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传播的哲学与科学哲学的传播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23年第12期P39—P40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   华东师范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摘自《社会科学》2023年7期，崔晋摘

目前逐渐兴起的参与式的科学哲学对科学传播中知识论问题的关注、传播学对科学知识社会学理论框架的借鉴，已经体现出哲学与传播学领域的学者对科学传播进行跨学科研究的新趋势。除了科学教育研究对科学哲学理论日益关注之外，教育实践还对讲授科学哲学日趋重视，专门提出了家族相似法来评价和指导如何在科学教育中融入科学哲学，这些均体现出科学哲学的传播在促进公众学习和理解科学中的突出作用。不过，科学传播中有哪些核心的哲学问题，科学哲学可以为科学传播提供何种理论框架，科学传播的实践反过来又为科学哲学提出了哪些新的理论问题等，尚未得到系统的讨论。为此，我们将对科学传播的哲学以及科学哲学的传播问题进行元哲学的思考。

我们看到，科学传播研究依然多从传统的传播学进路展开，关注具体的传播方式和渠道，其理论受到科学知识社会学或者STS的影响较多，强调对科技迅猛发展导致的社会消极影响进行反思。这些研究工作对科学传播中的哲学问题考虑不多，科学哲学新近的理论进展尚未受到足够关注；对于科学传播的目的是什么、科学传播应该传播什么等本质问题尚需进一步展开深入讨论；对公众的个体知识与行动、专家知识如何通达公众的理解、科学研究中的不确定性、伦理与新技术应用的不确定性、去中心化的社交媒体如何传递认识论信任等认识论问题的分析，已有的研究涉及不多；而这些问题却是科学传播中的核心问题，科学传播需要建立分析这些问题的规范性框架。另外，科学教育也反复提倡在课堂中讲授真实的科学实践，赞同对科学实践的了解有助于学习和理解科学理论。但是，真实的科学实践的本质是什么？科学的本质中不同维度之间的逻辑关系是什么？当下，科学教育中有关科学本质的理论资源和框架多来自科学哲学，而真实科学实践的本质一直随着科学哲学的研究进展而不断发生调整，科学家所从事和理解的科学实践的认知方式和规范不同于公众所理解的，而这些并非都需要受教育者掌握。辨析和解决这些问题，都需要科学哲学研究的深度介入。

科学传播是围绕科学展开的社会对话。公众除了对流行病以及与环境相关的一些科学问题产生争议之外，还会对是否接受进化论等科学理论，对基因编辑、纳米技术等新技术及其风险存在不同的见解。在这些与科学有关的社会争议中，公众的知识、对科学的信任与理性行为之间呈现出一种悖论，这让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科学传播的目标与模式。科学传播中以知识为核心的“缺失模型”日益受到挑战。逐渐增加的经验研究结果表明，公众是否接受科学共识，与个体知识的多少呈现出微弱的而不是强相关性，传播理想化的科学反而给公众增加认知负担。但与此同时，公众参与科学的新模式，同样面临公众认知不公正的问题。知识与理性行动的关系悖论，以及这种悖论表现出来的跨文化的稳健性，成为科学传播面临的全球性困境。科学传播困境的突破，呼唤认识论研究这一传统核心哲学领域的回归，需要科学哲学介入科学传播困境背后的关键问题。这些关键问题包括：个体如何获得经过辩护的知识；不同类型的信任在个体对知识进行辩护时发挥的作用是什么；作为群体知识的科学知识为何具有认识论权威；公众需要理解的科学为什么不能等同于科学家所知道的科学；公众与科学家进行认知劳动分工的认识论基础是什么；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并向公众传播科学中的不确定性、风险和价值等。

科学哲学对解决科学传播困境所能发挥的潜在作用，不仅在于科学哲学家对科学知识的社会维度展开了深入研究，还在于这些研究可以提供分析科学传播困境的理论框架和新的视角。但容易被忽视的另一个作用是，科学哲学对科学本质（科学哲学的核心内容）的理解，可以促进公众对科学的信任、对科学共识做出理性反馈。有时不仅仅是公众，作为科学传播者的科学家、媒体记者等对科学本质的理解也会存在偏差。科学实践哲学对于真实科学实践的新近研究结果，不断丰富着对什么是科学本质的回答，这些新观点和新结论并没有充分及时地呈现在科学传播的内容之中。要解决科学传播的困境，科学哲学也需要被传播。

科学哲学与科学传播研究要互相促进、彼此启发，需要双方共同跨出学科边界。一方面，科学传播可以借鉴认识论和科学实践哲学的理论框架，对科学传播困境中的问题进行诊断；另一方面，科学哲学的传播也需要结合传播学中的效果分析，进入田野，展开经验研究。如今，传播学者、社会学家、认知科学家等已经通过合作而形成了一个跨学科的领域：科学传播学，而哲学和新兴的科学传播学领域的经验考察却处于相对分离的状况。科学哲学应和其他学科一起，通过整合性的工作，共同将科学传播中的问题和效果从经验描述转为机制解释，从而促进对科学传播实践的成功介入。

当下，基于传播效果进行分析的科学传播学，强调通过经验研究的方法对传播效果进行分析。科学哲学对规范性问题进行研究的理论视角，比如认识论信任、群体知识论、认知劳动分工等，可以被整合进科学传播效果的分析之中。

事实上，最近十年，参与式的科学哲学也开始用定量的方法来关注公众对科学的理解和参与，在对科学传播中的“缺失模型”“参与模型”进行哲学考察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外展模型”，并做出了广泛的承诺。“外展模型”在一般的科学教育、传播科学研究的透明性等方面，以及解决公众在做出个人决策时与科学共识的对抗等棘手问题上，开始逐渐取得积极的传播效果。除了问题诊断，科学哲学家还开始参与科学传播的实践。科学哲学家注意到公众参与科学和将科学知识外展到其他领域需要的技巧与科学家从事科学研究的技巧不同。公众有不同的背景、不一样的知识集簇和信念。此外，科学哲学可以细分为一般科学哲学与特殊科学哲学，它们分别侧重于科学的整体特征和具体科学学科的特殊性，它们在促进公众理解科学的一般性和准确性上发挥着不一样的作用，可以在促进公众对科学推理过程的理解上发挥协同作用。科学哲学如果要超出仅仅关注与科学传播相关的哲学问题，在公众和科学之间搭建桥梁并产生实质性的社会影响，则需要进入科学传播的实践之中。

科学哲学研究者的优势是擅长分析科学概念、方法和论证等问题，能够识别科学推理中的潜在假定，可以甄别对科学知识的误用。不过，如果对科学传播要传播什么以及如何传播等问题进行参与式研究，那么科学哲学研究者首先需要了解公众已经知道些什么。知识论研究领域一直试图论证知识与信念之间的关系，但比较少地讨论公众所知的知识和科学家所知的知识之间的具体差别；科学哲学多年讨论的科学划界标准针对的是同行而不是公众；此外，目前尚不清楚科学家与公众在认知劳动上的区别程度。这些理论问题和分析框架是科学哲学能在科学传播中发挥作用的重要切入点，而对这些工作的推进，还需要科学哲学研究者展开更多的经验考察。科学传播学倡导科学传播的研究应该走向田野，同样，科学哲学参与科学传播也应该走向田野，通过经验研究寻找影响科学传播效果的原因，建立机制解释，从而回答一些棘手的传播问题。

科学传播的哲学研究与传播科学哲学都并非易事。虽然有关科学哲学的课程被部分高校纳入科学教育专业学生的必修科目，但要求个体在修读完一门课程后成为熟练的科学传播者是不合理的。科学传播中认识论过程的严谨性如何与传播效果要求的趣味性相结合，还需要研究者依据具体的传播实践进行经验分析。信任专家这种默认权威的信念态度，如何通过个体“以言行事”的行为、通过说话者的第一人称判断，进而具备由构成性的关系所保证的知识权威；科学家的集体知识如何转换为公众的个人知识；如何寻找适合公众认知能力的科学划界标准等问题，都需要科学哲学与科学传播学的跨学科合作。总之，传播者如何让公众理解科学，公众要实现对科学的理解，两者都是一种技能，科学哲学与科学传播学在理论框架和经验研究方法上的结合，将共同助力于这一目标的实现。

转自：“中国学派”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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