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地理学，如何找到并理解地理学最活的部分，是个关键。现在已经不是洪堡的时代，很多人向地理学边缘走，向邻近学科靠拢，从那里借力，这都是问题意识引导的结果。这里所谓地理学“边缘”，其实是其与相关学科的结合部位。......我不算是学院派的地理学者，背不出地理学理论所有的大纲小目，只是选择性地在这个基本出发点上自由地观察世界，观察社会，观察人。我很喜欢梅尼教授的一句话，他把地理学从a way of knowing改进为a way of thinking，强调更主动的地理学研究。在丰富的大地上，不仅要寻找要素，还要寻找问题。地理学研究对象的定义也可以是出产问题的大地。
唐晓峰
曾先后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北京大学地理系、美国雪城大学（Syracuse University）地理系学习，获得博士学位。现为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有历史人文地理学、文化地理学、中国北方历史地理、北京城市历史地理、地理学思想史等。著有《从混沌到秩序 : 中国上古地理思想史述论》《新订人文地理随笔》《给孩子的历史地理》等。
人文地理学问题意识的唤起
一份学术回忆
* 本文摘选自唐晓峰《什么是历史地理学》，注释从略
文丨唐晓峰
这是我个人的一份体会。我本科是学习考古学的，从研究生开始转到历史地理学，于是，一个认识地理学的过程开始了。以下是我对地理学认知的点滴心得，不嫌疏浅，写出来与大家交流。
喜欢一门知识、学术，其实都是从一个特定角度开始。地理学范围很宽，最开始也只是从一两个门径钻进去，好像大多数人都是从自然地理开的头，从人文开头的或许也有（主要是历史地理学），但不多。自然界，自然环境的神奇吸引几乎每一个人。越是遥远的地方，越激发想象。地理认知过程，永远离不开想象，还有“感知”。
是否关注地图，是一个人是否在地理兴趣上前进一步的标志。地图上全是抽象符号，将世界从实际景色转化为符号画面是人类一大本事。人们自然而然地开始在符号中想象世界。几十年后，读到哲学家的话：你的知识都是符号。地理符号引导着我的地理知识、地理想象、地理感知。问题是：符号是哪来的？地理知识、地理想象、地理感知、地理符号，这些东西自觉或不自觉地构成了我的认知基础，我就是带着这一套东西进入地理学术领域的。
大量的地理著作，古代的、现代的，描述性的内容居多，这类著作以分类见长，以类别众多取胜，一书在手，似乎就握住了一个区域的地理，很多地理学问就是这样做起来的。但是，这样的著作，读起来相当枯燥，原因是作者脑中没有地理问题。问题是地理学的弦，脑子里这根弦不弹奏起来，你的地理探索之路长不了，至少，你只留在知识兴趣层面，而没有形成学术兴趣。真正的学术兴趣来自问题意识，但自觉的问题意识的建立，要有一个过程，除非你是天才。我不是天才，我的这份过程，是一步步走出来的。
进入地理学，如何找到并理解地理学最活的部分，是个关键。现在已经不是洪堡的时代，很多人向地理学边缘走，向邻近学科靠拢，从那里借力，这都是问题意识引导的结果。这里所谓地理学“边缘”，其实是其与相关学科的结合部位。
我进入地理学界，是改革开放的初期，由于与世界地理学的发展长期脱节，人们急于补上这一块。自从科学地理学诞生，全世界地理学只有一家，不像古代，各国的地理学很不一样，地理学史家称“所有可能的世界”，此为美国地理学家詹姆斯(Preston E. James)的用词，all possible worlds，表示古代意象世界的多样性。他曾以此为书名，讨论地理学思想史。意思是有五花八门的世界观。到了科学时代，科学思想统一天下，地理学只有一个，即科学地理学，所谓国际接轨，跟上国际学术发展，就是跟上地理学的科学脚步。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地理学的科学脚步走到了计量化（或称数量化）这个阶段。
计量地理学对于人文地理学具有重大意义。早在近代，科学初兴，追求科学是当时地理学的核心目标，这个目标在自然地理学中很容易实现，但在人文地理学这边就很麻烦，当年最激进的科学派要把人文问题从地理学之船上丢到水里去。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计量革命”，带给人文地理学一轮科学光环，地理学界十分兴奋。计量潮流在社会科学中影响面很大，不少人都卷了进去，考古学中也有跟风气者。改革开放后，中国人文地理学界一个紧急的任务是了解地理学计量方法。记得1980年左右，美国华人经济地理学者李育曾受邀来讲学，在北师大那次，很多重要学者都去了。李育介绍地理学的计量方法，但必须用英文讲，似乎海外华人还没有成熟的中文对应语言，吴传钧先生现场做翻译，杨吾扬先生也帮助一些。那次我去旁听，什么也不懂，但感到一股气息，一股新鲜的学术空气。
历史地理学在计量方面基本上是无计可施，无用武之地，一个根本性的原因，是没有可供计量的准确充分的数据资料。（大概是因为计量方法的广泛普及，在学术语言中，原来称呼的“资料”都改称“数据”。比如data这个词，可译作资料，但现在多称“数据”。）在这个气氛中，历史地理学当然很边缘。我的内心，感到计量方法在历史地理研究中用处不大，所以对计不计量倒是不在乎。不过，对很多人文地理学的方志式研究（即以描述为主），仍然不感兴趣。那几年，实际上是混在杂学之中，核心主题是“思想解放”，一种随性的思想解放。我在这个气氛中完成研究生学习，对所做硕士论文，并不满意。虽然有一两个亮点，但总体看，水准不高，我后来也不大提它。
但是必须承认，在人文地理研究中，说具体一点，在我认真阅读过的一些历史地理名篇中，还是感到了一些令人兴奋的研究角度，虽然当时不得其名，但毕竟为其实所动，故深存记忆中。
《新订人文地理随笔》 唐晓峰 著
异质事物的关联性
第一个是侯仁之先生的乌兰布和沙漠研究。那是在20世纪70年代中，我在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室考古组，读到《考古》杂志上侯仁之与俞伟超合写的《乌兰布和沙漠的考古发现和地理环境的变迁》。在一个地方发现考古遗存，然后确定年代，然后撰写报告，这个套路并不新鲜。但令人惊异的是，该文的结论没有做到考古遗物的细节排队和时代的精准推测上，而是做在了地理环境。考古遗存中有陶器、水井、生产工具，但它们都是在今天的乌兰布和沙漠中。这显示了一个巨大的反差，当时的环境绝不是沙漠，古今环境的巨变铁证如山！我并不知道这一结论的性质是历史地理研究，但强烈感觉到该项考古工作跨入了一片新的学术田野。
此外还有一篇，谭其骧先生的《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文中提出了黄河中游地区农牧业的转换影响了该地区水土流失的程度，进而产生了对黄河下游水文形态的影响。这是一项大跨度空间的生态系统分析和推断，其间的关联性极富启示性。
在我的意识中，这些新鲜的感受后来成为认识地理学研究如何超越方志学的第一个出发点，体会到地理学的解释力。其实，这种关联性的讨论在地理研究中并不少见，但只有在自己特别在意的问题讨论中才会产生较大的触动。地理学的关联性往往在异质事物之间，这是地理学有别于大多数在同质事物之上所建立的学科的特点。而如何在异质事物间发现有意义的关联性便是地理学问题意识的一个关键。地理世界是异质事物的大系统，它们的互动是世界的一种动力，也是问题意识的滋生之处。
正因为地理世界是异质事物的系统，这门学科天然地具有跨学科研究的潜质。当年现代地理学之父洪堡的成功，乃是借助于地质学、生物学、气候学的新方法才得以对大自然的各项要素展开判断。索尔具有生态学内涵的文化地理研究，也曾借助人类学的眼光。后来段义孚的人本主义地理学的突破，显然借助了心理学，他获得心理学的大奖是实至名归。现在很少有纯粹的地理研究，见到的都是经济地理、文化地理、历史地理、××地理，我感觉，前面的界定词不是附带性的，而是决定性的，前面所注明的，不仅仅是地理现象的分类，更是学科盟友，在各自的研究方向上，一定要将经济学、文化学、历史学的解释能力联合到地理问题的研究中，才是上乘的工作。
历史地理学联合考古学的跨学科研究，最终诞生了一个新的学科门类：环境考古学，这是侯仁之晚年努力推进的事业，是一项学术成功演进的范例。现在，中国考古学会、地理学会、第四纪研究学会都成立了环境考古专业委员会，发展势头可观。侯仁之说：“史前环境考古是历史地理学必不可少的延伸，历史时期环境考古更是历史地理学的重要内容。”
空间转向
读历史研究著作，每读到做空间说明的时候，便感到很入味，比如关陇集团、南阳集团、河北世家等具有地理含义的概念的提出。谈历史事件、历史问题，加上空间这一维，便觉得分外透彻。但在史学著作中，这样的空间讨论并不多。一些地理学家抱怨，学者们往往有“重史的脾气”，以希罗多德(Herodotus)的《历史》为例：“希罗多德所以被称为历史学者，主要是因为历史学者比地理学者为多，其实他的著作中极大部分显然是属于地理方面的。”这个例子说明，地理不是内容的问题，是意识的问题，改进的途径不在增加地理知识的量，而在增加地理问题的自觉意识。早时读历史，对夏商周的理解仅限于“三代”，即时间关系，但在王国维等人那里增加了地理位置关系，这就实现了对夏商周认识的完整性。王国维在对古文字的先后演变认识上，增加了对列国文字的横向差异的认识，这个意义也很大。
地理学的自觉意识，在方志学层面，往往在地理知识的分类上打转。不能否认，分类学是科学研究的基础，很多科学史家承认现代生物学分类法的启示，但必须将地理知识与其他知识相结合才会产生更有价值的问题。就社会人文这一方来说，“地理提供了自然背景和舞台场景，历史事实和它联系在一起才具有意义”。有意义便是问题。这里提到的意义，基于事件与地理的结合。而这一观念的反向表述就是，历史事件若离开了与“自然背景和舞台场景”的联系，便损失了意义。以现代科学发展为例：“在欧洲不同的地区背景中，人们后来称之为‘科学革命’的探索形式带有浓厚的地方印迹。在一些地方，海洋文化是培育科学探索精神的主要动力；在另一些地方，发挥主导作用的是某种宫廷文化；而在其他地方，宗教的裁决则是主要的推手；还有一些情况，经济野心不但为人们的科学探讨提供了助力也带来了限制。……无论起作用的是哪种因素，那些以‘科学’的名义被归为一类的人类活动，都深深地植根于地方的特殊性之上。”有些历史研究，为了寻求一致性，把历史过程从各自的区域中抽取出来，以求纯粹逻辑的叙事，这已经失去了真实性。
不过，向空间问题的转向，关注地理属性，不只是关注舞台背景或舞台位置，也要关注事物自身的空间性。很多事物都具有空间特征、空间结构、空间过程，这些问题不弄清，对事物的认识还是远远不够。事物的存在不仅有时间性，也有空间性。将单纯关注事物的时间性，增加一个空间性，有时是必要的。例如，北京城千年来基本位置不动，但历史中充满了城市自身的空间变异，不研究其空间变异，这座伟大城市的历史就说不清。城市空间结构考察的对象，不仅仅是物理空间，还有“第二空间”“第三空间”，即文化空间、心理空间、行为空间等。北京人不仅生活在京师的物理空间中，也生活在对京师的心理认同空间中。皇权空间、胡同四合院生活空间、街庙公共空间，这是北京的空间基本构成，有物质也有精神。京师不可能没有强大的皇权空间，然而祥和的胡同四合院空间又是对强大皇权空间的一种平衡和缓冲。北京人生活在二者的平衡之中。
城市空间是显像空间，而另有一种空间是隐喻空间，它没有物理外形，却对人有着不可忽视的控制性。通过一个人的讲话，你便可以感受到他拥有一个自己的个人空间。于是，“当遇见不同的人时，就置身于不同的舞台”，或异己的场所，而“每一个场所都如同提供了一份内容各异的节目单”。个人是这样，群体也会是这样，为了认识一个特定的群体，有必要认识他们的特殊空间，既有物理空间，也有隐喻空间。这一认识，在文化地理、政治地理的具体研究中，都受到不同程度的重视。
《北京城的生命印记》 侯仁之 著
大地上的多重网络（系统）
在中国传统地理学叙事中，或者说在阅读古代地理文本的时候，会形成这样的印象：行政区划所代表的政教系统是铺设在国土上的控制性网络。几乎没有另外的网络进入脑海。但是阅读史念海的文章《释史记货殖列传所说的“陶为天下之中”兼论战国时代的经济都会》，才忽然意识到大地之上还有别的人文网络。中国古代的一个重要地理学理念是：今登封、嵩山一带为天下中，那里有周公测景台，这是就法统观念而言。抑或古代文人出于对皇权的颂扬，永远将京师奉为天下之中。这类由政治礼仪、天人合一观念向社会灌输的“中”的观念几乎是唯一的。但现在读到“陶为天下”中，才意识到还有铺在大地上的其他网络。陶是“天下”商业网络的“中”。感谢司马迁的记录，佩服史念海先生扑捉历史地理问题的敏感性。
美国学者施坚雅也对多重网络问题做了很有影响的研究，他在人们习以为常的农村乡镇行政网络体系中又叠加了一个商业集市网络，且借助“中心地理论”的支撑，讨论集市网络的空间规律性。我自己原本很轻视农村集市的作用（甚至存在），这与插队经验有关。在插队期间，农村虽然有一个合作社网络，但它只是官方乡镇网络的一部分而已，所以没有令我另眼看待。传统社会中的集市则不同，确实是乡镇管理网络之外的东西。
20世纪80年代初，还读到施坚雅的另一篇关于中国古代城市的文稿，有一个观点令人一愣：古代中国没有全国性的城市体系，只有区域性的城市体系。这个观点违背我们从一统志上得来的认识，即有一个一统性的政区治所网络，它是全国性的。当然我马上意识到，施坚雅说的是经济，不是政治。一个前提认识是，王朝时代的中国还没有全国性的市场体系。城市的双重网络结点性质是显而易见的，但只有全面的城市意识建立起来才会有这种判断。
关于行政网络与经济网络，如果进一步思考，还可以发现二者的差异，这需要更多的阅读。周锡瑞（J.W. Esherick）在义和团研究中，发现在当时的行政系统中，上下级的配合还算可以，但横向配合（两个县或两个府的配合）却不行，这是义和团发展地区（山东曹县、单县等地）的管理漏洞，义和团因此获得机会。这是行政网络的特点。而经济市场网络不会有这类问题。不同性质的网络，其“网线”路径效率的分配是不一样的。政治网络是纵向畅通，经济网络的横向畅通应该是生死攸关的。
人文地理学的研究要有敏锐的识别能力，对人文的东西，要善于做思想性观察，有些很重要的历史地理空间、网络完全是思想性的、观念性的，比如江湖这个概念。对每一种横铺在大地上的网络的属性也需要做深入判断与个性确认，这种确认是社会判断的深层部分。中国古代地理系统中，主体部分是一统王朝的空间综合体系，包括政治与意识形态，可定性为“王朝地理”，它有强大的观念群（禹迹、九州、五岳等），有严谨的行政区划制度（郡县制），有完善的文本（地理志、一统志），古代的地理学也主要是围绕王朝价值体系发展起来的。有意思的是古人又创造出一个江湖网络，标新立异于王朝网络之旁，但保持二者的互动关系。金庸的小说有很多这类互动，电影《笑傲江湖》(许冠杰版)出场是王朝的网，然后转入江湖的网。比江湖网络更实一些的还有阴阳五行系统，在大小不同的人居区域中以可操作面目出现。
中国古代王朝幅员辽阔，各类信息的网络建设（生成）是社会组建与运转的组成部分，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文化制度（如科举）上都有反复操作、反复调整的制度。在意识形态方面，国土法理属性的论证也是地理学思想领域所要完成的历史任务，致使“江山”一词充满了帝王之气。阴阳五行思想也加入王朝系统的论证。总之，古人就是生活在这层层叠置、相互交融的网络系统中。历史地理学在对这些网络的揭示中，可以享受充分的学术乐趣。
《河山集》 史念海 著
地表过程
人文事物的地表过程往往被处理为机械性的位移，只关心起点与终点，对这两点的考察分析也会很到位。但地理学的空间，不是只提供无意义的真空距离，这是空间虚无论。人文事物的空间过程是一个生命过程，有成长也有变异。这一问题，读过美国人西进历史过程的研究便会有深切体会。美国文化中的一些重要基因，并非来自欧洲，而是在美国人不断西进的历史地理过程中形成的。比如私人拥有枪支的政策、个人的独立精神等等。人文地表过程具有创造性，这是很重要的意识。
地理空间中有复杂的自然因素与社会因素，这些因素都会对迁徙者产生或大或小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空间过程也是历史过程，充满变异和创新。如此充满内容的时空交融的过程，正是历史地理学关注的题目。中国历史上这样的交融过程很多，西周的封建制度、秦代的郡县体制，都可以说是在地表过程中被创建出来的。周边族群的内向移动，这样的事例更多，且形态更复杂。
人文地表过程至少面临两类变局，一个是进入并适应不同的环境系统，另一个是打开原本的社会机制并吸收新的社会元素。这两项变局不是突变而是渐变，是动态的逐步呈现。人文主体会在这些动态渐变中，调整、选择、创造新的社会组织形态，形成新的体系特征、文化特征。例如商朝在疆域扩张中形成“外服”地域，随之发展出“外服”官员系统。10世纪，契丹人不断南扩，在这一过程中耶律德光创造了“一国两制”（以及一城两制）的新体系。
在中国社会历史中，“远程系统”的建立是一个关键，也是一项成就。许宏在论证二里头文化时，强调了“广域国家”问题，这是解读中国上古史的一个关键议题。“广域”机制的建立并突破一般性规模（权且使用这个词）而走向超大地域规模，是中国历史的基本线索之一，在这个结构化地表过程中，一系列的观念、制度涌现出来，如普天之下、九州、一统等。中国的大地域社会是长期全面培育的结果，具有“超稳定”机制。中国历史的地表过程，包括翻越庞大的山地，任何地形障碍均不在话下，对比欧洲地图，这是个奇迹。在欧洲，罗马帝国也曾拥有辽阔领土，但其建立主要是依赖单纯技术性手段，结局不同。美国地理学家罗兹·墨菲（Rhoads Murphey）在研究中国近代化历史问题时，注意到由口岸城市沿河流深入内地并局限在流域附近的地表过程。社会地表过程研究，是历史地理研究的有趣课题。
人本主义
人是对世界进行感知、认识、解释、判断、选择的主体，而这个主体的感性力量与理性力量都在全方位地发挥作用。当把人的行为决策作为最高研究目标的时候，人本主义观察与解释是必需的。当地理学作为人类行为的解释手段而不只是世界的旁观手段时候，人本主义的引入具有重要意义。
我在美国学习的导师赛明思（M. Samuels）教授是当时一位活跃的人本主义地理学家。他与另一位地理学家李（D. Ley）主编的《人本主义地理学》是倡导人本主义研究的经典文献。这部论文集中的作者都是当时最活跃、最有影响的人文地理学家，所以本书颇有声势。从具体的人出发，是人本主义地理学的特点，有两个地理学概念在人本主义潮流中最醒目：一个是地方（place），一个是景观（landscape）。这两个概念早已有之，但此时被赋予更复杂的内容，关键一步是在这两样东西前面放上了具体的人，是具体的人与地方、景观的个性对话，构成问题的整体。
我第一次接触“地方”这个概念是在雪城大学地理系选上的第一门课，英文叫cultural approach to place，刚看到这个题目并不懂，上了几节课算是明白了“地方”是什么意思。它是人的行为与某个地方的牢固结合而形成的意义成果，当人们提到这个地方，那个特定意义随之出现，在这种情形下，谈论一个地方就是感受那个意义。地方研究实际上是地方意义研究，即所谓 the meaning of place。我当时做了一篇作业，讲中国人心中的三个基本地方：故乡、首都、实际所在地，这三处地方各具意义，是中国人心中地理世界的三个基本支点。教授承认我明白了地方这个概念的内涵和用处。
上这门课的教授是詹姆斯·邓肯。回想起来，邓肯虽不是我的导师，但实际上他对我的影响最大，他的课，连注册带旁听，我上了四次。这些课分作两大类，一个是各类哲学流派与地理学思想的关系，另一个是地理学思想史。这些内容把地理学带到了“天上”。有人说，人类属于天，动物属于地，上帝给了人类仰望的功能，而动物永远俯视大地。地理学思想史课用的教材是英国地理学家约翰斯顿的《地理学与地理学家》，此书将欧美地理学界“二战”之后的思想理论发展梳理得十分清晰。我回国后与几个朋友合作将其翻译成中文，它后来被商务印书馆纳入汉译名著系列。
我在美国努力完成对人文地理学的理解的时候，正是段义孚教授的思想盛行学界的时期。在研究生的讨论课上，“Yi-Fu Tuan”这个名字不绝于耳。段义孚是美籍华人地理学家，在人本主义地理学的论证与传播上起到了异常重要的作用。他的思想在地理学中的创新性十分锐利，似乎一碰便有强烈反应，将大地视为客观沉稳的思想习惯，在段义孚这里被掀掉，地理世界原来也是灵活、浪漫的。他的《恋地情结》一书风行欧美地理学界。
欧洲人讨论人类在自然环境中的能动性，讨论了上千年，并争论这个能动性是上帝给的还是人类自己具备的，总之人类在环境中的特殊性最终得到承认。不过，这些讨论大多停留在“工匠”式的技术层面，而在人的世界中还有情感精神空间，段义孚正是将人类的能动性大幅度引入情感空间，“还地理学一份人情”。地理世界在政治价值、经济价值之外，还有情感价值。而情感价值概念的引入，使个人具有了重要意义。
在段义孚的词汇中，perception、image等跃然而出。情感与意象同样具有改变世界的力量，同样表现出human agent（人的能动性）的属性。想象可以为世界增值，打造有别于理性的世界。在古代，意象世界甚至被认为是世界的主体。个人想象可以扩散为群体想象。吴承恩的想象、金庸的想象都演化为群体想象。我在美国遇到一个越南青年要到中国寻找金庸的世界。金庸的“华山论剑”碑已经矗立在华山之巅。看来，要充分解释数千年来人文世界的林林总总，需要多样的眼光和办法。
中世纪欧洲人曾提出两个自然的概念：第一自然是上帝的自然，人类创造了第二自然，20世纪，索亚又提出三个空间。这两个自然、三个空间地理学全要管。它们机制不同，自然机制对应自然科学，社会机制对应社会科学，人文机制对应人文科学（这个科学是广义的）。另外，从尺度说，从全球空间到私人空间（随身听产生的个体空间、咖啡厅中的个体空间等等，打造特色个体空间已经成为新生活方式），地理学也要进行揭示和解释。
《恋地情结》 段义孚 著
结语
总结一下，我不算是学院派的地理学者，背不出地理学理论所有的大纲小目，只是选择性地在这个基本出发点上自由地观察世界，观察社会，观察人。我很喜欢梅尼教授的一句话，他把地理学从a way of knowing改进为a way of thinking，强调更主动的地理学研究。在丰富的大地上，不仅要寻找要素，还要寻找问题。地理学研究对象的定义也可以是出产问题的大地。上面所谈，是我学术经历中几个印象深刻的方面，每一个受到启示的问题域都是我的学术驻扎地。
还有，我在认识问题的时候，主要选择历史性解释，这是历史地理学的特点。很多学科注重原理，以原理处理问题，在今天的人文地理学研究中，这类倾向很重。我遇到一些研究生，他们的理论概念能力很强，善于做概念逻辑建设，可以画出一幅幅概念关系图。每到这时，我喜欢请他就某个概念在现实中的表现举个例子，按说这不是难事，但他们往往卡壳。他们不只是缺乏社会经验，还缺乏思维习惯，缺乏在“世俗”事物中寻找“高雅”问题的能力。历史地理学不能对问题只做原理处理，而必须提供对特定时空因素（包括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偶然因素）的具体分析。
当然地理学还有思想史的问题，这也是个很有意思的领域，以后有机会再多谈。但一个基本的学术史告诉我们：从远古开始，人类便由于好奇心而积累了大量关于大地环境的丰富知识，但地理学的前进步伐却不是由这些知识的数量衡量的。地理学发展的标志是问题意识的更新。西方“地理大发现”时代积累了大量新奇的资料，但“新的地理书仅仅加添了一些探险家们所提供的新报导，而观察的方法，指导观察的思想或概念，以及所提出的问题，却仍然和从前一样”。旧有的问题意识使面对新鲜资料的人仍然“生活”在旧世界的原理中。格拉肯在赞扬了一批17、18世纪的思想家的贡献之后，同情地说：“时至今日，他们的问题还是启发了我们的问题，可是他们不可能比这做得更多了，因为他们生活在一个与过去更相似得多的世界里，至少从人类文化和天然环境问题来看是如此。”地理学问题意识的大更新是在洪堡的时代，即19世纪，“洪堡提出了不为任何其他学科的工作者所提出的有关地球和人的问题——例如，他把瓦伦西亚湖畔陡坡上的植被和湖的供水情况联系起来，和导致山坡上森林砍伐的经济与政治条件联系起来。他写了墨西哥和古巴的区域研究，这些著作不仅是那些地区的记述，也用一般理论来进行了解释”。现在公认，洪堡是现代地理学的奠基人，以科学精神解释人地关系问题是现代地理学的宗旨。
我感到，现在的学术日趋发散性，在一个所谓学科中会有很多被发散出去的研究。很多年轻学者喜欢跟随事实——准确地说是问题——往外走，这是好事。英国地理学家哈·麦金德说：“知识是统一的整体，它的分化成各个学科是对人类软弱的一种让步。”地理学家必须做知识面前的强者。
转自：“三联学术通讯”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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