的动态建构
在媒介学的基本观念中，“传递”（transmission）处于中心位置，而非“传播”（communication），这既是媒介学与传播学的观念之别，也是范式之别。在德布雷看来，“传播”是同一时空范围内发送者与接收者之间通过话语进行的信息流动，通常是线性的、瞬时的信息传播过程；“传递”则是发生在不同时空范围内，是历史进程中的积累、延续，但也可能涉及物质和象征层面的断裂。它指涉了广义的信息、物品/物质与人的流动和扩散——无论是基于传统意义上的媒介技术与信息—符号系统，还是广泛存在的交通和运输网络。就功能而言，“传递”表明技术系统和象征意义之间具有相互的联系，它通过对技术和文化的中间界面（组织）的强调，从关注有形的介质体系转向背后运行的宏观的无形网络，寻找观念物质化的痕迹。相较于传播，传递的形成、建构和运行显然是一个更为复杂的过程，但它也因此具备了更广泛的社会影响力与物质效能。通过传递观念对媒介行为作进一步的观照，我们可以获得这些认识论层面的进展：
其一，空间媒介作为媒介行为，并非以先验的形式存在着，它将持续处于某种“生成”和“展开”的过程，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它才能被组织起来并进行运作，进而影响和塑造社会空间。“生成”和“展开”意味着媒介行为不是信息从一个端点向另一个端点的传输，也不是简单的编码和解码过程，或者更坚决地讲，那些线性的、瞬时的传播模式都不是它要处理的问题，因为它实质上是“组织的技术、再聚合的技术”，是“一种关系性、连续性的实践行动”。它处在生成、流动和变化之中，没有明确的终点。这如同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所描绘的事物的本质：在事物中，世界被会集起来，这一会集是事物的本质；而事物作为会集者而存在着，它成为事物。海德格尔主张，孤离的东西不是事物，事物具有指示性，它指向更多的意义，并与更多的意义结合在一起。媒介行为是一种在诸要素之间建立联结的过程，它会集了异质性的人与非人、物质与信息、地理与文化景观，它本身又在这种联结中不断获得新的“能量”，从而塑造和改变着人、技术与社会的空间关系。
其二，作为媒介行为的空间媒介是一种在动态实践关系中被组织起来的网络化的行动，它并非局限于特定的空间位置、物质形式或软件功能，它受到一系列人与非人行动者（actor）的形塑和影响。在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 network theory）的视角下，空间媒介处理的不仅仅是信息的流动，那些被经典传播研究遮蔽的范畴——人和物品的流动（包括它们依赖的网络和设施），以及传递过程中涉及的物质、身体、虚拟、感觉、行动和空间性诸要素，都将被重新认识和考察。正如拉图尔所言，行动者网络中的“行动者”可以是任何东西，只要它被授予作为行动的本源。这弥合了空间媒介的传统理论中主体（使用者）与客体（媒介）的二元对立——无论是人、物件、空间场所还是社会制度条件，只要它参与到媒介行为的生成和运作之中，它都是“行动者”，也都可以是媒介行为的主体（建立联结）和客体（被施加影响）。
需要注意的是，行动者网络仅仅是在一种隐喻的意义上去使用网络这一概念，它不是一种实体性的管道或线网，而是指代一种关系性效应，是各元素通过相互“协调”行动来构建的一种动态关联（work-net）。在这样一个网络中，媒介（技术）物不仅仅是技术工具和载体，它们更是具有中介化意图和能动性的行动者。媒介行为因而是一种动态的建构，它具有流变性，在这一过程中，可能会有新的空间、地点、自然/人工物、信息、人和非人生命体随时“接入”，也将出现行动者与网络切断“连接”的情况，而媒介行为产生作用的位置、范围与物质条件也可能发生即时的、不同程度的变化。
四、空间媒介的运作机理：生成性中介与组织性调适
传播地理学的提出者延森（Klaus Bruhn Jensen）认为，地理学为传播研究者理解空间/地方中传播模式的制定和协商过程提供了一种“纹理分析”（textural analysis）的方法。“纹理”（texture）作为传播地理学的核心概念，可以被定义为一种在结构化的空间属性和持续生产/再生产着空间的媒介与传播实践的互动中生成、调节和演化的“传播织物”（communicative fabric）。就其基本面向而言，生活世界的纹理存在于符号、想象与物质之间，也在空间资源、结构性特征和偶发的实践之间，还在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受此启发，我们将从以下方面讨论空间媒介的运作机理。
（一）生成性的中介：动态网络中的感知与关系建构
中介（mediation）是一种关于我们的技术—社会—空间现实及其本质的主张——我们与定位技术的关系、我们存在于斯的空间/地方，以及我们在某种技术现状下的共存，正是由空间媒介在日常生活空间和实践中的渗透与扎根所形塑的。作为空间媒介（媒介行为）的运作机理之一，中介揭示了空间媒介在塑造人类对于空间、地点的感知以及催生出新的会遇、交往和社会联结方面的媒介学意义。地理学家雷维尔（George Revill）进一步指出，中介可以被认为是一个不及物动词，它在不同的物质和实体中具有本体论上的生成性，而不是简单地将主体与客体联系起来的一种手段。这实质上强调了中介在影响空间感知和社会交往过程中的生成性逻辑，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其一，空间媒介通过人、媒介物、技术基础设施和社会组织性条件之间的有机联结和“网络化的行动”，将空间和地点——包括现实世界中的城市、乡村、自然的景观和地理状态，以及虚拟世界中的数字地点和文化图景——都“转译”为了它的“内容”，进而作为可交互的对象被我们感知、接触和体验。空间媒介再现着世界，它亦生成、敞开着世界，它也成为我们与世界产生相互作用的多重性的界面。这正如地理学家麦夸尔（Scott McQuire）的描述——融合、无处不在、位置感知和实时反馈。其二，空间媒介重构了人们空间感知的过程和节奏，它就像是人类身体不可或缺的“感知模块”，是我们在媒介化、数字化的社会空间中生存所必须依赖的“技术感官”，而“我们的空间感知和关于空间性的体验，也只有在各种媒介实践中才能被生产和被维持”。其三，空间媒介之所以能被视为一种展开中的、强大的媒介行为，也正是因为它不断整合着复杂、多元的技术系统，重组着虚拟与现实的边界，在数字网络内部构建了新的连接和通路，从而提升媒介实践的整体效能。在这样的系统中，任何一个部分都总是具有多重连接，它通过这些连接运行、永处变化，如此它便能被看作是一种模态，而不单单是一个对象而已。我们对于空间的感知和体验正是在空间媒介的中介下，与诸如社交互动、休闲游戏和工作学习等范畴相互融合，进而深刻嵌入日常生活的节奏与惯例之中。
空间媒介作为媒介行为的中介效应呼应了传播地理学关于传播本质的本体论追问。在“会遇的形而上学”（metaphysics of encounter）这一范式之下，传播的本质即是会遇——这是一个无限可塑的事件。这种会遇可能发生在人与人、人与非人之间，或者只发生在非人之间。经由空间媒介的生成性中介，这种在人与物、主体与地景、彼方与切近之间展开的、不确定的邂逅与互动得以可能。这一会遇的过程可以被视为由生命和物质构成的、富有生机的传播轨迹：在空间媒介织造的实践网络中，人们持续地接触各种不同的信息和介质，不断地与人、非人和其他未知的存在产生际遇，无论其来自近端还是远方、过去还是现在、是静止还是流动，都将持续生成和塑造着生活世界的“传播地理”（communicative geography）。因此，空间媒介作为一种实践面向的概念，“既包含了技术组件、空间内容和新兴的社会—空间实践，又强调了它们在中介和调适我们的日常生活并生产出新的空间性和流动性方面所做的工作”。
这种生成性的中介效应表明，空间媒介以及更广泛意义上的空间媒介化过程不仅意味着空间开始作为某种运载和传递信息的媒介发挥作用，也不只是各种提供空间信息服务的媒体和软件的开发及其性能的优化，而是指向了空间媒介对于生活世界本身的构成性作用，即空间媒介作为一种在动态网络中生成和建构的媒介行为，邀约了诸种复杂关系的转译，持续中介和形塑着人们关于空间（地方）的感知、体验以及人与人、人与非人乃至人与自然的互动，在不同程度上重组着人的知觉、视界和惯例，进而逐渐成为人与生活世界“打交道”的起点，而我们通常对这种基础性作用早已习惯。这实质上揭示了空间媒介在日常生活和惯常实践中的扎根，同时还意味着，它似乎正在作为彼得斯（John Durham Peters）所谓的“元素型媒介”（elemental media）对我们施加影响，成为人与世界的“中间位置”。
这里的“元素”既是实指，亦是虚指。在虚指的意义上，元素被认为与世界本身存在着某种本体论层面的联系：它是一种“生成性的混沌”（generative chaos），事物和感知由此成形，亦构成了我们卷入世界的条件和视野。媒介的“元素型角色”意味着它不仅是表征性货物的承运者，更是我们行动和存有的栖居之地和凭借之物。在此，空间媒介作为媒介行为的运作也就不再仅仅局限于它所能提供的某些具体功能、讯息和其他表征性的内容，而是聚焦于它对人类空间感知、空间实践以及人与空间关系的引导、组织和维持作用上。而我们之所以对于这种基础性乃至构成性的作用的感知不甚敏感，恐怕在于我们未曾或长久没有经历过相应的反环境（anti-environment），即空间媒介缺席的生活和世界是怎样的。
（二）组织性的调适：流动的时空环境与主体间共存
媒介化的传播环境意味着总体性的空间实践（特别是移动性）变得越来越依赖于不断扩展的中介技术、资源和体系。在空间媒介化的语境下，这实际上指出了人们的空间实践愈发受到空间媒介的组织和调适：空间实践的地点、场所、工具、身体、过程和节奏，都将被空间媒介重新塑造。这种“组织特性”使空间媒介逐渐成为一种勾连空间与地方、本土与全球、虚拟与现实以及社会与自然等不同范畴和尺度的、动态的结构性力量：它生成并提供多重地理链接，黏合异质性的空间界面，改变着远与近、内与外的关系，为人的空间实践提供担保。这种力量通常并非强制性的“限定”，而是关系性的“调适”（adjustment）。在此，我们关注的是空间媒介“作为一种环境所容纳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锚定了我们的生存状态，并使人类为其所能为”。
空间媒介在组织实践网络的过程中，通过“调适”机制持续地塑造人与媒介物、信息/数据、地理环境以及“空间调性”（spatial atmosphere）之间的交互关系。在这里，调适指涉的是空间媒介“通过联结和会遇的姿态，创造了一个流动的时空环境，导致不同的人和事物之间的一种特殊共振（resonance），并使它们共同演化（evolve together）”。亚当斯将这一过程称为“传播之弧”（arcs of communication），它揭示了空间媒介调适效应的运作过程。亚当斯主张，传播不只是信息在两个端点间的传递和编码/解码过程，而是一种“涟漪”和“共振”：传播总是由短暂的共振模式组成的；某种东西会向外产生涟漪，振动着其他各种东西。亚当斯借鉴雷维尔对声音景观的描述：传播弧就像是“声音在异质空间和物质中的连接和区分，它的可塑性及其回响、放大、扭曲、遮蔽和指涉”，如同“柔软的弧线和轨迹，在流动中表现声音，并将两者结合在一起”。这样的弧线不仅是一条在这里和那里、现在和那时、自我和他人之间的轨迹，它也是传播中涉及的每个主体内部的转变。
在传播的动态关系中，空间媒介调整着空间、时间和地点的特定配置，并将以某种方式和强度（intensity）在生活世界的主体之间产生共鸣。这种“后勤型角色”（logistical role）意味着它可以通过将人和物置于网格之上，协调关系、整合人事。因此从更广阔的存在性意义讲，空间媒介所调适的正是人类社会与地理环境之间的整体和谐，它的组织与运作反映了“地理、媒介与人类社会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密切关系”。事实上，媒介这一概念从未与“自然”（nature）相分离，它与环境的联系广泛存在于天空、土地和水域之中。譬如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媒介大致是“周遭”或“环境”的意思，是一种存在于人类和宇宙之间的同情与和谐。相较于以“传输”为根本功能的“信息媒介”，空间媒介的运作机理则在于组织人的社会—空间实践，调适人与自然、空间、地方以及诸事物间的关系，在时空变奏中深刻影响人类境况，为人的栖居（habitat）提供“船锚”。
从古早的地图开始，空间媒介就试图在人与地理环境之间构筑某种和谐的关系，它所绘制的点、线、面“通过标准化的表征方式将分散的信息组成连贯的整体”，为人在世界及诸事物之间的存在锚定了自身的位置，让人得以亲触、走进周遭环境，并使视线原本难以触及的事物出现在人类知觉的地平线，从而为混沌的世界赋予秩序和边界。而地图不只是一个物件，还是一个由人与非人行动者联合演绎的社会技术网络，它的生成、建构及其对人类空间实践的组织和调适作用根源于人与空间、地景、交通、技术和观念在内多元行动者的“交引缠绕”（entanglement），也即是一个网络化的、于关系中成形的实践过程。在地图学传统的起源——古希腊，地图与旅游、航海、文学和宗教相伴而行，旅者在城市、道路之间留下的轨迹和见闻成为地图制作的中心，而地图又为人在大地和海洋之间的游历、冒险乃至对众神居所的追寻提供了参照，两者相互促进、共同演化。地图还用于划定人的领地，规定着人的移动性。地理学家埃拉托色尼（Eratosthenes）曾将地球当成几何学上的球体，沿着一个中央线平行赤道，并且从直布罗陀往东到印度的北部山脉，建立起“人境地图表示法”（即有人居住的世界），而这只是理解空间媒介与人之栖居众案例中的一个。
不同于西方文化将空间视作独立于人之外的客观存在，中国古代文化是“在一个整体性的宇宙形成论的框架里面创造出来的”，其空间观念中渗透着整体意识，即天、地、人、神皆存在于虚实相依的空间中，且构成一个有机、动态的整体。在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媒介谱系里，“天人沟通的媒介”，以及内嵌着“天人合一”观念的空间媒介正是中国传统空间想象的独特表达，譬如作为天子居所和典礼场地的“宣室”和勾连神圣与凡俗、天理与宗法的“祠堂”，以及一种历来被忽视的媒介——船。在中国古代的文学书写与艺术想象中，船不仅是远行的交通工具，更是人在原本不属于自己的领地——水面上的栖居之所，它拓展了人的视界和肉身感知的意向性，与被承载的主体共隐于天地、山水之间，重塑了人与世界的时空关系。而船同时又是流动的，它将人带入一个动态的时空环境，以不同的视角持续揭示、显现着天地的景致。恰如李白在《望天门山》中的诗意描绘：“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在此，船作为空间介质，联通了实体与虚空、远方与切近、身体与情动（affect），在“不断变换的气氛、调性、色彩和地景”。之间赋予人全新的生命体验。正如邵培仁所言，媒介乃是“天地人一体与延伸”，天地化育人与媒介，而媒介也反映、再现和反化天地人，它们实为一体。
五、余论
在如今这样一个全新的、以人类为主导力量的地质时代——人类世（Anthropocene）之中，媒介生态环境激荡变迁，人与诸事物、主体与客体、身体与意识（心灵）、自然与人类活动之间的关系被重新界定，这要求人类直面自己的生存境况，反思自身之于自然和环境的责任。人类世作为一个地质时代，意味着我们掌握的社会和物质生活的技术系统与媒介基础设施已经改变了世界：能源和资源的大量使用、全球气候的变化，以及无数生态系统和物种的损失。在人类世的现实下，由于媒介与自然之间的边界渐趋模糊以及人类活动对于空间、地方和地理环境的深刻影响，一种面向实践的、自反性（reflexive）的空间媒介论及其提出既是时代的要求，也是对现实的回应。因此，本文主张将空间媒介视为一种调适着人与自然、社会、文化乃至万物之间和谐共存关系的实践过程，而不是人类试图最大限度地征服时空、制造区隔乃至控制社会的工具，同时警惕全球范围内不平等的政治经济秩序与信息传播结构对空间媒介的干预和控制。
彼得斯曾言：“在现象学的层面，媒介总是与天然元素相结合，并且对不同的环境和地点而言具有不同的意义。”这实际上表明空间媒介的表现形态、组织过程和运作机理具有一定的“地方特异性”，它在不同的地方、主体和网络之间具有丰富的可能。因而对空间媒介问题进行具体分析之时，我们主张对地方本身予以重视，而非采取均质化的理论框架。根据地理学家雷尔夫（Edward Relph）的观点，“地方”不只是抽象的、概念性的存在（比如由点、符号所构成的要素），而是被视为生活世界里的直接经验现象，因此充满了意义，也充满了真实的对象和不止息的行动。这为空间媒介赋予了人本主义气质，要求我们重视空间与地方的关系。如果说空间与地方作为“一对相互作用的张力结构”，那么空间媒介论的提出正是给这对张力结构提供了一个受力点，从而为调和“表征与行动、内化与外化、泛化与具体化”这些复杂的传播地理过程提供了可能。
在传播研究“空间转向”和“空间媒介化”的语境之下，本文所倡导的空间媒介论还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理论意义：
第一，革新关于空间媒介的传统观念，超越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对立，反对将空间媒介简单地视为基于某种固定的形式、位置或软件的实体化形态，拓展空间媒介作为一个概念或术语的解释力，有益于我们在变动的媒介环境中充分把握和洞察人与媒介、空间以及其他各种非人存在之间的复杂关系。第二，以往那些被指认为空间媒介的存在——诸如实体空间、导航软件或地理应用程序等并没有被排除在讨论范围之外，相反，它们将在媒介行为的视角下被重新检视和解读，进一步整合空间媒介经典理论的价值。第三，作为媒介行为的空间媒介论聚焦于空间、媒介与人的生存境况，突破了自然与人文的界限，将视点从传统空间媒介研究倚重的讯息、载体转向实践，主张在人类世的处境下，以一种非表征的视角重新理解空间媒介，正视人与媒介、自然和社会的关系。实践面向的空间媒介论，必然是也必须是一种非表征主义（non-representational）的空间媒介论。第四，在与媒介学、传播地理学进行理论对谈的基础上，激发传播学与媒介研究的学术想象力和问题意识，使“空间媒介”这一“舶来概念”可以真正意义上为处理日益复杂的媒介、空间与日常生活议题提供传播学独特的主张和智慧，为开拓媒介与传播研究的“空间问题域”提供新的认识和想象，从而彰显传播学的学科气质与认识论洞见。
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23年第8期
转自：“新闻与传播学术前沿”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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