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时态视角考察人类步入“一体化”世界之后的共同体演进范式，是在时代变局中廓清人类共同体未来走向的重要逻辑理路。新航路开辟以来，倚靠生产方式的疯狂扩张、等级交往秩序的强制确立和“普世价值论”的霸道推广，资本逻辑打造出人类共同体的资本时代。之后东方世界的普遍觉醒与有力反抗，推动人类共同体进入新的两极对峙时代，资本逻辑的合法性在强力质疑中不断流散。冷战结束之后，人类共同体生发的“命运与共”趋势愈发强劲并持续至今。当代人类正身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面检审共同体演进机理进而扬弃资本逻辑，即从生产方式、国际秩序、价值共识等维度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人类共同体演进的21世纪面向。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各国人民前途所在。”《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也指出：“经过持续努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全面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引领时代潮流和人类前进方向的鲜明旗帜”。人类命运共同体，显然是“一体化”世界以来人类共同体的全新演进阶段。从历时态视角考察“一体化”世界以来人类共同体的历史演进，是在时代变局中进一步廓清人类共同体未来走向和坚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时代自信的重要逻辑理路。
一、人类共同体的资本时代：资本逻辑合法性的世界建构
自大航海时代以来，人类文明逐步由地域史转向世界史。自此，地球空间中以往相对分散、孤立发展的各地区首次被资本逻辑联结为人类共同体。为了稳固资本世界的统治格局，西方资本阶级通过血与火将资本逻辑以伪善的形式载入人类文明编年史，逐步完成资本逻辑合法性的世界确立。
（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世界疯狂扩张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资本逻辑展开的世界近代史进程中得到基本规定，它是以社会化的机器大生产为物质条件、以生产资料资本家所有为制度保障的社会经济制度。从比较文明的视野而言，相较于传统文明“资本的文明的胜利恰恰在于，资本发现并促使人的劳动代替死的物而成为财富的源泉”，资本主义合法性建构的生产力基础因此得以奠定。
人类文明演进既有延续性也不乏鲜明的阶段性，不同文明发展阶段的主导生产方式存在着较大差别。传统文明社会中，人类依次经历采摘狩猎为主的生产方式、刀耕火种式农业生产为主的生产方式、精耕细作式农业生产为主的生产方式。随着传统农业文明生产技艺日渐成熟而产生的“超过劳动者个人需要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是全部社会的基础，并且首先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在传统文明社会中，人类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往往通过扩大耕地面积、增加畜牧养殖数量等扩充“死的物”数量的手段实现，人的劳动主体性纵然得到一定程度发挥但还远不足承担起源源不断创造财富的历史重担。实现劳动解放，将传统社会中受到血缘、宗法、土地等束缚的大量劳动力和劳动创造性加以解放，历史性地成为资本主义先发地区的重要议题。
逐利既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追求也是其内在扩张动力。资本在早期积累过程中无所不用其极，刻意压低劳动报酬、肆意延长劳动时间等手段在早期资本主义工厂中经常被使用。为了在全球范围获取最大利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冲破了地理界限，“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天地”。机器动力的革命、航运技术的发展，在技术层面助力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布局与扩张，将资本剥削之手的触及范围顺势扩张到全世界。相较于传统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广泛采用造成了“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的生产力创造和累积效用。伴随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扩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相对优越性在世界范围内得以展现，其他后发地区在通往现代化的道路上均开始不同程度地模仿学习此种新的生产方式。
（二）资本主义等级交往秩序的世界强制确立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的成功扩张“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人类从此进入了联系与交往更加密切的“世界历史”时代，即人类社会步入“一体化”发展的历史时代。“一体化”的世界必然需要“一体化”的秩序，资本逻辑合法性的全球建构不仅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生产力基础，还需相应等级交往作为秩序支撑。
人类文明进入资本主义时段之前，各个民族、国家之间并非全然没有交往互动。但从交往内容而言主要是地域特色产品的互通，从交往形式而言主要局限在通商、传教等个别领域，从交往频率而言主要是低频和不持续的。在开辟新航路、发现新大陆与交通技术飞速进步所造成的全球交往大潮中，各个国家、全球民众之间建立起空前密切、领域广泛的交往关系，但就本质而言却是商品所有者之间的交往及其连带效应。凭借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基础性支持，资产阶级所拥有的财产拥有双重性质：一方面它是资产者个人通过剥削得来的社会财富，另一方面它还赋予资产者占有社会资源进而支配无产阶级的等级特权。由此资产阶级与普通民众之间的交往必定是不平等的等级关系，在民族国家内部建立的等级秩序必然伴随资本逻辑的全方位扩张被复制到国际关系领域。
以资本多寡为衡量标尺的等级交往秩序“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历史上曾给广大亚非拉殖民地国家带去深重灾难。以葡萄牙、西班牙、英国等为代表的早期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获得廉价劳动力并以此攫取高额利润，从非洲殖民地运送大量的黑人并将其贩卖到世界各地充当劳役奴役。此外，早期的资产阶级为了扩张自己的领土势力范围还血腥屠杀以印第安人为代表的殖民地原住民。先发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凭借自身的经济和武力优势，在世界范围内到处建立殖民地，霸权鼎盛时期的不列颠帝国在地球24个时区内均有殖民地，号称“日不落帝国”，其统治下的殖民地面积相当于本土面积的一百多倍，其统治下的殖民地人口相当于本国人口的九倍多。资本主义列强不仅疯狂掠夺其他国家大量的自然资源与社会财富，还依靠培植代言人的方式控制后发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马克思针砭时弊地指出“当我们把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人类社会的交往空间被先发资本主义国家强制打造成遵循资本等级逻辑的“中心—附庸”式运转体系。
（三）资本主义“普世价值论”的世界霸道推广
生产方式的扩张建构起资本主义全球合法性的物质基础，等级交往秩序的确立建构起资本主义全球合法性的秩序基础。意欲将资本主义全球合法性长久化，还需发挥资本主义价值理念在赢取国际认同方面的独特功用，因此西方资产阶级格外关注“普世价值论”的意识形态塑造与世界推广。
先进生产方式带给资本主义的不仅是生产力发展等外显优势，更有西方文明同其他文明交往中的内在文化和价值优越感。众所周知，爆发于西欧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具有无可否定的历史进步性，其所倡导的包括自由、理性、人权等在内的价值理念将矛头直接对准当时西方社会异常糜烂的教阶制度与等级森严的封建制度。相较于世界其他地区，西方较早地对封建文化进行了批判和反思，并建立起具有资本主义特色的价值观念系统。随着资本主义制度在西方各国的确立和稳定，自由等价值理念的社会批判和反思功能被褫夺转而沦为奉承资本主义制度合理性的纯粹意识形态话语工具。西方文明向外扩张的过程中意欲建立起巩固自身利益格局的统治秩序，自然会运用向全球推广“普世价值论”的意识形态手段。
为了达成蛊惑世界其他地区民众的目的，西方资产阶级将“普世价值论”描述成人类共同利益的代表。之所以如此，深层原因有二：其一，“普世价值论”将西方描述成人人向往的伊甸园，将西方资产阶级定义的价值描绘成世界上最先进的价值理念，其内在逻辑是世界上其他地区都应以“普世价值”为向导才能在现代化发展格局中占据一席之地；其二，“普世价值论”将西方特殊的政治经济制度等夸大为适合全球各个国家的发展体制，其所极力推荐的不仅是包含特定内容的价值理念更是西方政治经济体制，内在逻辑则是世界上其他地区都应采用西方政治经济体制才具备合法性与正当性。假借“普世价值论”之名，西方不仅掌握着价值观念的话语定义权，还掌握着价值观念是否先进的价值评判权。如此一来，西方可以随心所欲地对全球事务进行干预以达到剥夺发国家发展自主权的目的。可见“普世价值论”反映的是西方资产阶级主导的价值关系，其最终维护的也不外是西方资产阶级的利益关系，所谓的“普世”只是带有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虚假性的噱头，其维护的并非全人类的普遍利益，而只是极少数西方资产阶级的利益特权。
二、人类共同体的两极对峙时代：资本逻辑合法性的历史流散
在资本主义的裹挟下，东方世界虽然被纳入人类共同体却丧失掉宝贵的发展自主权，因此东方世界只能沦落为世界历史舞台上的配角。科学社会主义的划时代出场，推动处于压迫地位的东方世界的普遍觉醒，从此东方世界通过民族革命等形式有力反抗西方资产阶级主导的全球不公正秩序，资本逻辑的合法性开始出现历史流散，人类共同体自此进入两极对峙的演进阶段。
（一）人类社会历史观以超越市民社会历史观的方式出场
资本主义是以市民社会作为统治基础的历史时段，因此市民社会成为资产阶级思想家们分析历史走向时所钟爱的概念。与马克思、恩格斯同时代的“国民经济学家”认为市民社会是人类文明中的永恒社会形态，他们不遗余力地宣扬市民社会是人类文明进化的最终样板、代表着人类共同体演进的终极规律。
作为政治解放所取得的历史进步性成果，“真正的市民社会只是随同资产阶级发展起来的”。在市民社会的存续期间，资本逻辑内嵌于其运转的全过程，马克思曾毫不讳言地指出“实际需要、利己主义是市民社会的原则”。将私利至上、个人至上的资本逻辑奉为圭臬，市民社会所导致的共同体运行状态必然是“人作为私人进行活动，把他人看做工具，把自己也降为工具，并成为异己力量的玩物”。可见市民社会的异化程度并不会随着历史车轮的前行而减弱，所谓的“最终样板”“终极规律”仅仅是资产阶级学者为了解释现实的美化说辞而已。当共同体因内部异化矛盾日渐严重而最终难以为继时，迈向更高层级的共同体成为解决市民社会个人过度原子化、群体发展严重扭曲等问题的现实需要。
走出异化共同体状态的实践需要、超越市民社会私利逻辑的理论需要，呼唤着全新的世界历史观的出场。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市民社会虽然发现了隐藏在社会劳动中的巨大生产力潜能，但始终无法解决生产关系与其社会化生产力的匹配问题，即市民社会始终无法化解少数资产阶级剥削多数劳动者的悖论，因为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是以劳动者的被剥夺为前提的”。超越于市民社会的立场，“人类社会”以达至消除阶级对立的真正共同体为理论旨向，其可以为化解个体与共同体、特殊利益与普遍利益之间的矛盾提供全新的理论立场及实践方案。
（二）科学社会主义指导下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创性胜利
在西欧的先发资本主义国家，生产资料私有制不断加剧着社会内部的分裂程度，“一方面是一小撮路特希尔德们和万德比尔特们，他们是全部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所有者，另一方面是广大的雇佣工人，他们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之外一无所有。”在资本主义大工业较为发达的里昂、伦敦、西里西亚等地区，工人通过组织抗议运动的形式表达利益诉求。1848年《共产党宣言》发表之后，底层劳动民众的反抗斗争有了科学的行动指南，“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成为彼时的社会最强音。然而此起彼伏的共产主义运动面临的是西欧资产阶级和封建残余势力的联合围剿，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西欧屡次失利特别是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失败的刺激下，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者们开始思考在东方世界开展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发动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
19世纪70年代中后期，马克思逐渐开始关注东方社会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他还特别注意到长期存在于俄国内部的农业公社生产方式。在同俄国《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以及查苏利奇的通信过程中，马克思表述了他关于俄国这一典型的东方国家如何开展社会主义革命的相关思想。俄国是否要像西欧各国一样先建立起资本主义制度再体验资本主义矛盾带来的历史痛楚，然后才能进入社会主义阶段？马克思认为，比市民社会存在时间更长、更具有原始性质的俄国农业公社“和控制着世界市场的西方生产同时存在，使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用到公社中来。”在1882年版的《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序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更加明确地提出：“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
以普列汉诺夫为代表的思想家们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相关思想基础上推动了科学社会主义在俄国的传播，列宁更是直接继承并发扬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东方社会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理论构想，通过《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供给社会民主党人？》《进一步，退两步》《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等文针对性地驳斥了干扰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相关言论，指出社会主义“将首先在一个或者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而其余的国家在一段时间内将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或资产阶级以前的国家。”当人类文明行进到20世纪初之时，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步入帝国主义阶段，国际经济政治之间发展的不平衡突出表现为资本主义列强们在殖民地划分、世界秩序建构方面存在不可调和的激烈冲突。因参与帝国主义之间分赃矛盾所引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而损失惨重的俄国统治者，将战争损失转嫁给本国底层民众的做法彻底激起了俄国无产阶级强烈的反抗与斗争。至此，俄国已经具备了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基础，加上列宁和布尔什维克政党的正确组织领导，俄国最终夺取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并首次在东方世界建立起社会主义政权。
（三）俄国社会主义革命胜利所引发的东方民族集体反抗效应
立基于市民社会的旧唯物主义，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提供着元理论支撑，但制度的内在局限使得资本主义愈发展其治下的民众就会“越来越受到对他们来说是异己的力量的支配”。作为正确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体系，科学社会主义致力于消解人类的异化状态。从社会制度层面而言，人类解放目标的实现首先要建立起超越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制度。正是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取得胜利，社会主义从理论变为现实，打破了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世界格局”。十月革命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继续开展有着重大的意义，影响并推动了东方世界中其他民族的社会主义革命发展进程。毛泽东曾强调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此后，由十月革命所引发的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民族集体反抗的时代来临。
众所周知，世界历史由资本主义所开辟，因此它在相当的时间内也必然为资本逻辑所把控。在此阶段，被动卷入世界历史浪潮的东方各民族只能充当历史配角且在现实中沦为发展附庸，中国、印度等古文明大国在此阶段皆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反抗与压迫总是相伴相随，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之时，西方世界的剥削统治与东方民族的觉醒反抗已经成为当时世界的基本矛盾。正如列宁所言：“帝国主义的特点，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就是现在全世界已经划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为数众多的被压迫民族，另一部分是少数几个拥有巨量财富和强大军事实力的压迫民族。”相对于西方来说，东方世界不仅地域广袤而且人口也更加众多，根据列宁的大致估算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被压迫民族人口大约占到世界人口总数的70%。
西方世界的霸道压迫必然引发东方各民族奋起反抗的历史结果，所以俄国社会主义革命一经胜利便显现出其推动世界进步的加速效应。1920年6月，列宁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开幕前发表了《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专门阐述了东方受压迫国家的民族解放问题。到1920年9月，东方各民族便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来自中国、印度、朝鲜、伊朗、土耳其等37个民族的1891名代表参加了会议，与会各方发表了《告东方各民族书》和《告欧洲、美洲和日本劳动者书》，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东方达到新的高潮。经过东方各民族长时期的集体反抗斗争，加上帝国主义的力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到进一步削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形势在二战后出现重大变化，特别是东欧各国，中国、朝鲜、越南等东亚国家纷纷在此历史进程中建立起社会主义政权，进一步增强了东方世界反抗西方压迫的力量。在人类共同体的两极对峙阶段，苏联曾试图解构资本逻辑的合法性并建立起广泛的社会主义国际认同，但这种努力最终由于其发展模式僵化、外部意识形态渗透等因素而以失败告终。
三、人类共同体的21世纪面向：在超越资本逻辑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冷战结束后，经历过资本统摄与两极对峙的人类共同体，在演进过程中生发出命运与共的历史新趋势并持续至今。当今世界，利益共生、风险共担和交往世界性在诸多领域已成为客观现实，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推动世界各国进入命运与共的共同体时代。因此，当代人类亟需在全面检审人类共同体演进机理的基础上确证全新的人类共同体范式，即在超越资本逻辑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打造包容型经济全球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产方式维度
在疯狂逐利目标的刺激下，资本逻辑打破国家间的物理边界，推动经济交往行为从民族国家走向区域并最终迈向全球，人类经济交往的样态由此进入全球化时代。经济全球化便利了资源在世界范围内的配置，有效提高了人类分工、协作的工作效率。从人类文明的总体演进趋向而言，经济全球化较封闭或半封闭式的经济模式具有无可争辩的历史进步意义。然而地理大发现至今，经济全球化总伴随贫富差距、经济危机等悬而未决的世界困境。究其原因，不外乎资本在宰制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过程中将自身逻辑注入其中。走出旧式经济全球化的窠臼，必须规制和超越旧式经济全球化的资本至上逻辑，打造包容式的新型经济全球化。
打造包容型经济全球化首先是对全球化内在已有进步逻辑的继续高扬。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类共同体持续演进的基本动力，是人类在满足社会性需要的进程中改造自然所形成的实践能力。经济全球化以资金、技术、人才在全球范围内的有序流动与文明化的规则制度为基础，本质上是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配置，是推动全球生产力发展的有效手段。去全球化、逆全球化的思维没有将全球化的内在进步逻辑与资本所导致的全球化困境进行科学区分，只能得出因噎废食极端结论。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交织影响期间，大多数国家采取物理阻断的方式切断病毒传播路径，一定程度为去全球化声音的喧嚣提供了场域。为此，我们一方面需要继续高扬经济全球化的内在进步逻辑，另一方面需要以去全球化思潮的出现为契机加快改革现有经济全球化机制的不合理之处。包容既是中国提倡的新型经济全球化理念，也是中国正在实践的新型全球化方案。“一带一路”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是构建包容型经济全球化的中国方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的“一带一路”项目是具体的合作倡议与实体建设，其在注重生产力增长的同时更加关注发展包容性。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实施，打造包容型经济全球化的中国方案必将得到更加广泛的国际认同。
打造包容型经济全球化还意味着在现有基础上推动经济全球化体制逐步完善。经济的“全球”化，从发展主体而言应该是各个主权国家平等参与的经济发展状态，即“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平等成员，理应平等参与决策、享受权利、履行义务”。但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现实中，部分区域性经济组织具有鲜明的排他性，一些不发达国家长期被排除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之外。此外，从受益主体而言经济的“全球”化还应是全人类作为受益主体的全球化。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资产阶级与劳动阶级的收入差距进一步加大；在现有世界的发展格局中，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没有得到真正缓解，如今“全球最富有的百分之一人口拥有的财富量超过其余百分之九十九人口财富的总和，收入分配不平等、发展空间不平衡令人担忧”。“世界繁荣稳定不可能建立在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基础之上。”因此，打造包容型经济全球化，需要从制度方面入手改善发展中国家的弱势参与和不匹配受益地位，给予发展中国家相应的经济全球化发言权、参与权及获益权，不断扩大经济全球化受益人群从而让更多民众在利益共享的基础上融入包容型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大潮。
（二）构建平等型国际交往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秩序维度
世界近代史既是地理大发现以来人类交融程度逐渐加深的历史，也是资本主义制度生成并在全球范围内得到确立的历史。回顾近代以来世界格局的演变历程可以发展，国家交往的等级秩序尽管也实现了少数主导国家的发展，但其牺牲掉的是绝大多数国家和全球大多数民众的利益。近代以来生成并得到确立的资本主义等级交往秩序，在历史进程中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南北发展失衡、世界动荡不安、不同文明冲突的严重后果，其显然已成为影响重构世界文明格局的最主要障碍。回归当下现实，尽管人类开始步入多极化的格局，但作为资本主义头号强国的美国依然凭借其强大的综合实力享受着不合理国际秩序带来的益处。针对当前国际交往中存在的不平等现象及不合理秩序，习近平强调“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目标”，等级秩序既不应被视为维持国际格局的最佳选择，更不能被视为人类共同体演进的金规玉律。
平等型国际交往关系超越了等级秩序所奉行的霸权独尊逻辑，它倡导国际交往中的相互尊重。等级秩序将自我利益置于他者利益之上，它所建构的“中心—附庸”体系是一个等级森严的关系网，处于中心区域的国家通过规则制定、资本干涉、话语控制等方式固化后发国家的依附地位。平等型国际交往关系倡导的国际格局是“去等级化”和“去中心化”的交往格局。平等型国际交往关系主张，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尽管综合实力存在客观差距，但在国际交往关系中应是地位平等的存在。因此，国际社会应支持和鼓励处于边缘地位的国家参与国际事务，以充分改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不发达国家的依附和边缘地位。21世纪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随着美国操控全球秩序能力的相对下降和发展中国家力量的持续增长，国际社会要求变革等级秩序格局的呼声日益高涨，“从全球问题看，这是西方国家治理弱化与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时代”。其实早在二战结束之后，《联合国宪章》已经明确“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在内的四大宗旨和包括“所有会员国主权平等”在内的七项原则。经历过两次世界范围的热战和一次世界范围的对峙式冷战，世界各国人民渴望建立能够维持国际秩序持久稳定的交往秩序和国际关系。由此可见，构建平等型国际交往关系不仅拥有现实的依靠力量，更具备世界各国人民的情感和道义支持。
平等型国际交往关系超越了等级秩序所奉行的独断跋扈的逻辑，它倡导国际交往中的和平协商。在现实的国际交往中，等级秩序认为国际社会是相互斗争的角斗场，遵循零和思维，信奉暴力哲学，却忽视了合作导致共赢的现实情境。由于暴力的巨大破坏力与恐吓效应，居于等级秩序顶端的国家还经常通过暴力威胁、暴力战争、武装干涉的行为实现其操纵地缘政治走向的霸权追求，并为此种行为披上“公平正义”的虚假外衣。二战后，美国打着“保护人权”“维护世界和平”的旗号，在朝鲜、黎巴嫩、越南、伊拉克、索马里、科索沃等地所发动了多次海外战争，达到了其控制他国资源、干涉他国内政的霸权目标。摒弃霸权性暴力，全球事务由世界各国共同商议决定，既是平等型国际交往关系的理想样态，也应该成为国际交往的现实常态。
（三）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共识维度
在人类共同体的历史演进中，血缘、职业、宗教信仰等都曾发挥过重要作用，它们至今仍是联结不同类型共同体的现实纽带。当代人类社会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无论在生存利益维度还是在未来发展维度，人类均已经成为命运交融的共同体。与此同时，人类社会在当代的基本现实是民族的多样、肤色的各异与文化的多元。将发展现状复杂的人类共同体进行有机联结，既需要共同利益与共同挑战作为现实纽带，也需要全人类共同价值作为精神纽带。正是基于时代发展需要的准确把握，习近平强调应“坚守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可见对未来发展前景的共同价值判断、对人类走向何处的共同价值选择、对未来生活的共同价值追求正是当今时代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其是中国在洞悉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前提下表达的价值理念，是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创新。
西方资产阶级在批判封建统治时所阐发的“自由、民主、人权”等理念是人类发展进步过程中的重要文明成果，特别是启蒙思想家们曾在价值维度对人类美好生活进行了畅想。但资本主义全球化以来经过包装之后的“普世价值论”彻底抛弃了自由等理念的本真意涵，“完全背离了启蒙时代以来人类孜孜追求的以人为主体的‘共同体’发展道路”，严重忽视了概念本身所蕴含的维护人民群众利益的价值追求，不仅使得概念本身的价值关怀严重流失，甚至放任此类概念成为侵害普通民众利益的意识形态工具。全人类共同价值在吸收人类文明成果的基础上超越了“普世价值论”。走在人类发展的又一个十字路口，追求并维护全人类共同利益，就要基于人类发展的全球化实践彻底摒弃“普世价值论”，大力弘扬并自觉捍卫反映人类利益的全人类共同价值。
全人类共同价值是超越性理论范畴，它反映了全球化时代全人类的共同发展愿望和普遍利益诉求，映射出当代人类希冀建立有机共同体生活状态的美好愿望。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中，既需要以全人类共同价值凝聚各国人民的共识，也需要以全人类共同价值引领多元文明的共同发展。当然，“六大理念”并非共同价值的内容穷尽，但毫无疑问它们是最受关注也是最有容易取得全人类认同的代表性理念。由习近平提炼并加以原创性阐述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既表明了当代人类生存发展所要守护的底线价值，又言明了人类命运共同体进一步完善的价值导向。当前，中国正通过“一带一路”倡议、RCEP、亚投行等重大合作项目推动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践行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建构。
关于后冷战时代的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亨廷顿认为以文明为基础的世界秩序正在出现，并提出了颇具影响的“文明冲突论”。从意识形态视角到文明视角，亨廷顿观察人类社会发展的视角值得肯定，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让多元文明和谐共存与共同发展。人类共同体自资本阶段以来的演进范式启发我们，当代人类既不应也决不应臣服于资本主义的统治逻辑。由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顺应了人类共同体的演进潮流，反映了当代人类扬弃资本逻辑追求自由全面发展的时代诉求，其是推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走向时代新局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文章来源：《青海社会科学》202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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