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的“维新”失败，
开始了清朝体制的最后崩溃」
中央帝国从天下秩序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变经历了漫长而痛苦的过程，从甲午战争开始，中国人对自己的“近代”有着不堪回首的记忆，“落后”“屈辱”“挨打”等受损者心态占据了意识形态的主线。在这种弱者感受的氛围中，社会达尔文主义、民族主义、种族主义等丛林法则思想应运而生。重思我们的近代，已成为当代知识人的共同使命。
在《年代记忆：中国近代意识的形塑》中，复旦大学李天纲教授以时间为线，从1817年“马礼逊在中国”到1927年“上海市民自治运动终结”，选择了20个左右的重要年份入手，解析对中国近代历史走向有深远影响的事件，以此串起一部中国近代史。作者试图打通清末民初，从“中国现代性”的全新视角讲述中国近代史，把中国近代史从王朝统治史以及没落士大夫、“军绅”官员和激进民族主义者的叙述视角中拯救出来，还原一部民众的历史。本期推介的正是《年代记忆》中关于戊戌年帝后之争、政治变革与学风变迁的论述，在作者看来，1898年的“维新”失败开启了清朝体制的最后崩溃。
书名：年代记忆：中国近代意识的形塑
书号：978-7-300-31926-1
著者：李天纲
页数：497页
定价：89.00元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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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变法”何以夭折/
文｜李天纲
时局图
1
“帝后党争”：家变导致国变
尽管历史学家能在事后给出很多“理性的”解释，历史本身却常常是非理性的。越是多读“戊戌”逸事，越是难以遏止地要抛弃任何来自政治、历史、文化和思想模式的学术解释，越是想说：这完全就是一场凶险的朝廷内讧，是一个帝后党争，是一个围绕“变法”无原则争斗的宫闱故事。摊上桌面的辩论，固然是所谓“保守”vs“改革”、“卖国”vs“爱国”、“亲俄”vs“亲英”的“路线斗争”，但是此时此刻的内情里，原则并非重要，它只是相互攻击的借口，是整倒对方的武器。于是，东方宫廷式样的权力斗争，掩盖了真实的问题，耽误了急迫的变革，家变导致了国变。清朝用血腥的内部残杀，送走了将近二百八十年的“大清王朝”不说，还把一个希望尚存的中国拖进了“百年深渊”。“戊戌”是中国近代“变法”事业的最后一次良机，失去了这1898年，20世纪中国的动荡、腐败、内乱和外辱，就像地震过后的地面塌陷那么见怪不怪。废墟之上，自由、理性、秩序和繁荣，所谓“现代性”的要义，一件件都是那么地难以建立，清末三四十年的“新政”夭折了。
道光皇帝的侄子奕谟（“老五太爷”的幼子）曾在光绪、慈禧和醇郡王奕（“老七太爷”之子，光绪皇帝的生父）之间调解矛盾，1900年清朝大乱的时候说：“我有两语，概括十年之事：‘因夫妻反目而母子不和，因母子不和而载漪谋篡。’”光绪皇帝与慈禧龃龉，导致“戊戌”之前的“帝后党争”。因为慈禧厌恶光绪，清宗室载勋、载漪等人乘机密谋“废立”，企图废黜光绪，另立皇帝，借机利用“义和团”。这一说法被记在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中，清末的人民耳熟能详。慈禧太后在1898年9月21日下令把光绪皇帝囚禁在南海瀛台涵元殿，整整两年过去了，“老佛爷”的愤恨之气还没有出尽。八国联军兵临城下的时候，慈禧裹挟光绪一起出京“西狩”。仓皇之中，光绪的爱妃珍妃挺身而出，请求把皇帝留在北京，守住国本。慈禧勃然大怒，歇斯底里地大呼：“把她扔进井里去！”按《景善日记》，听闻于他的邻居，内廷当差大臣文年的实录，慈禧当时说的是：“惩戒那不孝的孩子们，并教那鸱鸮看看，他到羽毛丰满的时候，就啄他母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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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
两年来，慈禧心里一直把光绪这“孩子”看作不是一只好鸟，啄了她的眼睛。皇帝“悲愤之极，至于战栗”，又一次跪在太后面前求饶，也没有求回他的爱妃。珍妃差不多是作为光绪的替身，即刻被太监们塞进了宁寿宫外的大井里。为了戊戌变法，慈禧和光绪积下的怨恨极深。
个人恩怨影响历史进程，在一些关键时刻确实发生。当政治活动不在社会各个层面上公开进行，只是在宫廷里面，由几个寡头人物来决定，个人之间的亲疏恩怨对于国家命运的作用就会被放大。“戊戌”这一年，中国的“变法”大业就坏在这位看不惯皇帝，因此不肯放权的“老佛爷”手里。据知情人恽毓鼎的《光绪皇帝外传》（即《崇陵传信录》）：1898年9月19日黎明时分，慈禧冲进光绪的寝宫，将书几上的所有章疏奏折全部拿走，留下的恶言也是骂光绪“忘恩负义”：“我抚养汝二十余年，乃听小人之言谋我乎？！”
64岁的西太后，在意识到将要被“帝党”的“变法”踢开的时候，就从“垂帘听政”到“撤帘归政”，又一次来到权力前台。玩惯了权力游戏的她，几下措施，就把牵线木偶“儿皇帝”耍出了局。其实，1898年的清朝权力，忙碌的紫禁城仍然被慵懒的颐和园支配着，朝廷和地方上的实权仍然为“颐养天年”的慈禧一手控制。死后都被谥为“文忠”的“荣文忠公禄”和“李文忠公鸿章”，除了“百日维新”废除后，西太后接着要“废”。
陈夔龙所著《梦蕉亭杂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5）记载：“戊戌政变后，宫闱之内，母子之间，盖有难言之隐矣。而一班熏心富贵之徒，致有非常举动之议。东朝惑之，嘱荣文忠从速办理。……（李）文忠听未终，即大声起曰：‘此何等事，讵可行之。今日试问君有几许头颅，敢于尝试！此事若果举行，危险万状。各国驻京使臣，首先抗议。各省疆臣，更有仗义声讨者。无端动天下之兵，为害曷可胜言？’”（第910页）李鸿章是用了“各国”“各省”的抗议作为威胁，与荣禄一起保住了光绪的皇位。陈夔龙后任直隶总督，与荣禄、李鸿章关系密切，晚年寓居上海，写作无顾忌，此故事确凿。光绪，两位“文忠”联手加以阻止之外，他们在许多重大场合都没有站在皇帝一边。荣、李“文忠”，果然深“文”周纳，“忠”的却是慈禧，被视为“后党”。李鸿章是“中兴大臣”，光绪年间的封疆大吏大多是他湘、淮军系统盘根错节的门生故吏，上海、天津的洋务事业由他一手掌握。荣禄是慈禧后期提拔的得力干将，“百日维新”开始时，拔至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权倾一时，京畿附近的军事、行政权力一手掌握。二“文忠”是慈禧的新、旧臣，左、右手，他们对“变法”袖手旁观，“帝党”的政令怎么能够畅通？“变法”的结局又岂能完美？
“百日维新”夭折后，除了少数因为不喜欢康有为“新党”而维护“后党”的士绅，大多数民众都叱骂西太后。全世界的舆论更是站在光绪一边，没有人同情这位“中国寡妇”。慈禧更大的洋相出在两年后的庚子年，可她在1898年9月的所作所为已经令她背上了永远洗不掉的耻辱之名，虽然她也是辛辛苦苦地维持清朝的“同光中兴”几十年。确实如她对光绪倒苦水的时候所说，她也是为清朝好：“变法乃素志，同治初即纳曾国藩议，派子弟出洋留学，造船制械，凡以图富强也。”
这段话出自费行简的《慈禧传信录》，内容确实可信。她渴望“富强”，她设计“变法”，如果“变法”不抛弃她的话，她是“变法”的终身领袖。可是，她被抛弃了，虽然未必是“帝党”真的要谋害她，可无情的历史却在戊戌之年断然地离她而去。
清末的朝廷，演的是一整出悲剧。悲剧的主角，由慈禧太后扶助的同、光、宣三个皇帝中，光绪是最值得同情的。同治纨绔，宣统儿戏，按皇族的看法，满族贵胄中，光绪算是心存仁慈、德配疆土的了。光绪死后，礼部拟谥号为“德宗”，原是不错。光绪品性懦弱、善良。少年时“畏雷”，遇见打雷害怕，就会扑到太师傅翁同龢的怀里；他做了一国之君，却还不愿伤害好人。恽毓鼎参奏圆明园太监在外收受贿赂，光绪就把他的折子藏了起来，不给慈禧看，生怕受到报复。据经常上朝的臣子说，光绪对那些新来不熟悉，或老得不灵活的朝臣，偶有礼数不周，都是原谅的，有时还不顾君臣之分，下来扶持。这一点最要命，庚子年“义和拳”危机，就是因为他情急之中下了龙椅，在座下与犯颜直谏西太后的忠臣许景澄相拥而泣，被叱为“无礼”。
当时，慈禧怒骂大臣“为夷人进言”，光绪“持许景澄手而泣曰：‘朕一人死不足惜，如天下何？’太后佯慰解之。景澄牵帝衣而哭，太后怒，斥之曰：‘许景澄无礼’”。七月初四日（7月29日），许景澄、袁昶在北京菜市口被斩。在1900年被杀的“庚子五忠”（许景澄、袁昶、徐用仪、杨立山、联沅）中，许景澄（1845—1900，浙江嘉兴人）、袁昶（1846—1900，浙江桐庐人）、徐用仪（1826—1900，浙江海盐人）均为浙西人，被称为“浙之三忠”。许就是被以此罪名斩首的。
光绪不该是“亡国之君”，他在“戊戌”的表现可称“励精图治”。很多八旗纨绔子弟，摆弄“西洋镜”乐意，让他们真的学点儿“西学”，就打哈欠。光绪亲政后很是着急，便带头学习英语。据《翁同龢日记》记载，光绪在1891年12月1日开始学英语，“是日起，每日午，上在勤政殿，命奕劻带同文馆教习进见，讲洋文”翁同龢：《翁同龢日记》第5册，中华书局，1997，第2483页。。当然，中南海里学外语，ABCD，Good morning，不过摆摆样子，唬唬臣子，但是光绪皇帝借此表达的旨意很明确：祖宗之法不可恃，他要身体力行搞改革。英国《泰晤士报》很快做了报道，在华推动“变法”的传教士李提摩太听说这个消息后非常兴奋，1892年初在上海《万国公报》上发了头条文章《恭记皇上肄习英文事》，说中国的“变法”大有希望。
作为一个改革家，仁慈的另一面就是光绪皇帝的性格缺陷——懦弱。光绪不像慈禧那样懂得用权术笼络那些趋炎附势的“老臣”“权臣”。势单力孤的光绪，亲政以后为了推行“新政”，到处寻觅能够帮助他的人。找来找去，最能够帮他的还是自己的“老师傅”翁同龢。光绪从小离开父母，在慈禧身边很少品尝亲情，他对陪着自己长大的翁师傅礼敬有加，“每事必问同龢，眷倚尤重”。这种信任是从青少年时期的依恋发展而来。据传说，光绪皇帝从小害怕雷声，在毓庆宫读书的时候，遇到雷电大作，都会投进翁同龢的怀里。
恽毓鼎所著《光绪皇帝外传》记录了这段故事：“上（光绪）幼畏雷声，虽在书房，必投身翁师傅怀中。”（第6页）光绪皇帝想在乱世里搞改革，却不具备强人性格，这几乎给“百日维新”定下了宿命。不太明白章炳麟1904年在上海《苏报》上大骂光绪“载湉小丑，不辨菽麦”有什么具体原因，想来正是这类懦弱之极的“畏雷”传说，使他认定光绪不堪中国变法之重任，是谓“小丑”。
“帝党”以翁同龢等文官组成，孙家鼐、志锐、文廷式、汪鸣銮、长麟、张謇等人附之。“后党”都是些权贵人物，荣禄为首，李鸿章、刚毅、孙毓汶等人附之。翁同龢的父亲翁心存，苏州常熟人，道光二年（1822）进士，官至大学士，曾是同治皇帝的授读“师傅”。翁同龢本人是咸丰六年（1856）的状元，自然也是大学士，成了光绪皇帝的伴读“师傅”。“父子大学士”兼“两代国师”，加上翁同龢的两个兄长同书、同爵通过不同的途径，都当上了总督、巡抚的封疆大吏，“常熟翁氏”是清朝文官道路的典范。康熙、雍正、乾隆时期，“海宁陈氏”显赫一时，与之呼应的就是咸丰、同治、光绪时期的“常熟翁氏”。有所不同的是：翁氏的时运有所不济，成了有清一代衰败历史的见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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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同龢
太平天国动乱，令湘、淮军崛起，清末的官场出现乱象，清代由江苏、浙江读书人主导的仕途，被立下赫赫军功的湖南、安徽军人打破。在此过程中，常熟翁氏与湘、淮军人早早地结下私仇。曾国藩在1862年参劾安徽巡抚翁同书谎报军情，后者被判为死罪，赦免后充军，不几年后病逝于西北。青年李鸿章在科场上原来是认了翁同龢父亲翁心存为“太老师”的，投奔曾国藩以后，成了淮军领袖。1864年李鸿章在攻占苏州后，屠城杀戮降将，令江南富庶地区生灵涂炭。苏州太平军忠王府建了一座江苏绅士捐建赞颂太平天国的牌坊，据说上面刻有翁、潘、彭、汪等苏州京官的名字，李鸿章不依不饶，要以“通匪”罪名惩办。湘、淮军人挤兑苏州京官，结下恩怨。翁同龢作为在京苏人领袖，无法和西太后身边的权势人物合作。“帝党”“后党”之分列，临事处事，尖锐对立，就成为必然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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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人冒进”：维新人才的断层
1898年5月29日，扶助“孤儿寡母”，主持清朝“洋务”近四十年的恭亲王奕去世。同治老人们渐渐凋谢，“帝党”终于等到了“新政”良机。一时间，旁落的中央行政权力大量回到光绪皇帝手中，“帝师”翁同龢的作用骤然增大，“事皆同龢主之”。二月之内，翁同龢为光绪皇帝的“戊戌变法”做了大量准备工作。从《翁同龢日记》看，他在这段时间内频繁召见中外“名流”，向各地官员征集变法方案，收集各国制度宪章，准备大干一场。然而，“帝党”无人可用，检查《翁同龢日记》，翁同龢对人才匮乏忧心忡忡。确实，进入“帝党”视野的人才实在有限，且大多根基浅显。无奈之下，翁同龢面试过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张荫桓则准备邀请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前来传经送宝。“帝党”希望他们以“洋顾问”的身份，出面主持中国的变法事业。这固然是一种“对外开放”的兼容，但更表达了“需才孔亟”之迫切。
然而，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亲下“明定国是”诏书，开始变法。次日，便下诏要各省荐举人才。又次日，议定超拔任用张謇、康有为、梁启超、张元济、黄遵宪、谭嗣同等人，都是“帝党”。可是，“百日维新”甫入第四天，还没有凑足人才班底，慈禧太后从颐和园发来一纸谕令，革去翁同龢“协办大学士”职，“开缺回籍”。当天入廷中对，翁同龢准备好了所有奏折，太监却通知他一人留在殿外，等待发落。许久散朝，中官径直给他宣读了上谕，当即将他开除出宫，罪名竟然是“每于召对时，咨询事件，任意可否，喜怒见于词色，渐露揽权狂悖情状”。
翁同龢在自己日记中多处记载光绪对他不积极推荐康有为抱有不满，但这份圣旨斥责他“揽权狂悖”显然不是皇帝的意思，而是太后的主张。据同在宫中的翰林院侍讲恽毓鼎记载：“常熟在书房二十五年，最为上所亲……（太后）尤忌翁，猝用朱笔逐之。”（恽毓鼎：《光绪皇帝外传》，第9页）。次日中午，翁同龢便踽踽然离去，“上回顾无言，臣亦黯然如梦”。
真是“莫须有”，翁同龢是极为谨慎低调的老臣，问题当然出在西太后不放心“帝党”任用的人才们，称之为“少年新进”。
1898年的“变法”，只是清朝的自救运动，一直由翁同龢辅佐进行，如果深究“变法”的专利权，应该贴上“翁氏”标签。然而，由于慈禧断然下手，“帝党”临时失去主帅，群臣无首，只能由光绪皇帝带着一群总理衙门的小“章京”来维持，康有为、谭嗣同、林旭、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杨锐等年轻“行走”仆仆于程。六品官员、工部主事康有为被历史镜头聚焦，出面领衔了余下日子里的“新政”。“百日维新”失败后，神秘兮兮的康有为怀揣着假造的光绪皇帝“衣带诏”，在上海、香港，以及海外，到处以“戊戌变法”的法定继承人自居，他把1898年，乃至整个清末的“维新”事业都贴上了“康记”商标。反过来说，康有为自诩：“没有康有为，就没有戊戌变法。”
朱维铮先生纪念“戊戌变法”百周年，在编订《未完成的革命》时，对康有为与“戊戌变法”的关系加以澄清，并告诉读者一项实情，说：“没有康有为，就没有戊戌变法？这个源自康有为本人的说法，早已受到史家不断质疑。……康有为的最大毛病，如章太炎所讥，在于自命‘圣人’，想当‘教主’，因而为了显示自己凡事无不先知，无不首创，非但好篡改个人历史，而且好篡改已刊论著。”
现代史家考证以后得出结论，对康有为的文字都要存疑。很多个性强烈的思想家都有自恋的毛病，康有为也喜欢放大自己的影响。固然康有为在“甲午”前后反复上书，在“戊戌”前后参与变法，有他的社会影响，确实是一个“热门话题”的制造者。但是“社会影响”绝不是靠一人之力能掀起的，况且在骚动的“社会影响”中，公众人物的言论中到底有几分真知灼见，有几分误导人心，也还需要辨别。
康有为的变法言论到底有多少“先进性”？“新党”的理论到底“新”在哪里？这样一问的话，作为“戊戌变法”领军人物的合法性果然有问题。因为《上清帝第一书》，康有为开始在北京薄有名声。1888年11月16日，翁同龢接到上书后表示：“南海布衣康祖诒（有为）上书于我，意欲一见。拒之。”
十多天后，11月30日，康有为托“清流党”盛昱转呈他的上书，“欲成均代递，然语太讦直，无益，只生衅耳，决计覆谢之”同上书，第2234页。。康有为的呼吁书，提倡用“西学”来变法，言辞愤激，表述奇特，是一篇浪漫主义的美文。然而，就具体措施的可行性而言，远不及前后左右的思想家们。康有为的文章总是檄文式的，度越了“文质彬彬”的文章规矩，“语不惊人死不休”，有“文胜于质”的嫌疑，这和他感受到的时代危机有关，也和他不甘寂寞的性格有关。此外，《上清帝第一书》还贸然地介入了清廷内部的“帝后党争”，他要求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下诏罪己”，这原是低级言官冒死直谏的惯用技法，除了给“变法”制造阻力外，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新方案、新知识和新思想。
虽然在戊戌年以“西学”出名，但康有为对于西方的知识只是半通，甚至还不及几十年前的前辈人物，勉强算是个“二流人才”。当时精通“西学”的人才，大都已经聚集在“洋务派”门下。曾国藩的幕僚中有“耶鲁学士”容闳、“出使大臣”薛福成；李鸿章的幕僚中有通晓九国语文的马相伯、马建忠兄弟；郭嵩焘、曾纪泽在出使欧洲时也培养了严复、马建忠等一批人才，后来在上海、天津、福州充作栋梁；即使稍后加入“洋务派”的张之洞，幕僚中也有“海归派”的文坛怪杰辜鸿铭、上海干才李平书。这些幕府人物都是“半御用文人”，平常只是做做翻译、上上条陈，拟定合同、协议、条约书稿等，没有把他们的真才实学和全部想法发挥出来，但这不是他们的错。看他们在自己的著作、日记中透露的理想，他们是内行，远超外界的想象。大臣们的幕僚之外，沿海城市里还有一批“公共言论家”。戊戌变法之前，在新出现的西式报馆、书局、学校里传播“变法”的言论人已经出现，上海有王韬、郑观应，港澳有何启、胡礼垣、伍廷芳，稍晚，天津出现了严复，就“西学”而言，他们都比康有为更加了得。
康有为自己承认，他是在晚至1882年25岁以后，因为进京赶考，坐了轮船招商局的船，往来沪、港、穗之间，“道经上海之繁盛，益知西人治术之有本。舟车行路，大购西书以归讲求焉”。康有为在上海福州路买的是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广学会、美华书馆的翻译书籍。按参与翻译的傅兰雅、林乐知、李提摩太等人的说法，这些书籍都是西学ABC，单科的入门书。康有为如果把这些书籍当作“西学”精华的话，那就真的是“徒袭皮毛”了。“徒袭皮毛”，王韬、严复、马建忠批评浅人剿袭“西学”时说的话，差不多是说“拉大旗做虎皮”，唬人而已。那年在上海，康有为或许对上海街面的奢华印象更深。他在福州路不仅在书局购书，还沉溺于“书寓”“堂子”的花丛，大嫖一气。马相伯《六十年来之上海》中讲了一段逸闻：“康圣人在光绪初年嫖得一塌糊涂。那时须赶赴京下春闱，最后才搭上了招商轮船，他的嫖账都没有还。债主都追到船上来索债。康圣人情急智生，躲在船顶上的救命船里，居然得以赖过债。这是康圣人的玩意儿，足见文人都不修边幅。”这段“赖嫖账”的故事是可信的，当时马相伯奉李鸿章之命，在上海轮船招商局查账。马相伯固然性格诙谐，擅长演讲，有很多“段子”，但他毕竟是天主教徒，不做无稽之谈。
19世纪80年代，上海已经成为中国新式文化的发源地。1895年“公车上书”以后，就在康有为名彻神州之际，他投稿参加在上海举办的“何为当今中国变法当务之急”的征文比赛。比赛主办单位是长期推进“西学”教育的广学会，比赛奖金600两由一直关心中国“变法”事业的英国商人汉璧礼捐助，老资格的“变法”思想家王韬主持评选。但是上海的评委们似乎没有给“康圣人”多大面子，只授了他一个五等末奖，奖金3两。此段史事记载见于《广学会年报告（1895）》。李天纲：《〈万国公报〉与晚清基督教传教》（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1986）曾加以披露，亦可参见高瑞泉主编《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第502页。这个故事说明，康有为的“西学”震慑北京之际，在野的老牌“西学”家们还具有领先地位。传统的“中国近代思想史”把王韬、冯桂芬、马建忠、薛福成、郑观应（这批人都在李鸿章幕府中）等人划为“早期改良派”，似乎只有康有为、严复、梁启超（这些人直到“戊戌”才受到舆论界重视）等人才是正牌的“改良派”。其实，思想者的历史不是“进化论”能够主宰的，谈起改革来，年轻的康有为未必能及老迈的王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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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
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的柯文教授用“沿海型”和“内地型”来区分中国的“改良派”和“革命家”。在《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中，他把王韬、容闳、何启、唐景星、伍廷芳、郑观应、马建忠、马相伯等人称为“沿海型改革家”，康有为这样的学者则被列入了“内地型改革家”，属于接受前者影响的群体。此后，他在费正清等人所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中的《传教事业和新制度》中又写了“沿海地区的‘基督教’改革派”（第628630页），指出：“中国许多最早主张现代化的人，产生在沿海地区，虽然这一事实通常被人所忽略”（第628页）。他后来发表颇具争议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华书局，2002），仍然主张“把中国划成两大文化地带，即我粗略称之为海岸（或沿海地带）与腹地（或内地）的做法是有益的”，他认为把中国按地理特征划为较小单位的区域研究（regional studies），而不是帝国大一统的统观方法，符合他自己提出的“中国中心取向的第二个特征”（第178页）。在参照“西学”进行社会改革的时候，“沿海型改革家”显然占有着思想、知识、技能和人脉上的优势，更早地熟悉19世纪以来的海洋文明，并引领了内地走向现代。可惜由于“帝后党”“新旧党”的争议，他们都属于被曾国藩、李鸿章用过的人才，无法进入北京朝廷“变法”决策中枢。中央分裂，“新进”驱赶“老辣”，“内地”挤压“沿海”，使得本来就非常有限的人才资源不能集中使用。
戊戌年间，“帝党”想搞“维新”，却缺乏“新政”人才。倾向于“后党”的李鸿章的幕府里倒是囤有大量“洋务”人才，但是他们被弃置一边，当然也就只能看“帝党”的笑话，翁同龢也不会倾心任用长期异于己类的他家幕宾。传统政治体制中，人才没有社会化，类同家兵家将，归权势人物私有私用，别人不得染指。于是，翁同龢在自己的日记中不断透露朝廷无人可用，5月26日、27日两次回避推荐康有为。翁同龢：《翁同龢日记》第6册1898年5月26日记：“上命臣索康有为所进书，令再写一份递进。臣对：与康有为不往来。上问：何也？对：以此人居心叵测。曰：前此何以不说？对：臣近见其《孔子改制考》知之。”5月27日：“上又问康书，臣对如昨。上发怒诘责，臣对：传总署令进。”（第3128页）任用康有为应该是他应光绪皇帝的要求，在几次拒绝再三犹豫之后的冒险一试。《论语》所谓“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说苑》所谓“十步之泽，必有香草”，偌大的中国，几十年的“洋务”“变法”，怎么可能找不到几十个应时之才呢？只是清朝僵硬的人才政策，无法考选，却能糟蹋，最后害了戊戌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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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经致用”：“学”与“政”如何关联
在中国近代史上，戊戌变法有“政”与“学”两重意义。政治学意义上的戊戌变法，以“百日维新”的惨酷结局而告终；思想史意义上的戊戌变法，则因为极富戏剧性的“变法”结局，引起了空前的全国大讨论而延续很久。全体士绅加入的大讨论，深深地楔入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地带，搅动起前所未有的思想纠纷。在一系列问题上，中国人困惑了：“宪政”在中国可不可行？中国的“宪政”要不要一个皇帝？还有，将来中国的“宪政”中，满人还该不该继续统治汉人？还有很多很多派生的问题，都被提交到在上海、澳门、香港，还有东京、横滨等地的报纸上展开讨论。讨论中出现的观念分歧，使原来尚称得上关系“和谐”的士大夫们相见如仇、群体分裂，乃至于号称“一统”的中国文化也随之发生了大裂变。
所有问题都涉及“政”与“学”的关系问题，一个最重要的思想史争议是政治体制上的“中西之争”。在迫不得已引进西方体制的时候，中国传统文化还能不能作为当前政治的资源？换句话说：儒家的经典学说还可不可以拿来用作当前的“意识形态”？虽然康有为在戊戌变法过程中的作用不大，他的“变法”主张也没有多大的新鲜，可是清末关于儒家思想前途命运的大讨论，很大程度上确实是因为康有为引起的。梁启超惊叹他老师的所谓“非常异议可怪之论”，就藏在康有为的两部“经今文学”著作《新学伪经考》（1891）和《孔子改制考》（1898）中。在这两部著作中，康有为非常奇特地把儒家“经学”拿来比附清朝的“变法”，得出了一些匪夷所思的结论，企图把“变法”的思想架构放在当时士大夫人人皆知的儒家“经学”上。对比严复、郑观应、马建忠等以“西学”为名提出来的明确的社会主张，如“报馆”“学会”“议院”等方案，康有为的“经义”晦涩、含混而充满歧异，但因为他采用的是传统士大夫都懂得的语言，因而反响热烈。
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用考证的方法，得出结论说：我们士大夫天天都要背诵的“四书五经”中的经典语录，其实都是子虚乌有的“古文经学”，都是汉代王莽篡政以后，东汉经师刘歆等人借托孔子的名义编造出来的“新学”，是“伪经”，都不是“真经”。《新学伪经考》的意图是要否定“四书五经”在传统意识形态中的绝对地位，摈除“假孔子”，请出“真孔子”。利用经典反经典，打着官旗反官旗，这是“经学时代”惯常的思维方法，很容易被人识别出来，更容易造成轰动效应。保守派的翰林大夫安维峻（1854—1925，甘肃秦安人）向朝廷报告揭发说，《新学伪经考》“非圣无法，同少正卯，圣世不容”转引自张启祯、周小辉编《万木草堂集》，青岛出版社，2017，第443页。。戊戌前后的清朝政府已经失去思想权威，无心维护什么教条。对于这种小报告揭发和大批判浪潮，康有为非但不怕，反而正中下怀。舆论爆炸，正可以借此逆流而上。
指责康有为“非圣无法”，还不能说是保守派制作的“大帽子”。康有为拆卸“六经”典籍，解构“三代”历史，并借此达到他“以学干政”目的的做法在稍后出版的《孔子改制考》中更加明显。《孔子改制考》塑造了一个“托古改制”的孔子。按康有为的说法：中国历史上本来没有夏、商、周“三代”，也没有伏羲、神农、尧、舜、汤、文、武、周公，更没有儒家“六经”。所谓“六经”，都是孔子为了“变法”，托夏、商、周三代之古制作出来的。全盘否定“三代”，如此激进的“疑古”思想，在学术上很难站住脚。如周予同先生和朱维铮先生反复指明的那样，《孔子改制考》已经参考了严复翻译介绍的“进化论”，表明了康有为对“西学”用“暗度陈仓入中国”、对“儒学”则用“明修栈道改六经”的一贯做法。
先不论康有为的“考证”在学术上是否站得住脚，单是他“以学干政”的做法，就难免有哗众取宠之嫌。眼看“变法”马上就要展开，挑起敏感话题，自然有其轰动效应，可以获得话语权，也有一些思想解放作用。但其实大可不必，不负责任地把学术和政治扯在一起，轰动后导致的思想混乱和无端争议给“变法”带来的负面效应更大。康有为把孔子塑造成一个像耶稣那样制定宪法、教导人群的“素王”，而他自己“更正”了儒家，就像是那个“更正”了基督教千年教会的马丁·路德。如此“考证”之后，儒家是“孔教”，孔子是“圣王”，他自己就暗称“教主”了。这样的做法太过狂悖，除了能将清朝的“变法”打上“康记”烙印外，毫无实际意义。朱维铮先生在《康有为在十九世纪》一文中说：“康有为企图破除这一传统（‘中国从来没有政教分离’），反而给予反改革者以否定维新的口实。”说得更明白一点儿：康有为是想建立一种政教合一的“孔教”，自任“教主”，把清朝的“变法”事业当作了他的私人事业，对于事关民族复兴的大业，康有为有私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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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画：弘历雪景行乐图轴
“百日维新”失败后，一般人士多把康有为等人呼为“新党”，把他们主张的变法学说称为“新学”。1898年9月22日清政府的通缉令上，康有为的两项主要罪名是“结党营私，莠言乱政”。“结党”，是指责他在光绪的保护下，结成了自己的党羽；“莠言”，是说他的“新学”扰乱了清朝的意识形态，造成思想混乱。也就是说，康有为在政治上和思想上都要为这场“谋反”活动负责。清朝衙门的官吏都刀笔老到，这两项指控要言不烦，直捣命门，欲置康有为于死地。因为他的“非常异议可怪之论”，康有为获得了不少听众，同时也失去了更多人的同情和支持，许多原本可以团结在“维新”事业周围的人，比如王先谦，比如章太炎等，都离他的“莠言”而去，因为他确实“曲学阿政”，确实有“私”。他所追求的“轰动效应”，并未激起更多的理性思考，反而冲淡了人们对变法具体措施的详细探讨。
康有为把清朝改革作为他的私人事业来从事，刻意要把“戊戌变法”打上康氏“经今文学”的印记。清朝的“变法”，既不是称“孤”道“寡”的清廷可以垄断的，也不是任何个体“思想家”能够呼风唤雨招来的。正如李鸿章等人意识到的，19世纪中国人卷入的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历史要求清朝人承担中华民族的整体变革，政治、经济、文化、风俗和宗教都面临巨大挑战，并不是单单要保住“大清朝”，更不应该只取哪家的“独门经书”来做试验。在国家大义面前，政治制度的变革应该采取一种温和的协商、和谐的争论，谨慎地施行。如果不是从制度层面着手全面而具体的变革，而是用政府权力强制推行某一个人、某一学派，或者某个党派的“思想”，实施思想改造，乃至用整个民族文化做个人试验，那么就都是“私利”和“私心”，都要不得。清末的“维新”本来是一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有幸见证这一场变革，确实令人兴奋不已。但士大夫没有读透几本新书，硬是用些半通不通的“新学”来比附新政，刻意要在“变局”中留下私人印记，就患了传统读书人最容易患的“虚妄症”。
从政治层面讲，戊戌变法是清朝政府开展的一次“维新”；从思想文化层面讲，戊戌变法却是中国士大夫的一场“革命”。“维新”的字面含义从《诗经·大雅·文王》中的句子“周虽旧邦，其命惟新”而来。根据唐代经师孔颖达的注疏，它的意思是：“周虽是旧国，其得天命，维为新国矣。”按照儒家“经学”的解释：像周代这样得到“天命”眷顾的“旧国”，是可以中途改弦易辙，变为“新国”的，是谓“维新”。这种观念和《圣经·旧约》中犹太民族认为自己的先人摩西曾与“上帝”订约，因此只要能够遵守约定，就能得到“上帝”的恩宠是一样的。清末的立宪派如康有为、梁启超，他们认为“变科举”“设学堂”“立报馆”“开译局”“设议会”等措施可以“新命”。按照康有为“经今文学”指导的“维新”事业，随着1898年“百日维新”的失败而失败。清末的革命家章炳麟，他是按照经古文学对古代制度的理解，设计出未来的新王朝，他相信：只要“迁都”（有《请设新京折》）、“改元”（有《中华民国解》）、“易服”（他自己设计了明式服装）、“剪辫”（有《请断发易服改元折》），清朝就可以避免“改朝换代”“变旧为新”，实现“天命”。
戊戌变法既是失败了的“维新”，也是“未完成的革命”。儒家意义上的“革命”一词，源于《易经·革·彖辞》：“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按经学家的注疏，这段经文说的是夏桀的残暴统治，商朝的建立人汤武王率人民推翻前朝，合乎天意，顺乎人情，是谓“革命”。在儒家“经学”的传统术语中，“革命”与“维新”的差别就在于是否要“改朝换代”。1898年的“维新”失败，开始了清朝体制的最后崩溃。从此，已经腐败了几十年的清朝各项社会制度，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扶也来不及地一块块倒下了。直到1911年，中国人决心抛开满汉共体的体制，采用共和国体制，另起炉灶，是谓“辛亥革命”。
同时，清末士大夫在思想上的“改朝换代”已经先于政治上的“改朝换代”，在1898年开始启动了。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是儒家士大夫最后一次利用传统文化资源实施的“变法”。十三年后的“辛亥革命”，连忠实追随康有为的梁启超也离“保皇派”而去。科举既废，新学堂里的年轻读书人再也没有兴趣使用儒家的思想，或者其他哪一种传统文化资源来改造清朝体制。虽然还是传统文化中人，可“西学”已经在表面上压倒一切，他们希望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全新纪元。辛亥年的“革命派”们，套用的是法国大革命中的“人权”学说，还有美国独立战争中的“革命”思想，他们建立的是一个有着西方“先进政体”名义的“共和国”（Republic）——中华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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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
李天纲，1957年生于上海，现任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宗教学系教授。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思想文化史专业，获学士、硕士、博士学位。主要从事中国基督教、中国宗教以及上海文化研究。著有《金泽：江南民间祭祀探源》( 2017)、《南京路：东方全球主义的诞生》 (2009)、《跨文化的诠释：经学与神学的相遇》(2007)、 《人文上海》(2004)、《文化上海》(1998) 、《中国礼仪之争：历史、文献和意义》（1998）等，编有《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马相伯卷》(2014)、《徐光启全集》(2011)、《万国公报文选》（1998）等。
/ 内容简介/
从甲午战争开始，中国人对自己的“近代”有着不堪回首的记忆，“落后”“屈辱”“挨打”等受损者心态占据了意识形态的主线。在这种弱者感受的氛围中，社会达尔文主义、民族主义、种族主义等丛林法则思想应运而生。适时地反省中国人的“近代”，翻检我们的“近代记忆”，“重写近代史”，已经是21世纪多元文化环境中全球华人的共同使命。
中国人的近代从何时开始？戊戌变法因何失败？“华洋分居”格局如何被打破？上海是否真是个“殖民地”并失去主权？它又是怎样成为中国的金融中心的？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固然曲折，但我们的近代记忆中却也不乏来自民间的精彩、荣耀和辉煌。
本书以时间为线，选择重要年份入手，解析对中国近代历史走向有深远影响的事件，以此串起一部中国近代史。作者试图打通清末民初，从“中国现代性”的全新视角讲述中国近代史，把中国近代史从王朝统治史以及没落士大夫、“军绅”官员和激进民族主义者的叙述视角中拯救出来，还原一部民众的历史。
/ 目录/
１７９３：大清帝国城市印象
１８１７：马礼逊 “看中国”
１８３５：明清 “西学”的延续性———以 《几何原本》为例
１８４２：《南京条约》的祭奠
１８５３：从 “种族隔离”到 “华洋杂居”
１８６２：“京师同文馆”的困厄
１８６４：湘、淮的崛起与大清的板结
１８６７：王韬与 “天下一道”论
１８６８：“启蒙”的发端———林乐知与 《万国公报》
１８９６：李鸿章的挫败
１８９７：经世学的近代转向
１８９８：“变法”何以夭折
１９００：躁动的南方
１９０３：语言民族主义ｏｒ文化世界主义
１９０５：科举制的幻灭
１９１２：函夏考文苑———民初的学术理想
１９１４：不作不死的孔教
１９１６：金融中心的故事
１９２７：上海市民自治运动的终结
转自：“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守望者”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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