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海德格尔已经拿到博士学位9年，已经获得大学讲师资格7年，已经担任胡塞尔的助手4年，已经名声在外——被称作“秘密的哲学王”，不过，还没有获得正式的教职（当时海德格尔在弗莱堡大学做编外讲师）。
海德格尔，1898-1976
这一年，马堡大学哲学系由于教授那托普快退休了，空出一个副教授的职位，那托普向胡塞尔寻求帮助，希望胡塞尔帮助推荐人选，胡塞尔“十分猛烈地”推荐了海德格尔，但是，虽然海德格尔名声在外，且还得到胡塞尔的力荐，但当时却没有一个拿得出手的“代表作”，而那托普本人希望能得到一个“评审材料”，以考评海德格尔是否有资格获得副教授的职位，于是（在胡塞尔的催促下）海德格尔提交了一个名为“Phänomenologische Interpretationen zu Aristoteles[Anzeige der hermeneutischen Situation]”（《对亚里士多德的现象学诠释[阐释学处境的显示]》）的研究纲要，并最终获得了马堡大学的副教授职位。
那托普，1854-1924
当时，伽达默尔正在马堡大学跟随那托普读博，从那托普那里看到了这份手稿，立即“感受到强大冲击力”，于是从马堡大学跑去弗莱堡大学听海德格尔讲课，当海德格尔于1923年到马堡大学就任副教授之后，又跟着海德格尔再回到马堡大学。
伽达默尔之所以被海德格尔的这个研究计划深深打动，是因为海德格尔在这份手稿中提出了对哲学、哲学对象、时间以及历史的崭新理解，这种崭新的理解使得作为哲学对象的时间和人的存在紧密关联——这酝酿了1927年发表的《存在与时间》；使得古代哲学家（比如亚里士多德）“开始真正地在我们当代跟我们说话了”——这使得这本书被视作“哲学阐释学”的开端之作。因此，这个研究纲要也被视作是海德格尔从一个哲学教师向一个哲学家转变的标志。
伽达默尔和海德格尔
但是，这个重要的研究纲要后来丢失了，不知下落（伽达默尔手里那份也于“二战”期间丢失），后来才被发现，于1989年由莱辛（H.-U.Lessing）编辑，发表在《狄尔泰年鉴》上，并由伽达默尔作序，序言标题为《海德格尔早期“神学”著作》。2005年德国Klostermann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的《对亚里士多德的现象学诠释[阐释学处境的显示]》（克劳斯特曼红色书系），并将伽达默尔的序言一并收入；2022商务印书馆据此出版由孙周兴教授翻译的单行本，2023年8月重印出来，特摘选伽达默尔的这一文章推送。
海德格尔早期“神学”著作
伽达默尔
我以这个标题来为海德格尔一本重要的遗著作导言，可谓既贴切又不贴切，恰如在他那个时代，狄尔泰的伟大发现被编者 H.诺尔编辑成书，并被冠以《黑格尔早期神学著作》(1907 年)之名.
青年海德格尔的一份手稿现在重见天日，这是一件真正的大事，因为这份手稿呈现了青年海德格尔的重要影响的开端。这本著作既不会因为早期讲座而变得多余——现在幸运的是，这些早期讲座已经在《海德格尔全集》中出版了：它也不会因为海德格尔后来在他自己的思想道路上对希腊哲学的继续研究而失去意义。我们必须清楚地设想一下当时的时机。海德格尔是在 1922 年深秋撰写这份手稿的，其时应马堡大学保罗·那托普教授的要求，海德格尔得提交一份关于自己对亚里士多德的现象学诠释的研究状况的报告。实际上这份手稿成了海德格尔于 1923 年夏天成功获聘马堡大学教职的基础。当时我自己——仅一个夏季学期——就在弗莱堡大学，求学于海德格尔；通过海德格尔，我在那里获得了对一种亚里士多德理解的初步入门，由于青年讲师海德格尔的现象学天赋，这种亚里士多德理解开启了一种真正的革命。亚里士多德开始真正地在我们当代跟我们说话了。
对今天的我们来说，这份手稿的重要性在于：海德格尔当时还完全处于寻求之中。他当时所寻求的，乃是一种对基督教意识的恰当诠释以及一种对基督教意识的人类学理解。说到底，海德格尔与我们所有人一样，也曾是启蒙和科学时代的孩子，也跟我们大家一样，曾经有自己与基督教教会的学理传统相关的难题。所以对于海德格尔来说，对这位尤其在教会史和教义史领域获得过高水平学术训练的学者来说，其使命就在于，彻底摆脱基督教教义的神学偏见和烙印。亚里士多德乃是新经院哲学思潮的思想基础，早在海德格尔的神学学习岁月里，就未能为他自己的宗教问题提出满意的解答，而在他作为讲师完全投身于哲学研究之后，就更令他不满了。1921年，此时已经深受胡塞尔现象学影响的海德格尔，返回到自己的亚里士多德研究上，并且发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亚里士多德，迥然不同于他在自己的学生时代所了解的亚里士多德。我们看到的这份纲领性的手稿勾勒了这种关于亚里士多德的新看法的图景，而它同时又具有极富天才般的洞见和意义深远的观点，因而别具一格。
早在 1922 年，我就已经知道了这份手稿的开头部分。我当时在保罗·那托普那儿做我的博士学位论文，是他交给我一份《阐释学处境的显示》的复印件。据说这部分文字是作为海德格尔的《对亚里士多德的现象学阐释》的导言先行寄来的。这个文本对我来说成了一种真正的灵感。因此使我开启了通往弗莱堡的道路。我在这份手稿中找到的那些暗示，进而又在海德格尔的马堡岁月(那是他的哲学发展的决定性的岁月)一直伴随着我。我肯定反复研读过这份手稿，慢慢提高了理解力，直到最后，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乱象中丢失了这份手稿。
今天我几乎难以描写，这个文本的每个句子对于当时一个读者来说是多么新奇。回头看，在我遇到海德格尔本人并且慢慢向他学了一些东西后，我就经常跟自己说，我们不得不佩服保罗·那托普，尽管海德格尔这位大胆的思想家在言说和著述中的表达方式是如此独特和反传统，但那托普还是独具慧眼，认识到了这个年轻同事的天才。
当我如今再读海德格尔的亚里士多德研究导言的这第一个部分即《阐释学处境的显示》时，我觉得，仿佛我在其中重新找到了我自己的哲学发展的主导线索，仿佛我应当重审我最后的哲学阐释学研究工作。我当时感受到强大冲击力，在我今天的阅读中又径直扑面而来，而且我相信，有些读者会觉得，我自己的后期著作也有类似的情况。但首要地是这样一点：这份新发现的手稿现在以完整的篇幅呈现在我们面前，并且附上了一个有关亚里士多德诠释的初步显示，它同时也表明，这个导言始于一种完全原则性的批判，即关于一种以新经院哲学传统为基础对亚里士多德所作的保守的、表面上具有历史学客观性的居有工作的批判，而且这种批判直接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这里对亚里士多德的接近，并不是把他当作一个重要的历史学对象，而是从当代哲学问题出发，从生命概念所产生的、近几十年来开始越来越多地支配德国哲学的问题压力出发，发展出一种彻底的问题提法。海德格尔当时把生命称为“此在的实际性”；生命的自身阐释难题在这里变成一个大胆独创的提纲的主导线索，该提纲从亚里士多德而来阐发出一种哲学人类学和现象学人类学的基本特征。
现在，通过我们这个新发现，整个手稿首次大白于天下，而我以前只知道它的导言部分。它此外还包含一项构思宏大的亚里士多德研究的纲领性方案，这项研究是当时弗莱堡大学青年讲师海德格尔计划在《现象学年鉴》上发表的，很可能是两卷本。对此，有已经为人所知的书面通知，当时是1922年秋，还在我碰到海德格尔之前,我自己患了小儿麻痹症,正卧床休养,他就让我得到了这个通知。
海德格尔的这个规划要传授给我们什么呢? 它首先致力于详细的论证，论证为什么要真正理解西方基督教历史及其丰富的可能性，要弄清楚我们自己的当代形势，我们就必须重新回到亚里士多德那儿。其意图在于，根据实际地被经历的生命(正如它主要在亚里上多德的修辞学和伦理学中可以找到的那样)，根据本已的当前的生命理解，使亚里士多德的人类学重新达乎言说。人们钦佩地读到青年学者海德格尔所拥有的关于中世纪教义史的精深知识，以及他如何循着路德的道路，通过奥古斯丁和新柏拉图主义，达到保罗和《约翰福音》，为的是在向亚里士多德的回溯中澄清他自己的生命问题。
现在，我不可能把自己对这份手稿的阅读与我在自己的学生时代从马丁·海德格尔那儿学到的所有东西(在弗莱堡，主要是在马堡)分割开来。海德格尔在这份手稿中纲领性地表述出来的东西多半已经得到了阐明，并且在那些年的学院教学中得到了呈现。所以我在弗莱堡就已经参加了一个关于《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六卷的研讨班，这个研讨班对我来说是难忘的，因为使我与海德格尔的现象学思想力量有了决定性的相遇。在这份新手稿中，这个第六卷并没有得到细致的讨论。关键正在于一个单纯的报告，显然是海德格尔当时十分匆忙地写下来的。但恰恰在这种形式中，即在海德格尔用来报告他自己的亚里士多德研究的形式中，他的哲学和神学旨趣的动机和他的问题能量的彻底性，才得以极其让人印象深刻地显露出来了。对我自己来说，我参加的这第一个亚里士多德研讨班，首先成了一种引导，使我了解到Phronesis即实践知识的基本含义。众所周知，这一点后来受到我的充分重视，我的目的是要把实践知识与现代科学的方法概念区分开来，并且指明后者的界限。这也就是说，亚里士多德的Phronesis几乎成了一个前奏，即我们在近代哲学中当作判断力概念和康德第三《批判》的独立意义来认识的东西的前奏。在这份手稿中，我们可以十分清晰地读到一点——这也是我从当时的研讨班里学到的东西——即海德格尔已经以确凿的目光认识到了：知识存在只有两种真正的最高形式，是亚里士多德在此强调的。一是 Sophia 即智慧，二是 Phronesis 即本已生命的实践性照亮。
……
倘若我们意愿根据海德格尔后来的思想，来显示现在这份手稿向我们展现出来的不同动机及其效应，那么我们就可能走得更远最让我关注的是那种存在学兴趣的优势地位，它在整个Phronesis[明智、审慎]分析中也还显示出来了,以至于“Ethos”[伦常、伦理 ]概念在整部纲领性著作中几平没有专门被提及。但所谓 Ethos恰恰不是照亮，而是习惯(Gewohnung)。在他对生命之实际性的分析中，海德格尔肯定已经认识到习惯是构成性的，但却把它刻划为生命的沉沦倾向。因此，习惯并不显现于此在之照亮中，而是显现于此在之伪装和晦蔽中，而思想的努力必须针对后者方能明见自身。我们看到，当海德格尔从亚里十多德出发并且借助于亚里士多德，一再地试图揭示人类生命的实际性如何隐藏在亚里上多德所开启的形而上学思想背后，这时候，海德格尔是如何始终不渝地依循着自己的道路的。对海德格尔来说，亚里士多德思想的真正中心是由《物理学》构成的。《物理学》以运动之存在为主题，而不是柏拉图—毕达哥拉斯式的数学秩序和规律的“理想性”。运动之存在乃是主导线索。在Energeia[实现]即实行的存在中，制作和行动的视角具有决定性作用。存在乃是被制作存在，而 Telos[目的、终点]不是目标，而是完成的存在、成熟的存在、此在。所以，在时间意识之现象学的难题中，借着所有人类此在经验的时间性特征之名，整体之张力就越来越增强了。Physis[涌现、自然]与 Logos[逻各斯]，作为进入“此”(Da)之中的涌现，两者在Aletheia[无蔽、真理]之无蔽状态中统一起来了。
这就是青年海德格尔所处的特殊情境，那时候他从天主教神学系转入了哲学系，他想通过自己的亚里士多德研究说服当时举足轻重的哲学家胡塞尔和那托普，要他们相信亚里士多德是一位看到了实事本身的现象学家。海德格尔因而试图与基督教对亚里士多德的接受保持距离，特别是他那个时代的天主教神学保持距离。于是他最本已的关切和他对生命之照亮的追求，就进入与同时代的新经院哲学的争辩之中，随后也进入与新教神学的争辩之中。与两者相对立，海德格尔的关注重点是存在问题的酝酿。这个存在学的问题处于背景之中，它使“存在与时间”的联系成为课题，而且尤其是当我们发现的这本纲领性著作关于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和《形而上学》的讨论强调了运动的时间特征时，情形就更是如此了。正是其中的一个批判性动机，当时就已经引导着海德格尔，而同时又允诺要克服历史主义和相对主义的疑难。因此实际上，在海德格尔对亚里士多德的居有和诠释工作背后，隐藏着基督教福音的末世论维度，以及瞬间(Augenblick)的别具一格的时间特征。海德格尔从青年时代起就紧紧抓住的、从其本已此在的实际性中升起的忧虑，乃是他的思想道路的决定性的第一步，而在这份新发现的手稿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第一步如何在我们面前展开出来。
【本文节选自《对亚里士多德的现象学诠释[阐释学处境的显示]》（商务印书馆，2022年），注释从略，有所删节，引用请据原书。】
《对亚里士多德的现象学诠释》
对亚里士多德的现象学诠释
（阐释学处境的显示）
[德] 海德格尔 著
[德] 京特·诺依曼 编
孙周兴 译
ISBN：978-7-100-20787-4
内容简介：
这本书是海德格尔（受胡塞尔推荐）为申请马堡大学的哲学教授职位，而提供给马堡大学的哲学家那托普（P. Natorp）的研究纲要，因而被称为“那托普报告”（Natorp-Bericht）。这份手稿在海德格尔生前未曾发表，而且下落不明，至1989年才被公诸于世并发表。
跟随那托普读博的伽达默尔读到这份手稿之后，为海德格尔的哲学天赋折服，两次转学跟随海德格尔学习。在这本书中，海德格尔认为，如果要彻底理解西方-基督教的历史及其创造性，要在其来源之中使我们自己的处境变得显而易见，并且在一种活生生的当下中源始地居有它，那就必须重新回到亚里士多德。海德格尔于是从当代哲学问题出发重回亚里士多德，以这样一种方式建立了一种全新的哲学提纲。这一工作酝酿了《存在与时间》，是海德格尔思想道路的决定性的第一步。所以说，这一著作不仅是海德格尔的求职作品，还是海德格尔从一个哲学教师向哲学家转变的标志。本书附有伽达默尔撰写的导言。
作者简介：
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德国哲学家，20世纪存在主义哲学最主要的代表人之一。
译者简介：
孙周兴，浙江大学敦和讲席教授，兼任同济大学、中国美术学院等校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主持《海德格尔文集》、《尼采著作全集》等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主要研究领域为德国哲学、艺术哲学、技术哲学等。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多部译著，超过10本译著入选“汉译世界学术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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