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叶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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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23年第11期P37—P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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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原题《总体性、总体化与否定的辩证法——20世纪中叶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思想》，摘自《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23年3期，崔晋摘

总体性思想是马克思哲学的重要内容，也是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主题。自卢卡奇重新恢复这一思想以来，对资本主义社会物化的批判，特别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碎片化的批判，是法兰克福学派、法国马克思主义者关注的重要话题。随着对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的深入，以及对总体性思想与近代以来哲学发展的内在逻辑关系的透视，将资本主义社会看作一个物化的总体，推动着国外马克思主义对总体性理论的反思与解构，并引发了后马克思主义关于总体性的重新理解。在这个过程中，总体性的理论不仅经历了概念设定上的变化，而且经历了思想指向上的变化，在这些变化的背后，一个不变的主题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反思与批判、对未来更为美好社会的探索与追求。在第一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恢复了马克思哲学中的总体性思想之后，20世纪30—60年代的总体性理论沿着两个维度展开：一是作为批判方法的总体性，强调的是总体性的批判意义，由总体性批判延伸出来的总体性拒绝；二是把总体性看作未来的理想状态，以总体性的人作为未来社会发展方向，实现人的解放与自由，这在20世纪60年代通过重新解读《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1844年手稿》）时得到充分体现。

总体性与批判理论

作为批判方法的总体性思想，特别关注以下方面：一是强调多学科的整合与沟通，以便实现对社会现实的总体性反思。这一点在法兰克福学派早期的批判理论中体现得较为充分。在卢卡奇的总体性思想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批判现实生活和思想观念中的碎片化，这是物化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而总体性就是对碎片化的克服。这一思想直接影响了法兰克福学派。霍克海默在其就职演讲《社会哲学的现状与社会研究所的任务》中指出，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以批判性的社会哲学为其研究纲领，关心那些处于人类社会生活关系中才能理解的问题，如国家、法律、宗教、社会等，即关心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全部问题，改变目前社会科学深受实证主义研究影响的倾向。在这一倾向下，或者从孤立的个体出发，或者从自然科学意义上的事实出发，“事实研究”被划分为长长的、无聊的、无数的专业小组，如果不能改变这样的研究方式，我们就无法获得对社会生活的总体性透视。与此相应，社会研究所成员之间的研究相互补充以便从总体上抓住社会生活。

强调总体性批判，这不仅是当时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理论研究的必然。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日益让位于组织化的资本主义，或者称之为垄断资本主义，这一转变带来了社会生活的整体转型。但问题在于，这种总体性并不是法兰克福学派所追求的总体性，而是建立在物化基础上的总体性，其前提仍然是个体原则和私人所有。从批判的总体性视角来说，这是一种伪总体性，对这种伪总体性进行批判反思，正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使命。

社会生活的总体变化，需要理论相应地发生改变。在就职演讲中，霍克海默所说的社会哲学，在理论指向上，强调探索一种超越当下研究方法和状态的新理念；在具体的理论建构方法上，强调一种跨学科的融合与沟通，以实现对社会生活的总体性思考，从而实现批判性的重建，这一思路发展为批判理论。法兰克福学派聚集了不同学科的诸多优秀学者，他们围绕着“批判理论”这一纲领，展开对社会生活的批判。

作为批判性的方法，总体性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于：在总体性的批判中逻辑式地导致对社会的总体性拒绝。从总体性出发来研究和反思当下的社会，从逻辑上来说，就会形成一种否定性的批判，这种批判如果说在20世纪30年代前期还不够明显，那么在40年代，随着法兰克福学派成员到达美国后，展现得较为充分。在《启蒙辩证法》和《工具理性批判》等著作中，霍克海默与阿多诺进一步追踪现代社会生活中的主导因素：在理性层面，将之规定为启蒙精神，并将这一精神追溯到西方文化的根基处；在日常生活层面，则将之理解为技术的总体性支配。从这两方面出发，霍克海默与阿多诺的批判理论，达到了对社会生活的总体性批判。在马尔库塞那里，这种总体性批判发展为大拒绝，这成为其理论的一个显著特征。

总体性与人的解放

如果说在批判理论那里，作为理想的总体性还有着淡淡的乌托邦色彩，这一点还没有像批判方法那样得到明晰的表述，那么在对《1844年手稿》的重新阅读中，作为社会理想的总体性理念则得到了更多的张扬。对这一手稿的重新理解，体现在两个不同时期：一是20世纪30年代这一手稿刚刚问世时，不少学者从自己的哲学立场出发，对之进行了解读；二是20世纪50—60年代，随着对斯大林的批评以及对传统教科书的反思，学者们再次从《1844年手稿》出发，出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中的人本主义高潮。虽然年代不同，但在两次解读中，存在着一些相同的思路，即强调总体的人，总体性构成了人的自由与解放的历史情境。

1932年发表的《1844年手稿》，引起了西方学界的关注。同年，马尔库塞就写作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一文，认为在《1844年手稿》中，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哲学基础是关于人的类本质及其实现，这是以劳动本体论为基础的“总体的人”的思想表达。在理论建构中，马尔库塞更多发挥的是总体性的否定这一辩证法的本质，这使得他的理论展现出非常强烈的批判性和激进性。但如果考虑到当激进的否定缺少一种建构的维度时，“总体的人”也就容易成为一种乌托邦的想象。

对“总体的人”的向往，同样是列菲伏尔在20世纪30年代重新解释马克思时的着力点。在1938年出版的《辩证唯物主义》一书的后半部，他对“总体的人”的思想进行了较为集中的阐发。列菲伏尔的讨论从三个方面展开：一是作为哲学方法的总体性；二是作为人的本质规定的总体性，即“总体的人”；三是界定总体的人的本体论基础。

到20世纪60年代，《1844年手稿》的研究再次兴起时，对人的总体性的讨论仍然是当时的一个重要话题。在这些文献中，弗洛姆的《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文本。在这一文本中，弗洛姆的出发点就是总体的人。整篇文章其实就讨论两个重要议题：一是如何理解历史中的人及其本质；二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人的本质的异化。第二个问题以第一个问题为基础，并论证着第一个问题的合理性。在讨论到马克思的理论指向时，弗洛姆指出：“马克思的目标是使人在精神上得到解放，使人摆脱经济决定论的枷锁，使人的完整的人性得到恢复，使人与其伙伴们以及与自然界处于统一而且和谐的关系之中。”因此，总体性的人及人性的自由，构成了马克思哲学一以贯之的主题，不仅早期的《1844年手稿》是这样，在后来的《资本论》中，同样如此。完整的人性、总体的人，也就是自由自觉地创造生活的人，在创造性的活动中，实现人的自由本质，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对象之间的矛盾和解。正是有了总体的人这一思想，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异化进行了深刻的批判。

异化植根于人的存在与本质的疏远，也就是人在事实上不是其潜在应有的样子。人在本质上应是完整的人、总体的人，但在现实中，却是处于异化之中，就像马克思在《1844年手稿》中所描述的那样。劳动本来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发挥，但在现实中，异化劳动却将人的自我活动、人的本质性的活动变成了维持人的存在的手段，人的世界被物的世界统治。与资本主义不同，社会主义就是要消除人的异化，充分发挥人的能力，实现人的自由与创造性发展。因此，社会主义就是要使人回归到总体的人，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

这些讨论进一步推进了对总体性的理解。学者们不仅把总体性理解为一种批判性的方法，更把它理解为关于未来社会、关于人的完满本质的规定。可以说，这将总体性推到了一个极高的位置。

转自：“中国学派”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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