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传播文明三利器”之一，演说在晚清的兴起，令人瞩目。整个20世纪中国，但凡有效的思想启蒙或广泛的社会动员，都离不开“演说”这一利器。正因此，对于现代“演说”的研究，不仅涉及其具体内容，更牵涉演讲的立意、文体、姿态、听众反应及传播效果等诸多视角。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的近著《有声的中国——演说的魅力及其可能性》，通过钩稽“演说”的变化，兼及阅读（文字）、倾听（声音）与观看（图像）三种触摸历史的路径，呈现出一个有声有色、有动有静的现代中国，也借以透视整个时代的政治与文化氛围。
声音的政治与美学
——现代演说之乡音
文 / 陈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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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原：《有声的中国——演说的魅力及其可能性》
商务印书馆，2023年5月
所有关于演说学的著作，提及结构、思想及文采，都显得很吃力；能驾轻就熟且游刃有余的，主要是谈姿态与声音。但相对于西方演说学书籍热衷于讨论“演说的姿态及准备”，尤其是声音的发作、声音的传播、声音的强度以及呼吸的调节、喉咙的驰纵等[i]，中国演说家所碰到的棘手难题，是如何直面方言表达的局限性。据黄炎培追忆，1901年出任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时，蔡元培就着意培养学生的演说能力，“又以方言非一般人通晓，令习国语”[ii]。此举很有远见，对于年轻学生来说，日后无论从政还是讲学，都必须努力超越方言隔阂。来自官话区的，尽管也有北京话、河南话、东北话、西南官话等差异，但语音、词汇、语法十分接近，沟通不太困难。而其余六大方言（粤方言、吴方言、闽方言、赣方言、湘方言、客家话）各具特色，不经专门学习，互相听不懂，根本无法对话。[iii]
1917年初，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就职演说中，专门谈及讲义问题；经过几年努力，1922年10月新学年开学，由北大评议会通过的征收讲义费决议付诸实施。此举使得校方与学生严重对立，学潮虽然很快被压下去了，可讲义问题并没有解决。经济利益之外，还因当年北大文科教授中，讲吴语的浙江人占绝对优势。若教授方音太严重，师生间的交流多有障碍。[iv]以章太炎弟子朱希祖为例，1913年被聘为北大预科教授，担任过国文系教授、史学系主任，对于创办北大史学系贡献良多；1931年底却因派系矛盾等，再次被学生驱赶，于是愤而辞职，黯然离开北大。除了学院政治，朱希祖的被逐，与他方音太重，学生听不懂有很大关系。周作人称：“朱希祖是章太炎先生的弟子，在北大主讲中国文学史，但是他的海盐话很不好懂，在江苏浙江的学生还不妨事，有些北方人听到毕业还是不明白。”[v]此话当真。日本著名汉学家仓石武四郎和吉川幸次郎当年曾结伴在北大旁听，日后回忆起朱希祖之讲授中国文学史和中国史学史，不约而同都谈及其浓重的方音，后者甚至绘声绘色地讲述了北大的“排朱运动”，称起因正是“朱希祖先生马虎了事地经常拖延交出讲义，而其讲话又难于听懂”。[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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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希祖先生
若只是在大学教书，方音重问题还不是很大，因有课题纪律约束，听久了慢慢就会习惯。演说可就大不一样了，听众是临时聚集起来的，若五分钟还听不懂，很难再坚持下去。正因此，中国人撰写的演说学著作，好多涉及此难题，谈论“吾国方言庞杂，语音有种种的不同，演说时间，常发生困难”[vii]。只因“演说的时候，宜少用方言”[viii]已成共识，也有学者主张采用变通的办法。如孙起孟《演讲初步》称演讲不一定用国语，主要看听众需要：“如果听众是江苏无锡人，讲者也能说无锡话，那用无锡话演讲，断然要比用‘蓝青官话’收效大得多。”[ix]任毕明《演讲·雄辩·谈话术》谈及如何处理方言：“当然，达到用国语来讲话是最好不过的，但在国语尚未普及的今日，而宣传需要，又是迫不及待的今日，我以为方言的利用，是可以而且必要的。”[x]除了黑白两端的国语与方言，其实更多的是以方言为根基来讲国语。所以，我不直接谈论方言，而是称之为“乡音”。就好像今天流行的俏皮话：“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广东人说普通话。”关键在于，人家不是在说粤语，而是以粤语的思维及表达方式说普通话，这才具有某种喜剧效果。
这就说到了近代中国另一个积极提倡且喜欢演说的广东人梁启超。戊戌变法失败，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对于世人不解“演说”乃“风气骤进”的原动力大发感慨：
我中国近年以来，于学校、报纸之利益，多有知之者；于演说之利益，则知者极鲜。去年湖南之南学会，京师之保国会，皆西人演说会之意也。湖南风气骤进，实赖此力，惜行之未久而遂废也。今日有志之士，仍当着力于是。[xi]
这里所说的“京师之保国会”以及“湖南之南学会”，在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中多有提及：“戊戌三月，康有为、李盛铎等同谋开演说恳亲之会于北京，大集朝士及公车数百人，名其会曰‘保国’”；康有为“又倡设强学会于北京，京朝士大夫集者数十人，每十日一集，集则有所演说”；南学会“会中每七日一演说，巡抚、学政率官吏临会，黄遵宪、谭嗣同、梁启超及学长□□□等，轮日演说中外大势、政治原理、行政学等，欲以激发保教爱国之热心，养成地方自治之气力”。[x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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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起孟：《演讲初步》
将学校、报纸、演说并列为“传播文明三利器”，如此时尚的晚清话语，发明权归日人犬养毅；而在三利器中突出渲染“演说”的功用，则属于梁启超的精彩发挥：“大抵国民识字多者，当利用报纸；国民识字少者，当利用演说。”[xiii]日本人演说成风，创于明治思想家福泽谕吉；而近代中国演说风气的形成，则康梁师徒大有贡献。[xiv]
至于梁启超本人，目前所见最早的演说词，即1898年的《保国会演说词》，乃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初一日第二次集说。引录一段，可见其“演说”的风格：
呜呼，今日中国之士大夫，其心力，其议论，与三岁以前则大异。启超甲午、乙未游京师，时东警初起，和议继就，窃不自揣，日攘臂奋舌，与士大夫痛陈中国危亡朝不及夕之故，则信者十一，疑者十九。退而衋然忧，睊然思，谓安得吾国中人人知危知亡，其必有振而救之者。[xv]
意思不错，可表达方式是作文，而不是演说。若“退而衋然忧，睊然思”，一般人不查字典都读不出来，怎么可能出现在演说现场？好在前面有一段小引性质的话：“今日之会，惟诸君子过听，或以演说之事相督责。启超学识陋浅，言语朴呐，且久病初起，体气未复，无以应明命，又不敢阙焉以破会中之例，谨略述开会宗旨，以笔代舌，惟垂览焉。”[xvi]说白了，名为“演说词”，其实是文章。作者之所以“以笔代舌”，不一定是“久病初起”的缘故，还有不太能熟悉掌握国语的软肋，限制了广东大才子梁启超的口头表达。
1900年，梁启超在檀香山给妻子李蕙仙写信，其中有这么一句：“吾因蕙仙得谙习官话，遂以驰骋于全国。”[xvii]李蕙仙（1869—1924）出生于直隶固安县，1891年与梁启超成婚。戊戌变法失败，梁启超流亡日本；四年后李东渡日本，与丈夫团聚。虽说长期的耳濡目染，妻子在学习官话方面应该是给他不小的帮助，但流亡日本时期，梁启超主要以办报及写作为业。可以这么说，演说非其所长，因此梁启超更喜欢“以笔代舌”——书斋里，挥动一枝如椽大笔，横扫千军；而不是广场上，面对千万热情洋溢的听众，慷慨陈词。一个有名的例子，1907年10月17日，梁启超发起组织的政闻社在东京神田区锦辉馆开成立大会，梁氏登台演说未毕，同盟会员张继、陶成章等人冲闹会场，造成轰动一时的政治事件。不说政治立场孰优孰劣，单就演说效果而言，力倡革命的孙中山这一派，在气势及技巧上，明显比主张立宪的梁启超等强。
要说梁启超成功的演说生涯，我倾向于从1912年归国说起。1912年11月1日梁启超给女儿的信中称：“在京十二日，而赴会至十九次之多。”作为主要嘉宾，梁启超逢会必演说；“前日则各团争时刻，以至一日四度演说”[xviii]。四处出游，频繁演说，必须是有人邀请，而自己又有意愿与能力。过于频繁的演说邀请，当然也会有抱怨，但那是一种“可谓极人生之至快，亦可谓极人生之至苦”[xix]。不管是苦是乐，归国后的梁启超，留下了很多精彩的演说稿。比如《梁任公先生演说集》第一集（亦称《初归国演说集》，正蒙印书局，1912年），收录其1912年10月在京赴各团体欢迎会的演说13篇；《梁任公先生最近讲演集》收录其1921年10至12月讲演7篇，《梁任公学术讲演集》（第一、二、三辑，商务印书馆，1922—1923年），收录其1922年在各地所作演讲26篇，此外还有很多散落各报刊的演讲。
归国后的梁启超所发表的众多影响深远的演说，主要不是谈论时事政治，而是教育文化。这与他1919年后脱离政界，专心治学有关。这里不涉及他在清华学校的系列讲义，那些专业性很强、日后整理成书的讲义（比如《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属于著述而非演说。我所关注的是其面向民众的公开演讲，虽也整理成文并入集，但与其清华、南开教书的专门讲义有很大差别。比如，1922年春天，梁启超除了在清华学校讲学，4月起辗转于北京、天津、济南、南京、上海、南通等地，为各学校及社会团体做专题演讲。其中，在南开大学、东南大学暑期学校所做的系列讲演，均以“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为题[xx]。这两次系列讲演，恰好都有文章传世，那就是1936年中华书局出版的《饮冰室合集·专集》第十五册《作文教学法》，以及1925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梁任公先生讲）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再加上近年发现的八页手稿，互相对照，可以呈现那些年梁启超立场及思路的演变，及其如何回应当时的学术论争。[xxi]
1920年代的梁启超登台演说，谈论学术、思想、教育、文化等，已经是游刃有余。那个时代的读者，谁都知道梁启超的文章写得好，但没想到的是，还居然这么会说话——须知不是所有文章大家都擅长演说的。随着梁启超的演说声誉日隆，许啸天辑《名人演讲集》（时还书局，1924年），竟然将差不多一半篇幅给了梁启超，收录其《文史学家的性格及其预备》《学问之趣味》《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实践实用主义的颜李学》，下面才轮到胡适、章太炎、张君劢、汪精卫等。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现代名人演讲集》收文八篇，其他人各一篇，唯独梁启超有两篇——《情圣杜甫》与《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编者在该书《导言》中称:“演说在中国文学史上不占一个部门。中国人素来只讲究谈话，不讲究演说；只长于和少数人交谈，不长于在大庭广众中演说，所以几千年来我们不曾产生一个伟大的演说家。”或许在编者眼中，梁启超比较接近其心目中“伟大的演说家”。
梁启超的演说大都贴近听众，不故作高深，肯说平常话，讲逻辑，重感情，这与他的文章风格倒是一脉相承。若《学问之趣味》《为学与做人》《美术与生活》等，直到今天，都还可以进入中学语文课本。须知，天下好文章很多，但要找到适合中学生阅读与模仿，具备高等常识且趣味雅正的演说，还真不容易。这里说的是已经入集、转化成文字的“声音”，那演说现场呢？上述诸多演讲，都不在两广或港澳，梁启超只能操着带明显新会口音的官话，那样效果会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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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国学院导师合影
前排左起第三为梁启超
先引两个不太以为然的。北京师范大学学生、日后成为著名学者的梁容若，最初是在北京高师国文学会听梁启超演说。“他的广东官话对于我们很生疏，所讲的问题，事前又没有预备知识”，实在听不懂，于是“当晚在日记里写‘见面不如闻名，听讲不如读书’”[xxii]。不过，作者还是做了解释，当年北京城里大学文科教授浙江籍的居多，学生们于是练就听浙江方言的本事；至于广东籍的，只有梁启超和黄晦闻（节）。后者讲六朝诗，印有详细讲义，问题不大；感到困难的是听激情洋溢的任公先生讲演，很少人能完整记下来。
先是私淑弟子，后又考入清华国学研究院，追随梁师读书的杨鸿烈，在《回忆梁启超先生》中，是这样谈论梁启超的讲演的：
长期以来，梁氏虽为众所公认的一代作家，但在说话的时候，虽非蹇缓口吃，却很缺乏流利明白的口才，他在讲演的时候有时只闻“啊啊”的声音，即表示其词不达意。……事实上，全国大多数听众都以不能完全明了他的西南官话为憾。尤其在华北方面，如一生最崇敬他的前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务主任兼史学教授王桐龄氏，凡有梁氏的讲演，几乎风雨无阻，每次必到，但总是乘兴而往，怏怏而归。问其所以，总是自认对于讲词的某段某节，竟完全听不明白，其他人士，十有五六，亦均抱同感。[xxiii]
首先，梁启超说的不是“西南官话”，而是有浓厚粤语特色的官话。其次，中间省略部分引录王照关于戊戌变法时梁启超不会讲官话，导致与光绪君臣间相对无言，其真实性大可怀疑。至于任公先生讲话有浓厚乡音，北方听众听不太懂，我想是真的。
可即便如此，我还是要为梁启超的演说叫好。口音不标准，确实会影响听众接受；但若有恰当的形体动作，加上演说时饱含感情，依然会很有感染力的。在《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中，梁实秋回忆1922年梁启超在清华讲演《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示的情感》：
先生的讲演，到紧张处，便成为表演。他真是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有时掩面，有时顿足，有时狂笑，有时太息。听他讲到他最喜爱的《桃花扇》，讲到“高皇帝，在九天，不管……”那一段，他悲从中来，竟痛哭流涕而不能自已。[xxiv]
在另一则短文里，梁实秋将同在台下听讲的梁思成也拉扯上，场面更为生动：
他讲得认真吃力，渴了便喝一口水，掏出大块毛巾揩脸上的汗，不时的呼喊他坐在前排的儿子：“思成，黑板擦擦！”梁思成便跳上台去把黑板擦干净。每次钟响，他讲不完，总要拖几分钟，然后他于掌声雷动中大摇大摆的徐徐步出教室。听众守在座位上，没有一个人敢先离席。[xxv]
这两段文字实在太精彩，以至于你不忍心追问是否是作家的妙笔生花，乃至有些夸张变形。梁启超讲演时很认真，感情很投入，效果不错，这点我相信；略感疑惑的是，梁实秋为任公先生浓重的乡音辩解，是否有点过分：“他的广东官话是很够标准的，距离国语甚远，但是他的声音沉着而有力，有时又是宏亮而激亢，所以我们还是能听懂他的每一个字，我们甚至想如果他说标准国语其效果可能反要差一些。”[xxvi]所谓听不明白，既可能因讲者乡音太重，也可能因听众知识不够，比如梁容若就承认那天梁启超的讲题是“清初五大师”，而“这时我对于黄梨洲、王船山、顾亭林、李二曲、朱舜水等的书和传记全没有读过”[xxvii]。若是后者为主，则只能怨听众自己。自称“能听懂他的每一个字”，梁实秋除了爱屋及乌，再就是对于出生在北京的他来说，字正腔圆的官话一点都不稀罕，反而觉得梁启超的广东官话很有味道，且与其形象十分吻合，改为标准国语演说，效果反而不佳。[xxv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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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与子女在日本
对于熟悉（或希望熟悉）的人物，你记得的不仅是其思想立场、言谈举止、音容笑貌，连口音也密不可分。所谓某人的语言表达方式，撰文与说话不同，后者更多牵涉乡音。同一个意思，用粤语、吴语或官话说出来，效果很可能天差地别。这一点，影视剧制作者特别敏感。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因此前的电视新闻及纪录片做了大量铺垫，中国民众对中共领袖的声音有记忆，于是更愿意接受他们在银幕及荧屏上讲经过改良的方言或方言腔的普通话。[xxix]
为推广普通话，广电总局曾三令五申，要求电视剧使用规范语言：“除地方戏曲片外，应以普通话为主，一般情况下不得使用方言和不标准的普通话；重大革命和历史题材电视剧、少儿题材电视剧以及宣传教育专题电视片等一律要使用普通话；电视剧中出现的领袖人物的语言要使用普通话。”[xxx]这最后一条目前正在落实，但对于很多年长的观众来说，还是不太能接受。随着时间流逝，后面的世代对于领袖人物的声音没有记忆，影视剧里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就好像今人不会计较影视剧里李白、杜甫或乾隆皇帝的声音）。不过，演说不一样，因其属于当下，现场听众的反应最为直接，也最要紧。只要演说内容足够精彩，大致听得懂就行了，并不苛求官话发音标准。这对于梁启超等来自方言区的演说家来说，无疑是极大的“利好消息”。
参考文献
[i] 参见R.D.T. Hollister《演说学》第346—364页，刘奇编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
[ii] 黄炎培：《吾师蔡孑民先生哀悼辞》，陈平原、郑勇编：《追忆蔡元培》第92页。
[iii] 闽南人高凤谦抱怨“自出闽境，便为聋哑”，与梁启超互相欣赏，见面时“一操闽语，一操粤语，扞格不通，乃笔谈终日，自此遂为莫逆交”。参见《高凤谦致汪康年》（三），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册第1613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蒋维乔《高公梦旦传》，宋应离等编《20世纪中国著名编辑出版家研究资料汇辑》第1辑第198页，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
[iv] 参见陈平原《知识、技能与情怀——新文化运动时期北大国文系的文学教育》，《北京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及2010年第1期，又见陈平原《作为学科的文学史——文学教育的方法、途径及境界》第27—118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二版。
[v]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卯字号的名人一》，《知堂回想录》下册第403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
[vi] 参见〔日〕仓石武四郎《仓石武四郎中国留学记》第233—234页，荣新江等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日〕吉川幸次郎《我的留学记》第49—50页，钱婉约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
[vii] 余楠秋：《演说学ABC》第64页，上海：世界书局，1928年7月初版，1929年7月三版。
[viii] 参见R. D. T. Hollister：《演说学》第234页，刘奇编译
[ix] 孙起孟：《演讲初步》第54页，上海/重庆：生活书店，1946年。
[x] 任毕明：《演讲·雄辩·谈话术》第17页，上海：实学书局，1946年。
[xi] 梁启超：《饮冰室自由书·传播文明三利器》，《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第41页。
[xii]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第三篇第二章“政变之分原因”、附录一“改革起原”、附录二“湖南广东情形”，见《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第70、126、137—138页。
[xiii] 梁启超：《饮冰室自由书·传播文明三利器》，《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第41页。
[xiv] 参见陈平原《有声的中国——“演说”与近现代中国文章变革》，《文学评论》2007年第3期。
[xv] 梁启超：《保国会演说词》，《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第27页。
[xvi] 同上。
[xvii] 梁启超：《与蕙仙书》，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5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
[xviii] 梁启超《与娴儿书》，见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657页。
[xix] 同上书，第656页。
[xx] 参见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949—977页。
[xxi] 参见陈平原《八十年前的中学国文教育之争》，《中华读书报》2002年8月7日。
[xxii] 梁容若：《梁任公先生印象记》，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第339—340页，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
[xxiii] 杨鸿烈：《回忆梁启超先生》，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第287页。
[xxiv] 梁实秋：《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第312页。
[xxv] 梁实秋：《听梁任公讲演》，（香港）《大成》第130期，1984年9月。
[xxvi] 梁实秋：《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第311页。
[xxvii] 梁容若：《梁任公先生印象记》，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第339—340页。
[xxviii] 参见陈平原《学术讲演与白话文学——1922年的“风景”》，初刊《现代中国》第三辑，收入《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
[xxix] 参见陈平原《如何谈论“故乡”》，《南方都市报》2019年3月20日。
[xxx] 《广电总局新闻发言人：将加大电视剧语言审查力度》，中央政府门户网站www.gov.cn/gzdt/2009-07/16/content_1367227.htm，2009年7月16日。
有声的中国
演说的魅力及其可能性
（人文史丛书）
陈平原 著
2023年5月出版
ISBN：978-7-100-22182-5
【内容简介】
作为“传播文明三利器”之一，演说在晚清的兴起，令人瞩目。整个20世纪中国，但凡有效的思想启蒙或广泛的社会动员，都离不开“演说”这一利器。正因此，对于现代“演说”的研究，不仅涉及其具体内容，更牵涉演讲的立意、文体、姿态、听众反应及传播效果等诸多视角。而所有流传久远的“伟大的演说”，不仅系于演说者的个人才华与诉求，更与整个时代的风尚与精神相契合。
正如作者陈平原教授所言：“演说的魅力及其可能性，乃一时代社会是否活跃、政治是否开明、学术是否繁荣的重要表征。”本书亦希望借助那些隐匿于寂静深处的“演说”，寻找触摸历史的入口。
【作者简介】
陈平原，广东潮州人，哲学社会科学一级教授、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曾任北大中文系主任（2008—2012），现为北大现代中国人文研究所所长。获教育部颁发的第一、第二、第三、第五、第六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1995，1998，2003，2009，2013），以及第四届王瑶学术奖著作奖（2016）、第四届思勉原创奖（2017）、第十四届文津图书奖（2019）、第五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提名奖（2021）等。先后出版《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千古文人侠客梦》《中国散文小说史》《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作为学科的文学史》《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文学如何教育》《小说史学面面观》《未完的五四》《有声的中国》等著作四十余种。
本书目录
导言：聆听演说与触摸历史
第一章 演说之于现代中国
一、作为“声音”的演说
二、演说之视觉呈现
三、演说之听觉记忆
四、演说之魅力及其可能性
第二章 晚清画报中的声音
一、画/话说声音
二、“戏园子”如何“进化”
三、与学堂、报章结盟
第三章 现代中国的演说及演说学
一、“演说学”之传入
二、演说的定义与溯源
三、分类、技术及姿态
四、“无边的国事”与“有声的文学”
第四章 声音的政治与美学——现代中国演说家的理论与实践
一、演说之氛围
二、演说之乡音
三、演说之变奏
四、演说之危险
五、演说之诗性
第五章 徘徊在口语与书面语之间——工作报告、专题演讲以及典礼致辞
一、伪装成口语的书面语
二、日渐进入书面语的口语
三、文体感的缺失与重建
附录一 孙中山关于教育的六次演说
附录二 作为演说家的闻一多
附录三 “演说现场”的复原与阐释——“现代学者演说现场”丛书总序
参考书目
转自：“商务印书馆学术中心”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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