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来源于新闻与传播研究 ,作者胡锐颖
多歧互渗:汪英宾新闻职业观的演变与实践
作者|胡锐颖
内容提要
留美报人汪英宾是一位多重身份交叠的知识人,其新闻职业观的启蒙、养成、演变与实践经历了一个“多元互歧、互渗互竞”的复杂过程。在美国留学期间,他师承于新闻学家沃尔特·威廉博士(Dr. Walter Williams),逐步养成以报业为志业的新闻职业观。借助《申报》雄厚的职业平台,汪英宾积极改良广告业务,宣讲新闻职业观,践行新闻教育,但在职业生涯中却被诸多纠纷缠绕。面对现实政治的压力与中西新闻理念的冲突,他最终只能在现实中妥协。其职业身份的复杂性、多元性和流动性既具有知识精英的独特个性,也代表着民国报人职业化的普遍状态。
关键词
汪英宾 新闻职业观 演变与实践 报业 报人
正文
由于近代中国多歧互渗的时代特性,新闻界涌现出许多具有多元身份的报人,其中尤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第一位中国籍新闻学硕士汪英宾为突出。他是第一个把中国新闻事业介绍到英语世界的学人,也是新闻职业化与教育化的倡导者与践行者。由于家世、师承、职业、经历等关系,汪英宾交游极广,积极活跃于新闻界、学术界、书画界、公务界。他既是一位留美报人、职业广告人、经理人,也是一名教授、画家。他曾加入青帮仁社,参与组建联合广告公司,长期进入政界工作,成为一名公务人。其职业身份的复杂性、多元性和流动性既是一部分知识精英的独特个性,也代表着民国报人职业化的普遍状态。
作为一位曾经在中国报界长袖善舞的知识人,汪英宾却一度淡出新闻史研究的视野。自《怀念汪英宾教授——兼论他的〈中国报刊的兴起〉》一文发表以来,学界陆续开始关注汪英宾的新闻实践,在研究“密苏里帮”在华新闻活动时对其也略有涉及。部分学者还根据汪英宾的英文硕士论文《中国本土报刊的兴起》(The Rise of the Native Press in China)的文本内容,对中国新闻史分期的观点来源及中西新闻观进行辨析比较。虽然研究者关注到汪英宾的新闻职业观与新闻实践活动,但并未对其形成与演变过程进行深入梳理。因此,本文将从汪英宾的教育经历、职业生涯、学理演变、广告人角色互动与冲突等角度进行探析,梳理其新闻职业观的养成、流变与实践过程,以期探窥近现代新闻职业化的发展轨迹。
一、汪英宾新闻职业观的启蒙
留美报人汪英宾先后毕业于上海中国青年会中学校和圣约翰大学,在教会学校接受了美国式的通识教育与精英教育。他在报界的第一份正式职位是《申报》广告员兼记者。《申报》馆所提供的优裕资源和平台使汪英宾得以迅速施展他的才华,开始在新闻界大展身手。
在入职《申报》期间,汪英宾不仅经常在《申报》发表各类漫画和题签,还与李嵩生等创办《申报》副刊“汽车增刊”。他以“省”、“省斋”等署名发表许多专论及点评文章,大力推广汽车的制造及运用原理。“汽车增刊”办得有声有色,受到读者的大力追捧。凭借《申报》强大的职业平台,这位“新人”充分发挥其编辑评论、广告策划和营运管理的能力,在新闻界和广告业积累了一定的知名度与影响力。
《申报》的早期新闻实践让汪英宾获得了初步的从业经验与职业启蒙,他开始规划自己的职业教育与生涯。在西方,新闻是否职业,新闻是否需要教育,一直颇有争议。世界报界大会总会长兼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威廉博士是倡导新闻职业化与新闻教育的先行者。他首先发现新闻事业是一种行业,并使其成为一种专业化的职业。其坚持不懈的努力极大影响与改变了美国乃至于全球新闻事业的现状。
中国近现代新闻业的发展在相当程度上得益于中西文化交流,新闻职业化的观念则来自西方新闻理念的在华传播。作为《申报》从业者,汪英宾对于新闻职业化的认识有一个不断启蒙与学习的过程。1921年12月,威廉博士访问上海,汪英宾全程陪同接待来访的嘉宾,在诸多场合聆听威廉博士针对新闻职业观的演讲,这次访问促使其决定前往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留学。12月12日下午,威廉博士在汪英宾及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Francis Lister Hawks Pott)、新闻科主任兼《密勒氏评论报》主笔裴德生(Donald D.Patterson)、江苏省教育会黄炎培等人的陪同下参观《申报》馆。他表示:“今日获来贵馆,见一切设备,皆甚壮观而有精神,引起一种对于报界之荣光,使人知报之为业,为一种甚有光荣之职业也。”从职业观的角度,威廉博士期待教育、商业、报界三种职业“能联络一气,以成教育商业新闻之协定”。
1921年至1922年间,汪英宾还在伦敦《泰晤士报》负责人北岩爵士(Lord Northcliffe)。欧美新闻名家在诸多场合频繁发表各种关于新闻职业化的观点,使汪英宾得到熏陶与启蒙。他赞誉这些新闻家:“堪曰为中国新闻界开一新纪元。神圣公正之新闻业,从此将大放其灿烂之光明,与欧美之新闻,相照耀于全球矣。”
对于中国新闻业的现状与未来,汪英宾心怀改变现实的理想化追求。他期待:“往日为政党附生物之新闻事业,今后将为经济独立指导民意之明星。往日为骚人墨客卖弄笔头之新闻事业,今后将为宣传民意促进大同之使者。往日为坐守斗室能知天下事之新闻事业,今后将为遍游各地身历其境之证人。往日无聊敲诈之新闻事业,今后将为代表舆论之利器。往日为武人政客作家谱之新闻事业,今后将为发展工商实业之先声。凡拘泥不改之新闻、私利作弊之新闻,皆将依天演之公例而受淘汰矣。”汪英宾意气风发地认为,中国新闻业将摒弃政党军阀的操控和无赖文人的敲诈,成为一种经济独立、宣传民意、代表舆论、发展实业的公众事业。
二、汪英宾新闻职业观的养成
曾被誉为“新闻学者之父”的威廉博士对汪英宾新闻职业观的养成影响极大。威廉博士认为新闻职业化的关键在于推行新闻教育。他坚持在大学里可以成功地实施新闻教育,希望通过新闻学校、院系专门课程的学习与实践为青年提供有利于报业的初步训练。1908年,威廉博士在密苏里大学创办美国第一所新闻学院。既重视新闻是一种职业,又采用实验室计划(即边做边学,Learned by doing),是该大学新闻学院的一大特色。这种新型的教育模式在美国标志着新闻作为一种职业的诞生。
新闻学作为一门崭新的学问,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颇为陌生。但是,威廉博士的学问与风采直接激发了汪英宾对新闻学的研究兴趣,也明确了其职业发展的方向。1921年威廉博士访沪期间,汪英宾以《申报》代表身份担任翻译,随时“敬聆伟论,心向往之”,并专门咨询“中国学生欲往密苏里大学习新闻科,须有何种程度,并毕业期限须几年”等问题,明确表达准备赴美深造的意愿。威廉当场答复说:“新闻毕业期限系四年,欲习此科者,须有大学二年以上之程度。惟似圣约翰大学毕业者,毕业期限,可缩短至二年。二年之期,对于已受学士学位者似觉太久。惟新闻事业,系专门科学,极少须有二年之训练。”这个入学条件及毕业期限对于汪英宾来说极具诱惑。1922年8月,在史量才的资助下,汪英宾得以“给资遣赴美洲,即以中国申报馆员名义”,进入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从世界新闻会长威廉博士,专考新闻学”,“期年即得新闻科学士位”。
在密苏里新闻学院读书期间,汪英宾的“第一学年课程,‘必须科’有三项,一曰报学原理,二曰报学史,三曰广告原理,此则属诸理论Theorematical者也”。当时学院还“组织一日报,名曰科仑布汨溯报Columbia Missourian(夕刊)”。该报并非校报,属于城市新闻报类型。“馆中重要职员,如总主笔以及‘要电’‘城市’‘教育’各栏之编辑,皆各教授任之,其下各职,均由大学生充任。”这种“边做边学”的教育方式让汪英宾得到严格的学术训练与良好的职业体验。
一年以后,汪英宾提前完成学业。威廉博士专门致函汪英宾的父亲汪禹丞,称颂其子“学行优美”。该函谓:“令郎英宾君,在本大学新闻专科肄业,曾作最优等之事实,鄙人感佩之至。况令郎之诚实、勤劳向学,引起同学及全体教职人员之赞美。是以屡次考试,成绩均出于寻常之上。其于新闻学前途,日有极大之进步。”威廉博士对汪英宾寄予极大的期望,汪氏对乃师的引导入门及传授学理的恩情一直铭感于心。在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二十周年纪念时,他特别撰写长联感怀师恩。该对联存于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二楼,横匾题曰:“威廉博士我师道鉴:舆论师道。受业汪英宾敬题(印)”。长联曰:“是千秋报学枢机,信誓八条,自矢为众服劳,殚精竭虑;立万国舆情轨范,从游壹载,深愿与民论道,宣教承流。”这副对联既称颂了威廉博士对新闻业与新闻学的卓越贡献,也表达出汪英宾有幸亲炙师教的感激之情。同时,他还引用了乃师手订的“新闻记者信条”八项箴言,公开许诺“将耗尽自己的全部精力与思想,奉献于公共服务事业”。
1923年,汪英宾“改赴纽约,入哥伦比亚大学院,继续研究新闻学”。次年夏,他在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毕业,成为该校获得新闻学硕士学位的第一个中国人。其英文硕士论文《中国本土报刊的兴起》是中国人“第一次把中国新闻事业介绍到英语世界”。在这篇论文中,汪英宾热情澎湃地写道:“认识到中国新闻事业具有真正的领导力和公共服务的前所未有的机会已经来临,同时为经济收益和大众教育起见,许多年轻记者正英勇地为实现他们崇高而实用的职业理想而奋斗。正如中国的未来寄托于学生一样,本土报纸的未来也寄望于那些因受到公共服务意识鼓舞而毕生致力于新闻教育的学生。”显然,这里所说的学生包括汪英宾在内的新一代留学生群体。他们怀揣着新闻专业主义的理想与新闻职业的神圣责任,探索中国新闻事业的改进与发展之路。通过两年的新闻学训练和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熏陶,汪英宾在演讲时宣告,“记者厕身此业,置身于此业,行将终身于此业。”至此,他已经初步养成以新闻为终身志业的职业观。
1924年8月,汪英宾毕业回国,进入《申报》担任协理,负责广告事务。他以长袖善舞与“活泼玲珑”的作风,改良建树,颇有作为,与史量才、陈景韩、张蕴和、张竹平并称为《申报》的“五虎将”。
三、汪英宾新闻职业观的学术宣讲与教育实践
学成归国以后,汪英宾针对中国新闻事业的现状频繁发表演讲,经常与国内新闻界人士讨论新闻事业发展的问题,发现“十有九犹未解新闻为何物者”,经常猛烈批评新闻业界各种乱象。1924年11月7日,汪英宾在上海澄衷中学演讲时说:“当今新闻记者,泰半皆系政客之变相。其办新闻也,视之如同外务,一日得志或失志,即抛弃而不问。惟新闻业一正当之职业也。正当之职业,而竟为变相政客之外务,无怪其受人津贴,而不能自振也。”15日,汪英宾在上海卡德路的寰球中国学生会发表《新闻——职业》的专题演讲。他认为,目前“虽全国出版品已有千种之多,造谣生事者有之,受津贴而偏向者有之,恃戏目之完备以扩张销路者时或见之”。汪英宾专门引用威廉博士的观点说道,新闻记者是“记事者、辩护士、新闻消息买卖人、审判官、民权之保障、教员……故以最高尚之定义去解释新闻事业,则新闻事业并非手技,亦非营业,乃一种职业——新闻解释者之职业”。他从新闻独立、经济独立、职员薪水、新闻范围、会社组织、新闻教育等问题阐述“新闻之犹未成职业”的原因,呼吁“实行新闻职业之革命运动”。
为改变“新闻不有专业”的现状,汪英宾不遗余力地积极宣扬威廉博士的新闻理念。他在出席上海新闻记者联欢会的活动时强调:“威康博士(Dr.Wieliam)之报人信条实可以做报学之基本原则,如果说这个信条适于资本主义的美国,不如说更适于我国一些,愿诸君接受这条信条,积极勉励努力建立中国之报学。”汪英宾还将带来的美国新闻事业影片在现场播映,并将“美国哈定与威廉二先生之‘新闻记者之箴言’印刷于美丽之纸上”,当场赠送参会人士。
为更确切表达威廉博士的原意,1925年3月,汪英宾决定重译威廉博士的“报人信条”,补充了最重要的首句“吾信报业乃为职业”,专门突出一直被业界所忽视的报人职业化问题。这一译本体现了中国语言的信达雅,更接近于威廉博士的新闻理念,先后被燕京大学新闻学系、复旦大学新闻学系、天津《大公报》、上海《时代日报》、《报学季刊》及储玉坤、管翼贤、聂世琦等的文章多方转载,得以广为流传。
树立新闻职业观,关键在于新闻教育。汪英宾认为,养成报业为职业之希望在于通过“报业敎育以养成专门资格。”他建议:“中国各大学多设报学专科,所有课本讲义由当今报界已有经验之人会订鉴定之,如是庶几于将来养成报业为职业之一线希望。”回国以后,他不断积极“主张研究报学,设报学科,公开研究,以成立中国之报学”。
因此,汪英宾效法“密苏里模式”创办南方大学报学系等新闻院校,力求通过新闻教育实践来养成从业者的职业观念。1924年12月28日,上海新闻记者联欢会推举汪英宾代为筹划商科大学、大夏大学和南方大学新闻学系。次年1月,他受聘为南方大学报学系主任。该系规程开宗明义,阐明其办学目的:“报业高尚之职业也。惟其感化人民思想及道德之重大无比,故亟宜训练较善之新闻记者,以编较善之报章,而供公众以较善之服务。报业之为职业也,举凡记者、主笔、经理、图解者、通信员、发行人、广告员,凡用报章或定期刊以采集、预备、发行新闻于公众者皆属之。本科之唯一目的,为养成男女之有品学者,以此职业去服务公众。”报学系学生“修完必修与选修各课,并满八十学分而经毕业试验及格时,授与报学士学位”。时人称其“诚可谓中国新闻教育史中最早有‘报学士’学位之学府”。南方大学报学系及报学专科的办学目的参照了威廉博士所主张的“信条”,强调职业、公众服务及培育新闻事业从业者。汪英宾教授“报学历史与原理”和“广告学原理”,戈公振、范尔登则开设“访事”课程。该系学生“专攻报学者颇踊跃”,学校附属的南大通信社也“移归报学系及报学专科学生承办”,使学生享有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做中学”(Learning by doing)的办学效果。
四、汪英宾新闻职业观的学理演变
在多元互渗的文化语境下,汪英宾的新闻职业观在学理建构与新闻实践中经历了一个不断转变与提升的过程。他敏锐地意识到新闻界不懂新闻,视新闻事业为营业,其本质在于新闻职业观的缺失。因而,汪英宾专门界定了新闻事业的定义与新闻职业的范围。他说:“新闻事业之定义,当以美国米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威廉博士所定者为最适当。其言曰‘新闻事业是管理、指挥、主持、编辑一报章、一报纸、一杂志、或别种定期出版物。凡从事于此者,皆为新闻记者。’”汪英宾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所从事的事业是一种广义范围的“新闻事业”。它包含新闻事业、印刷事业及广告、发行事业,是一种新闻解释者的职业,而非营业。但是,当时的他尚未能使用合适的词汇来替换“新闻”、“新闻事业”、“新闻记者”等约定俗成的专用名词。
鉴于“新闻”概念的混淆,1925年10月,汪英宾重新修订《新闻——职业》演讲稿,发表了《中国报业应有之觉悟》一文。与前文相比,后者的内容大致相似。但作者用“报业”“报学”等名词来代替广义的“新闻事业”、“新闻职业”或“新闻”,而将“新闻”的内涵界定为具备编辑、采访等文字工作的狭义范围。该文共出现52处“报业”,8处“报界”,6处“报事业”等词汇。原有的“新闻事业”有26处被改为“报业”,1处改为“报馆业”,1处改为“报界”。原有的“新闻”有9处改为“报业”,1处改为“报界”。另外,文中的“新闻职业”有8处改为“报业”,“新闻学”有2处被改为“报学”,“新闻专科”则被改为“报学专科”。显然,作者通过“报”一词界定了“新闻”的内涵外延。既然报业是一种职业,“其关于国家社会遂生种种责任”,在政治上“当负保障民权,监视政府之责,”在教育上“当负宣传智识敎育平民责任”,在外交上“务以发扬国光,增进邦交为责任,”在风俗上“宜以清洁纯正之新闻,涵养阅报者之天真”,在社会上“宜以维持治安,助进公益为责任”。
抑有进者,汪英宾开始从职业的角度对报学进行学术层面的概念界定与理论建构。在他看来,“报”与“报人”具有独特的涵义,较之“新闻”与“新闻记者”范围宽泛。他认为:“西文中之Journalism与我国报字之义实相吻合,绝对非新闻之意义也。”如用“报学或报业名词以译Journalism,而报字等于Journal一字,亦颇当也”。因此,汪英宾在重译《报人信条》时,根据此前的观点,将Journalist翻译为“报人”,Journalism译为“报业”或“报学”,Journal译为“公众新闻纸”,News译为“新闻”。他认为“报人”与“新闻记者”、“新闻家”、“报业”与“新闻主义”、“新闻事业”、“新闻业”,“报学”与“新闻学”等词汇具有各自不同的内涵。只有清晰界定这些概念的内涵外延,才能理解新闻事业的意义与新闻职业的责任,以养成报业为职业的觉悟。
1925年11月29日,汪英宾在出席上海报学社成立大会时,再次从职业化的角度强调报业并不仅限于营业,是一个广泛的概念。他说,“至于报业,为表明行业中之一种极有趣之职业,与普通营业不同。普通营业目的,在注意营利,并所营之利,乃关于个人或少数人。报业用意,在谋社会公众利益。此种区别,务当留意。”会上,他还专门从“报”与“报人”的层面向潘公展、戈公振等介绍自己翻译的“威廉博士之信条,愿共作格言”。12月底,汪英宾应邀在上海南方大学演讲《大学建设报学科问题》时强调:“‘新闻’二字,范围太狭,故改用报学二字,可以概括一切。”
职是之故,他重新界定“报”的各种概念,强调“以报为业谓之报业,报业之学术谓之报学,凡属于报业之人谓之报人”,原来的“新闻事业”、“新闻学”、“新闻记者”等用词应改为“报业”、“报学”和“报人”,使其广狭两义可以名实相符。他曾对新闻学者黄天鹏说:“名不正则言不顺,必也正名乎,且应广其义。凡役于报馆者通称之曰报人。”虽然,这些观点一度引起新闻界的辩论,但他始终坚持必须改变“新闻”一词名实不符的现状。围绕“报”的概念阐述,汪英宾逐渐建立起自己的学术话语系统,达成强化“役于报馆者”的报人们新闻职业观的目的。
五、汪英宾的职业广告人角色
在汪英宾的多元社会角色之中,职业广告人是一个重要的身份认同。根据他对于“报人”的释义,经理、发行人员与广告人员等均属从事报业之人,故应称为报人。在他看来:“广告每一门,都可以做成一种专门的学问。这许多不同的广告专家构成报馆的重要份子,与报馆关系非常密切。”1921年,汪英宾甫入《申报》就担任该报的广告员与副刊“汽车增刊”编辑。1924年,他毕业回国以后,因其所习为营业科,遂执掌《申报》广告部,积极改良该报广告业务,并取得许多明显的成效。时人点评说:“最足使同人膺服心折者,则申报之广告,由汪主持后,信见蒸蒸日上,以视新闻报,不特可以并驾,抑且有时超过之。”张静庐也评价说:“自从汪英宾从美国回来担任《申报》的广告部主任以后,对于广告方面的确是日有起色,且并为拉拢商店广告的便利起见,特另出一张‘本埠增刊’专登广告式的文字。”这一创举逼使《新闻报》不得不出版“本埠附刊”,与《申报》进行对垒竞争。
新闻职业化的前提是经济独立,报纸的主要经济来源是广告和发行。作为广告从业人员,汪英宾充分意识到报业与商业具有矛盾的对立统一关系,如果“广告而不能生产,必不能久在商业中立足者也。故办报人宜扩大广告之范围,以商业之智识,为商人解决推销之问题。如是则报业有充足之进款,而报事业得日新月异矣”。
针对当时报界广告业务存在的许多问题,汪英宾提议改革报馆组织。他说:“广告不能发展,因所采登者非常恶劣,故甚难动人观听。欲改革此弊,最好在发行部设一推广经理。”在发展商业的同时,必须注重报业道德。汪英宾认为“报业成为事业,一方面虽商业化,另一方面却要本着:1.不要钱,2.不要名,3.不要权之三原则行之。”报业既要通过“报人信条”建立报业道德,又要优化报馆组织,把新闻、广告、印刷、发行等从业员一例作为“报人”看待。各部门机构健全,分工合作,“名份确定,相互尊敬,报业成功,然后中国始有报学。”同时,他还著有《人生与广告》一书,在大夏大学暑期学校兼教“广告心理”,在商科大学与暨南大学合办暑校,演讲“直接广告学”等,努力通过教研实践活动来培养从事广告事务的职业报人。
在具有复杂社会关系和商业利益的中国报业背景下,虽然汪英宾将《申报》广告业务发展得大有起色,但是在新旧思想缠绕交织与互竞互渗的时代语境下,有时他也难免违背《报人信条》的职业操守去处理一些广告事务。当时中国势力最大的报纸当属申、新两报,因为对手之间的竞争,有的报纸“还借着小报来旁敲侧击。因为有许〈多〉事情,在大报都从大处落墨。小报措词,便容易多了”。因此,上海小报经常批评汪英宾及其所主持的《申报》广告部“所刊文字中,味同嚼蜡”,有的指责其以仙人桃式之广告术“笼络各界,小题大做”,甚至讽刺汪英宾实行“金钱主义的广告学”。
报纸的商业广告经常会引起争议,如稍有不慎,容易造成读者和顾客损失,更导致卑劣风俗的提倡与传播。但是,在实际经营中,广告部的业务时常会受到来自各方的制掣。主持者汪英宾不得不舍弃自己所念兹在兹的“报业非营业,乃一种职业”的新闻职业观,屈服于现实力量的压力。这是汪英宾在新闻职业观上的一种矛盾与妥协,也体现了精英阶层在现实困境中的无力感。广告人是汪英宾职业生涯中的一个重要社会角色,在东西文化与新旧思想的交织纠缠中,汪英宾不断经历着知识人与报人(包括记者、广告人与经理人等从业者)多元角色的转换。
六、结语
晚近以来,中国的学术界与新闻界处于“多元多歧而又互渗互动的过渡状态”,包括汪英宾在内的精英报人们积极鼓吹西方新闻职业理念,不可避免地与中国传统报人产生矛盾与冲突。中国的前期报人是“租界上‘包打听’的变相人物,和旧式的无聊文人结合的集团;他们根本不知道新闻事业是什么,和报人们应当有怎样的一个学历。”进入民国以后,许多新闻从业者又变成“一班政客”,把办报当做“做官,攘政权”的过渡,“谁也没有把新闻事业当职业的”,新闻职业化问题一直影响着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汪英宾留美归来以后,频繁在新闻、文化与教育机构宣讲美国的报学观点,其高调的姿态与西化的做派引起了一些人的反感。上海的小报对其进行冷嘲热讽,他们嘲笑汪英宾“俨然以美国派自命”,每逢大小宴会均“每会必到,到会必演说,演说后必先走,这就呌是汪英宾从美国回来后交际术上的一种新发明,也就是目下应酬场中最时髦的一种功架,”此称之为“三必主义”。更有甚者,《福尔摩斯》报还刊载《汪英宾替张继(英)夹肉》《汪英宾与张继英贴得紧》等黄色新闻,因此引发“张继英控告《福尔摩斯》案”。汪英宾职业生涯的纠纷与演变来源于留美报人的新闻职业化理念与中国传统报人既有的思维定式之间的冲突,这是滞后保守的中国新闻事业现状与西方新闻专业主义之间的矛盾。但是,晚近以来,趋新与守旧者彼此互渗互竞,并无明确的角色界限。新旧之间的矛盾保持着“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存状态。且新旧的错位不是静止的,而是一种相互碰撞、相互影响的动态关系”。作为《申报》协理兼广告部主任,具有“多歧互渗”特征的汪英宾一方面既要维持报社的商业利益,另一方面又要提倡“报业非营业”的西方新闻职业观和道德观,自然与竞争者产生各种缠绕交织与矛盾冲突。
纵观汪英宾新闻职业观的启蒙、养成、演变与实践,可以发现其师承、教育、职业生涯及社会背景对其一生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从广告人到学人、报人、经理人、公务人,汪英宾顺利完成了其多歧性人生的角色转换,曾经一度立志以新闻职业为终身志业。凭借《申报》雄厚的职业平台,汪英宾如鱼得水,得以充分发挥其学识与才华。史量才之子、《申报》副董事长史咏赓曾经盛赞汪英宾、张竹平等“诸君子以为本报营业精心擘画,不遗余力,其功亦不可没”。1930年6月,《时事新报》组织股份有限公司,汪英宾担任股东兼董事,协助董事长张竹平处理社务。不久,因史量才另设《申报》总管理处,逐步削弱张竹平的权力,导致其离馆他就。1931年底,汪英宾离开任职多年的《申报》馆,担任《时事新报》总经理、编辑部长、监察委员三要职。张汪合作,优势凸显。至1932年“一·二八事变”时,《时事新报》销量一度“每日达二十四万份,打破全国纪录”。是年4月,该报因代印《大晚报》发生工潮,汪英宾与张竹平随后因社务各种问题发生矛盾。1933年2月6日,汪英宾赴南京处理该报记者王慰三被暗杀案,意识到当局严厉包办舆论的危机,遂决意脱离报业。是年底,汪英宾追随留美同学、浙江省政府建设厅厅长曾养甫赴杭工作,自此离开报界进入政界,成为一名公务人。此前,《申报》总主笔陈景韩发现:“随着蒋氏时代的来临,再要谈新闻自由等于与虎谋皮,因而作了一个断然的选择:远离权势。”他在新闻界的隐退使自己恪守了新闻职业必须保持自由独立之精神的原则。或许《申报》同人们都清醒地意识到新闻独立自由与党治管制的现实矛盾。为保持报人的独立性与完整性,汪英宾决意离开新闻界,成为一名行政官员。他先后担任浙江省建设厅秘书兼棉业管理处主任、交通部公路总局秘书室主任秘书、行政院物资供应局主任秘书等职。汪英宾从政以后,利用在报业所积累的人脉与经验,完成了个人身份的成功转型。他积极参与各项建设事务的宣传工作,但因涉及建国实业公司董事长刘芹堂控吿行政院物资供应局局长江杓等违法失职一案,被中央公务员惩戒委员会降一级改叙处分。1947年底,汪英宾重返报界,进入《大公报》工作。关于这段从政经历,汪英宾颇感自愧,曾自责地说:“若予于役报界者,已十有余年矣,卒因环境逼迫,不能不改途易辙,致暂离报界而勉强走入仕途,观乎居礼夫人不屈不挠之毅力,能毋愧死。”
汪英宾新闻职业观念与职业生涯的形成、演变与实践是一个复杂多元、充满张力的动态过程,是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在其个体身上的折射。凭借知识精英与职业平台的优势,他顺利完成个人生涯的角色转换。但是,面对现实政治的压力与中西新闻理念的冲突,他的新闻职业生涯具有矛盾与妥协的另一面向,这是民国报人群体“多元互歧,互渗互竞”的普遍状态,也是近现代中国报业转型过程中的一个缩影。
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23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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