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23年第11期P67—P68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摘自《社会科学战线》2023年8期，于世华摘
地理之于治史的重要性，学界前贤已有诸多精辟论述，如“历史凭地理而生”，“考察古地理为研究古史的一个道路”，“治古史，考详地理实是一绝大要端”。就商史构建言，田野考古发掘与相关考古文化、考古现象的理论阐释，固然能起到极为重要甚或至为关键的作用，但真正意义上的坐实与史事细节复原，离不开包括甲骨卜辞在内的文字材料，这是“信史”的本质所在。数代学人薪火相传，殷墟卜辞史料化工作已取得不小成就，尤其在文字考释、甲骨缀合、分期断代与年代框架建设各方面，均有令人瞩目的新进展。但卜辞地名地理研究工作显然是落伍的，方法陈旧，体系性不强，相关结论歧误较多等，均是我们不得不正视的严峻现实。
卜辞地名地理研究自其肇端至今，已逾百年。早期学者通过卜辞材料的梳理，共整理出甲骨地名500余个。数量统计只是基础性的整理工作，于商史研究的真正推进，难有实质性效用。当下最为迫切的任务是对各个时期、各卜辞组类中不断重复出现的200余个核心地名与族名做出坚实考辨，先判断方位，再考订地望，进而形成证据充分、逻辑自洽的卜辞地理框架，最终为史事考证、商史框架重建提供坚实可信的空间依据。
卜辞具体地名的梳理与地望考订工作，孙诒让《契文举例》（1904）一书已设“释地”一目专加辨识，唯甲骨学草创之初学者对卜辞认知极为隔膜，所论没有太多参考价值。真正意义上的研究肇始于王国维《殷虚卜辞中所见地名考》（1915）一文，王氏运用“文献比勘法”，对盂、雍、龚、雇、“亳”、曹、杞与
（淄）等8个卜辞地名作了极为简略的地望推测，试图勾画出商王行迹片段，也算是构建商代政治地理空间的筚路蓝缕式的尝试。对后来卜辞田猎区的方位考订影响极大，成为沁阳田猎区地理系统提出并渐次成型的核心依据。
稍晚则有日本学者林泰辅，撰有《甲骨文地名考》（1919）一文，并绘制出具有一定示范价值的“龟甲兽骨地名图”，其犅地在汶水下游沿岸的结论，后来得到征阴美方卜辞及犅劫、犅伯组器等一系列材料的反复验证，可作为晚商卜辞地理体系的一个重要坐标点。
郭沫若在《卜辞通纂·序言》（1933）中初步阐述了“地名干支系联研究法”的具体内涵，同时尝试利用地名系联以考订“鄂”（“丧”字误释）、盂、雍及所谓的“衣”（“卒”字误释，非地名）地等核心田猎地点的具体地望，为沁阳田猎区地理系统的提出定下了基调。
董作宾《殷历谱》（1945）一书，在甲骨学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他撰写于20世纪50年代的《卜辞中的亳与商》《希望中的殷商时代疆域图》等文，是对个人地理体系的重要补充论述，充分彰显董氏在卜辞地理研究上有其极为清晰的思路与准确度较高的预判。
陈梦家早年写过《隹夷考》（1936）等卜辞地理考证文章，1956年《殷虚卜辞综述》出版，书中专辟“方国地理”一章，以勾画晚商政治地理结构，将地名地理研究明确置于国家结构形态的大视野下展开。陈氏在王国维、郭沫若早期研究基础之上，通过梳理田猎地名组群，正式提出沁阳田猎区的学说。这一体系至今依然具有极大影响，甚至被很多学者奉为圭臬，成了所谓的不可更易的“常识”。
岛邦男《殷墟卜辞研究》（1958）一书，吸收岛氏先前发表的《甲骨文地名》等专题论文之内容，特设“殷区域”“殷方国”等章节，对卜辞地理做出全方位考订。
李学勤《殷代地理简论》（1959）是首部利用甲骨材料研究商代地理的专著，尤其引入金文资料以佐助甲骨地名考订，拓宽了研究视野，为卜辞地理研究搭建起一个相对完备的框架结构。
综观已有成果可知，甲骨地理研究的两大核心主题便是晚商田猎区的考证与商末征人方路线的复原，其中田猎区方面主要有沁阳田猎区、泰沂田猎区、王都田猎区、濮阳田猎区、河渭田猎区及田猎无定所等各种不同主张。目前沁阳田猎区依然是接受度较高的意见，但近年来的某些新说在证据链上显然更为完备，所用方法也更加严密自洽。
讨论主题集中，意见纷芜，是卜辞地理研究的现状写照。
过往的卜辞地理研究，诸家关注重点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其一是所谓的重要地名、河流名、方国名如“亳”（京字误释）、鸿、商、中商、大邑商、攸、河、洹、滳、淮（澭字误释）与羗、盂、土、
、
（畟）、周（周代妘姓之周的前身）诸方之类的定点尝试；其二是讨论晚商田猎区是否一贯、究竟何在；其三是商末征人方路线的复原尝试。此类问题孰轻孰重，讨论顺序孰先孰后，除董作宾等极个别学者外，过去罕有涉猎。
具体地名的地望考订，须以厘清所属郡、县为前提，以避免“异地同名”等文献习见现象的干扰与误导。在整体地理空间框架雏形未具的情形下，贸然从事某一地名族名或国名的地望考订，其结果多属事倍功半，甚至劳而无获。所以，方位与范围判断才是所有甲骨地名考证与地理空间复原的根基，是当下亟待解决的首要任务。董作宾在卜辞地理研究中所呈现的思路步骤，还有细细体味的必要。
一旦地名组群的范围与方位得以明确，自然会有精准化的定点新要求。卜辞具体地名的定点考证，需要充分利用晚商与周初金文资料，更要重视经由科学考古发掘所得的田野考古遗存信息。
卜辞地理研究，尤其是具体的定位定点，还需有可信的文献作支撑。但文献的合理有效利用很难，稍有不慎，便南辕北辙，试以河畟为例。
一般以为，卜辞河字的写法，自然地被认定为黄河的古称，用“干支系联法”推演的结果便是在古黄河沿岸被安置上了无数个卜辞地名，进而衍生出颇为怪诞的“王畿田猎区”之类的有悖常识的说辞。殊不知“上古‘河’乃黄河专名”之论断根本没有可信的凭据，即便专就先秦文献立说亦不可靠，遑论年代远在传世文献之前的晚商卜辞。“河”是否全然为水体之名，都需要认真讨论一番。
要言之，卜辞地名地理研究是一个综合性极强的学术课题，卜辞、金文、田野考古与遗存阐释理论、传世文献缺一不可，对商周史也需要有深入系统的了解与研究。
自甲骨发现至今已逾两甲子，考古学扎根中国也快一个世纪，今人对商史认知程度之广，可谓超迈前修。当下我们最须着力的就是尽快勾画出一个与晚商历史事实相匹配的空间框架，在此基础上进而对某些可以商讨的旧认知逐一修正，甚至推倒重来。对某些过去不曾关注的问题也要尽量揭示，以拓展商史研究新领域。就个人的粗浅认知作判断，以下几个方面或可继续讨论，也一定会有新创获。
其一，晚商政治格局的演变。就考古发现与相应研究而言，殷商时期王朝势力已全面退出西北，主要的殷商文化遗存分布的西缘在太行山东麓一线，殷东区域内的遗址遗存则明显增多。这与卜辞地名多集中在殷墟以东或东南颇相契合。更为重要的是，武丁时期集中涌现的“诸侯”群体，主要分布在齐鲁地区，数量达20余位，此中尤以汶泗流域沿线为夥，占殷东诸侯的七成以上。
其二，晚商国家形态与治理模式。晚商国家形态研究向来薄弱，主要受限于卜辞史料化工作难称人意，诸多关键历史信息被生生忽视。但随着殷商地理研究的推进，研究者已然看到了深入探索的希望。此外如宗教信仰、神灵体系在王朝国家治理中的作用等，也值得深入思考。
其三，晚商社会结构形态。这一问题的深化应该集中考察晚商各族氏组织的分布与商周各时段的迁徙、族氏组织的内部结构、基层聚落内部居民间的社会关系、神灵系统整合与族类血统意识强弱变化等内容。而卜辞地理的推进，为个案研究提供了全新的支撑点，比较典型者有举、朿诸族，从其历时性的分衍变迁中我们能深刻体察到晚商族氏组织的结构形态特征。
其四，古族分布与民族融合问题的检讨。族群融合与华夏族的形成是先秦史研究的核心课题，殷商的民族问题首先须考辨旧所谓“西北异族”是否存在，以还原商代民族融合进程的本来面目，主要牵扯羗、土、盂、、畟、咠、龙、周、弁、召、、方诸方的地望与活动区域以及望、沚、剬、毕、雀诸族的族居地考订。
卜辞地理研究的价值非仅限于甲骨史料化与商史重建的推进，对夏文明起源与夏王朝早期历史的探索，亦有一定的地理指向作用，于商周更代后的军事、政治举措之理解，同样具有启迪意义。
转自：“中国学派”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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