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国外政治经济学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在总论方面，探讨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当代价值、逻辑结构和研究方法；在经典理论研究方面，推进了剥削理论、阶级理论、资本积累理论、社会再生产理论和转形问题的研究；在当代资本主义研究方面，围绕新自由主义批判、金融化问题、资本主义生态危机和帝国主义问题展开了研究。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加剧了当代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危机，在此背景下，近年来国外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主题发生了变化。国外学者始终以现实问题为导向，回归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经典理论，坚持了理论研究与现实问题研究的统一，这方面值得国内政治经济学研究借鉴。
本文从三个大的方面系统梳理了2021年国外政治经济学研究进展，并对国外研究的总体特点及其原因进行了总结。为了更加全面、客观地反映国外研究状况，避免主观划定范围，我们对近20本国外左翼期刊2021年全年发表的论文进行了筛选，以此确定国外政治经济学2021年的研究主题。这些期刊包括：《激进政治经济学评论》《每月评论》《资本与阶级》《政治经济学评论》《批判社会学》《批判》《剑桥经济学杂志》《新左派评论》《新政治经济学》《重思马克思主义》《国际批判思想》，等等。
一、总论研究
1.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当代价值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国外出现了一股“《资本论》热”，一些对主流经济学教条不满的经济学家重新对马克思的相对贫困、不平衡发展、产业后备军、虚拟资本、资本过剩等概念产生了兴趣。然而，一些非正统经济学家认为马克思的理论主要针对维多利亚时代的工人阶级状况，已经过时。法赫德·邦迪·查拉科（Fahd Boundi Chraki）从现代经济学的角度重新考察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货币理论和贸易理论的现实相关性。查拉科认为，劳动价值论实际上是一种生产的货币理论，领先于凯恩斯的《通论》，价值形式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支配资本主义社会运动的规律。劳动价值论是破解资本之谜的关键，边际主义经济学仍然在里面兜圈子。剩余价值理论与资本积累理论、再生产理论一起揭示了经济增长的秘密，边际主义经济学则至今不能提供令人满意的解释。查拉科认为，马克思的货币理论绝非是一个过时的商品货币教条，而是关于货币的一般理论，蕴含了信用货币理论和纸币理论。最后，从马克思对价值、剩余价值、资本、货币和竞争的解释中产生了一个绝对成本优势理论，其认为现实世界中的不平衡发展和贸易失衡是资本积累和资本国际运动的产物。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和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仍然具有现实相关性，有助于我们分析和解释当前的金融动荡、严重失业、经济周期、银行以及生态与文明危机。
肖恩·塞耶斯（Sean Sayers）重新考察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这个问题，认为可以从外部和内部两个视角看待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界线将取决于实际的政治考虑。从外部看，应当以学术和客观的方式将马克思主义视为一种历史现象。从这个角度看，许多宣称接受马克思观点的学者和学术著作都可以被归为马克思主义，但我们无法为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划定明确的界线。从内部看，如果一个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目标和观点，他就必须选择一种特殊形式的马克思主义，从而必须明确界定马克思主义的界线。这并非意味着宣称自己的解释是唯一正确的，而是要认识到与其他版本马克思主义的共同起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可以宣称自己的解释是正确的，但也要承认存在其他解释的可能。塞耶斯认为，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明确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界线，这一界线最终将取决于实际考虑，即可以与哪种形式的马克思主义结盟，而这会根据现实情况变化；从整体和政治的角度看，要尽量具有包容性，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里卡多·贝拉弗尔（Riccardo Bellofiore）认为，在新冠肺炎疫情的背景下，当前再次发生了“经济学家的政治危机”，我们需要从政治经济学理论出发，重新反思宏观经济学的研究主题。健康危机并非纯粹是外部冲击，而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和消费形式所固有的。“经济学家的政治危机”的含义是一些经济学家无法看到健康危机与社会经济危机的联系，也认识不到如果无法根除工作场所中的资本主义专制和资本主义对产出结构的控制，就无法改变现状。贝拉弗尔指出，只要经济学家将自己设定为专家和顾问，主要工作是为“拯救资本主义”开处方，经济学家的政治危机就会继续存在，因为其忽视了问题的根源在于资本的社会关系。我们需要将凯恩斯的“投资社会化”观点激进化，变革为“社会生产经济”，其含义是通过直接社会化的工人生产直接的社会使用价值。贝拉弗尔为，这个目标只能从社会层面逐渐接近，当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必须转向对经济政策的批判，需要推动大规模的社会项目公共投资、转向生态可持续的生产、保证高工资和充分就业，等等。
2.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与方法
罗宾·汉内尔（Robin Hahnel）在其2017年出版的著作《激进政治经济学：斯拉法与马克思》中比较了斯拉法和马克思的理论，认为斯拉法的理论在价格、利润、技术变革、危机、环境和道德批判六个方面优于马克思的理论。弗雷德·莫斯利（Fred Moseley）具体分析了汉内尔所讨论的六个主题，认为马克思的理论比斯拉法的理论具有更强的解释力。莫斯利认为，马克思理论的逻辑框架是货币资本循环，相比之下，斯拉法理论的逻辑框架并非货币循环，而是一种关于投入和产出数量的线性生产模型。二者最明显的差别在于斯拉法的框架中完全不存在货币。斯拉法的理论也缺少货币资本循环的第一阶段——预付货币资本以购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这两个完全不同的逻辑框架意味着，目前所流行的用斯拉法的逻辑框架解释马克思的做法是完全错误的。莫斯利认为，与斯拉法的理论相比，马克思的理论是更加强大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对于理解剥削和资本主义货币现象提供了最优的分析框架。当然，斯拉法的理论对于批判主流经济学的边际生产力理论提供了最优的框架。
汉内尔回应了莫斯利的批评。汉内尔认为，马克思和斯拉法的理论都识别了生产性经济中创造的经济剩余，并集中于这些剩余在不同参与者之间的分配；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分析框架是有效的，但对于剩余的生产和分配来说，斯拉法提供了更加合适的分析框架。具体说来，在更加先进的分析工具的帮助下，我们现在能够以更加严谨和有说服力的方式确认和证明马克思的许多结论，也能证明马克思的一些假设和猜测是错误的。汉内尔认为，斯拉法的框架充分利用了线性代数理论，与马克思当时可以使用的劳动价值论框架相比，更加有利于分析相对价格形成、利润的来源、技术变革、经济危机、环境可持续性和对资本主义的道德批判；如果像莫斯利等学者一样固守劳动价值论分析框架，就会削弱马克思理论的当代影响力。
狄亚哥·卡马里尼亚·洛佩斯（Tiago Camarinha Lopes）认为，莫斯利对汉内尔一书的评论让我们有机会重新思考非正统经济学者之间的关系，马克思和斯拉法的支持者应当在追求共同目标的过程中容许彼此的差别并相互支持。洛佩斯认为，马克思和斯拉法的支持者在对话的时候要参考两个不同的分析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实用主义方法”——认识到马克思主义被系统排除在经济学教学之外的现实情况；第二个层次是“深入探究方法”——不考虑这些现实情况，只探寻社会主义和政治经济学前沿理论。这两个层次都是必要的，我们必须明确特定场合下应该集中于哪个分析层次。洛佩斯认为，莫斯利完全集中于第二个层次的分析，其认为马克思的理论具有更大的解释力；汉内尔著作的最大优点是始终停留在第一个分析层次上，其对待马克思和斯拉法的方式完全取决于当代经济学教学的具体条件。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和《1948年至19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等早期政治著作中坚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张是共产主义社会产生的基本前提。马塞罗·默斯托（Marcello Musto）考察了马克思的这一观点在其后期著作中的变化，认为马克思始终没有改变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观点，但其认为革命爆发的形式和条件可能会超出人们的设想。在《资本论》第1卷中，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为共产主义的产生准备了前提条件。马克思在晚年保持了观点的一致性，在《哥达纲领批判》等著作中继续强调资本主义生产力的提高为共产主义创造了前提条件。马克思虽然认为资本主义为必要的过渡阶段，但也多次强调不能教条式地理解，他否认人类历史遵循同样的路径、通过相同的阶段。默斯托认为，马克思的辩证法使其在晚年抛弃了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只能经过几个固定阶段的观点；不能将历史唯物主义归结为人类历史遵循生产方式不断前进的序列，马克思明确否认全世界所有地区必然都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虽然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等著作中阐述了人类社会形态的演进序列，但这只是马克思庞大论述的一小部分，不能将马克思的方法归结为经济决定论。
彼得·汉斯·马修斯（Peter Hans Matthews）在最新出版的马克思数学手稿的基础上，考察了马克思研究数学的过程及其对经济学研究的影响。马克思对数学的研究始于19世纪50年代末，一直坚持到他逝世。在微积分研究方面，博尔夏特的《微积分学原理》和拉格朗日的《解析函数论》等著作对马克思产生了重要影响。马克思的最终研究成果反映在《论导函数的概念》和《论微分》这两部数学手稿中。马修斯详细考察了马克思的这两部手稿和其他与技术相关的笔记，认为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既影响了他的数学研究方向，也影响了他对微积分进行批判的实质；马克思对数学的研究反过来又影响了他对经济现象的理解，包括对价值-价格关系的一个技术性说明，以及并未成功的“对于剩余价值率与利润率的数学处理”。
二、政治经济学经典理论研究
1.剥削理论研究
在无法持续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情况下，新自由主义日益将寻租和剥夺作为特有的积累策略，即使学术研究领域也未能幸免。约翰·威尔士（John Welsh）认为，在新自由主义竞争、效益和市场化口号的鼓吹下，学术研究领域通过一系列改革、创新、技术干预和组织变化建立起了“守门”（gatekeeping）技术，其目的是通过收取费用榨取经济剩余。这些守门技术是新自由主义改革议程的组成部分，其倡导者无一不宣称它们能够提高学术活动的市场化和竞争力，带来更大的效率和透明度。威尔士用三个例子进行了说明：第一个例子是“在线申请流程”，特别是在大学招生中引入申请费。这项改革将大部分工作转移到申请者身上，为“服务”收取管理费用被视为“市场化”交换，掩盖了个人并没有其他选择的实际情况。第二个例子是参会费用的引入和普及。许多组织召开的大型会议收取150到400美元的参会费，远高于一些小型会议。这并非出于会议需要，因为大型会议可以利用规模经济节约成本，而且有订阅、赞助和机构举办等多种筹资渠道。第三个例子是GRE考试费用。GRE考试所收取的205美元费用与运行它的私人企业提供的管理服务并不匹配，而且更不合理的是，无论哪一科五年有效期过后必须花费更多的钱进行重考。
大卫·马修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分析了残疾、身体、福利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马修斯认为，残疾最重要的决定因素是基于利润最大化的生产组织方式，对于资本来说，无法工作就成为了认定残疾的准则；残疾体现了有残损的个体所经历的社会和经济劣势，体现了他们遭受的压迫和边缘化，垄断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机构通过社会政策来干预残疾的界定标准。具体说来，残疾的界定标准往往会根据资本主义在不同历史时期资本积累的具体需要而发生变化；为了将他们转变为劳动后备军中的流动成员，福利国家重新评估了残疾人相对于劳动过程的身体状况。在过去的10年里，为了扩大劳动力供给，英国政府试图重新界定残疾。改革之后的社会保障制度已经成为有助于劳动力供应的经济政策手段。马修斯指出，只要资本主义仍然是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对残疾人的压迫就会继续下去；只有将生产过程彻底重组，完全包容个体的身体状况，才是所有人解放的根本。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英格兰银行采取了非常规货币政策。约翰·艾维米（John Evemy）等认为，英格兰银行采取的非常规货币政策是对以往货币政策的进一步强化，而非偏离，其旨在通过削减工资和增加个人、家庭债务的方式来规训劳动者。艾维米等认为，英国的货币政策主要通过限制工资和债务来规训劳动者，英格兰银行通过两种方式实现这一目标。首先，英格兰银行从1992年起引入了通货膨胀目标，但实施中主要抑制零售商品价格，允许资产价格稳步提高。因此，我们可以将通货膨胀目标理解为一种收入政策，旨在阻止劳动者在工资谈判的时候要求高工资。其次，英格兰银行通过消费信贷和债务来规训劳动者，深陷债务使劳动者不得不努力工作，接受各种苛刻的工作条件。劳动者不得不接受实际收入下降的现实情况，通过廉价的劳动力恢复英国资本的盈利能力。艾维米等认为，英格兰银行的这一做法已经达到了极限，因为持续增加的家庭债务成本推动劳动力的最低价格不断提高，通货膨胀目标则试图压低工资，其最终将扰乱英国资本积累持续复苏所需的必要条件。
一些学者研究了数字经济的剥削模式问题。斯坦·哈里森（Stan Harrison）认为，资本在20世纪90年代对数字公地（digital common）发起了圈地运动，将其转变为私有财产，并扩展到国际社会，成为普遍的私有财产（universal private property）；数字公地的所有者转变为了数字地主，资本巨头和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复兴了一种封建农业剥削模式，其表现是建立数字分成制、收取数字地租和榨取贡品。从20世纪90年代起，美国政府开始将互联网从国有资产转变为私人企业产品，资本承担了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建设工作，成功地以普遍的私有财产的形式将数字公地推广和扩展到国际社会。哈里森认为，在互联网上进行的资本主义生产导致了一种封建农业生产模式的复兴，通过分成制和地租等方式，数字地主无需支付工资就能占有非就业人员的剩余劳动。以Facebook为例，Facebook创造出一个数字环境，将其数字公地作为普遍的私有财产投入使用，以建立数字地主与数字佃农的农业生产关系；Facebook的生产模式创造出自己的数字作物，包含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这些作物在作为数字地主的Facebook与其佃农之间进行分配。互联网服务提供商的业务是圈占数字公地，造成事实上而非法律上的占有，并根据这种排他性的占有向非雇佣劳动者榨取封建地租。
2.阶级理论研究
阶级意识和意识形态是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概念，但马克思和恩格斯很少在著作中论述。伦佐·洛伦特（Renzo Llorente）分析了《共产党宣言》中体现的阶级意识和意识形态观点。洛伦特得出了三个结论：第一，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阶级的存在、阶级意识的形成和意识形态的形成之间存在本质联系。简单来说，如果无产阶级成为一个独立的阶级，那是因为它们形成了阶级意识，而这建立在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基础上。第二，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以下观念是无产阶级意识的必要组成部分：坚信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利益截然对立、不可调和，坚信私有财产必须被废除，坚信无产阶级必须作为一个阶级争取自我解放。第三，《共产党宣言》认为意识形态是为阶级利益服务的思想观念，只要信念、价值观和原则等道德观念属于意识形态且服务于无产阶级的利益，它们就在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中具有正当的地位。
迈克尔·维拉诺瓦（Michael Villanova）考察了马克思对流氓无产阶级认识的变化，认为流氓无产阶级有可能成为阶级斗争中的革命性力量。除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马克思也提到了在阶级斗争中发挥历史作用的其他阶级，比如流氓无产阶级。维拉诺瓦认为，马克思对流氓无产阶级的理解不断变化，这个阶级是阶级斗争的必要部分，而非只是外围；马克思后期的著作改变了早期对流氓无产阶级是反革命分子的指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从流氓无产阶级与生产劳动的关系看，他们也是被剥削阶级。维拉诺瓦认为，由于最近的政治和经济趋势，传统流氓无产阶级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变得越来越普遍，从而将其纳入政治运动尤为重要；美国和英国等国家当前的政治话语忽视了流氓无产阶级的政治行动，同时，流氓无产阶级在这些国家极大地扩张；如果左派意图在不远的将来开展以阶级为基础的激进政治运动，就必须将流氓无产阶级纳入自己的斗争中。
许多学者从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的角度解释特朗普的当选。维森特·纳瓦罗（Vicente Navarro）认为，这种解释忽视了阶级在美国政治生活中发挥的重要作用。纳瓦罗对美国的阶级结构作了说明。美国阶级结构的最上层是企业阶级，即大企业的所有者和经营者。下面一层是中产阶级，其又包含上下两层：上层包括受过高等教育的专家学者，以及中型企业的所有者与管理者；下层包括大部分小企业所有者和私人部门中拥有特权的工人，主要为白人。纳瓦罗指出，中产阶级的下层是最为保守的阶层，经常结盟反对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的上层，而且在一些领导的鼓动下，构成了右翼民粹主义或新法西斯主义的基础。然后是工人阶级，其占人口的大多数，主要有管理工人、商业工人、产业工人和服务工人四种成分。纳瓦罗指出，大多数美国工人对政治进程极不信任和缺乏兴趣，美国人口中参与总统选举投票的只有一半左右，参与投票的主要为企业阶级和中产阶级，未参与投票的另一半人主要为工人阶级。特朗普表达了反对新自由主义的倾向，从而获得了大量白人工人的支持，这些白人工人在新自由主义的进攻下生活水平不断下降。特朗普主义并非民粹主义运动，而是具有彻底的独裁主义和反民主意识形态。
3.资本积累理论研究
大卫·哈维（David Harvey）认为，虽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对利润率下降趋势做了大量研究，但他们长期忽视了对利润量增长及其影响的研究；在财富差距过大的条件下，即使富人的资产保持较低的增速，也会进一步加剧分配不平等。哈维梳理了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经济学手稿中的相关论述。一方面，马克思强调资本利用劳动节约型技术将必要劳动缩减到最低限度，创造出产业后备军；另一方面，资本具有不断增加雇佣劳动绝对数量的趋势，使剩余价值和利润量能够保持增长，从而需要资本主义的人口数量保持增长。哈维认为，利润率下降和利润量增加反映了劳动过程中的价值生产和市场中的价值实现这对矛盾统一体，单独研究矛盾的一方面是不够的；巴兰和斯威齐的垄断资本理论用剩余增长规律取代利润率下降规律，创造出一个单维的理论结构，而且不符合20世纪80年代后的现实情况。
哈维尔·莫雷诺·扎卡里（Javier Moreno Zacarés）认为，资本主义正在逐渐丧失驱动生产持续扩张的内部动力机制，转变为食利主义。从20世纪70年代起，全球资本主义经济出现了停滞趋势。在此背景下，资本转向了能带来更高预期回报的投机冒险，经济增长乏力主要靠金融泡沫来维持，伴随着每次泡沫破裂的仅仅是“无就业复苏”。扎卡里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增长通常被认为具有自我扩张的内在动力，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正转变为这种动力机制的镜像。随着增长减速和生产力停滞，积累似乎更少涉及生产，更多涉及所有权，逐利活动日益与攫取稀有资产以推高其价格挂钩。随着食利主义的兴起，资本主义独有的剩余榨取形式让位于法律和政治剥削形式——使用费、租约和政治支持的资本收益。资本主义生产和租金榨取遵循完全相反的逻辑，前者通过生产力的进步持续扩大产出，会推动价格下降；后者利用所掌握的稀缺资源榨取收入，会尽一切可能提高价格。
劳尔·德尔加多·怀斯（Raúl Delgado Wise）和马特奥·卡罗莎·赖勒（Mateo Crossa Niell）认为，垄断资本主义早已不再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推动力量，而是发挥了食利和投机的功能，通过一定的制度框架实现对一般智力所创造产品的私人占有和集中。他们以硅谷创新体系进行了说明。普遍垄断时代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是通过快速的专利申请促进生产力发展，美国所支配的硅谷创新体系是强大的专利生产机器。硅谷创新体系主要有以下特征：第一，通过开放式创新，借助点对点、共享经济、外包经济等方法实现研发活动的国际化和碎片化；第二，通过创建科技城实现集体协同效应，以加速技术创新过程；第三，大型跨国公司通过分包、联合和风险投资的各种形式，以新的方式控制和攫取科学劳动的产品；第四，中心国家日益通过外包和境外生产的方式招募外围国家的高技能劳动力，外围国家高技能劳动力移民在全球创新过程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怀斯和赖勒认为，普遍垄断时代的生产力发展陷入了只能进不能退的地步，资本主义所承担的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历史使命已经变成了它的对立面，即走向了一条威胁自然和人类的退步之路。
本杰明·赛尔温（Benjamin Selwynh）和达拉·莱顿（Dara Leyden）认为，全球价值链是当代全球资本主义的决定性组织特征，它将新的地区纳入全球积累体系，为资本主义创造了新的获利机会，并扩大了全球工人阶级的规模。赛尔温和莱顿认为，根据垄断资本理论，全球价值链是完全竞争的对立面，实力强大的公司与供应商之间建立了排他性的关系，市场权力关系并不平衡，领导公司往往掌握价格谈判的主动权。资本的集中加速，强化了剩余价值从弱小资本向强大资本的转移。许多小资本家不得不挤进竞争更加激烈的部门，因为其无法与强大的在位者竞争，从而使大公司掌握了更大的市场权力。在垄断程度较高的部门，以牺牲竞争性企业为代价，剩余价值会越来越集中在少数垄断企业手中。赛尔温和莱顿认为，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垄断资本虽然可以导致更高的剥削率，但也为工人反抗这种剥削创造了机会，因为工人的大量集中增强了其组织性。
美国经济中行业集中度的提高和市场势力的增强引起了许多学者和媒体的关注。莱拉·戴维斯（Leila Davis）和奥祖尔·奥汉加济（Özgür Orhangazi）研究了美国非金融企业部门的行业集中问题。戴维斯和奥汉加济使用行业层面的数据描述了平均集中度的近期趋势，并将行业层面的分析与企业层面数据联系起来，以描述行业集中与非金融企业利润率、成本加成和投资的关系。研究发现，零售和信息服务部门在推动平均集中度提高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制造业的集中度则低于平均水平。他们认为，与其说存在一个“标准故事”，集中度、利润率和投资之间至少存在三种情形：第一，具有高集中度、高成本加成、高利润率和低投资率的行业，这与普遍的预期一致，信息服务企业就是这样；第二，与零售业一样的行业，虽然集中度高，但具有低成本加成、低利润率和平均投资水平；第三，集中度居中的行业，具有高利润率和高于平均的投资率，这种情形表明集中度并非市场势力的唯一表现，市场份额低的企业也可以获得市场势力来提高成本加成和利润，同时使投资高于平均水平。
4.社会再生产理论研究
凯瑟琳·穆斯（Katherine Moos）研究了美国劳动力社会再生产成本与雇佣劳动力成本之间的差额。穆斯指出，劳动力社会再生产成本大于雇佣劳动力成本，因为无偿家务劳动、社会福利和消费信贷等也促进了劳动力再生产，这些因素补充甚至替代了劳动收入和其他雇佣福利。穆斯利用美国经济分析局国民收入和产品账户的数据，估算了1959年至2012年美国社会再生产的年度成本。研究发现，美国工人阶级家庭这一时期雇佣劳动力成本与劳动力社会再生产成本之比稳步下降。换句话说，在实际工资和雇佣福利停滞的情况下，劳动力社会再生产的成本持续上升。穆斯认为，这一结果对于充分理解新自由主义改革对美国工人及其家庭的剥削实践具有重要意义；新自由主义改革降低了劳动力的价值，并加剧了工作不稳定性；雇主支付的部分占劳动力再生产成本的份额达到了历史低点，家庭生产和政府支出对于工人阶级的再生产持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另一篇论文中，穆斯认为，英国1833年到1878年实施的工厂法旨在解决社会协调问题，起到了稳定资本积累与社会再生产条件的作用，同时延续了父权制资本主义关系。社会协调问题是产业资本主义劳动市场结构和父权制所固有的，产生于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差异。穆斯指出，围绕工作日长度展开的斗争表明，个别企业和家庭在追求自身目标的过程中会损害更广泛的阶级利益，因而都产生了协调问题。企业的目标是榨取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但过度剥削会威胁劳动力实现再生产的能力，从而不利于企业的长期利益。家庭为了获得足够的收入而不得不投入更多劳动时间，最终会削弱个体工人及其家庭的活力。过度剥削使男性工资无法维持家庭生活的最低标准，因此需要妇女和儿童参与工作，从而进一步加剧了劳动力市场竞争，并且破坏了父权制的性别规范和劳动的性别分工。穆斯指出，英国的工厂法为导致过度剥削的社会协调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案，从而有助于延续资本主义制度，但也赋予女性在工作和家庭中的从属地位，从而加强了父权制关系。
希尔斯廷·门罗（Kirstin Munro）批评了巴塔查里亚和弗格森的社会再生产理论，认为其忽视了公共部门的职业女性在劳动力再生产中发挥的矛盾性作用，也忽视了国家对于工人阶级的生活所发挥的对抗性作用，这是因为资本主义下的劳动力再生产是通过国家压制进行的。社会再生产理论强调了教师、护士和社会工作者等非生产性工人的革命潜能，这些工人主要为女性和被国家所雇佣。门罗指出，社会再生产理论并没有具体考察劳动力再生产如何与深陷危机的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联系在一起，巴塔查里亚和弗格森反而认为剥削和支配外在于生产和再生产组织。因此，社会再生产理论并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理论，最好将其描述为一种革命策略，其目标是准确界定工人阶级的身份。门罗认为，剥削和支配是资本主义生产和再生产组织所固有的，教师、护士和社会工作者的任务是生产温顺和可供剥削的工人，学校、医疗保健机构和社会福利机构的目标是再生产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资本主义社会整体，以女性为主的公务人员则充当了国家镇压机构与工人阶级的中间人。
科斯塔斯·潘拉若塔基斯（Costas Panayotakis）分析了公共部门和家庭部门对资本主义经济剩余生产的贡献，揭示了私人部门工人与公共、家庭部门工人产生分裂的原因及其政治含义。潘拉若塔基斯指出，不仅私人部门的工人能创造剩余，家庭部门和公共部门的工人也能够创造剩余。一方面，劳动力的再生产离不开家务劳动；另一方面，公共部门通过教育、培训、公共卫生体系和基础设施的建设与维护为劳动力的再生产提供了必要产品。长期以来，公共和家庭部门的工人被假定为不会促进剩余价值的生产。潘拉若塔基斯认为这种观点与以下幻觉联系在一起——私人部门工人获得的是劳动的报酬，而非劳动力再生产所需的费用。私人部门工人看起来似乎完全是自给自足的，没有看到其劳动力的再生产也依赖家庭和公共部门的工人。因此，私人部门工人认为自己“供养”了其他部门的工人，因为其工资的一部分被用在这些工人身上。潘拉若塔基斯指出，结构不同的剩余生产场所的存在加剧了工人之间的分裂，使得一个部门的工人在面临提高剩余的压力时，试图将压力转移给其他部门，而非联合起来反抗剥削的加强。
5.转形问题研究
弗雷德·莫斯利（Fred Moseley）分析了安瓦尔·谢克（Anwar Shaikh）对转形问题的两种不同解释，指出其共同特征是总利润与总剩余价值并不相等，但这两种方法对其差异作了不同解释。谢克在其1977年发表的论文中提供了一种迭代解释，认为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是通过不同资本有机构成的部门之间的价值转移实现的。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的一系列论文和最新的著作中，谢克认为价值转形是通过生产资本主义消费品的企业和资本主义家庭之间的价值转移实现的。莫斯利认为，谢克的迭代解释实际上并不依赖于劳动价值论，我们可以随意指定不符合劳动价值论的初始价格，迭代的最终结果会得到相同的利润率和相对价格。因此，谢克的迭代解释并不具备捍卫和发展马克思理论的前景。谢克在20世纪80年代发表的几篇论文中错误地认为所有部门之间不存在利润率的平均化，谢克新书第6章的逻辑框架是一个实物模型，与马克思货币资本循环的逻辑框架根本不同。莫斯利详细考察了谢克提供的文本证据，认为马克思的论述并不支持谢克的解释，谢克的解释缺乏明显的文本证据，而且存在很多相反的文本证据。
圭多·德马尔科（Guido De Marco）认为，莫斯利将生产价格视为技术和资本分配既定假设下资本再生产的长期均衡条件，因而错误地认为价值生产是一个已经完成的过程，不受流通和剩余价值分配的影响。德马尔科指出，莫斯利仅仅关注长期最终达到的理想状态，用当期的非历史均衡条件解释取代了马克思强调的长期历史演化；莫斯利的解释可能适用于生产价格的静态决定，与《资本论》第三卷第九章一致，但模糊了第十章更加丰富的分析；莫斯利的长期只是“逻辑上”或“理论上”的时期，而非实际的“历史”时期。此外，莫斯利忽视了流通过程会改变生产条件。产业资本的循环是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统一，从这个角度看《资本论》前两卷并不存在剩余价值生产预先决定的抽象层次，因为剩余价值的分配贯穿于整个过程，而非只是发生在事后；特定时期实现的剩余价值数量受流通时间和不属于直接生产过程的其他因素影响。德马尔科认为，莫斯利等学者对于转形问题的研究留下了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包括正确描述平均化过程和平均利润率的形成，以及恰当描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社会再生产的动力。
狄亚哥·卡马里尼亚·洛佩斯（Tiago Camarinha Lopes）呼吁马克思主义学者在转形问题研究方面建立合作联盟，摆脱各自为战的状态，以推动转形问题的集体解决。洛佩斯提出了建立这种联盟的五个步骤：第一，我们应当解释对价值与价格之间的矛盾的批判，如何被价值“多余论”所取代，以及这种转变的政治含义是什么；第二，我们应当说明，对于同一个问题设想不同的分析思路，并不会使我们偏离转形问题研究在1971年后进入的第三个阶段；第三，我们应当解释为什么斯拉法被萨缪尔森人为地置于马克思的对立面，同时剑桥争论为何被抛弃；第四，我们应当试图完成斯拉法《用商品生产商品》的实际目标，即摧毁新古典经济学，以复兴和加强古典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第五，我们应当重新考察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批判之间连续与断裂的动态及辩证运动。
三、当代资本主义研究
1.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
萨迪克·克勒奇（Sadık Kılıç）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可能是新自由主义终结的重要转折点。克勒奇从四个方面进行了说明：第一，从长波理论框架来看，新自由主义的终结是可能的。根据长波理论关于长波转折点的观点，积极干预、战争等内部动力对于长波的转变尤为重要。作为一场内生危机，新冠肺炎疫情能够成为结束新自由主义的转折点。第二，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的时候，新自由主义已经在许多方面表露出疲态。第三，新冠肺炎疫情引发了经济危机，其导致的意识形态转变进一步削弱了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积累的社会结构已不足以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及其造成的经济问题。新冠肺炎疫情为意识形态转变创造了条件，后者有可能终结新自由主义积累的社会结构。第四，劳资关系双方的态度将从根本上决定新的积累的社会结构的特点。如果未来几年是长波转换期，阶级斗争将会加剧。工会不能仅仅充当这个过程的旁观者，因为一个更加民主的积累的社会结构能够为工会的复兴创造机会。因此，工会应当重新设计自身的复兴策略，将政治行动放在更加优先的地位。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各国政府通过大规模支出来应对疫情和提振经济。许多学者和《金融时报》等媒体多次宣布，新冠肺炎疫情彻底结束了新自由主义。米洛什·舒莫尼亚（Miloš Šumonja）认为，学界和媒体被新自由主义反国家主义的花言巧语所迷惑，新冠肺炎疫情危机不但没有削弱新自由主义，世界各地的新自由政府反而利用这次“对抗病毒的战争”加强了对工人阶级的控制。疫情影响，各国政府增加了公共卫生支出，可能恢复了一些之前被取消的社会福利。舒莫尼亚认为，新自由主义一直都关于“自由市场+强政府”，不能因为世界各国政府都转向“突发事件凯恩斯主义”，就错误地认为新自由主义时代已经结束；一些表面具有左翼倾向的政策，应当从资本企图控制劳动的角度进行理解；强政府实际上成为新自由主义的组织力量，用于清除阻碍资本积累利润率恢复的政治障碍。从过去几十年的经验可以看出，新自由主义的恢复能力依赖于其反民主基因，其在危机条件下会产生各种变体，能够在不扰乱财富分配的情况下挽救资本主义。
大卫·尼尔森（David Neilson）认为，“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所释放的全球资本使人类文明处于崩溃的边缘，新冠肺炎疫情表明了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的灾难性失败。早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前，新自由主义就引发了一系列灾难性后果，包括全球经济危机、不平衡发展加剧、生态退化和民族主义扩散等。尼尔森认为，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在以下三个方面增强了新冠肺炎疫情的破坏力：第一，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加快了物资和人员的全球流动，使病毒扩散到世界各地；第二，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加强了各国的专业化分工，削弱了结束病毒扩散所需的以国家为中心的经济生存能力和福利国家能力；第三，新自由主义通过市场竞争意识形态和嵌入的零和博弈制度基础侵蚀了当前亟需的国际合作。新自由主义富有侵略性的竞争逻辑产生了世界范围内的无序和分化，使得任何国家都不具备将全人类组织起来所需的经济资源或道德权威。
2.金融化研究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等认为，在政府赤字增加和投资停滞的条件下，美国企业所持有的自由资金（free cash）却急剧增加，这笔资金对于金融化发挥了重要作用。福斯特等使用了广义的自由资金概念：自由资金=企业税后利润+贬值+净利息-投资。研究发现，二战后美国企业的自由资金一直呈增长趋势，20世纪80年代后占GDP的比重快速提高，主要得益于减税、政府赤字增加和投资萎缩的共同作用；每当经济衰退过后，自由资金都会快速反弹，原因是投资增长落后于经济恢复速度，以及美联储的干预；非金融企业在2020年初持有4万亿美元的资金，到2020年末的时候就已经增长到了5万亿美元。福斯特等分析了企业自由资金的流向：一部分自由资金被用于回报股东，也有一部分被用于兼并、收购等投机活动和购买现金管理类产品。企业用可支配资金作为债务杠杆的抵押品，以自由资金形式反复出现的企业内部资金构成了“流动抵押品”，容许进一步抵押，助长了投机活动。福斯特等认为，资本主义经济的金融化产生了越来越大的资产泡沫，所谓的投机性资产积累已经取代了实际积累或生产投资，产生了“脱离生产而获利”的情况。
迈克尔·哈德森（Michael Hudson）认为，当前金融、保险和房地产部门重新控制了政府，创造出一种新的食利者经济。工业资本主义曾起到清除地主、银行家和垄断者等封建残余的历史作用，但这项改革运动已经陷入失败。哈德森认为，后工业金融资本主义的目标与工业资本主义完全相反，新的食利者经济主要通过寻租的方式获取财富，金融化将房地产和垄断租金转变为银行贷款、股票和债券，并且通过债务杠杆推动了资产价格上涨；家庭和工业深陷债务之中，需要向金融、保险和房地产部门支付租金和利息，能够用于购买商品和服务的工资与利润收入大大减少。哈德森认为，当前发起的新冷战意图将这种食利者资本主义推向全球，其方式是在全球范围内实现交通、教育、医疗、监狱等部门的私有化和金融化；公共部门的私有化使得公共投资不再是为了促进工业发展和共同利益，而是为了达到利润私人化和损失社会化的目的。
乔希·梅森（Josh Mason）认为，哈德森关于金融化的一些观点具有误导性，其夸大了过去和现在的资本主义的差别，而且没有看到“产业”和“金融”是同一个过程相互补充的各部分。梅森首先指出，哈德森忽视了产业资本家往往通过降低工人生活水平、削弱工人谈判能力、提高劳动剥削强度或将工作转移到工资低的区域，来降低劳动成本；同时，哈德森未看到地主的投机活动曾在隧道、铁路和道路等公共投资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哈德森所称的产业和金融两种逐利模式并非是截然不同的活动。其次，梅森质疑了哈德森的以下观点：现代企业一般由职业经理人进行管理，经济剩余则流向了股东或其他金融债权的所有者，这使资本家阶级具有马克思时代所没有的金融特征。梅森认为，金融与生产之间的关系演变并非是单向的，而是来回摆动的，随着利率的下降，金融化很大程度上已经发生了逆转。最后，梅森对哈德森研究结论的政治含义表示担忧。梅森指出，如果从哈德森的结论出发，我们可能认为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存在政治分歧，从而民众运动可以与前者结盟；尽管金融是不同的部门，但不能将之视为与生产资本完全对立；这种行动方案即使可行，也未必能够推动更加彻底的政治转变。
纳伊瑟·麦克多纳（Naoise McDonagh）批评了将实体经济和金融投机对立起来的观点，认为金融投机是资本主义实体经济发展的逻辑结果。学界对金融化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金融投机增加了经济波动和金融不稳定性，二是金融化将资本从生产转向投机活动。麦克多纳批评了将所谓的投机性金融和实体经济对立起来的做法，认为这种二分法具有误导性，仅仅从功能主义视角看待金融，忽视了其是资本积累的必然产物；通常所说的实体经济不过是经济监管机构、学者、政策制定者和市民从宏观角度看待经济时所“意愿的经济”。麦克多纳指出，从资本主义当事人的角度看，“实体”经济指的是所有能带来最佳回报的合法投资。因此，大多数私人投资者在投资决策的时候通常并不考虑其对所谓实体经济的影响。这种机制既是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的动力源泉，也产生了从投机波动到不平等加剧的一系列不良后果。我们当前面临的挑战是如何既发挥资本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效果，又能对其不良后果施加必要的限制。麦克多纳认为，在这方面早期美国制度主义者的思想具有重要借鉴价值。
马修·索纳（Matthew Soener）对非金融企业的金融化命题提出了质疑，重新评估了过去三十年企业金融化的总体程度。索纳构建了三个金融化指标——金融收入与现金流之比、金融资产与总资产之比、股东派息与股东权益之比，并用资本性支出与营运资金之比测算实际资本积累。索纳利用WRDS平台的标准普尔北美和全球数据库测算了企业金融化程度，并从规模和国际化两个方面进行分解，以评估金融化的主要驱动力。研究发现，企业部门的实际资本积累速度出现了下降，但并没有证据表明企业用金融投资替代实际投资；金融资产份额和金融收入都随着时间下降，只有股东派息出现了增长；虽然我们确实观察到了金融化行为，但进一步的研究表明，金融化活动是由少数大型跨国公司驱动的。索纳认为，金融化与全球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变化联系在一起，全球生产过程的变化使少数强大的公司能够将超额利润转变为金融资本；与其强调金融如何对生产进行重组，更应该关注生产的重组如何使一些强大的企业能够进行金融化。
约瑟夫·贝恩斯（Joseph Baines）和桑迪·布莱恩·海格（Sandy Brian Hager）分析了美国大企业与小企业在公司债务方面存在的巨大差异及原因。研究发现，从20世纪80年代起，大中型企业的杠杆率不断提高，小企业则经历了急剧的去杠杆化；大企业杠杆率的提高伴随着债务负担的减少，小企业的去杠杆化则伴随着债务负担的增加；小企业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严重亏损，大企业则仍然保持盈利，甚至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净利润率提高了一倍。贝恩斯和海格从股东资本主义时代的权力动态的角度进行了解释。股东资本主义时代的一个重要标志是“股东至上”或“股东价值最大化”兴起，所有企业都面临来自金融市场的压力，要求它们通过分红和股票回购的方式回馈股东。但由于生产集中和寡头垄断市场结构的存在，小企业为了与大企业竞争不得不持续扩大产能；大企业则可以利用已有的优势避免生产投资，在不降低核心竞争力的情况下，日益采用了生产外包的形式。简言之，大企业具有裁员和为股东分配利润的倾向，小企业虽有分配利润但没有裁员的倾向。这种满足股东要求和保持投资的双重压力，给美国小企业造成了严重的金融脆弱性，反映在其不断增加的利息费用和长期存在的负利润率上。
3.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研究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认为，垄断资本主义体系所具有的破坏性和浪费性特征及其对社会条件的持续破坏，使其早已不再是人类发展的推动力量，只有扭转灾难资本主义产生的消极趋势，才能促进人类的可持续发展。福斯特指出，2009年的时候仍缺乏将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积累体系联系起来的研究，哥本哈根气候谈判的破裂才摧毁了左派的幻想。左派在2019年兴起的全球气候运动中达成了普遍的共识，即必须彻底抛弃21世纪的资本主义。福斯特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充分展现了资本主义的破坏性力量，在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长期作用下，生态危机的灾难性后果主要由弱小国家和弱势群体来承担；晚期资本主义最野蛮的核心是经济和生态上的“晚期帝国主义”，“人类世帝国主义”争夺化石能源、水资源和其他资源的战争是明显表现。福斯特认为，生态革命和社会革命依赖于在全球范围建立新的生态社会主义，首先通过革命性环境无产阶级的兴起在全球南方国家取得成功，然后扩展到整个世界体系。
基于人类力量对地球系统的深刻影响，一些科学家提出地球已经进入了新的地质年代——人类世。对于人类世到底从哪个地质年代开始，目前还没有定论。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和布雷特·克拉克（Brett Clark）认为，从环境社会学家的角度看，基于地层记录并与历史阶段相一致，将新的地质年代称为资本纪（Capitalinian）是最为合适的。他们认为，尽管地层记录对人类世年代的划分是必要的，但不能纯粹从地质学角度划分，而是要考虑人类社会经济组织的变化。福斯特和克拉克认为，将人类世的第一个地质年代称为资本纪非常重要，因为它提出了人类世的第二个地质年代的问题。人类世代表了这样的阶段——随着二战后发达工业资本主义的兴起，人类成为影响地球系统变化的主要地质力量。如果资本主义在未来的一个世纪中继续为地球系统创造深层裂缝，那么最终会带来工业文明的崩溃、人类的灭亡和人类世的终结。或者说，资本纪的社会经济状况将不得不催生社会经济关系的激进转变，建立一种全新、可持续的人类生产方式，在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建立更加共有性（communal）的关系。基于以上考虑，福斯特和克拉克认为可以将资本纪之后的地质年代称为“共同纪”（Communian），后者产生于共同性、共同体和公众，将通过生态和社会革命超越资本纪。
彼得·萨默维尔（Peter Somerville）认为，劳动在解释资本与自然的关系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劳动在价值扩张和自然改造两个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劳动剥削在原始积累、能源转换、绿色攫取、自然资本形成和自然本身的生产过程中位于中心地位。为了理解人类和自然关系的变化，我们需要特别关注劳资关系不断变化的性质。在另一篇论文中，萨默维尔将这一认识用于理解气候变化问题，批评了将气候变化看作是单纯的技术、经济或生态问题的方法。萨默维尔广义地区分了四种政治立场：绿色增长资本主义、稳态资本主义、生态社会主义和开放稳定-国家主义。萨默维尔认为，气候变化问题的解决方案必须主要采取谋求减缓措施的协同效应的形式，废除劳动剥削能够发挥重要作用；与建立非剥削性和可持续性的生活方式相比，增长还是去增长只是次要的问题；只要资本主义继续存在，资本必然会投向利润率更高和劳动生产力更高的地区，从而会使用更加复杂的技术和使用更多有限、不可循环的材料。
艾伦·加雷（Arran Gare）认为，生态文明具有社会主义根基，这一概念被中国官方采纳创造出一种社会主义思想传统，当前具有挑战和取代全球资本主义的潜力。加雷总结了目前学界对于生态文明的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生态文明只是现有制度的附属物，被设计出来应对当前的生态危机；第二种观点认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应当扩张到全世界范围，改造全社会，转变人们的思考、生活方式和追求的目标，改变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加雷明确表示支持第二种看法，认为生态文明的社会主义根基是确定无疑的，生态文明不仅聚焦资本主义最终灭亡和被取代的原因，也进一步澄清了社会主义的内涵和人类应努力创造什么样的社会；对于瓦解资本主义文化霸权、消除科学与人性的对立来说，生态文明提供了具有内在连贯性的替代性文化选择；生态文明的最终胜利将会创造出一种新的秩序，使“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这一观念成为全体人类的普遍共识。
4.帝国主义研究
中国的崛起挑战了美国的霸权地位，特朗普政府为维护帝国主义霸权对中国发起了新冷战，拜登政府发起了新冷战2.0，将其推向新的高度。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认为，美国及其盟友试图在全球范围内复制过去强加给清政府的“炮舰外交”，通过新冷战遏制中国，使中国无法随着实力的增强而改变国际秩序。根据美国的帝国主义大战略，中国将在经济、地缘政治和军事方面受到帝国主义联盟的限制，最终目标是使中国倒台，而且将中国牢牢束缚在全球金融垄断资本的帝国主义秩序之中，使中国永远沦为附属地位。实现这一目标的主要手段是通过以美国为首的大国联盟，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强加给中国，即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美国用所谓“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污蔑中国，为其发动针对中国的新冷战提供借口。福斯特认为，中国是帝国主义势力的敌对者，中国的反帝国主义立场贯穿在发展过程的始终。美国试图通过新冷战将中国及所有资本主义外围国家纳入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同时继续发挥中国经济在推动世界经济增长方面的作用。福斯特指出，美国的战略最终是由军事力量支持的，这将全世界置于空前的危险之中，21世纪人类不可避免地面临“毁灭或革命”的选择。
李钟瑾（Zhongjin Li）和大卫·科茨（David M. Kotz）认为，中国在世界其他区域发挥的作用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概念，西方主流话语对中国正在实践后殖民主义或帝国主义的指责，更多反映了西方的担忧和焦虑，而非中国与交往国家的真实关系。李钟瑾和科茨将帝国主义定义为一国的统治阶级对另一国的经济和政治支配，目标是为该国统治阶级获取经济利益。这个定义将政治支配包含进来，商业企业无法支配其他国家的政治，只有作为帝国主义力量的国家才能实现这种支配。这种支配是由主导国家的统治阶级积极推动的，而非国家本身。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资产阶级无法左右中国政府政策的制定。中国共产党所追求的一系列经济目标不同于资产阶级的利润目标。为了满足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中国政府并未采取支配其他国家的方式，而是采取了成本更低、更加有效的互惠贸易方式。建立和维持对他国人民的支配需要付出很大的成本，只有资产阶级才能从中获利，工人阶级则付出了生命和财产的代价。李钟瑾和科茨指出，只要中国共产党始终处于领导地位，中国就不会成为帝国主义力量。中国共产党无需通过帝国主义支配实现经济发展目标，中国官方的海外投资主要投向被长期忽视的交通、通信基础设施和能源供应项目，而且对外贷款通常实行零利率或接近零利率，目标是建立互惠贸易，而非为资本家榨取高额利润。
杰伊·塔拉佩尔（Jay Tharappel）在对帝国主义进行概念重建的基础上，驳斥了美国的一些战略家对中国是帝国主义的污蔑。塔拉佩尔认为，正是因为列宁认为资本输出是帝国主义的典型特征，所以才产生了对中国是帝国主义的指责；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缺陷是没有考虑国家剥削机制，因为列宁借用了霍布森的理论，而后者彻底否认外围国家存在财富流失。塔拉佩尔重新界定了帝国主义的概念，认为帝国主义指的是国家剥削机制，资本主义指的是阶级剥削机制；当一个国家建立起国家剥削的“核心-外围”关系时，它才成为帝国主义国家；当外围国家试图摆脱帝国主义规则时，就会产生“霸权—竞争者”之间的冲突，而非争夺统治范围的“帝国主义之间”的冲突。塔拉佩尔指出，中国在2000年后成为资本净出口国，而且从2015年后成为最大的资本净出口国，但中国的资本出口成为推动输入国工业化的力量，而不是去工业化的力量。中国的投资使非洲正在快速实现工业化，这已得到国际社会承认。与美、英帝国主义国家不同，中国并未在军事征服的基础上，使非洲财富“流失”。即使非洲的工业化产生了环境破坏问题，但这也是世界各地工业化进程的伴生物。美国之所以指责中国是帝国主义，是为遏制中国提供借口。
许准（Zhun Xu）认为，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马克思主义学者逐渐丧失了对帝国主义问题的兴趣，其后果是导致了“第二国际政治”的产生，与以列宁和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传统产生了根本断裂，严重制约了帝国主义内核中蕴含的革命潜能。许准指出，英国前共产党成员比尔·沃伦（Bill Warren）于1974年发表了《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工业化》一文，首先对马克思主义反帝国主义传统发起了攻击，标志着西方左翼的保守主义转向；罗伯特·布伦纳（Robert Brenner）则通过重申欧洲中心主义和保守主义，而极大强化了这一倾向。21世纪初又重新出现了关于帝国主义的讨论，哈特、奈格里和哈维等许多有影响的左翼分子，在关于“新帝国主义”的讨论中重新阐述了过去的保守主义地缘政治论。许准认为，哈特、奈格里和哈维等学者的观点不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资本主义，他们标志着第二国际政治的复兴；如果左派放弃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资本主义就被视为不断演进、永不终结的制度，因而就无法看到世界各地蕴含的革命潜能；如果不恢复与反帝国主义传统的联系，如果不详细分析新自由主义时代崛起的帝国主义，左派很可能在未来一二十年越来越远离其革命传统。
四、总结与启示
在新冠肺炎疫情的背景下，最近两年国外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主题发生了变化。新冠肺炎疫情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深陷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危机之中，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危机再次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国外马克思主义者自觉回归政治经济学经典理论，通过运用并扩展价值理论、剥削理论、阶级理论和资本积累理论来解释现实问题。2021年国外政治经济学研究延续了这一理论研究与现实问题研究相结合的特点，但在具体研究主题方面不同于2020年，反映了新冠肺炎疫情的深入发展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矛盾的进一步暴露。
首先，新冠肺炎疫情使工人阶级的失业人数急剧增加，收入大幅减少，同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实施的救市计划推动股市连创新高，贫富两极分化进一步扩大。在此背景下，国外学者从马克思主义的剥削理论和阶级理论出发，考察了当代资本主义新的剥削实践，并对金融化和食利者经济提出了批评。其次，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陷入经济增长乏力的困境，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加剧了资本主义经济的长期停滞趋势。在此背景下，国外学者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资本积累理论出发，指出新自由主义积累的社会结构已经耗尽了促进资本积累的潜能，当代垄断资本主义已不再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推动力量。再次，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恶化了劳动力再生产条件，加剧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面临的社会再生产危机，国外学者用社会再生产理论进行了分析。最后，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激化了帝国主义的内部矛盾，其迫切需要转移国内视线和矛盾，导致国际冲突加剧。在此背景下，国外学者揭露了帝国主义国家的真实意图，并驳斥了其对中国是帝国主义的污蔑。
不可否认，2021年国外政治经济学研究在深度和广度方面都超过了国内相关研究。从理论研究方面看，国内仍存在大量低水平重复性研究，缺乏高水平原创性成果。从现实问题研究方面看，国内政治经济学存在过分追逐研究热点的问题，关于数字经济的研究大量增加，金融化、新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研究则逐渐降温。同时，国内对于数字经济的研究更多持批判性视角，缺乏对其运行机制的深入分析。当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化趋势仍未逆转，而且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金融资本的权力进一步扩张。新冠肺炎疫情加剧了当代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危机，因此国外学者加强了对金融化、新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经济、生态危机的研究。从最近两年国外政治经济学研究主题的变化来看，国外学者始终以现实问题为导向，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经典理论汲取养分，坚持了理论研究与现实问题研究的统一，这方面值得我们借鉴。
【文章来源：《当代经济研究》2022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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