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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架 | 罗志田:《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修订版)

2024/1/8 10:38:33  阅读:118 发布者:

中编 北伐时代的军政格局

五代式的民国:一个忧国知识分子对北伐前数年政治格局的即时观察

北伐前南北军政格局的演变,19241926

国际竞争与地方意识:中山舰事件前后广东政局的新陈代谢

地方意识与全国统一:南北新旧与北伐成功的再诠释

下编 动荡时期的内与外

北伐前期美国政府对中国国民革命的认知与对策

李锦纶使美与中美促进南北合作谈判修约的尝试,19271928

济南事件与中美关系的转折

精彩试读

民初中国权势结构的一个特征,即外国在华存在(foreign presence in China)那或隐或显的控制力量,在中国政治中起着重要而直接的作用。民族主义在中国政治中的能动表现,入侵的帝国主义既是因也是缘。外国在华存在的地位因而相当特别,语境和文本兼具——既是政治斗争的大环境,也是政治行为的参与者。故本书的引论考察自西潮入侵以来的中外格局,特别是不平等条约体系形成后对中外关系和中国政治的影响与制约。

怎样认识帝国主义对近代中国的侵略,是曾经论述较多而一度淡出,近又有些复兴的议题。过去的研究明显侧重于实施侵略一方,而相对忽视侵略行为实施的场域以及侵略在当地的推行(通常述及被侵略地区的仅是一些特定的“反帝”活动)。实际上,正是中国的当地条件,制约了帝国主义侵略的方式和特性。

外来侵略者通过条约体系内化为中国权势结构的一部分,又依“例外法则”在中国形成一套与西方基本价值时相冲突的思维和行为方式,故这些西方代表在中国表述着“西方”,却又不完全等同于“西方”。列强既要中国实行改革以维持西方标准的“正常”秩序,其自身又是与西方标准相异的中国秩序之构建者和维护者,扮演着改革推动者和既存秩序维护者的双重角色。从文化视角考察帝国主义侵略所及区域的内部因素,兼及其与外部因素的关联互动,是认识和理解近代中国政治的基础,也可以增进对中外关系的理解。

本书的主体内容是从“二十一条”到北伐,而前面一组文章探讨一些个人和群体如何在乱世潜流中趁波逐浪,彰显民族主义本身,以及国家与人民、内政与外事等基本要素在民族主义影响下的不同表现形式。一方面,即使狭义的政治活动,也生成和进行于更宽广的社会之中;另一方面,随着权力意识被引入各专门史之中,这些更广义的政治活动和权势关系也在改变我们对“政治”的认知。

第二组是比较典型的政治史文章,侧重北伐时代的军政格局。中外过去都比较注重研究历史发展中取胜的一方,而忽视失败的一方。北洋军阀既然被国民党军所击败,自然不易受到重视(这一倾向不仅存在于中国,西方亦然)。然而北方统治的十余年间,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军事及思想学术都有相当大的转变,实不能存而不论。即使仅想要了解国民党何以能取胜,也必须对失败的一方作深入的考察。军事力量明显更弱的国民党军能战胜北洋军,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北洋体系先已濒于崩溃。

本书与北伐相关的各文都努力将北洋一方纳入讨论的范围,以尝试重建一个相对更全面的动态历史画面。其中《五代式的民国》以杨荫杭对北伐前数年政治格局的即时观察为基础,仅是一篇札记,却由本书最早版本的自序衍申而成,有些特别的渊源。杨先生那时虽是报人,但他对时局的认识不仅深刻,且能见其大,对理解带些偶然的北伐何以能迅速成功,有很大的帮助。

——摘自本书《自序》

中编 北伐时代的军政格局

五代式的民国:一个忧国知识分子对北伐前数年政治格局的即时观察

北伐前南北军政格局的演变,19241926

国际竞争与地方意识:中山舰事件前后广东政局的新陈代谢

地方意识与全国统一:南北新旧与北伐成功的再诠释

下编 动荡时期的内与外

北伐前期美国政府对中国国民革命的认知与对策

李锦纶使美与中美促进南北合作谈判修约的尝试,19271928

济南事件与中美关系的转折

精彩试读

民初中国权势结构的一个特征,即外国在华存在(foreign presence in China)那或隐或显的控制力量,在中国政治中起着重要而直接的作用。民族主义在中国政治中的能动表现,入侵的帝国主义既是因也是缘。外国在华存在的地位因而相当特别,语境和文本兼具——既是政治斗争的大环境,也是政治行为的参与者。故本书的引论考察自西潮入侵以来的中外格局,特别是不平等条约体系形成后对中外关系和中国政治的影响与制约。

怎样认识帝国主义对近代中国的侵略,是曾经论述较多而一度淡出,近又有些复兴的议题。过去的研究明显侧重于实施侵略一方,而相对忽视侵略行为实施的场域以及侵略在当地的推行(通常述及被侵略地区的仅是一些特定的“反帝”活动)。实际上,正是中国的当地条件,制约了帝国主义侵略的方式和特性。

外来侵略者通过条约体系内化为中国权势结构的一部分,又依“例外法则”在中国形成一套与西方基本价值时相冲突的思维和行为方式,故这些西方代表在中国表述着“西方”,却又不完全等同于“西方”。列强既要中国实行改革以维持西方标准的“正常”秩序,其自身又是与西方标准相异的中国秩序之构建者和维护者,扮演着改革推动者和既存秩序维护者的双重角色。从文化视角考察帝国主义侵略所及区域的内部因素,兼及其与外部因素的关联互动,是认识和理解近代中国政治的基础,也可以增进对中外关系的理解。

本书的主体内容是从“二十一条”到北伐,而前面一组文章探讨一些个人和群体如何在乱世潜流中趁波逐浪,彰显民族主义本身,以及国家与人民、内政与外事等基本要素在民族主义影响下的不同表现形式。一方面,即使狭义的政治活动,也生成和进行于更宽广的社会之中;另一方面,随着权力意识被引入各专门史之中,这些更广义的政治活动和权势关系也在改变我们对“政治”的认知。

第二组是比较典型的政治史文章,侧重北伐时代的军政格局。中外过去都比较注重研究历史发展中取胜的一方,而忽视失败的一方。北洋军阀既然被国民党军所击败,自然不易受到重视(这一倾向不仅存在于中国,西方亦然)。然而北方统治的十余年间,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军事及思想学术都有相当大的转变,实不能存而不论。即使仅想要了解国民党何以能取胜,也必须对失败的一方作深入的考察。军事力量明显更弱的国民党军能战胜北洋军,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北洋体系先已濒于崩溃。

本书与北伐相关的各文都努力将北洋一方纳入讨论的范围,以尝试重建一个相对更全面的动态历史画面。其中《五代式的民国》以杨荫杭对北伐前数年政治格局的即时观察为基础,仅是一篇札记,却由本书最早版本的自序衍申而成,有些特别的渊源。杨先生那时虽是报人,但他对时局的认识不仅深刻,且能见其大,对理解带些偶然的北伐何以能迅速成功,有很大的帮助。

——摘自本书《自序》

转自:“商务印书馆学术中心”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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