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以后,资本逻辑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达到其内在张力的极限,资本主义全球治理体系亟待变革。通过对资本逻辑的内生性缺陷进行反思,对资本主义全球治理体系的治理主体、治理内容、治理价值和治理目的进行批判,能够发现只有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导才能建构一种治理主体多元、治理内容全面、治理价值正义、治理目的共享的全球治理体系,才能够更好地应对全球治理危机,破解全球治理难题。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制共存与“资强社弱”局面仍然是当前国际政治发展的主要态势，社会主义国家虽然都在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但由于起步较晚，基础薄弱，缺少可借鉴的历史经验，赶超甚至取代资本主义依旧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资本主义的发展虽然出现了衰退迹象，但目前资本主义仍然具有较强的自我调适能力和发展能力。所以，当前全球治理体系的本质仍然是资本主义和资本逻辑主导的全球治理，资本追逐个体利润最大化的本性与全球共同体的整体发展之间存在主体与客体、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的结构性矛盾，这已经成为威胁人类生存，产生全球性问题的根源。因此，为解决人作为“类”存在所面临的困难和挑战，必须对资本逻辑主导的全球治理范式进行反思、批判和超越，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变革资本主义全球治理体系。
一、反思：资本逻辑的内生性缺陷
作为“类”存在的人从诞生之初就试图通过变革生产技术来征服自然界以寻求自身解放，然而，理性主导下的生产力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逐渐被异化，呈现出工具异化、劳动异化和资本异化，并促成了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的产生。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资本成为宰制一切的主体，以资本为工具和目的的全球治理范式是在资本开创世界历史的矛盾运动中生成的，因此，基于资本逻辑社会关系矛盾运动形成的治理范式也注定在世界历史进程中逐步趋于消亡。资本逻辑社会关系的矛盾具体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人的主体性被资本主体性取代与以雇佣劳动为前提的资本文明化与野蛮化矛盾并存，并且随着资本逻辑运行时空范围的不断扩展，资本逻辑将达到其内在张力的历史极限，这也就预示着资本逻辑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将要被自身内在矛盾运动所炸毁。
(一）人的主体性被资本主体性取代
启蒙理性在突出人的主体性、批判宗教神学、否定封建传统的进程中起到了历史性变革的巨大作用。随着生产技术的发展，启蒙理性使个体越来越独立于共同体.理性与资本相结合客观上又促使个体处在时空范围更广阔的共同体之中。新航路开辟、地理大发现、世界市场形成以后，人类历史从区域的民族历史迈人了世界性的人类历史，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成为全球性和世界历史性存在，但“随着资本运动的加速以及社会分工从国内扩展到整个世界，资产阶级建立的这种联系逐渐形成了以资本为纽带的联系”。资本在打破民族和区域的平行历史之后，就已经揭开了全球治理的序幕。资本总是在不断追逐利润的过程中突破现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束缚，在资本文明化发展过程中实现人的自然对纯粹自然的取代，进而实现资本对世界的统治和对全球的治理。
在中世纪宗教神学世界中，存在于人们观念世界中虚幻的神是统治世界一切的权威，人从属并服从于神的“指示”，按照神的“标尺”和“准则”从事物质生产与政治活动。当人的行为与神所划定的“界限”发生冲突并且偶尔获得胜利时，人开始反思、对抗、改造神为人制定的“准则”和“界限”，于是人们率先在对抗性较弱的艺术和思想领域进行主体性反思与建构。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近400年的历史进程中，启蒙理性最终突破封建神学的束缚，并在康德那里得到了升华。康德“哥白尼式的革命”唤醒了人的主体意识，“人上升为主体，世界则沦为客体”®。在这种主体认识论的视阈里，作为世界主体的人取代了神的主体地位，成为宰制一切的主体，主体之外任何客体都依赖于主体的存在而存在。启蒙理性指导下的人在挣脱了自然和宗法的束缚之后，将传统社会进行了祛魅与重构.确立和巩固了人的主体地位。“启蒙之前，上帝是最高权威，一切法则都是上帝制定的；启蒙之后，作为主体的人取代了上帝的位置，用康德的话说，人为自然界立法”。
人的主体地位确立以后，人的需求及其主观能动性逐渐扩大并作用于生产领域，客观上推动了物质生产技术的革命性变革与发展。在此过程中资本的历史性出场与人的理性结合很快打破了民族和区域的空间界限，促进了世界市场和世界历史的加速形成。欧洲资产阶级在利润的驱使下开启了从欧洲向世界的“文明化”进程，资本逻辑向世界运行的直接后果在国内表现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对立阶级尖锐的矛盾，在国际上则表现为殖民地对殖民宗主国的反殖民运动。作为“类”存在的人的主体性在这一时期表现为少数资本家的主体性，“人”逐渐被资本异化，成为资本获利的工具，直至在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中资本家也最终成为资本的附庸与奴隶。因为这一时期“机械化的历史远远走在了精神发展的前头”，正如马尔库塞所言：发达工业社会似乎都是理性的具体体现，但是社会整体的发展却呈现非理性发展，“发达工业文明的奴隶是受到抬举的奴隶，但他们毕竟还是奴隶。因为是否奴隶既不是由服从，也不是由工作难度，而是由人作为一种单纯的工具、人沦为物的状况来决定的”。至此，作为“类”存在的人的主体性完全被资本主体性所取代。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是神的主体性被人的主体性取代的过程，工业革命后的资本主义大发展则是人的主体性被资本主体性所取代的过程。
(二）资本的文明化与野蛮化并存
资产阶级在资本驱使下开拓世界市场和开启世界历史之后，资本逻辑便开始支配世界，资产阶级也成为资本全球治理的工具。资本的存在本就是为了追求剩余价值的最大化，资本占有者的“目的也不是取得一次利润，而只是谋取利润的无休止的运动”。作为资本逻辑运行的一对范畴，资本的文明化与野蛮化在资本增殖的过程中遍及资本吸血的每一个角落。资本文明化与野蛮化并存发展也就成为资本主义全球治理危机频发及治理效能低下的根源所在。当然，对资本逻辑文明化与野蛮化并存的理解必须坚持历史与逻辑的统一，资本作为开创世界历史进程中不自觉的工具，在开拓世界市场的世界历史进程中也将落后民族与国家纳人到资本现代文明体系之中。资本所带来的现代文明在否定与自我否定中不断向前发展，以野蛮、对抗、反文明的手段推动资本现代文明的传播与发展。
资本的文明性首先体现在资本促进了人类社会生产力的革命性变革与发展。启蒙理性使人的主体性得以确立，理性主导下的资本为生产力的变革与发展破除了封建束缚，并且资本“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为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其次，资本创造了现代制度。为保护和扩大资本原始积累，更大程度地实现资本增殖，资本不仅要发展生产力实现技术变革.而且还要建构自己的政治话语体系，在资本逻辑的推动下，确立民主、平等、自由、法治等资本主义现代制度，从制度和精神层面保证资本所创造的器物文明。再次，资本创造出了超越自身的物质基础和阶级力量。资本逻辑客观上不断推动现代科技代替自然劳动力，从而大量的剩余劳动和剩余物质财富从社会中分离出来。资本在创造自身阶级代表的同时，也产生了与自己对抗的阶级力量，并且资产阶级的文明与自由是以对无产阶级的野蛮和奴役为前提的，社会真正的文明与自由并没有实现。
资本的野蛮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资本原始积累的残酷性。资本原始积累最开始是作为贵族资产阶级通过“羊吃人”的圈地运动来使封建农民与生产资料相分离的方式出场的，这种“对直接生产者的剥夺，是用最残酷无情的野蛮手段，在最下流、最龌龊、最卑鄙和最可恶的贪欲的驱使下完成的”。新大陆发现以后，为在世界市场中获取巨额利润，资本进行了惨无人道的黑人贸易和残杀土著居民，给殖民地带去了大量的疾病和杀戮，“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其次，剥削手段的隐蔽性。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是通过榨取工人的剩余价值来实现的，如果没有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专业系统的研究，很难发现这种剥削剩余价值手段所具有的极强的隐蔽性。马克思把剩余价值分解为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绝对剩余价值是以延长劳动时间和增强劳动强度来剥削工人劳动，相对剩余价值是以提高生产技术和管理水平，扩大消费范围来实现最大程度的剩余价值生产。资本对工人剩余价值的压榨使工人的生理机能达到极限，工人身心健康备受摧残，造成工人生存技能单一，失业的工人只有选择接受哪个资本家剥削的自由，并没有摆脱被资本家剥削的自由。再次，资本增殖的非正义性。随着资本规模的不断扩大，资本主义发展成金融垄断帝国主义，这一阶段资本增殖的手段更具有隐蔽性，但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生性矛盾仍没有找到很好的解决途径，依旧是通过经济和政治手段来缓解危机转嫁危机。资本增殖的非正义性造成的直接后果是区域或世界经济的衰退，以及被政治霸权民主化改造后滋生的恐怖主义和频发的区域冲突。
马克思对资本逻辑的批判始终是一种辩证批判，既承认资本在促进生产力和社会关系发展方面的作用，又重点指出资本在开拓世界历史中的血腥与野蛮。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多次强调了资本本身的逻辑运动是由其内在的本身所固有的矛盾运动导致的，从前资本主义到后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逻辑不断通过自我扬弃与更新来调节资本在全球治理中存在的文明化与野蛮化矛盾，当资本逻辑无法通过自我扬弃与自我更新来缓解资本全球治理的各种危机之时，资本逻辑将达到其内在张力的历史极限，进而被自身所炸毁。对资本逻辑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的认识，需要重点把握资本逻辑追求剩余价值最大化是以雇佣劳动为前提的，因此资本促进生产力发展并非资本的主体性意愿，资本主导的生产力的大发展仅仅是资本作为自我扬弃和实现资本增殖的手段而已。
二、批判：资本主义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转向
二战后全球治理曾一度出现西方资本主义阵营主导的资本全球治理和苏联社会主义阵营主导的政治全球治理并存的局面，但随着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苏联主导的政治全球治理遭到瓦解，全球治理再度向资本逻辑复归。当前全球治理体系仍然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全球治理范式，但在金融危机过后，“世界经济西落东起催生全球治理改革诉求”，以资本逻辑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的主体、内容、价值和目的都已经不能够适应国际社会发展变革的需要，因此，有必要对资本逻辑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进行系统批判，以寻求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之法。当然，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并不是完全否定和推翻资本逻辑主导的全球治理，而是要对其进行批判性扬弃与建构，使全球治理体系能够更加系统准确地反映当代国际格局的新变化，更加有序地推动国际关系朝着积极健康的方向发展。
(一）主体转向：单一主体主导转向多元主体共治
自资本开创世界市场和世界历史以来，全球治理就作为全球化1.0版本的事实而存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结束了混乱的欧洲社会，使民族国家成为国际社会的主要行为体，而民族国家间追求个体利益绝对化，进而导致民族国家个体之间逐渐形成绝对国家权力观，使原有共同体社会中个体有序性呈现结构性紊乱和失衡，所以，这一时期的全球治理主体主要是由一个或几个拥有国际话语霸权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组成。地理大发现初期，以荷兰、西班牙和葡萄牙等西欧国家为主导，通过野蛮的殖民掠夺来垄断海外贸易；工业革命时期，英法等国通过生产技术变革，打败老牌殖民帝国迅速崛起，并以军事殖民世界来称霸全球；二战后，美苏成为超级大国，通过政治手段把世界划分为意识形态对立的两大阵营，并主宰全球事务；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成为全球治理主体，其依靠自身强大的工业基础和金融服务业，以美元霸权和“华盛顿共识”等手段掠夺发展中国家的财富，称霸全球、统治世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是整个全球化1.0时代的本质特征，是单一全球治理主体为实现国家权力所进行的全球延伸和扩张，是“追求绝对国家权力的现实表现”。
但是，这种由资本逻辑主导的单一全球治理主体在追求国家经济利益和政治民主最大化的过程中却陷入了资本逻辑预设的陷阱中：资本趋利避害的本质特性驱使先发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体极力追求虚拟经济带来的超额利润，使虚拟经济逐渐取代了实体经济，整体呈现实体经济空心化和虚拟经济膨胀发展的态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其先发优势和雄厚的经济实力主导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和方向，利用资本在全球跨国“吸血”，将技术含量较低获利较少的制造业转移到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同时为获得超额利润在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积极发展本国信贷业、金融业等各类虚拟经济，导致本国虚拟经济膨胀，实体经济衰弱，产业机构失衡，直接引发了全球性金融危机。为振兴本国实体经济，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回流资本，从民族国家和个体利益出发挑起贸易战，推行逆全球化性质的经济修复。
全球化作为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正是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与推动，以及资产阶级追求财富的欲望，使全球化成为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的生产力巨大飞跃与国际经济文化交往密切合作的结果。金融危机过后，世界各国都在进行经济修复，注重在全球化浪潮中发展实体经济的新兴发展中国家，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经济活力。同时，在应对生存危机方面，个体的民族国家已经无法单独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问题，国际社会“类”意识开始觉醒。2019年2月召开的第55届慕尼黑安全会议的主题为“倡导国际合作，维护多边主义”，国际社会纷纷倡导国际合作，反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为应对全球化中的更大危机与挑战，克服资本逻辑主导的全球治理主体单一的弊病，必须多角度宽领域拓宽和提升新兴发展中国家全球治理参与的力度，从传统国家行为体拓展到非国家行为体，推动全球治理主体从单一主导向多元共治变革。
(二）内容转向：片面单向治理转向全面纵深治理
资本逻辑主导下的全球治理本质上是一种国家主义性质的全球治理模式，民族国家的自利性促使人们“把追求国家权力与利益视为国际关系的本质和国家行为的根本动力，把应对全球化和全球性问题的全球治理视为国家实现自身利益的新手段”，所有这些直接导致全球治理参与不足以及国际责任赤字，甚至在应对全球危机时出现带有贸易保护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色彩的“退群”行为。虽然早在世界市场和世界历史形成初期殖民性质的全球治理就作为事实而存在，但全球治理在理论界受到关注却是在西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推行以及全球性矛盾频发的情况下而发生的。从全球治理事实存在的历史演变中能够发现，以资本逻辑主导的全球治理，其治理内容的局限性越来越不能适应第四次工业革命背景下国际社会政治、安全、经济、文化和生态的变化，治理规则的滞后性越来越不能够规范和保证国际秩序的稳定发展。
全球治理是涉及世界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切身利益的治理实践，治理主体不仅要从国家行为体拓展到非国家行为体，从正式国际组织转向非正式国际机构，而且在治理内容上也要突破资本逻辑主导下只保证发达国家政治经济安全和利益的等级局限性，而着眼全人类作为共同体存在的可持续发展，在全球公共产品有限的前提下对国家治理或区域治理所产生的负外部性进行治理，进而补齐全球治理和区域治理的短板。在政治方面，基于国家主义和本土主义的绝对国家权力观是变革资本主义全球治理体系的思想顽疾，发达国家企图通过自己的全球霸权垄断全球红利，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则企图通过保守的本土主义和排外主义收缩权力，最大化“搭乘”全球化发展的“便车”，最小化承担国际责任。在安全方面，全球化时代的安全问题成为影响人类生存发展的重要问题，具体表现为“国际问题的国内化和国内问题的国际化”;传统安全问题向非传统安全问题升级；粮食问题、恐怖主义、传染性疾病、全球气温上升等安全问题的跨国性和全球性传播等，严重威胁人作为“类”存在的生存和发展。在经济方面，金融危机以后新兴发展中国家通过振兴本国实体经济努力推动全球经济复苏，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却在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浪潮中推行贸易保护主义，为促进资本回流实现“美国优先”“让美国再次伟大”等单方面挑起贸易战。在文化方面，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作为传统全球治理主体极力推崇“文明冲突论”“历史终结论”，竭力使资本主义核心价值成为普世价值，蓄意挑起地区冲突造成区域动荡，“破坏新兴国家崛起所需的和平发展环境”。在生态方面，资本主义制度的扩张主义逻辑以支配“人”与“自然”的方式积累资本财富，“发展经济所造成的生态资源匮乏和不可逆转的生态环境恶化则不在正统经济学的考虑范围内”，工业文明的进步在更大程度上实现“自然资本化”，这是以对自然的破坏和索取为代价的。后危机时代国际社会要摆脱以资本为本质特征的全球治理存在的各种困境，实现人类社会的生存与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在资本主义全球化开拓世界历史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基础上以新的全球治理理念推动全球治理内容由片面向全面纵深变革发展，以破除人类社会整体向前发展的藩篱。
(三）价值转向：由资产阶级普世价值转向人类共同价值
全球治理是全球化发展的客观需求和必然结果，全球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决定了全球治理过程中必定存在着不同治理主体之间的价值互动与整合。“全球治理的价值基础具有制约全球治理观念导向的作用”，在全球治理发展的不同时期，全球治理主体在组织制度、发展模式、历史文化、发展程度等方面存在的差异决定了其参与全球治理价值立场和治理效果的差异。就全球治理的现状而言，全球治理存在着治理价值与治理实践的背离。
资本主义时代全球治理的主体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其工业化进程的本质表现为资本逻辑主导之下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全球化扩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扩张主要是以最低的成本向世界其他国家榨取最大的利润，在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中对其他国家进行经济盘剥，而资本主义政治和文化的全球扩张则是要在资本经过的每一寸土地上为资本建构国际规则和契约，全球治理的客体则必须以资产阶级在推翻封建主义过程中以及资本主义列强瓜分世界殖民地过程中所形成的具有阶级属性的人权、民主、平等、正义等抽象价值为自身政治文化发展的“普世价值”。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认为人类历史将终结于资本主义，西方的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制度取得了历史性胜利，在不尊重弱小国家历史与现实背景下强行进行价值输出和民主化改造，造成国家和区域的混乱。这种源于西方历史文化的“普世价值”是一种用形式掩盖内容的阶级性区域价值，是主体通过各种途径把自己的价值符号强加于客体之上以指导其经济政治实践，是一种自上而下强制推行的资产阶级价值。所以，资本主义全球治理的价值是发达国家历史文化逻辑的产物，并不具有普世性。作为全球治理的价值应该立足于人类发展现实，着眼于全球发展短板，从多元治理主体和客体之间的交集中寻求人类生存发展的价值交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强调的“共同价值”就是通过横向比较发现客体之间存在的价值集合点，进而所形成的客体普遍认同的价值最大公约数。这种“共同价值”以共同利益、共同信念以及互补性契约为基础，确立共同行为底线，努力在不同文明交流过程中促进人类文明的融合发展。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并存的国际社会中，必须摒弃带有民族性、阶级件的国家主义或民族主义，从人类共同价值出发以全球共识来引领全球治理。
(四）目的转向：由部分国家榨取全球超额利润转向世界各国共建共享全球化成果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地理大发现以来所形成的殖民体系瓦解，民族国家纷纷独立，在形式上摆脱了对宗主国的依附，帝国主义时代的粗矿的资本原始积累形式被迫转型，但随后所形成的以新自由主义为特征的新帝国主义金融殖民体系的剥削手段更加隐蔽。凯恩斯主义指导之下的国家干预经济在二战后西方国家经济恢复中曾起到过积极作用，但是到20世纪70年代之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出现经济“滞涨”的局面，一度被忽视的新自由主义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应对“滞涨”危机，进行市场结构和经济运行机制调整的理论指导。20世纪80年代，以英国和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纷纷举起了新自由主义的大旗，并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通过各种手段向发展中国家推行新自由主义，为实现资本增殖甚至借助政治军事等力量迫使发展中国家开放市场，减少政府对市场的管制，让资本进人国家垄断行业和公益事业等领域，以此来保证资本获取全球超额利润，进一步巩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控制与被控制的依附关系。
无论是列宁时代的帝国主义还是当代西方左翼和右翼学者提出的新帝国主义，其本质都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制定秩序和规则以实现对其的约束和控制”。在新自由主义指导下形成的全球金融化浪潮中，新自由主义资本积累方式展现了超越旧资本原始积累的更大投机性和掠夺性信贷体系和金融资本已经成为掠夺、诈骗和盗窃的重要手段”。在资本主义全球化治理体系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治理主体利用美元在国际金融领域里的霸权地位以及具有新自由主义性质的“华盛顿共识”，通过“金融领域的市场经济机制控制各国”，利用金融资本与工业资本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的结合，将消耗人力物力成本较高的制造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金融资本通过发展虚拟经济利用信息全球化实现了对发展中国家实体经济的统治和全球超额垄断利润的攫取。然而，这种带有新自由主义性质的金融垄断帝国主义的全球治理，以虚拟经济统治实体经济，依靠虚拟化和泡沫化的金融衍生品制造经济繁荣的假象，一旦其金融泡沫被刺破，就会炸毁整个金融链条，凡是金融垄断资本能够触及的地方都会受到影响。所以，在经济全球化深人发展的国际环境中，必须变革金融垄断资本对全球的统治。全球金融危机用事实证明了单独依靠金融资本进行全球治理是无法消除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的，“放任资本逐利，其结果将是引发新一轮危机。缺乏道德的市场，难以撑起世界繁荣发展的大厦”。
金融危机以后，新兴发展中国家和国际组织通过对内改革对外开放以及平等合作，对促进全球经济复苏和稳定国际局势起到了重要作用。因此，全球治理并不是由某一个或某几个政治经济强国就能够主导的，人作为“类”存在的动物必须培养“命运共同体”意识，全球治理的目的也必须是在最大限度地实现治理主体之间的公平与正义，全球化进程中形成的全球红利必须由世界各国人民共同享受.进而实现由部分国家榨取全球超额利润向世界各国共建共享转变。
三、超越：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推动 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
随着世界市场的开拓和世界历史的形成，一方面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获得超额利润拓展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另一方面又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在世界历史进程中达到了历史极限。这种矛盾是一种具有整体性的全球矛盾，客观上需要一种整体性的全球治理理念指导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后危机时代，资本主义世界内部及资本逻辑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出现了严重的结构性矛盾，资本在世界市场中已再也找不到能使自身增殖的空间了，解决经济发展失调问题的能力已经超出了主权国家的控制和承受范围，而由经济危机引发的政治动乱、文化冲突、社会矛盾和生态危机等连锁反应则需要重新审视资本逻辑主导之下的全球治理体系。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为方法论指导，立足国内发展实际，着眼全球发展大势，为解决人类生存与发展面临的全球性问题和挑战而提出的中国方案。它既是对资本逻辑主导全球治理体系的超越，也是更好地认识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的一种新理念。
(一）多元共治与互利共赢：弥合治理主体意识形态隔阂
在资本主义全球化视阈下形成的全球治理体系是带有等级性和掠夺性的，“在市民社会中，每个人都以自身为目的，其他一切在他看来都是虚无”，因此，在基于个体主义的市民社会中存在从物质到精神的不平等。黑格尔在讨论财富时就谈到个体分享特殊财富受到资本与技能的共同制约，并且技能的多样性产生了原来不平等的禀赋和体质在发展上的差异，“这种差异在特殊性的领域中表现在一切方面和一切阶段，并且连同其他偶然性和任性，产生了各个人的财富和技能的不平等为其必然后果”。作为精神特殊性的客观法在市民社会中更是从精神到技能和财富不断加剧这种不平等。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黑格尔“市民社会”思想，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指出人是“类”存在的动物，“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正是从人作为整体而存在的“类”出发，中国提出了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破解资本主义全球化过程中全球治理主体单一与治理能力不足等问题，通过弥合治理主体多元化之间的意识形态隔阂，由多元治理主体协商共治取代单一治理主体的霸权治理，以共同应对全球治理危机。追求平等的生存和发展权利是作为“类”存在的每个个体和国际行为主体的基本权利，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突破和超越了资本意识形态鸿沟，认为不同社会形态的国际行为体在共同应对全球治理危机、破解全球治理难题方面是可以实现互利共贏的。
传统全球治理体系形成于资本主义全球化过程中，资本食利的本性决定了治理主体的单一性。金融危机以后，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经济上迅速崛起，反观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领导者个人为了获得选票假借维护民族国家利益，对外推行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甚至制造区域动荡来扰乱国际秩序，以阻止其他国际行为体的复苏与崛起。这种“单向度的全球治理”思维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中以及人日益成为“世界历史性个人”、国家成为“世界历史性国家”的背景下已经束缚和阻碍了全球生产力的均衡发展，各国际行为体之间只有实现互补性发展才能够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作为一种整体性的全球观和世界观，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更强调全球发展的包容性、均衡性与整体性，从人类整体利益出发消除各治理主体之间的意识形态隔阂，“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自身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以整体性思维代替西方个体本位思维，以对话化解国际纷争，以多边主义取代单边主义，以多向度治理取代“单向度霸权治理”，以互利共赢促进世界和谐发展，这是新兴发展中国家以及人作为“类”存在物的整体积极推动资本逻辑主导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出发点和归宿。
(二）纵深变革与全面治理：补齐全球治理短板
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是一种整体性的社会实践，然而在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中建构的全球治理体系却形成了个体本位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其强调脱离共同体的个体利益和脱离世界历史的民族国家利益，直接导致了一种矛盾性结果，即在资本增殖逻辑中世界市场各主体之间的发展差距持续加大与各主体之间的联系空前加强，两极分化加剧但却彼此相互依赖。全球化内含生产力的全球化与人类交往联系的全球化，资本主义全球治理危机本质上是作为全球治理手段的食利资本在全球化进程中的获利空间不断被压缩的发展性危机，因此，在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中所形成的全球治理必定是一种“单向度”的、失衡的、畸形的全球治理.除治理主体单一外，治理内容在深度和广度上也明显不足。究其根本原因，在于资本逻辑主导的市民社会的等级结构与个体本位主义加剧了全球生产力发展的失衡以及社会资源的不公平分配，进而引发经济贸易摩擦、政治文化冲突、生态环境恶化等逆全球化、反全球化问题。超越资本主义全球治理体系必须以整体性理念为依据，在哲学立场上必须突破“市民社会”的束缚，立足于作为“类”存在的人的整体性。中国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等发展理念为核心，能够进一步推动“实现各国经济社会协同进步，解决发展不平衡带来的问题，缩小发展差距，促进共同繁荣”。
面对资本主义时代形成的个体主义和本位主义国家观和权力观，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更强调以对话协商化解纷争和动乱，以合作共贏代替博弈冲突，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国与国之间只有发展的差异没有地位的不平等，坚持多边主义的国际发展观缓解甚至减少全球治理赤字要依靠多边主义的回归和多边合作的加强，也依靠现有国际组织的正确改革方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强调普遍安全的世界需要各国共同构建，要摒弃传统以扩张求安全和通过逃避风险求安全的片面个体安全观，通过加强国际合作共同应对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问题。后危机时代，经济全球化更需要以加强合作来共同化解全球经济风险，新兴发展中国家通过创新驱动成为全球经济复苏的主要动力。然而，部分西方国家却倒行逆施推行贸易保护主义等逆全球化政策，在全球化深人发展与第四次科技革命浪潮中强行将自己与世界隔离。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强调要总结历史经验，要通过协调与合作来构建一种超越狭隘国家利益观的新型利益观，进而“推动建设一个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贏的经济全球化”。世界因文明多样性而五彩缤纷，“文明没有高下、优劣之分，只有特色、地域之别”，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更强调尊重文明多样性.更提倡文明的平等性与包容性，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健康发展的内在动力。在生态领域，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强调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的生产，构建清洁美丽的世界，主张摒弃资本逻辑主导之下的以资源掠夺与输出生态危机来赢得短暂性发展的资本积累模式。只有全面深化改革全球治理体系，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补齐全球治理发展的短板，才能在全球化浪潮推动下积极利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成果，加强国际合作，维护国际秩序，实现人类社会长期稳定的发展。
(三）文明交流与共同价值：变革全球治理的价值基石
启蒙理性的个体主义和本位主义价值观指导资本个体脱离中世纪封建共同体，建立生产力发达社会交往密切的资本主义世界，这成为资本逻辑主导之下资本主义全球治理体系的价值基石。与此同时，获取利润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社会交往的重要纽带。资本主义全球化过程中形成的全球治理体系以资本为主要治理手段，资本的个体食利性和整体无组织的盲目性是造成资本主义全球治理危机的根源。在应对全球治理危机中个体主义又指导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政治、军事等手段进行危机转移，使得资本主义全球治理出现治理赤字，这在本质上是一种假借全球之名来维护自身国家安全的“统治”行为，而不是为了建立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协商共治的“治理”行为。
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最大的障碍是指导全球治理实践的价值观的变革。资产阶级凭借其自身强大的经济政治实力把榨取全球超额利润的特殊价值理念伪装成能够代表全人类利益的普世价值，从而进行市场经济输出和民主化改造。这种无视民族国家历史和现实发展模式的嫁接直接导致部分国家内乱和区域冲突频发，因此，变革全球治理体系的首要任务是变革资本主义全球治理的价值指导，即由资产阶级普世价值转向能够公正合理地代表人类整体利益的一种价值，即转向世界各民族优秀文明价值交集的最大公约数价值。习近平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中指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这一目标既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共同价值追求，也是各民族国家在部分领域能够达成共识和进行协商合作的价值基石。全球治理体制变革离不开价值理念的引领，共同价值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理念，是人类社会整体向前发展实现自身解放的观念指导。
当今时代的主题仍然是和平与发展，为应对人类整体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危机，意识形态的斗争正在被国家之间求和平谋发展的愿望和实践所取代，虽然在区域一体化和全球化不断推进的国际社会中，偶尔也会泛起逆全球化、反全球化的微波，但新兴经济体正在以积极的姿态推动全球经济的发展，中国“一带一路”更是在共同价值的引领下以实际行动为沿线国家提供共享发展的契机.国际格局整体朝着积极健康的方向发展。古今中外公平与正义的话题历来都是政治哲学的主题，也是善治的核心要义。资本主义全球治理体系的本质是资本逻辑的逐利性，内含有阶级性和殖民性，本质上违背公平与正义，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则是以人的“类”存在为前提的价值理念，是一种超阶级的正义的价值观。另外，在共同体视阈中处理个体与个体以及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相互关系时，民主与自由是变革全球治理体系的价值标杆。这里的民主与自由不具有阶级性，不是某个个体或某个阶级的民主与自由，而是共同体内部各个体之间的民主与自由。
(四）共商共建共享共御：变革全球治理的现实指向
资本主义全球治理体系之所以问题不断危机频发，其主要原因在于“由跨国资本主导的特定全球化形式表现为一种4单向度的全球化’，即发达国家单方面主导、渗透和支配不发达国家的全球化模式”，也即新自由主义资本积累方式促使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达到极限，以及当今时代处于一个新旧力量更替的时代，各种价值观念、利益因素和安全危机交织在一起，相互形塑相互冲突。因此，破解全球治理难题应对全球治理危机需要建构一个既能容纳不同国际行为体的发展差异又能够提升全球整体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理念来变革全球治理体系。在历史发展的十字路口，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仅是对资本主义全球治理弊病的理论反思和实践批判，而且更是立足于历史、时代和人类整体发展的高度对人“类”存在的哲学思考和现实建构。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与践行既是全球化深人发展的内在要求，更是立足于人作为“类”存在的社会实践和社会交往，实现跨越社会意识形态的互利共贏的思想理论引导。所以，为实现“人”的解放与发展，共商共建共享共御是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平、更加合理、更加高效变革发展的现实指导。在全球经济治理领域，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主张摒弃零和博弈的冷战思维，支持多边主义合作共贏来应对全球经济问题，积极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改革进程，成立新的国际金融机构来对现有的金融机构进行补充，以整体性思维呼吁国际社会共同化解全球经济风险。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国组织成立了丝路基金、亚投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等，为新兴国家能够更好地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提供了金融领域的支持。同时，我们先后举办了APEC峰会、G20杭州峰会、“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厦门金砖国家峰会、上合组织青岛峰会等多场外交活动，来共商全球经济发展。在全球安全治理方面，中国坚持与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积极参与国际维和行动、国际救援行动、维护全球核安全行动，“中国将加人新的联合国维和能力待命机制，决定为此率先组建常备成建制维和警队，并建设8000人规模的维和待命部队”。在全球互联网安全领域，中国提出“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共同净化网络生态，维护全球网络安全。在全球环境治理方面，我们进一步深化改革国内经济发展模式，积极推动国内企业低碳转型，以“绿色”理念引领国内经济发展。在国际可持续发展方面，中国设立“南南合作援助基金”、继续增加对最不发达国家的投资、免除部分落后国家到期未还的政府间无息贷款、设立国际发展知识中心、探讨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积极参与全球气候变化国际合作、践行《巴黎协定》。
总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作为一种整体性发展战略思维，不仅是破解全球治理危机、应对全球治理挑战的方法论指导，而且更是变革全球治理体系的现实需要。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不仅需要传统民族国家行为体的参与，而且需要非国家行为体的参与；不仅需要实现经济全球治理，而且需要补齐全球治理短板，实现全球全面治理；不仅需要扬弃带有阶级性的普世价值观，而且需要构建基于人类文明交集的共同价值观；不仅需要共商共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而且需要共享全球化成果与共御全球性危机，所有这些都是由资本逻辑运行的内在局限和全球治理困境的现实需要所决定的。
四、结语
资本作为资本主义全球治理的工具，在全球化深人推进的进程中，不仅难以找到使自身增殖的空间，而且由于资本的内生性缺陷导致全球治理效能低下且矛盾频发，许多民族国家内部的生存和发展矛盾升级为区域性和全球性矛盾，许多传统安全问题升级为非传统安全问题，传统个体的危机升级为共同体必须应对的危机。在应对全球性经济危机、安全威胁及生态危机等方面，资本再次表现出其趋利避害的野蛮属性，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通过一系列保护主义性质的“退群”行为掀起“逆全球化”浪潮，企图退回封闭状态来躲避全球性生存与发展危机。约翰•柯顿指出：“全球治理的中心从一个威斯特伐利亚主权国家体系转换成一个新的拥有共同的脆弱性以及共同责任性的全球社会。”这一转换客观上提出了变革资本逻辑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的要求。随着第四次科技革命的兴起，人类社会生产力迅猛发展，社会交往和联系更加密切，作为“类”存在的人逐渐向自身复归，成为整体性的“世界历史性个人”，而资本逻辑主导的全球治理本质上则是一种基于个人主义的治理范式。它过分强调个体的存在是导致客观存在的共同体危机频发的主要原因，因此，变革资本主义全球治理体系需要一种基于“类”存在的整体性价值理念来指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基于对资本内生性缺陷的反思和对资本主义全球治理主体、治理内容、治理价值和治理目的的一种批判性建构，是对资本逻辑的超越。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来推进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更加强调全球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治理内容的全面性、治理价值的正义性、治理目的的共享性。这不仅仅是为了能够突破西方话语霸权，更是为了应对全球治理危机，建构与现行国际格局相匹配的权责相当的全球治理体系，使人类作为整体性存在能够在共同体中获得真正的自由与解放。
【文章来源：《河南大学学报》201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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