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理论领域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讨论，主要从历史唯物主义的最新发展、世界体系理论和资本逻辑的角度来切入。金融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新发展形式，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直接的现实前提。金融资本主义造成了当前霸权主义的世界秩序、掠夺性的社会积累、经济的脱实向虚以及贫富差距的拉大，这些直接造成了当前世界的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和治理赤字。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正是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建构人类文明的新形态和新型国际关系，超越当前金融资本主义的积弊。
当前我国学术界已经从多个角度研究了习近平总书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理论内涵。其中，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世界观和资本逻辑批判的角度所展开的研究已经取得不少有价值的探索。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准确把握这一大变局的一个重要角度就是理解当前世界资本主义的最新发展和它所遭遇的深刻危机。当前世界的资本主义，正是自20世纪70年代之后的金融资本主义所塑造的。金融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新发展阶段，是当今世界多重挑战与危机的深层根源。认识金融资本主义的运行机制及其后果，应当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论前提。
一、金融资本主义批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基础
目前，我国学术界在马克思主义理论领域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研究，已形成了三种较为成熟的探索模式。
第一，从历史唯物主义最新发展的角度来论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内涵和理论基础。有学者强调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市民社会”共同体出发，来考察这一共同体所塑造的世界关系，这样可以发现，“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所形成的全球性共同体不过是立足于‘市民社会’视域的‘货币共同体’或‘资本共同体’。而所谓市民社会共同体，也就是服务于资产阶级利益的共同体，它由资本逻辑所推动。在资本逻辑的推动下，这一共同体通过世界市场和全球治理体系的运作，把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利益结构扩展到全世界。……全球性的‘资本共同体’如同‘国家’一样，本质上还是一种‘虚假’的共同体，也存在着某些占据霸权地位的主体成员把自身的特殊利益伪装成人类普遍利益的现象”。这一研究视角还特别强调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制造的城市与农村之间、“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与“文明国家”之间、东方与西方之间的不平等的论述。这种探讨无疑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前提的奠基。但是，我们还应当看到，资本主义在不同时期所推动的全球化带来的矛盾性后果一定要放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史中加以具体剖析。在马克思所面对的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代，它以商业资本输出为主要表现；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则带来了产业资本输出、殖民扩张和帝国主义对全球的瓜分。最终，资本主义根本矛盾引爆了两次世界大战。在二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初，伴随着以美国为主的垄断资本的输出，一度带来了西欧和亚太地区的经济高速增长，特别带来了亚太地区若干国家的工业化。我们今天所面对的资本主义世界，则是自20世纪70年代后逐渐形成的金融资本主义这一具体阶段。金融资本主义在制造全球分裂的运行机制上，已经远远不同于马克思和列宁所面对的资本主义。正如美国学者赫德森所分析的，当今全球分裂的主要动因，是以美国主导的金融霸权，通过在西欧和亚太以及发展中国家采取不同的金融策略所实现的。今天，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也应更为具体地对当前资本主义展开分析和研判。
第二，从世界体系理论出发。有学者认为，世界体系理论所提出的“中心与边缘”结构和对这一结构变迁进行的分析，以及在此基础上对西方中心主义价值观的破除，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问题。同样，从这一理论旨趣出发，有学者从相反的维度分析梳理了西方左翼理论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批判，并归纳了掠夺性积累、不平等的国际分工体系、结构性的霸权体系三个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批判性指认。世界体系理论凭借其对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时段研究和对资本主义世界的结构性整体性把握，特别是对资本主义世界作出的“中心—半边缘-边缘”结构分析，的确可以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出场提供有力的理论铺垫。但是，这一理论的短板在于过于宏观地看待世界发展的不平衡。世界体系理论在长时段的历史周期中看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但在回应当前世界资本主义的不平衡的直接根源上并不充分，它并没有从具体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革来考察当前资本主义的不平衡。关于世界体系理论的这些疑难问题，已经被指出了。如果从这一观点出发就会发现，各个阶段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所借以形成的机制是不同的，而探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首先就要看到当前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运行机制。这样我们会看到，“现代世界体系产生依附的根源在于知识产权的垄断以及现代金融业。中心国家一方面依靠对核心技术的垄断，依靠知识产权（专利权、版权等）来掠夺外围国家（所谓知识经济）；另一方面，发达国家的服务贸易出口仍占据统治地位，它也可以依靠现代金融业（属于服务业）来掠夺外围国家——不是靠银行、靠借贷资本的输出（希法亭和列宁），而是靠证券交易所，靠股份资本的流动”。所以，简单地从世界体系理论的框架来看待资本主义所制造的不平衡，就会失去回应当代现实的具体落脚点，即金融资本主义这一现实。
第三，从资本逻辑批判的角度来论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这是当前我国学术界讨论日益集中的一个角度。有学者就认为，资本逻辑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存在论依据和发展动力，也塑造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特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需要“规导”资本逻辑。也有学者从帝国主义的视角强调，资本逻辑全球化是理解和把握现代世界秩序与国际关系本质的理论前提和现实基础，从而强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具有的多边主义和新型国际关系的世界意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和世界体系理论这两个角度相比，从资本逻辑来切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首先从维度上看更为具体，但如果仅仅停留在“资本逻辑”之上，这种讨论又会显得过于抽象。资本主义在发展史上经历过因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变化而产生的不同的历史阶段，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化带来的是资本主义积累模式的变化；正因为此，资本逻辑的运行方式也就无法一概而论。比如，二战之前以产业资本为主的全球扩张模式，其资本逻辑就一定不同于20世纪80年代后金融资本主义阶段的资本逻辑。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来说，对待资本逻辑还特别需要一种辩证的态度。资本逻辑是抽象层面的“一般”，它必须在具体之中呈现自身。具体到当今的世界，这个资本逻辑一定要具体化为金融资本主义这个特殊的阶段。
通过回顾可以发现，不论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世界体系的角度，还是资本逻辑的角度，都一定离不开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具体形态，即金融资本主义的分析。金融资本主义的运行规律及其后果，应当成为我们思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基础。
二、金融资本主义及其后果：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反题
从历史现实上看，金融资本主义形成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必然产物。二战后，凭借第三次科技革命提供的生产力基础，以及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战后重建和“消费社会”所产生的巨大需求，资本主义获得了快速的发展。凭借经济快速发展所提供的巨大物质基础，面对社会主义阵营的竞争，二战后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大多在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之下，广泛采取了福特主义的管理体制和福利国家政策，这本质上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新形式。然而，20世纪70年代开始，伴随着生产过剩和社会平均利润率的下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开始遭遇严重危机。随后，以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为先导，随着1980年前后撒切尔夫人和里根的上台，世界资本主义逐渐进入新自由主义阶段。而金融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正是新阶段资本主义的一体两面。新自由主义重新强调市场的决定性，认为“政府并不解决问题，政府本身就是问题”。在这一基本思想下，私有化、市场化，削弱福利保障和劳工权利，放宽金融监管，鼓励金融创新成为潮流；在经济指导思想上，哈耶克和弗里德曼的经济学说特别是货币学说占据了统治地位。这种货币学说的核心特征就是认定货币是一个有着内在自然规律的市场产物，它的发行和管理绝不应该由国家来干预。在新自由主义时代，国家的合法性完全被经济过程所渗透和支配。公共机构的私有化、放宽金融监管、削弱劳动者的议价权、经济全球化等，成为新自由主义的主要表现。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新自由主义正是垄断-金融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的产物。摆脱束缚的金融资本在世界范围日益成为一种畅行无阻的力量。资本主义经济、资本积累的方式日益金融化。按照爱泼斯坦的定义，金融化就是“金融动机、金融市场、金融业精英和金融机构等因素在国内、国际的运行中的重要性不断提升的过程”。“在20世纪最后几十年，资本主义的本质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积累——即商品和服务领域的真实资本的形成——越来越从属于金融。”到了1997年，斯威齐就指出，资本积累过程的金融化与垄断力量的增长和经济停滞一同成为世纪之交三大主要经济趋势之一。尽管在20世纪初，伴随着银行资本和产业资本的结合，金融资本的形式就已经出现了，但它并未成为一种支配性的生产方式和世界秩序，金融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至今的最高阶段。
金融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化解内在矛盾的必然产物，然而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资本主义生产总是竭力克服它所固有的这些限制，但是它用来克服这些限制的手段，只是使这些限制以更大的规模重新出现在它面前。”金融统治“不仅解释了新自由主义秩序的形成，而且还解释了这个时代与之相关的全球化形式”；这一全球化形式，是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直接前提。具体而言，金融资本主义带来了如下几方面的后果。
首先，金融资本主义造成了美国主导的霸权主义世界秩序。这是当今世界“和平赤字”的主要根源。建立起这个霸权的核心手段就是作为债务货币的美元，这个霸权也表现为一种“金融霸权”。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美国以美元这一债务货币取代黄金所体现的资产货币，有计划地运用国际收支赤字作为一种剥削性金融杠杆。这具体体现为，美国同时扮演着债务国和债权国的双重角色，以双重标准来实现对全球经济体的剥削：面向西欧、亚太地区国家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却拒绝按照新自由主义的原则通过关键领域、公共机构的私有化偿还其债务；而同时以债权国的身份要求亚非拉发展中国家，进行全面的私有化和汇率贬值，从而实现对这些国家资源和劳动力的残酷掠夺。在这个意义上，列宁对帝国主义的分析，即“帝国主义的特点，恰好不是工业资本而是金融资本”，依然甚至尤其适用于当代的资本主义。今天的帝国主义也可以被称作一种金融帝国主义。其实，所谓中等收入国家陷阱并非经济发展的固定规律，而是因为美国对于主要发展中国家通过金融手段的敲诈与盘剥所导致的。如果不能坚持独立自主，便一定会受制于其霸权，从而陷入所谓的“陷阱”。
其次，金融资本主义在社会积累方式上表现为“掠夺性积累”。这是当前世界“发展赤字”的第一重根源。前文提到，金融资本主义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积累危机的产物，在二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以新技术革命为基础的积累周期结束后，金融资本主义并未在生产力方面产生重大的变革，而是通过生产关系的新自由主义化调整，走向了一种饮鸩止渴的掠夺性积累。所谓掠夺性积累，就是“以极低的价格（在某些时候甚至完全免费）释放一系列资产（其中包括劳动力）。过度积累的资本能够抓住这些资产，并迅速利用这些资产进行赢利活动”。而掠夺性积累的四个主要特征分别是：（1）私有化与商品化；（2）金融化；（3）危机的管理与操控；（4）国家再分配。掠夺性积累四个方面的特征都是金融资本主义所带来的后果。哈维还特别指出：“我们还要注意对冲基金和其他主要金融资本机构进行的投机性掠夺，因为这些行为形成了全球范围内掠夺性积累的真正前沿。”“ 从长期来看，金融债务的压力会压垮技术革新的潜力。支付给吃租的食利阶层的租金如此巨大，它将污染整个经济环境，扼杀能够促进新技术利用的新投资。而且税源的减少使政府紧缩开支，阻止政府为传播技术建造所需的基础设施。”可以说，金融资本主义的掠夺性积累，是当今人类社会遭遇的多方面危机的根源。
再次，金融资本主义导致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脱实向虚。这是当前世界“发展赤字”的第二重根源。正如马克思曾指出的，对于资本家而言，“生产过程只是为了赚钱而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只是为了赚钱而必须干的倒霉事”。假如钱能直接生钱，即G-G，那么G-W-G中间的W，即商品生产过程就完全可以被忽略掉，这恰恰是金融资本主义时代的特征。然而忽略决不等于商品生产过程真的消失了，而是在价值分配中的地位被大大贬低了。经济上的脱实向虚就成为金融资本主义阶段的一个独特现象，它集中体现在西方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第三产业占比大幅提升，制造业向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转移。在金融资本主义时代，聚焦金融资产的资产定价日益取代了产品定价，开始出现了一种“没有资本的资本主义”。由于实体经济的剩余和利润率日益降低，金融资本开始积极寻找更适宜于投机的领域，这就和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紧密配合起来。金融资本主义时代经济脱实向虚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所带来的互联网公司的繁荣发展。世界500强企业，从美孚石油、通用公司这样的企业，变成了今天的亚马逊、谷歌、脸书这样的公司。“数字资本”开始成为广受讨论的问题。然而，这些数字技术公司其实往往与金融资本有着紧密的配合，是金融资本在当代通过对互联网“公地”的私有化而攫取高额“租”的过程。正如福斯特所指出的：“我们时代最伟大的技术进步——数字革命——已经不再促进人们之间更加自由的交流和生产的解放，而是转变为对劳动人口进行监视、控制和替代的工具。”归根结底，金融投机已经支配了生产，而数字技术往往成为这种投机的最理想手段。
最后，金融资本主义造成了巨大的贫富差距，进而带来了逆全球化。这是当前世界“治理赤字”的主要原因。在金融资本主义条件下，由于福利制度的瓦解和服务于所谓使经济“更具竞争力”的雇佣制度的推行，劳动者的实际收入开始快速下降，贫富差距的极速拉大带来了严重的社会矛盾。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一次次证明，资本主义国家对其内部矛盾的解决，往往以将矛盾转嫁到其他国家和地区为最终方案，这样就带来了国际冲突。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就是这一矛盾最为严重的表现。二战后，尽管存在着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对立，但是两大阵营各自都致力于发展经济、保障就业和增进社会福利，因此，社会内部矛盾所转嫁的国际矛盾形式一度并不明显。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二战后的资本主义社会积累结构的构建完成于20世纪40年代后期，其积极作用一直持续到1973年。这种积累的特点在于，在多个国家乃至世界体系内积极的政府经济调控、完善的福利制度、重要的劳资合作以及大企业间的合作式竞争模式。”伴随着金融资本主义的发展，特别是2000年以来，金融资本主义所造成的经济上的脱实向虚，同时带来了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和国家间贫富差距的扩大，使得国际范围内广泛出现了社会治理的危机。占领华尔街、黄马甲运动、美国2020年年底的选举危机，都是这种矛盾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集中表现。但是，金融资本主义所制造的这种巨大不平衡，在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之下并没有带来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反思和世界人民的团结和联合，而是造成了当今的“逆全球化”，具体表现为英国脱欧、德国右翼政党获得越来越多的选票，以及特朗普的上台等。正如大卫·哈维所指出的：“不平衡的地理发展的空隙中隐藏了一个真正的酵母。但是，这种反抗尽管具有战斗性，却通常仍保留着特殊主义（有时极端如此），并常常威胁着要联合周围发生的排他性的、民粹主义—民族主义的政治运动。”
总之，金融资本主义在全球带来的一系列后果，已经使人类社会遭遇了可以与20世纪初的世界形势相类比的巨大危机，这也正是“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重大战略判断的题中应有之义。面对金融资本主义带来的危机和“三大赤字”局面，只有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来克服资本主义立足私人占有的特殊利益。正因如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成为必然。面对金融资本主义带来的危机局面，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给出的答案，是以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为途径，以“一带一路”为抓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克服金融资本主义所造成的危机。
三、超越金融资本主义弊病，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总书记曾掷地有声地指出：“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角度出发具体地探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只有直面当代资本主义的最新发展，在金融资本主义批判之上才能获得最强的现实性和说服力。将金融资本主义这一资本主义具体现实作为探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前提进行分析，就将摆脱一种空疏和抽象的探讨方式；同样，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探讨，也不能停留于一种抽象的层面之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我们首先有必要立足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理解其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更要着眼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认识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远立意，以及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内在关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有着环环相扣的内在联系，又实事求是不断发展的思想体系，我们应该看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关于新发展理念、共同富裕等理论的内在统一。坚持新发展理念、推进共同富裕，正是对当今世界金融资本主义在我国的相应后果的有力应对方案；与此同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一种世界文明新形态和新型国际关系的建构，是新发展理念和推进共同富裕的内在逻辑在世界视角上的延伸。在此之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科学内涵便获得了更为坚实的基础。
选择金融资本主义批判这一角度来论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看似走了一条弯路。但是通过前文的分析，我们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说金融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新发展阶段，金融资本主义的危机也并非金融资本主义这一特殊形式的危机，而是资本主义本身在当代的危机，我们就不能将金融资本主义的危机简单视作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周期性危机表现；克服金融资本主义危机的方案，也绝非回到此前的以福利国家政策为代表的资本主义阶段，而是沿着历史前进的方向向前走。超越金融资本主义，其必由之路一定是社会主义。这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特别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就为当代世界文明新形态的探索和新型国际关系的建构提供了一个有力的答案。
应当承认，金融从其产生的根源与发挥的作用来说，最初就是体现了人类聪明智慧、服务于社会生产力发展、代表着现代社会高度发达的组织力的一个产物。近现代以来，数不清的人类伟大工程都是以金融的方式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也对执行了金融功能的资本给予了高度的肯定，认为资本本身体现出了“社会劳动”，“发展社会劳动的生产力，是资本的历史任务和存在理由。资本正是以此不自觉地创造着一种更高级的生产形式的物质条件”。然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内含的社会劳动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这一矛盾，又必然注定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金融工具一定会异化为一个脱离于生产之外的食利体系，从而一方面摆脱了生产本身，造成经济脱实向虚，因为对于金融资本来说，生产不过是“为了赚钱而必须干的倒霉事”而已；另一方面进一步加剧了资本与劳动之间的矛盾，造成严重的社会矛盾，并进而转变为国际矛盾。在当今世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社会在主流舆论中千方百计掩盖、回避金融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而将这种矛盾转化、引申为民族矛盾、国际矛盾，从而造成了当今世界孤立主义、逆全球化的浪潮。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要以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方法论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面对当代世界金融资本主义所带来的全球治理难题所提出的中国方案。在此之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就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探讨。
一方面，以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推动共同富裕，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规律，抵御金融资本风险，化解、防范重大风险，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功”。我们应当看到，改革开放以来的40多年里，我国在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的同时，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领域也曾出现了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这些问题作出了解答。这些问题如果从经济根源的角度来看，很大程度都是金融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体系及其危机转嫁之下产生的。新时代以来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正是对这些问题的总的回应，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现代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
今天，我们首先要坚定不移地走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统领全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道路，坚定不移发展实体经济。在金融资本主义所造成的经济脱实向虚的背景之下，我们更应当坚定不移地将实体经济做好，推动新型工业化，特别是实现科技独立自强。
其次，要坚定不移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美国的金融资本主义之下，已经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分裂鸿沟，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当前，全球收入不平等问题突出，一些国家贫富分化，中产阶层塌陷，导致社会撕裂、政治极化、民粹主义泛滥，教训十分深刻！”对于我们来说，为避免出现这些困境，就必须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我们看到，新发展理念的核心就是以人民为中心，而推动共同富裕则是为人民谋幸福的着力点，二者都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再次，还应以马克思主义观点为指导，正确而全面地看待金融资本的作用。对此，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资本市场改革作出了重要指示：“要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伟大创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必然会有各种形态的资本，要发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同时有效控制其消极作用。要为资本设置‘红绿灯’，依法加强对资本的有效监管，防止资本野蛮生长。”
另一方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超越金融资本主义积弊、创建世界文明新形态和新型国际关系的指导思想。这一思想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的指导；而对当代世界金融资本主义作出批判性的考察，则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基础。我们要看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作为破解全球治理难题所贡献出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从人类社会历史的维度来看，就是要探索一种不同于资本主义的文明新形态，探索一种不同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而从国际外交的维度来看，就是要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这种新型国际关系，与以人民为中心的新发展理念和共同富裕这一中国式现代化方案在内在逻辑上一脉相承。可以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正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新发展理念和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方案在文明新形态探索和国际关系领域的逻辑外推，它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应对。有学者同样强调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中所蕴含的对资本主义体系的批判性内涵：“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批判意义就在于，把现行的世界市场体系和全球治理体系所掩盖的剥削性社会关系揭示出来，从而打破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再生产，反抗与这种意识形态相适应的观念、概念和思维形式，结束那种将资本主义永恒化的精神状态的生产方式，并在此基础上探索出一条更加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通道。”这种分析必须具体地展开，具体面对当前资本主义的新形式。要搞清楚当前资本主义是以何种方式制造全球范围的剥削性社会关系的，以及用何种意识形态来为之服务的。而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分析金融资本主义的现实，就是理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具体理论前提。
【文章来源：《河南社会科学》202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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