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 | 徐葆耕《重识古典》

徐葆耕（1937—2010）

徐葆耕，1937 年 6 月出生于北京的一个满族家庭。幼年和少年时代的徐葆耕，在北平沦陷区的压抑中艰难成长。随后欣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作为中学生的徐葆耕喜爱新文艺，特别崇敬苏联电影中的水利工程师，所以他 1955 年考入清华大学水利系，希望以所学为新中国的生产建设服务，1960 年毕业时却因为出色的文科特长而被留校担任文化政治教员。这一特长让徐葆耕先生在此后的政治运动中历经曲折，一会儿被重用，一会儿受批判，在“文革”结束后的一段时间，他因此前的政治宣传写作又继续受审查、一度被投闲置散。

在逆境中，徐葆耕先生没有消沉认命，他与两位好友共同创作了电影剧本《厨房交响曲》，1981 年由青年电影制片厂拍摄为电影《邻居》，公映后受到观众的欢迎，次年荣获金鸡奖和文化部优秀影片奖。从此，徐葆耕先生开始了他精彩的后半段人生，满怀热忱地致力于文学创作和文学的教学研究，1981 年晋升副教授，1990年晋升教授，先后出任清华大学中文系副主任、主任、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学术委员会委员，教育部中文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徐葆耕先生讲授的西方文学课程获北京市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学成果奖一等奖，他自己也荣获北京市优秀教师称号。在学术研究方面徐葆耕先生兴趣广泛、创获颇多，著有《西方文学：心灵的历史》《西方文学十五讲》《叩问生命的神性——俄罗斯文学启示录》《释古与清华学派》《清华学术精神》及《电影讲稿》等。在文艺创作方面徐葆耕先生也是多面手，既有电影剧本《厨房交响曲》（与人合作）、《普通人家》、《孤帆远影》（与人合作）等，又有长篇小说《半个月亮半个太阳》（署名达江复）和多部散文集问世。新时期以来，徐葆耕先生长期担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和人文学院专责学术建设的副院长，为清华中文学科的重建和清华人文学术的重振而呕心沥血、鞠躬尽瘁、贡献良多。2010 年 3 月 14 日病逝于北京。

作为学者的徐葆耕先生之著述，集中在三个方面——外国文学研究、电影研究和中国现代学术史研究。前两个方面的代表性成果如《西方文学：心灵的历史》《电影讲稿》有多个版本，传播广泛、影响很大；第三个方面即关于中国现代学术史的研究，重点是对清华学派及曾经任教清华的新批评奠基人瑞恰慈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之探究。为此，徐先生在20 世纪八九十年代辛苦搜集文献、撰为专题文章陆续发表，稍后结集为《释古与清华学派》一书，作为“新清华文丛之一”，由清华大学出版社于1997 年 5 月出版；21 世纪之初，徐先生又编选《瑞恰慈：科学与诗》一书，作为“新清华文丛之九”，由清华大学出版社于 2003 年 3 月出版。

这两部著作此后再未重版，这是很令人惋惜的。此次借“学文丛书”出版之机，将这两部著作合而为一，题为《重识古典——释古与清华学派》，以广流传、供学界参考。

中国现代学术史的研究是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兴起的学术热点，那时的研究率多蜻蜓点水的泛论、概论，徐葆耕先生则将重心放在清华学派及其相关的中外学术交流史的专题研究上，这在 20 世纪 90 年代是少见的专门研究，因此颇多独到精彩之见。说来，关于清华学派，乃是王瑶先生在其老师朱自清先生逝世四十周年、诞生九十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中提出的——

应该看到，清华中文系不仅是大学的一个系，而且是一个有鲜明特色的学派。清华大学中文系的成就和贡献，是和朱先生的心血分不开的；朱先生当了十六年之久的系主任，对清华中文系付出了巨大的精力。朱先生在日记中提到要把清华中文系的学风培养成兼有京派海派之长，用现在流行的话说，就是微观与宏观相结合；既要视野开阔，又不要大而空，既要立论谨严，又不要钻牛角尖。他曾和冯友兰先生讨论过学风问题。冯先生认为清朝人研究古代文化是“信古”，要求遵守家法；“五四”以后的学者是“疑古”，他们要重新估定价值，喜作翻案文章；我们应该采取第三种观点，要在“释古”上用功夫，作出合理的符合当时情况的解释。研究者的见解或观点尽管可以有所不同，但都应该对某一历史现象做出它之所以如此的时代和社会的原因，解释它为什么是这样的。这个学风大体上是贯穿于清华文科各系的。

王瑶先生对清华学派注重“释古”的学风作出了非常准确的概括，只因为是在纪念朱自清的座谈会上作此发言，所以多就清华中文系而言，但王瑶先生其实已指出“释古”乃是“贯穿于清华文科各系的”。王先生的这个概括和提示很重要。而徐葆耕先生作为其时重建的清华中文系负责人和那次朱自清纪念座谈会的组织者，得以亲闻王瑶先生之“绪论”，显然深受启发，于是率先展开了对清华学派的研究。其研究视野也扩展到清华文史哲各系科、各名家，陆续撰为专题论文发表，稍后结集为《释古与清华学派》出版，成为学术界关于清华学派的第一部专题研究著作，展现出过人的学术敏感和难得的学术首创精神。

进入 21 世纪，徐葆耕先生又将关注点集中到瑞恰慈的文学批评和意义学在中国的传播及影响，《瑞恰慈：科学与诗》就是他整理编选的一部专题学术文献史料集。英国学者 I.A. 瑞恰慈（I.A.Richards）是新批评派的奠基人，其《文学批评原理》在英美影响广泛。1929 年瑞恰慈来清华大学任教，同时也在北京大学、燕京大学讲学，由此与中国学界有了直接的交流和合作，促使其批评思想和意义学理论在 20 世纪 30 年代中国学界广泛传播，推进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开展。《瑞恰慈：科学与诗》主要取材于当时出版的两部著作：一部是曹葆华编译的《科学与诗》，乃是从瑞恰慈的著作《文学批评原理》和《意义的意义》选译而成，1934 年译编成书、1937 年 4 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前有清华外文系主任叶公超的序，这些内容在《瑞恰慈：科学与诗》里都得以保存；另一部是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教师李安宅据吕嘉慈（即“瑞恰慈”）的著作《意义的意义》编著的《意义学》，前有吕嘉慈弁言的英文本和中译文、清华大学教授冯友兰的序——可能因为《意义学》的内容过于专门，所以徐葆耕先生没有选录此书的正文，而选录了此书的两个附录——李安宅所译吕嘉慈的《〈意义底意义〉底意义》一文，和同时在清华任教的外籍教师翟孟生（R. D.Jameson）对吕嘉慈著作《孟子论心》的评论文章《以中国为例评〈孟子论心〉》（李安宅译）。此外，徐葆耕先生还选录了曹葆华翻译的另两篇瑞恰慈文学论文《诗中的四种意义》和《实用批评》，并从三四十年代书报上采撷了一些中国学者如朱自清、钱锺书借鉴和回应瑞恰慈文学—美学思想的文章，书末则收入了齐家莹、吴虹飞、赵毅衡以及徐葆耕先生自己关于瑞恰慈批评思想在中国的研究文章。由此可见，《瑞恰慈：科学与诗》是一部广泛搜罗文献、内容相当丰富的学术史专题文献史料集，显示出不尚空谈、踏实探究、用文献说话的学术用心，这对公务繁忙的徐葆耕先生是尤其不易的。

也因此，徐葆耕先生的这两部著作虽出版于二十年前，但其学术开创性使它们在今日仍足资参考。自然，从今日的学术条件看，徐先生探讨的问题还有深入和拓展的余地。如《科学与诗》早有“伊人”译本于 1929 年出版，它与曹葆华译本究竟是什么关系？当年发挥瑞恰慈批评思想的中国学人还有浦江清、吴世昌、水天同等。徐葆耕先生率先致力于清华学派的研究，显然旨在继承和发扬其优良的人文学术传统。开拓者已逝，后来者正当继之也！

解志熙 2022 年 7 月 16 日谨识于清华园

本文摘自徐葆耕《重识古典》，

原题《徐葆耕学术史著述二种新版题记》。

转自：“博雅好书”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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