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核心概念和顶层设计。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内学术界围绕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资源、基本内涵、价值意蕴、实践方案等若干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深入地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学术成果。展望未来，研究人类命运共同体迫切需要从概念界定、学理深度、研究广度、研究方法等方面进行改进和创新，不断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迈上新台阶。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洞察世界历史发展进程和人类社会前途命运，创造性地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外交理念，科学回答了“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怎样建设这个世界”，“我们从哪里来，现在再哪里，将到哪里去”等时代课题，不断为21世纪的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之一，由此全面引发了国内学术界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注和探讨。加强对学术界已有研究成果的梳理，无疑有助于拓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深化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的发展空间，明确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未来研究方向。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资源
马克思强调：“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方略决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建立在“巨人肩膀上”的产物，是对人类哲学智慧和思想精华的传承和创新的结果。通观学术界已有研究成果，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资源主要包括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世界历史理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西方政治哲学理念等。
1.人类命运共同体源于对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内容，马克思共同体思想是马克思考察人类历史、思考人类命运、阐释人类社会发展的经典范式，主要包括人的依赖关系时期的“自然形成的共同体”、物的依赖关系时期的“虚假的共同体”、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真正的共同体”三种类型。刘同舫指出，在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共同体”范畴在时空上的演进形态是从 “自然形成的共同体”经由 “虚假的共同体”走向 “真正的共同体”。在这一历史延展过程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走向 “真正的共同体”的世界历史性阶段，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逻辑的全新世界图景构想，为世界秩序的构成方式注入了一种新的实践观念。 王公龙等论者强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可以追溯到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它蕴含着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理论逻辑，提出了接续马克思“真正的共同体”理想的美好蓝图和现实方案，从而实现了对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创造性发展。殷文贵、张永红也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习近平总书记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产物，始于“自然形成的共同体”，超越“虚假的共同体”，与“真正的共同体”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2.人类命运共同体源于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践行和超越。马克思恩格斯强调：“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 世界历史理论是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唯物史观分析国际政治经济关系而形成的一系列思想观点，是马克思恩格斯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内容。田鹏颖、张晋铭指出，世界历史是生产关系、交往方式、基本历史、文明交流、生态环境的辩证统一，它为我们提供了审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眼光，启示我们在分析经济、安全、社会、文明、生态时必须把中国借鉴现代文明成果进行现代化建设自觉融入到世界历史进程的总体背景中去，以此透视中国人民对于努力构建全世界和谐美好发展道路的历史自觉。 曹绿认为，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探究了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发展进程，揭示出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从理论和实践两个维度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石和深厚的实践土壤。 郗戈强调，《共产党宣言》中的世界历史理论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在历史和逻辑两个层面上都具有深刻统一性。从社会发展史来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历史发展到当今阶段的客观要求。而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来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对马克思和恩格斯世界历史理论的继承与发展。
3.人类命运共同体源于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出场提供了丰厚的文化滋养。王帆、凌胜利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根植于传承千百年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其表达出的天下情怀，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协和万邦”与“世界大同”以及儒家思想“天下观”追求兼济天下的王道思想的当代体现。 陈岳、蒲俜表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根植于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之中，传承了中国几千年来的天下情怀，蕴含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协和万邦”“天下大同”的政治理念。 江时学强调，中国文化的核心内容就是“和合”，“和合”文化蕴含了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向善的道德观、道义至上的价值观，这些都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得以生存和发展的思想基础。 张立文则指出，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丰厚的“万国咸宁”的天下情怀，有强烈的“天下和平”的愿景意识，有致远的“和合天下”的精神追求，有深层的“天地万物本吾一体”的意识自觉。这些文化精髓和文化精华，是中华民族标识的国家之本、民族之魂，为世界向何处去提供了有益借鉴，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合天下价值理想新纪元创造新生面。
4.人类命运共同体源于对西方政治哲学理念的批判吸收和积极借鉴。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对一切有益的知识体系和研究方法，我们都要研究借鉴，不能采取不加分析、一概排斥的态度。” 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吸收和借鉴了西方文明的有益成分。张战等论者指出，不论是古希腊、罗马思想家关于“城邦共同体”的思想，中世纪的“宗教共同体”思想，还是但丁的“世界主义”思想，霍布斯、洛克、卢梭的“契约共同体”思想，康德的“普遍历史观念”视域下的“人类共同体”，黑格尔的“伦理共同体”思想，抑或汤因比关于“中国文明将统一全球”的预言、凯尔森的国际治理观等主张和判断，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内含着关于平等、法治、人本等合理的元素，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参照和借鉴。 王帆、凌胜利表示，开放包容是中国传统“和”文化的体现，今日的中国也在积极吸纳世界文明的精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来自于中国对全世界精华的吸取和借鉴，它是当今世界多元文明共鉴的产物。 王岩、殷文贵也认为，古代、近代和现当代的西方政治哲学思潮中的城邦政治思想、“永久和平论”、“世界精神”、“世界主义”等国际主义理念在一定程度上都构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生成逻辑。
当然，除了上述四种思想资源外，也有论者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对新中国外交实践和经验的传承与升华，深深扎根于历代党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和平外交思想。它既包括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求同存异”方针、“三个世界”战略构想，也包括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作出的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判断、提出的建立国际新秩序主张，还包括以江泽民为代表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倡导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主张、新安全观、世界文明多样性理念，以及以胡锦涛为代表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构建“和谐世界”主张。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内涵
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一种引领时代潮流和人类文明进步的新型外交方略，内涵丰富、意蕴深刻。2017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中明确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顾名思义，就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应该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努力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 然而，综观已有研究成果可以发现，国内学术界尚未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内涵达成共识，不同论者有不同解读和阐释，主要包括“一元三分说”、“三位一体说”、“五位一体说”、“多位一体说”等四种范式。
1.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元三分说”。“一元三分说”主要是从关键词的角度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进行解读，即“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三者的集中体现。王义桅认为，“人类”是中国传统人本主义思想和天下观的时代升华，它超越国家、民族的分野，充分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观、系统论，以及民本思想和天下情怀；“命运”是以中华国运带动人类命运，树立了超越意识形态、价值观的整体身份和未来认同，体现了中国世俗文明的时代魅力和天下担当；“共同体”追求人类共同体的大同，实现全球化时代的天下一家梦想，超越地区一体化和全球化的矛盾，是对近代以来中心-边缘全球化体系的超越，实现一体化地理、政治、文化的合一。 欧阳康强调，所谓“人类”，是相对于国家、民族而言的，包括今天看到的各种种族、宗教等等；所谓“命运”，讲的是一种真正的生存状态，它既是一种逻辑的状态，又是一种感性的状态；所谓“共同体”，既可以是一种自然描述，也可以是一种感情沟通、合作共赢的组织。 而胡键则指出，“人类”这个概念所包含的是新型国际关系的价值内涵，即人类是一个整体，是基于共同价值之上的整体；“命运”这个概念所指的是新型国际关系发展变化的趋向，是以时间为函数的人类社会发展过程；“共同体”这个概念所指的是新型国际关系的物理性载体，是以空间为函数的国际社会发展状态。
2.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三位一体说”。“三位一体说”即是把“人类命运共同体”分为“利益共同体”、“价值共同体”、“责任共同体”三种形式。谢文娟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首先是“利益共同体”，其次是“责任共同体”，再次是“价值共同体”。这三个层次在内涵上呈阶梯状上升趋势，表现出阶段性发展的特征。 胡鞍钢、李萍表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随着中国外交实践的丰富而不断深化和凝练，涵盖利益共同体、价值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三个层面，强调在谋求本国发展的同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 张永红、殷文贵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包含利益共同体、价值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三个层次的基本内涵。其中，利益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石，价值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导向，责任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保障。 许利平等论者也表示，“命运共同体”首先是利益共同体，这包括经济共同体、安全共同体、社会文化共同体等；其次是一种新的价值理念，体现为试图构建价值共同体的诉求；再次是一种责任共同体，包含着明显的“责任”意识。
3.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五位一体说”。“五位一体说”主要是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论述，从政治、安全、经济、文化、生态五个领域对人类命运共同体进行系统阐释。石云霞等论者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科学内涵就是“五位一体”总布局：即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 周俊武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涵盖了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生态等多个领域，是对政治共同体、经济共同体、安全共同体、社会共同体、文化共同体等的进一步概括和升华。 王义桅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历史维度、现实维度、未来维度三大维度，其中现实维度包括五个层面的内涵，即政治上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安全上坚持共建共享，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经济上坚持合作共赢，建设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文化上坚持交流互鉴，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环境上坚持绿色低碳，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
4.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多种类型说”。人类命运共同体内涵丰富、思想深邃、系统完整，不同论者对其基本内涵的界定也各不相同。有论者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国内命运共同体和国际命运共同体交互作用的结果，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首先必须建设好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这个国内命运共同体，然后要处理好周边命运共同体、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海洋命运共同体等重点领域的国际命运共同体。也有论者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政治共同体、经济共同体、安全共同体、价值共同体、文化共同体、生态共同体、民生共同体、政党共同体、制度共同体等各要素的有机构成。还有论者表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区域命运共同体的总和，它包括亚洲命运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非洲命运共同体、中非命运共同体、中阿命运共同体、中拉命运共同体、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等。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意蕴
自从习近平总书记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公开阐述人类命运共同体以来，人类命运共同体就引起了海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探讨。为何学术界如此重视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何党的十九大报告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被多次写入联合相关文件？毫无疑问，这在很大程度上缘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内含独特的思想魅力和丰厚的价值意蕴。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引领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鲜明旗帜。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积极推进外交理论与实践创新发展，初步形成了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主要内容的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基本框架。为此，外交部长王毅明确表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一种新型国际关系理念，侧重回答中国主张构建一种什么样的国家关系，进一步回答了中国追求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具有更加丰富的政治、经济、安全、文明、生态等思想内涵。这个重要理念一经提出，就引起了国际社会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普遍肯定和欢迎，正在成为中国外交在国际舞台上的又一面重要旗帜。 而陈岳、蒲俜则指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外交理论创新的核心成果，是对人类文明进程和发展前景深入思考和判断的产物。它延续中国外交政策一贯的基本原则，将中国的自身繁荣强盛与世界的和平发展联系起来，占据了时代发展和人类道义的制高点，全面提升了中国外交思想的目标定位，已经成为引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一面旗帜。
2.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伟大创新。批判性和前瞻性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征，也是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代表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内在要求。刘同舫强调，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视野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秉持着对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批判性立场，这种批判性不仅针对当代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而且针对当代的智识精神景观，是对21世纪历史唯物主义发展的原创性贡献，必将成为全球化时代的一种“建构性世界观”。 而在张战等论者看来，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等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单纯从实力地位出发，坚持丛林法则，抛出狭隘的利益观、强买强卖的合作观、机械的交往观，把持国际话语权，混淆民众视听，误导着国际社会。 虽然建构主义强调社会共有观念的重要意义，理论上也阐释了国家间达成合作的可能，但建构主义对国家如何互动，如何建构共有观念并没有找到切实可行办法。因为建构主义“强调的是对外政策决策者的行为选择，因此也就更加强调他们的道义责任” 。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仅秉持国家主权平等、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原则，摒弃了抽象的人性论和狭隘的利益观，而且强调观念的能动作用，着眼于行为的最大公约数，坚持构建走向团结合作的集体身份，有利于把世界各国真正纳入建立国际共同体的进程，无疑是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和超越。
3.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了动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 王帆、凌胜利指出，中国梦不仅是中国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梦，也是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梦，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是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 江时学认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梦，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梦”。中国梦的实现必然会有力地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世界梦”同样能为中国梦的实现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张永红、殷文贵表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蕴含的平等互信的权力观、合作共赢的利益观、包容互鉴的文明观等价值意蕴，有助于清晰地向世界尤其是中国周边国家传递中国和平发展的外交理念，塑造和维护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进而把中国置于一种相对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中，为中国的繁荣发展与迅速崛起营造健康有利的外部环境，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创造有利条件。
4.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全球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当今世界，虽然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但是世界仍然很不安宁，全球性问题十分突出：世界经济增长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全球贫富差距日益悬殊，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新干涉主义不断抬头，全球恐怖主义甚嚣尘上，中东北非国家动荡不安，全球生态坏境问题堪忧，能源资源安全、网络安全、粮食安全让世人忧心忡忡，等等。为了应对这些复杂的全球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智慧和重要方略。2017年初，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了《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时明确表示，为了适应新时代的变化，处理全球挑战的中国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 张历历则指出，在全球化发展遭遇逆流干扰、地区合作退步、国家民粹主义抬头等巨大挑战面前，习近平主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和全球治理联系在一起，对现行世界的实践有重大指导意义。 马俊峰、马乔恩也强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为解决全球问题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其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正确认识了人类面临的全球性问题；二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全球性问题的正确评价；三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全球性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可行的路径。
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方案
作为一种关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时代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超越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种族、国界之间的分歧与冲突，追求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人类共同价值，
是对西方中心主义、国家中心主义、地区中心主义的扬弃和发展，蕴含着鲜明的集体主义情怀和世界担当精神，具有光辉灿烂的发展前景。在全球问题日益突出的时代背景下，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一步引领各国人民朝着和平、安全、繁荣、包容、美丽的方向前行，显得尤为紧迫和必要。
1.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五位一体”总体方案。2015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70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讲话中明确指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要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 这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五位一体”总布局和总路径，也是当前学术界阐释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路径的主要思想指南。在此背景下，以何毅亭为代表的论者纷纷指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做到“五个坚持”，即必须坚持各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这是“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政治新道路；必须坚持合作共赢、共同发展，这是“大河有水小河满，小河有水大河满”的经济新前景；必须坚持实现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这是“命运与共、唇齿相依”的安全新局面；必须坚持不同文明兼容并蓄、交流互鉴，这是“并育而不相害”的文明新气象；必须坚持绿色低碳，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这是“绿色、低碳、循坏、可持续”的生产生活新方式。
2.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支撑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西文化的耦合，是人类文明能够得到永续发展的重要发展方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人类文化的交流和融合，需要中华优秀文化的传播和滋养。张战等论者认为，推动世界文明交流是国际社会的共同责任，中华文化具有“延续性、凝聚力、包容性”，“持中贵和、崇尚中庸、追求和谐”，“礼法并用”等显著特征，要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和合文化走向世界，这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动力。 叶小文强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来自于人类“新文明复兴”和“新人文主义”发展的文化支撑，这种文化支撑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出时代最强音的基础。 石云霞指出，文明是人类活动的积极成果，是社会进步的结晶和标志。只有树立正确的文明观，坚持人类共同进步的价值导向，才能真正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问题的本质和灵魂。 马俊峰、马乔恩也表示，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要深入了解各国的历史文化，挖掘各国在追求和平、发展、公平、正义、美好生活方面的精神基因，结合时代问题加以阐发解读，从而引起各国的文化共鸣，赢得各国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文化认同。
3.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带一路”实践方案。“一带一路”倡议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中国为世界提供的一项充满东方智慧的国际方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强调，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就是要实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这就表明，“一带一路”倡议是实践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重大举措。在此基础上，中共中央宣传部明确表示，“一带一路”倡议为全球发展合作提供了创新思路，为破解人类发展难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体现了中国将自身发展同世界发展相统一的全球视野、世界胸怀和大国担当，堪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平台。王公龙等论者则指出，“一带一路”倡议是实践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重大举措，是通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桥梁和纽带，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也赋予了“一带一路”倡议高度的历史使命感。王帆、凌胜利也表示，如果说人类命运共同体代表了世界梦，那么“一带一路”倡议就是联通中国梦与世界梦的重要抓手，对于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现具有重要作用。
4.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治理方案。21世纪以来，面对日益严峻的全球性问题，主权国家的应对能力显然不足。秉持和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前提，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关键路径。田鹏颖、武雯婧指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内容和途径，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最高目标是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要善于通过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减少全球发展的不平等、不平衡现象，从而使世界各国人民能够共享经济增长带来的利益，通过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总体格局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刘建飞强调，随着世界格局的变化，全球治理体系的主体也该发生相应的变化。但现实情况是，西方大国不愿意给予日益崛起的新兴国家应有的位置，因此当前的国际秩序仍然由少数西方国家主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要积极推动全球政治经济秩序的变革，不断促进全球治理体系的革新，使新兴国家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主体。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随着国际力量的此消彼长和全球性挑战日益增多，加强全球治理和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乃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我们要抓住机遇、顺势而为，推动国际秩序朝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为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作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五、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的未来展望
综上所述，近年来学术界围绕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资源、基本内涵、价值意蕴、实践方案等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深入地研究，可谓成果丰硕、成绩显著。当然，我们必须清楚，由于习近平总书记尚在履职过程中，他提出的包括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内的外交思想正在演化、发展之中，还算不上一种成熟、定型的思想理念，因此，当前内学术界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研究尚有很大改进和优化空间。梳理和总结已有研究成果，今后我们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研究要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推进和完善。
1.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界定有待进一步深化。对基本概念的界定是学术研究的前提和基础。当前，学术界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的界定可以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本无可厚非，但少数论者却对其存在误用甚至滥用的情况：要么把“人类命运共同体”仅仅视为“价值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安全共同体”等，要么把“人类命运共同体”视为“共同价值”或“普世价值”，要么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同它的思想内涵和价值外延相混淆，更有甚者直接把“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同于“自由人联合体”或“真正的共同体”。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学术界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的误解和滥用，人们对其思想资源、基本内涵、价值意蕴、实践方案等也会造成比较模糊甚至错误的认知和评价。因此，我们有必要厘清和界定“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相关概念，把握好“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外延、层次、类别，进一步明确“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指向、理论旨趣、价值范畴。
2.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的学理深度有待进一步提升。新时代以来，学术界围绕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资源、科学内涵、价值意蕴、实践方案等若干问题开展了研究，取得了一系列丰硕的成果。但事实求是地说，这些研究成果的学理性并未随着成果数量的增加而得到提升，大部分研究成果更多的是从政治话语的角度来解读和评析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哲学阐述和论证显得相对单薄，以至于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性、根本性问题还没有说清楚、讲明白。人类命运共同体本质上是一个价值论问题，但价值论问题并不意味着只能在价值论意义上说明和解决问题。只有立足本体论、认识论的视角，从政治哲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高度深入剖析和论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基础、动力支撑、价值诉求、科学维度，才能更好地揭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性与学理性、理论性与实践性、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人类命运共同体才能彻底、才能说服人、才能掌握更多群众。
3.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研究广度有待进一步拓展。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范围极为宽广、思想极为深奥的概念，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各个领域，涉及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多个方面。尽管当前学术界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研究视域不断扩展，但这些研究可以说还处于起步阶段，仍然存在不小的挖掘和拓展空间。况且，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教条，而是一种不断发展、深化、丰富的思想。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日益增强和海内外环境的不断变化，人类命运共同体必将拥有更加丰富的内涵与外延。就目前而言，我们要善于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马克思、罗尔斯等西方思想家的理论中汲取思想精华，发掘人类命运共同体得以形成和发展的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要善于吸收和借鉴西方国家建设共同体的实践经验，学习欧共体、拉共同、加勒比共同体、东盟共同体等共同体的先进理念、管理方法、运作模式等；要善于研究世界人权保障问题、新疆域（包括网络、电磁、太空、深海、极地、生物等）问题，进一步拓宽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研究视域和广度。
4.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研究方法有待进一步创新。全面、系统、深入地研究人类命运共同体，离不开多维、综合、科学的研究方法。首先，要善于采用学科交叉法研究人类命运共同体。相较于其他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学科界限相对模糊，我们对其研究不能仅仅局限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哲学、政治学等少数学科，要积极将人类命运共同体进一步延伸和拓展至哲学、民族学、宗教学、伦理学、政治经济学、国际法学、新闻学和传播学等多个学科领域，以期创造出更多富有新意和特色的研究成果。其次，要善于采用比较分析法研究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需要在实践中进行检验，也需要在比较中加以把握。不论从时间上还是空间上审视，国际政治发展史上都有一些概念或思想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存在关联，比如自由人联合体、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谐世界、新型国际关系、普世价值等。借助比较分析法，有助于我们从共性与个性、历史与现实、民族与世界等视角去理解和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同其他思想理念的辩证统一关系，以此更好地揭示和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特质和科学属性。
六、结语
总体而言，国内学术界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研究由点到面、由浅入深、由表及里，进行了逐步系统和深入地研究，取得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当然，实事求是地说，当前国内学术界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研究不仅局限于思想资源、基本内涵、价值意蕴、实践方案等四个方面，还牵涉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背景、形成过程、历史定位、价值诉求、哲学底蕴、鲜明特征、现实困境等相关领域，但这些领域总体上可以说是本文所阐述的四大逻辑主线的拓展和延伸，因此不再对其详细赘述。相信在后续研究中，学术界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的广度与深度将会不断拓展和完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科学内涵和价值外延将会得到系统、全面、深入地阐发和揭示，人类命运共同体将会进一步彰显出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全球视野、世界胸怀和大国担当，引领国际社会朝着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发展方向阔步前进。
【文章来源：《社会科学动态》2019年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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