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社会视角及其现代性批判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23年第11期P47—P48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摘自《社会科学辑刊》2023年4期，崔晋摘

随着当代技术灾难和风险的增长以及极端技术和巨型工程的增多，技术问题成为现代性批判的焦点。今天，在社会整合上技术替代了意义成为主导原则，且技术演化在目标上从肢体延伸走向器官替代，在路径上从有效集成向无效分蘖，推动社会性质从有机聚合走向技术集成，从而在整体上造成我们称之为“技术社会”的状况。

讨论技术社会，并不意味着将人类社会从一开始视为由技术决定，相反，我们强调的是技术社会乃是历史产物。技术本身在人类历史中始终具有基础性作用，但其作用方式、强度和范围也是经过一个积累过程才达到今天的程度。因此，技术自主性也是一种历史现象，是人类本身选择和创造的产物，这种表面上的悖论恰恰就是现代性基本矛盾的产物，在现象上也可以说是一种颠倒：人类把创造历史的自主性托付给了作为手段或工具的技术。

技术社会状态意味着启蒙走到了终点，手段过多而目标流失了，或者用鲍德里亚的方式来讲，手段过度地实现了它所追求的目标从而使这些目标成为空洞的形式，形成了超级现代性。就如今天多数饮料绝不是为了解渴，而仅仅是为了满足“想喝”的欲望。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诸如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思想才散发出智慧的光辉。谈论技术社会，实质就是阐明技术在我们社会中作为自主力量出现的条件、演化的路径和逻辑。这意味着，如果我们不是将之作为人类宿命加以接受，批判性分析必然要触及这一问题：在今天，我们是否丧失了某种掌握自身命运从而获得解放目标的机会。

从现代性批判看，技术一直是中心问题之一。不过，正如哈贝马斯与马尔库塞的争论，技术批判始终受困于两个基础性问题：技术决定论以及泛意识形态批评。20世纪70年代以后，现代性批判并没有抛弃技术社会视角，但亦出现了明显的变化。首先，消费社会逐渐成为与技术社会同等重要甚至更加显著的主题。罗斯托在其1960年出版的《经济增长的阶段》中将消费社会视为现代化的成熟阶段特征，提出了替代《共产党宣言》的历史叙事。这在西方主流社会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反响，甚至影响了现代性批判的路径。在主流方面，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和《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便试图从技术社会与消费社会两个维度来阐明现代性的前景及其问题；在批判理论这一边，列斐伏尔及其两个弟子鲍德里亚和卡斯特都试图以消费社会作为前提来打开新的批判维度，即“消费被控的官僚社会”（列斐伏尔）、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鲍德里亚）、马克思主义都市理论（卡斯特）。其次，以福柯为代表，把技术批判融入话语理论从而解决了左派批判理论依仗意识形态批判的困境，但亦推动了社会建构论的泛化。在这两种流行趋势中，技术问题反倒受到抑制了。

不过，从现代性批判看，随着资本主义在范围上（全球空间）的扩大以及程度上（日常生活的万物商品化）的加深，人们越来越意识到，技术不只是资本主义殖民的工具，而且愈益成为一种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结构原则，在某种意义上，它替代商品走到统治的前台。换句话说，就如流行社会理论所称，从生产社会向消费社会、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型，随着技术愈益成为一种相对独立并且似乎越来越压倒生产和消费的独立力量，亦形成了技术社会（即机械结构），它取代了迄今为止社会演化的有机模式（即自然积累模式）。以环境为例，城市演化典型地反映了这种变化，古代城市是人类活动自然积累的有机产物，而当代城市则是按照机器原型设计的产物。以生活方式为例，随着智能化家电和交通通信工具的普及，不仅人们的衣食住行而且人关于世界的看法都完全适应了机器的节奏。

技术社会视角并非如传统人本主义那样批判今日社会的机械性（如雅斯贝斯、芒福德），而是强调技术本身乃是具有自身独特规律的历史产物，当技术凌驾于人、社会和精神因素之上成为社会的首要组织原则时，社会本身就会陷入技术定律。在这一语境中，我们必须重思环境和人的命运问题。

最早表达出技术社会思想的应推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中，他的批判矛头直指“浮士德型的技术”。在他看来，这种技术决心要成为自然的主人，这代表着西方人“努力按照自己的意志来支配这世界”的幻想。然而，在这种幻想推动下产生的各种机器，“在它们的形式上愈来愈不近人性，愈来愈折磨人、神秘、奥妙。它们用一些微妙的力、流和张力，结成一块无限的网遮盖着大地”。20世纪30年代，雅斯贝斯在《时代的精神状况》强调技术已经成为现代性的秩序基础和特征，对自然有效支配的结果是，“人已经开始把这个星球包裹在一张机械构成的大网内了”。“机械之网”这种比喻清晰地表明20世纪早期西方学者在经验上对技术社会的描述，后来十分流行的海德格尔的“座架”概念乃是对这种观点的形而上学解释。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现代性的技术反思达到了新的高潮。其中，法兰克福学派提出了“被管理的社会”概念（《启蒙辩证法》1944年首版）、吉迪翁提出的“机械化挂帅”概念（1948年）、盖伦提出的“技术时代”概念（1949年）共同见证了技术社会思想的成形。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1964年）以及同年出版的埃鲁尔的《技术社会》英文版标志着技术社会理论达到高峰。在20世纪60年代激进语境中，马尔库塞这支思想火炬既照亮了理论，也成为运动之柴火。

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现代性批判中，关于技术社会的研究相当广泛。只是由于两个方面的原因，关于技术社会这个主题的专门研究并不突出。一方面，在某种意义上，它被消费社会这个主题压抑了；另一方面，受福柯等人的广泛影响，在西方语境中，技术政治学获得了激进学者的偏爱。就这两个方面来讲，后结构主义话语理论提供了方便工具，极大地满足了左翼意识形态批判的要求。不过，技术社会实际上构成整个现代性批判的前提认识。事实上当代的技术批判理论甚至大多数现代性批判都倾向于承认技术已经成为当代占统治地位的力量。按照温纳的说法，“现代技术条件的统治，事实上的确取代了其他的建构、维持、选择、行动和执行方式，这些方式更通常地被认为是属于政治范围的”。也就是说，技术成为当代最深刻的政治。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技术社会成为我们遭遇的直接结构。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阐明了技术在整个社会演化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方式，从而有效地说清了技术积淀的机制及其实际路径。马克思以工艺史的事实阐明了现代科学乃是资本的产物，科学与技术便是作为资本积累的工艺条件而存在的。提出技术社会问题，便是要阐明资本积累的工艺条件如何维持且扩大了资本积累的界限，同时阐明今天是否到了新的界限。人类再度面临马克思试图加速社会历史变迁的那一境遇。

不断加速的技术，不仅改变了人类生存的环境，而且积累起足以毁灭地球的力量（如核武器），加之战争以及商业等对技术的滥用，人类面临着“全球风暴”的风险。如果不对这一严峻的人类状况进行反思，“文明”这个术语亦将褪去其历史的光辉。或许，正是这种担心推动着20世纪的理论家们持续地以技术作为中轴对西方现代性进行批判性反思。技术社会思想乃是这种反思的重要成果。与关注技术本质的人本主义伦理反思以及对技术统治后果的政治学和人类学批判不同，这种思想要求我们深入现代技术的形成机制以及人类对自然、他人甚至自我关系进行控制的运用。虽然技术社会思想突出了技术自主性这个问题，但它在总体上不是技术决定论，而是要求我们关注自身对技术的研究和运用，从而重新定义当今世界的政治含义。作为一种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现代性批判视角，技术社会思想以其巨大的历史感和当代生存关切把马克思主义改造旧世界创造新文明的旨趣再度尖锐地置于当代人的面前。面对日益因为技术而极端化的世界，现代性到了转折的临界点。在这个临界点上，人类要么因为对技术手段的过度依赖而加速沉沦，要么在新的可能性上重新组织起来创造新的文明。

转自：“中国学派”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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