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23年第12期P7—P8
作者单位：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摘自《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3年3期，周学军摘
经过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中华民族凝聚、发展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民族共同体，统一性不断增强，成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
中华民族的凝聚与中华文明的统一性
中华各民族从起源时期就彼此联系、相互吸收、交融发展，呈现出统一的趋势。黄河中下游各族先民融合的结果，形成了夏、商、周三族的主要来源，是华夏民族起源的核心。与此同时，在黄河上游和下游地区形成了后来的氐羌和东夷。而在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形成了苗蛮与百越的先民，在广大北方地区则分布着游牧和渔猎民族的先民。分布于祖国大地上的各族文化在起源时期即表现出联系性与统一性。
西周分封诸侯、众建属国，统“天下”于一尊，建立起以周天子为核心的大一统，形成了“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观念，促进了民族间的交融与认同。西周时期，原夏人、商人、周人三族融为一体，并吸收周边其他民族的成分，形成了华夏民族的雏形。周人自称夏人，并以夏称冠于诸侯，遂有“诸夏”之称。经过西周和春秋时期的交融发展，至春秋、战国之际，华夏民族与周边各族进一步融合，发展成为一个稳定的民族共同体。
中华各族的发展是在大一统下的交融、凝聚。春秋时期由于周边非华夏民族内迁加剧，华夏认同感强化，遂强调“夷夏之辨”。然而，区分夷、夏的标准是文化，即以是否行华夏礼乐文明，亦即以是否合乎周礼来辨别夷夏。因此所谓“夷夏之辨”，并不是排斥非华夏族类，而是大一统下的民族互动。春秋时期，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最讲“夷夏之辨”，但强调的是大一统框架内的夷、夏之别。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夷夏观，虽然强调以华夏礼乐文化为标准相区分，但它是大一统视域下的“夷夏之辨”，究其实，是要将各族一统于礼乐文化，因而强调兼容并包，本质上是中华各民族在大一统框架下互动、交融与发展。
华夏与周边民族长期交往交流交融，联系日趋紧密，整体性、统一性越来越突出，形成了华夏居中、“戎夷”分布四方的“五方之民”共“天下”的观念，正是先秦时期中华文明统一性的具体体现。
秦并六国，统一西戎、百越、西南夷，建立起空前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多民族国家。秦在统治范围内推行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促进了全国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的统一，扩大了华夏文化的传播，加强了与周边民族的联系与交融。汉承秦制，是秦统一王朝的继承与发展。秦汉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的重要时期。处在统一政权治理下的各民族进一步交融发展，华夏民族吸收边疆民族成分，发展成为一个更大规模的民族共同体──汉族，以繁荣的经济文化、众多的人口和广大的地域成为中华民族凝聚的核心。以汉族为主体的统一多民族国家，促进了中华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风俗伦理等各方面的进一步统一，“华夷一统”观念得到加强。
秦汉空前规模的大统一，奠定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础；统一成为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底色与基调。而发端于先秦时期的大一统思想，也在秦汉大一统政权下得以总结、完善，成为中华民族坚固不可动摇的信念。中国第一部全国性的通史——《史记》写成于西汉时期，正是大一统观念在历史书写中的反映。一改先秦时期分国割据的历史书写，《史记》上起五帝，下迄秦汉，一脉相传，建构起华夏正统谱系，并以此为中心将全国统一起来，建立起历史的统一观和正统观。《史记》及以后历代正史关于大一统历史的记述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历史记忆，是中华文明统一性的突出体现。
民族交融与中华文明统一性的增强
在以华夏/汉族为主体的秦汉统一政权建立的同时，我国边疆地区也出现了一些地区性的局部统一。边疆民族地区的局部统一是中华民族和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统一进程中的重要环节，有着重要的意义。
东汉以来，边疆民族纷纷内迁，形成了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内迁诸族错处杂居的格局，并于两晋之际出现了“五胡十六国”割据的局面。两晋南北朝是政治上的大分裂、大动乱时期，但也是民族大迁徙、大融合时期，既有边疆民族的大规模内迁，也有中原汉人向南方及其他边疆地区的流动。这种大规模的民族迁徙和文化交流，促进了中华民族的交融与发展，进一步加强了各民族间的内在联系与密不可分的整体性，强化了中华文明的统一性。
魏晋南北朝民族交融发展，迎来了隋唐更大规模的统一。隋唐统治集团既坚持华夏正统，又与北方民族有密切的联系，因而对待各民族及其文化采取包容开放的政策。隋唐的空前统一与繁荣加强了大一统下各民族交流与融合，促进了边疆各民族的发展，吐蕃、南诏、回鹘、党项、契丹、女真等在边疆地区的崛起，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在更大规模、更大空间的丰富与发展，强化了各民族的中华认同。
唐末中国再度进入政权分立、民族大迁徙、大融合时期。唐末以来的民族大迁徙、大融合，促进了各民族的大发展，辽、金、西夏少数民族政权，以华夏正统自居，促进了中华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加强了中华文明的统一性。
元明清大一统与中华文明统一性升华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全国性统一政权。蒙古族在兴起和建立元朝过程中，不断学习包括汉文化在内的各族文化。元世祖忽必烈实行“汉法”，即位之初即采用中原王朝建元之制，以中朝正统自居；又改国号为大元，进一步宣示他所统治的国家，是历代王朝大一统的继续。元朝统治者又按照中原传统，为辽、宋、金朝修史，反映了蒙古统治者以中华正统自居；同时又采取“三国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体现了元人不辨夷夏的中华整体观念。元朝结束了自唐末以来政权割据、对峙局面，将各民族置于一个民族大熔炉中，促进了中华民族的交融、凝聚和发展，强化了中华文明的统一性。
代元而起的明朝虽然是汉族建立的政权，但它承认元朝为“天授”正统，以元朝的继承者自居，宣称“华夷无间”“华夷本一家”，强调自己是继元而“有天下”的正统王朝。明朝统一了全国大部分地区，北方、西北部分地区仍处于一些蒙古政权的统治之下。退据塞外的蒙古统治者仍称“大元汗”，不忘故元旧地。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蒙古族对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和中华民族的认同。明朝在北防蒙古的同时，在其他边疆民族地区采取了适合当地民族发展的统治政策，加强了边疆与中原的联系，促进了各民族的交融发展。有明一代，中华整体观念与认同意识进一步加强。
清朝统治者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仿明朝政体，改革制度，颁布法律；又祭祀自太昊、伏羲至明太祖历代帝王，表明清朝继承历代王朝的正统；尊奉孔子，推崇儒学，立太学，行科举，以示对中原传统文化的尊重与继承；提倡程朱理学，以“君臣大义”反驳“夷夏之辨”。同时积极致力于对边疆民族地区的经营，至乾隆时期完成了对全国的统一，建立起空前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清朝的统一促进了中华各民族的交融与认同。发端于先秦时期的华夏认同，历经演变，至此上升为超越族类的更高层次的认同，成为中华民族的标志。满族统治者以华夏正统自居，强调清朝是据有大一统之实的无可争辩的正统王朝；同时强调少数民族与汉族“同属臣民”，不得“目之为夷”。在清朝的统治下，中华民族共同体进一步凝聚发展，中华民族整体性和中华文明统一性进一步加强。
近代以来，随着外国列强的入侵，中国边疆危机、民族危机不断加深，中国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在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斗争中，中华各民族生发出更加强大的凝聚力和生命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空前高涨。面对外来侵略势力，中华民族整体性更加突出，各族人民由自发联合走向自觉联合，中华民族由一个自在的共同体升华为一个自觉的共同体。中华文明的统一性进一步升华，成为凝聚中华民族、维护祖国统一、稳定国家发展、赓续文明传承的共同信念和强大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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