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关于法国革命者“情感主义”的讨论存在着将历史上的“政治派别”过于简化的风险。对罗伯斯庇尔生平的研究向我们展示，这些观点构成了他的自我观念，同时也表明了自我这一鲜活的、共享的表述具有深刻的情感和政治影响。
作者：大卫·安德烈斯（David Andress），朴茨茅斯大学教授，现任英国法国史研究会主席，主要研究领域为法国大革命史、欧洲社会文化史和大西洋史。主要著作有《恐怖统治》（2005）、《牛津法国大革命史手册》（2015）、《康奈尔法国大革命史指南》（2016）。
Email：David.Andress@port.ac.uk
杨磊译
来源：《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2023年第2期P70—P87
在1792年早春的某一天，马克西米利安·罗伯斯庇尔写了一封充满激情的信。他在信中恳求他的“朋友”原谅他迟迟不肯回复这些“赞颂”，因为这些赞颂“将会导致骄傲，如果更多温柔和高尚的情感在一个你认为值得信任和尊重的人心中曾留下任何印记的话”。在信的结尾，罗伯斯庇尔请求得到“两种我一直有着强烈兴趣的消息：您所在地区的公共事务以及您本人的情况。只有在这两件事上我才会倾注关注和情感，但是紧迫的工作提醒我：我必须等到一个更加合适的时机”。于是，他遗憾地在结尾处写道：“再见，我温柔地拥抱你，迫不及待地等待着你的回复”。
这种语言的大体结构在18世纪90年代的信件中并不特殊，但是值得一提的是这封信的收件人：马克·纪尧姆·阿莱西斯·瓦迪耶（Marc-Guillaume-Alexis Vadier）。瓦迪耶比罗伯斯庇尔大20多岁，做过军官和地方长官，从1792年末就成了共和派统治下不光彩一面的一员。他是恐怖统治时期秘密警察的主要领导之一，1794年夏天开始反对罗伯斯庇尔主义者的“集团”，先是嘲讽他们与神秘主义的凯瑟琳·特奥（Catherine Théot）有联系，之后在热月9日的一系列汹涌的事件中公开谴责罗伯斯庇尔。他甚至在后来承认，他曾假造过一枚代表王室的百合花徽章，以使人们恐惧罗伯斯庇尔这位“不可腐蚀者”的保王野心：“掉脑袋的危险会使人充满想象力”。
当罗伯斯庇尔写下这封热情的回信时，他还从来没有见过瓦迪耶。后者在1792年写信给罗伯斯庇尔，在这封已佚的信件中，他试图争取罗伯斯庇尔在帕米耶的派系斗争中支持自己，而帕米耶正是罗伯斯庇尔一直想要了解的地区。瓦迪耶可能在信中提到了想要罢免一名地方代表，罗伯斯庇尔则表示，他需要获得更多的信息后才能考虑是否支持这一想法。瓦迪耶在1792年9月前往巴黎参加国民公会后不久寄出的一封信中明确了态度。在这封信中，他向罗伯斯庇尔称赞一项请愿，其内容是公开谴责在富瓦设立地方督政府：“腐败、背叛、阴谋，这些都是那些奴隶的信仰；他们磨亮飞镖，恶意中伤和报复自由、公正和美德的支持者，并以法律的名义来传播有毒的污蔑和虚假指控，而法律正是他们践踏的对象。”
在下文中，瓦迪耶试图为罗伯斯庇尔之前热情洋溢的回复寻找一种解释：“我们之前在共同渡过难关时形成的共同原则和情感让我有权成为你的朋友，在这个人民——我和你一样热爱他们——解放取决于此的时刻，我回想起所有这些情感。”
对人民的热爱，由热爱人民的人承担风险来拯救陷入危险当中的人民——这就是罗伯斯庇尔传奇剧式情感的核心，很多像他一样的人（虽然其中极少人像他那样充满热情）在1792年的革命政治以前已经形成了这种情感。这种情感的可怕之处在于它是可以被伪装的（瓦迪耶很有可能就是），但这只导致了人们更热切地追求和塑造这种情感。至少对于罗伯斯庇尔来说，1792年4月战争爆发时，诸如此类的情感已经将他推向了极端，而之后的历史证明他已经没有了回头路。之后成为“恐怖统治”的那种东西的迅速发展已经成为一个难以解答的历史难题，罗伯斯庇尔本人的性格以及他在这一旋涡中扮演的角色亦然。罗伯斯庇尔向陌生人展示出爱的话语令人印象深刻，探究这一语言以及为什么他如此迫切地寻求这种情感联系，或许会解开这一谜团，进而为分析大革命时期整体的政治演化提供一个全新的角度。
一个多世纪以来，宣称理解罗伯斯庇尔似乎已经成了一种学术产业。然而这种学术产业的产品却不尽如人意。威廉·多伊尔和科林·海顿在1999年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点，他们出版了一部以“难以理解的坚定者”为主题的论文集。正如这本论文集和其他书中的一些论文所呈现的那样，罗伯斯庇尔几乎可以从任何角度来审视，可以以从毫无人性的暴君到悲情英雄的任何形象出现，人们对他自己承认的对革命事业认同感的判断，有助于夸大对他本人的判断。在探索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文化和意识形态政治时，罗伯斯庇尔是一个绕不过去的人物：在苏珊·德桑关于大革命时期家庭的研究中，作为单身汉的罗伯斯庇尔出现在四个不同的场景当中；当安托万·德·贝克思考身体的隐喻时，这位坚定的“不可腐蚀者”作为例子最频繁地出现在文本中，尽管他几乎是一个精神化的存在。但是，罗伯斯庇尔的无处不在并不仅仅是因为他在恐怖统治的政治当中的核心地位，还反映出罗伯斯庇尔高度影响了法国大革命时期其他人物的所作所为。
为了达到这种影响，罗伯斯庇尔本人必须强烈地沉浸在一种文化参照体系之中，这种文化参照体系在18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达到了一个短暂而特殊的高峰——这通常被称为“情感”（sensibility），威廉·雷迪则将其概括为“情感主义”（sentimenta lism）。18世纪90年代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切断了“情感”这种文化情境与未来的共鸣，使其被禁锢于启蒙运动时期的确定性和更加强调个人主义的浪漫意识之间，并且不具备长期政治影响力。情感的历史特殊性使得对法国大革命的理解倾向于简单化。尽管雷迪和其他人将情感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关注，但情感对这一动荡时期生活体验的影响仍需要进行更加仔细的考察。
罗伯斯庇尔是让·雅克·卢梭的热情追随者，曾多次表达过对卢梭的敬意。在这一点上他并不孤独，卢梭的影响经常被看作理解法国大革命意识形态发展的关键。但是近年来，学者们已经超越了卢梭这个单一人物，从更加普遍的“情感主义”背景来理解革命政治。一代文学研究者试图去定义“情感”，复原其在18世纪末文化背景下的重要地位——人们将其称为“文学史上的红花侠”，一种因自我意识和在真诚与欺骗之间举棋不定而饱受折磨的复杂多变之物。
“情感主义”的核心观点是未受腐蚀的自然人是主体，通过其“灵魂”的共情与他人产生共鸣。由此扩展到一系列观点，规定了对感官刺激的“理性”情感反应。这些概念体系起源于对或然真实的文学建构，嵌入了生理学和心理学的创新观点之中。18世纪七八十年代，学者们争论情感的生理性、情感与新发现的电子特性之间的联系，以及人类“重生”（既是医学意义上的也是政治上的）的可能等问题，在这些讨论中，情感主义的概念体系得到进一步发展。尽管18世纪80年代以后，关于情感的主张在科学界只引发了“某种理论上的爆炸”，但是它们在全社会当中产生了更大的影响。威廉·雷迪正是考察了关于法国大革命中的情感主义的争论之影响，并将其与比较人类学方法一同融入了他的“情感史框架”的关键个案研究。
对于大革命时期政治文本中情感内容的文学分析构成了雷迪的研究基础，以此为指引，他的“情绪”（emotive）概念——在特定文化框架中，个人对于情感状态的自我描述强化了对这些状态的认知，并且这些认知面临着文化期许——得到了法国大革命中主要政治人物生动的案例支持，他们似乎在不断地上演这些自我证明的行为。对于雷迪来说，“情感主义”是一个以夸张情绪来表演对“发自内心的”真诚的文化期许的陷阱，这只会导致人们的慷慨演说更具戏剧性，对其他人（甚至是自己）这种表演的价值则会偏执化地不断质疑。
从某种层面上而言，这种分析的巧妙之处是不言自明的——它概述了的确发生在法国政治演讲中的事实，尤其是1792年到1794年的情况，分析结尾处谴责诸如乔治·雅克·丹东和雅克·雷内·埃贝尔等革命领导者为反革命分子，批评罗伯斯庇尔的真诚性，描述导致他在热月9日后上了断头台的实际动机。虽然整本书是对大革命时期演讲的理论思考，但雷迪对于这些演讲的真正分析只有12页。采取这种走马观花式的方法对真实存在的文本进行分析，雷迪可能会陷入将情感主义简化成一种情绪信号的风险：一系列复杂而又可见但局外人难以理解的特征，被分解成简单的甚至可能是过于简单化的符号。雷迪的分析处于两难境地：他希望“情绪”从根本上成为一种新方法来解释诸多历史情境，但是他又将关键性的案例解释为特殊现象，以至于还没有充分论证就草草收尾。
此外，这一时期的话语，对于混乱的情感变化、精神状态和各种情绪的关注可以从多种角度来解读。例如，简·戈德斯坦最新的研究表明，想象力这种机能在当时一些关于情感和情绪表达的作品中被看做一种危险的烦恼，但想象力同时也是这一时期兴起的“自我意识”的一部分。这种解读方式还表明，在必要的选择中需要进行有倾向性的分析：最典型的是大革命时期的政治家路易·玛里·拉雷韦利埃·莱波对自己个性的哀叹，“有太多的感性，天生具有丰富的想象力……一颗温暖的心和充满激情的表达能力”，在这四个要素当中他只突出了第二个，认为最重要。情感作为一种概念或者一种活跃的文化力量在这本书中的确被忽略了，甚至没有出现在索引表当中。本研究在强调情感这一革命话语维度时，并不打算像雷迪一样用情感主义的分析取代之前大革命史的研究分析方法。但是，笔者认为要对这些相互矛盾的观点进行重新评估，就需要对法国大革命的话语进行更详细的考察，不能仅仅将其看做一系列概念的集合，而是一个随着时间发展，在真实经历和政治事件背景下形成的有语境的言论体系。
这种重新评估的工作使我们可以将历史学中不断发展的“自我”（self）概念纳入其中，这个概念与情感直接相关、密不可分。正如戈德斯坦著作中所述，18世纪末见证了围绕着“自我”形成了现代性的一个重要纽带，以及对于自我这一概念强烈而复杂的重新创造和影响。最近在这一领域作出突出贡献的有德罗·瓦尔曼从英国语境下对“现代自我的塑造”的反思，另外一个范围更为宽广的研究是杰罗德·西格尔引发大量争议的著作。格雷格里·布朗在最新的一篇综述文章中准确地指出了这一领域研究中的一些关键性问题。“自我”在一些著作中有成为本质化的个性的倾向：瓦尔曼就是如此，他强调个体的独特性是在反对之前模糊的集体导向的认同中形成的。然而戈德斯坦的著作表明，法国思想中关于这一问题的观点关心的是塑造自身的独特个性，以与意气相投的其他男性资产阶级成员区分开来。同时，正如查尔利·科尔曼指出的那样，在大革命时期，无论在宗教上还是在政治上，“自我”都逐渐融合进了集体之中，当时关于这种融合的多种理论话语同时并存，百花齐放。
无论在大革命时期文化为“自我”提供了怎样的环境，这一环境似乎都强调融合而不是个性化，强调一致性而非独特性。从罗伯斯庇尔在1792年春天以前建构起来的这一非常感性化的“自我”当中，我们可以看出以上这些方面都得到了充分的呈现。探究他如何经历和表演这种感性化的自我建构，以及这些行为在何种语境中成为同时期革命者们眼中的一种多层次、强有力的生活现实，使我们可以尝试一种更现象学化、语境化的路径，以拯救那种容易脱离现实的话语体系——事实上，人们已经断言它脱离了现实。但本研究显示，相反，这种似乎非现实的话语正是当时大量生活经历的产物。
罗伯斯庇尔早在大革命之前就接受了一种感性主义的表达方式。正如杰西卡·里斯金最近提出的那样，1782—1783年的圣奥梅避雷针案中，人所共知，罗伯斯庇尔胜诉（尽管事实上并非明显胜利），在诉讼中，一种“感性的经验主义”促使他坚持，未经言语修饰的经验本身就是好的，于是将自证其说的说辞置于“专家”的体系之上。在大革命前残存的通信记录中存在着大量他使用这种话语的记录。他在1786年安慰一名遭遇司法不公的女性原告的信中写道：“一个人必须坚持与邪恶之人的阴谋诡计作斗争，但不能因此而影响你内心的信念。内心的作用是在面对卑鄙残忍的人时抚慰你，当你渴望回到内心时，你会发现自己很容易就摆脱了这种幼稚的游戏。”
寻找一个人的内心或灵魂之“美好”（fond）从根本上来说是一场情感上的奥德赛之旅，其终点所在之处，真理总能在情感中找到。在两个月后另一封类似的信中，他回信的对象是一位富有同情心的女性读者，她关注一桩“受到压迫”的案件，他将她的兴趣描述为“安慰和补偿”：“当一个人为不幸的人辩护时，这种被不公激发出来的深沉和悲伤的情感会使人本能地后退，尤其是在一个人不确定是否有能力拯救受苦的人时。”
尽管这封信非常礼貌，赞颂这位“和蔼和杰出”的女性“慷慨的情感”，鼓励她希望利用“她所处等级的影响”来帮助“安慰那些不幸和无辜的人”，但在信中仍然到处可见感性化的表述。给不幸者以安慰，用真诚的努力来回应厄运，在这种救赎式的行动中获得幸福是文学作品中恒久的主题。当然，在罗伯斯庇尔的案例中，正如18世纪80年代法国公众关注的“国内的传奇剧”那样，真实的个人而不是文学作品人物处于叙述的核心位置。在大革命的初期，罗伯斯庇尔开始用“人民”来代表作为集体的个人——当然在法语中人民（peuple）是一个单数名词。他将人民看做处于危险境地、传奇剧中的受害者，很快他也将自己想象成公共荣誉、尊严和生命的保护者。
在一封罗伯斯庇尔写给阿拉斯的老友和同事安托万-约瑟夫·布萨尔的信中，他在回忆1789年7月的一系列事件时，这种邪恶之人与不幸的人相互碰撞的话语多次出现。罗伯斯庇尔明确指出“贵族”的阴谋是一种巨大的邪恶：“杀掉一半的国民，以此来压迫和奴役另一半”。在写到7月17日国王到访巴黎时巴黎人民展示出的力量时，他说群众的欢呼声是为国家和自由而发，“伟大的思想足以吸引全体人民”，大量民众出现在路边的场景“足以将这一伟大的事件留在人们的脑海里和心中”。罗伯斯庇尔从这里开始重新塑造人民，将人民从经典文学作品中被动等待拯救的形象（malheureux）转化为一种充满集体道德感和英雄主义情节的形象，这种举动进一步强化了他对人民的认同。在这一点上，他与当时很多三级会议中的代表们有着相同的感受，他们曾经一度害怕大屠杀，现在又重新接受了民众看似和平地夺取政权。在写到7月15日时，“难以停止的极度愤怒”在一天之内就变成了令人愉悦的宣言，第一批返回巴黎的代表宣布“所有人的眼中都饱含泪水，到处都充满了极度兴奋的情感”，巴黎被宣布“值得自由，是依靠自身的勇气和力量赢得的”。罗伯斯庇尔看过已经被摧毁的巴士底狱后写道：“我在此地情不自禁流泪，这种场景让我感到愉悦，自由的思想将带给全体善良的公民”。
罗伯斯庇尔的这两种极端的情感——巨大的邪恶和勇敢的美德——继续主导着他接下来的写作。在1790年2月，他陷入一件关于一个模糊不清的法律问题的争论中，最终变成了对他不良信仰的指控，他写了一本小册子痛斥“专制主义和贵族的朋友们”“将他们不知疲倦的自信都用来进行致命的阴谋策划”，他将自己的行为与一种情境联系起来，“在这个群体当中，为反对祖国和自由，腐败和暴政联合起来所做出的最懦弱和最夸张的阴谋正在涌现”。在那一年，阿维尼翁爱国者们以暴力抗争方式争取加入法国，他在回应这些爱国者的赞誉时写到，他们的语言是“对我与他们和人性事业的联系最崇高的奖励”。在为他们辩护时，“我要捍卫的就是公正、自由、爱国情怀和我的自身”。在又写了一页类似的文字后，他总结道：“如果我的权力与我对他们的热情和承诺相匹配，阿维尼翁人民的幸福将与他们的宽宏大量相当”。无论人们认为罗伯斯庇尔写下这些段落是什么意思，他肯定是在用一种悲壮的感性来塑造自我，这才是最关键的。
在1791年上半年，罗伯斯庇尔写给土伦市政府的两封信中表现出同样的话语。他向市议会中“慷慨的公民们”致歉没有及时回复，宣称“我的心早已提前于我的信抵达，它属于你们和爱国情感……你们的认可在我看来是最珍贵的奖赏”。在第二封信中，他指出“为了你们的事业进行辩护是一件幸福的事”，但是他由于生病错过了一场关键性辩论：“值得拥有自由的人民的富有美德的长官啊，这种单纯的想法让我感到欣慰：没有人能够撼动公民们真正的爱国心……保持你们对我的友谊，在我的工作处于最艰难的时刻，不要剥夺对我的付出最幸福的奖励，我会用兄弟般的情谊来证明给你们看”。在1791年6月12日，罗伯斯庇尔写给布萨尔的家信中充满了奉献精神及其可能的结果，信中说他被选为巴黎的公诉人：“这次选举对我来说荣幸之至，我只能怀着惶恐的心情来面对这个职位带来的繁重工作……但是，我决定面对艰难的命运，我必须坚定地从事这一事业，直至我为祖国做出最后牺牲后为止”。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样一封纯粹私人性、带有一些抱怨的信中，罗伯斯庇尔仍然坚持用他在公开场合同样的话语来描述自己和自身的处境。
在接下来的一个月中，在经历灾难性的瓦楞出逃和马尔斯校场屠杀后，罗伯斯庇尔在一封致东南部动荡不安的马赛市市长的信中写道：“在威胁自由的分裂中，在自由的捍卫者蒙受冤屈时，想到拥有美德和智慧的良好公民肯定会战胜卑鄙的敌人，这是一件幸福的事”。罗伯斯庇尔在这里再一次引用了被大卫·丹比称为“受难英雄”的比喻。在罗伯斯庇尔的作品当中，有时候他就是这一角色，有时候人民是，也有时候两者皆是。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比喻被罗伯斯庇尔的雅各宾派同僚们毫无保留地接受，并且他们也用同样的方式进行回复。
在瓦楞出逃结束后，罗伯斯庇尔紧接着就在国民公会雅各宾俱乐部发表了演讲。在抨击完犹豫不决和妥协的观点后，他以一种非常成熟的方式得出了结论：“ 或许，用这种直白的方式对你们进行演讲，我会得罪所有集团。他们可能会觉得永远不会达成目的，只要我这个正直勇敢的人，一个不畏惧死亡、不害怕刀剑和毒药的人，不断揭开他们的阴谋，如果这个人的死有利于自由和国家，那么他就乐于赴死。”
正如一位当时的人报道的那样，作为回应，“神圣的美德热情占据了整个议会，每个成员都以自由的名义发誓，即使冒着生命危险也要保卫罗伯斯庇尔先生”。乔治·雅克·丹东也加入其中，他提高了自我牺牲的代价，他“郑重发誓”要么“把他的头架在绞刑架上”，要么就证明“叛徒们”的头颅“必将滚落到他们所背叛的国家的脚下”。
和大革命时期的其他演讲者一样，罗伯斯庇尔讲话的另一份记录显示，他的核心观点是另外一些内容。当时现代速记法尚未出现，因此这种表面上看起来不可靠的地方足以让我们对文本的任何一部分提出疑问。然而，一种解决方式是观察多个文本之间重复的部分，考虑到不同的记录者认为他们可以通过关注不同的语句（并且有时重新组织语言）来进行交流，至少我们可以从整体上来理解演讲者和听众都认为重要的部分。
在他发言的第二个版本中，罗伯斯庇尔更多地使用传奇剧般感性的表达方式，声称他让“数千把（指向他的）匕首”“变得更为锋利”，他“知道（说出此言后自己）将要面临的命运”；不过甚至当他在1789年还是一名默默无闻的代表时他就宣称，“当我的良知看着我时，我为真理、自由和祖国牺牲了自己的生命”。现在周围有爱国者们的支持，这种支持“已经足以回报我的牺牲，我几乎把死亡看做是一种善举，它将阻止我目睹不可避免的弊病”。卡米耶·德穆兰在听完演讲后将感受写在了自己的报纸上：“我不止一次被感动得流下眼泪”，当罗伯斯庇尔说到自己的死亡时，德穆兰大声说道，“我们应该在你之前死去”，“有超过八百人同时站了起来，像我一样，他们也一样为一种不自觉的行动所驱使，发誓团结在罗伯斯庇尔的周围，他们的话语、双手的举动、帽子的挥动、他们的面容，以及这种突如其来的鼓舞形成一幅感人的场景。”这一场景是情感主义美学的核心要素，它来源于戏剧实践中将行为集中在一个能够激发情绪共鸣的点上，直接的目的就是激发观众的情感反应。大革命的缔造者将自身置于这一场景中，在现实中上演这一幕。
到了1791年，雅各宾俱乐部已经成为一个感性主义者的集中地。例如在1790年7月，菲利普-安托万·格鲁维勒向俱乐部提出一个关于决斗现象的全国性演讲计划。在这个长篇演讲的结尾，他通过感觉主义心理学语境变化的方法来实际影响那些多愁善感的人，他设想“智者”如果得知法国成立了新的机构，他们来到法国期待看到的画面，那一定是“公民们通过爱国主义的纽带联系在一起，互相之间普遍友善，社会当中的博爱形成了一种普遍的情感联系，这种联系最终在某一天会将地球上所有同宗同源的种族联系在一起”。但是，由于难以克服长久以来就存在的社会和制度上的腐败，他们会发现这表面上礼貌的“面具”下面，“人性的凶残”仍然没有界限，尽管“处于一种令人欣慰的和谐表象中”，公民们仍在互相“窥探、怀疑、试图侮辱；因为一句话就用死亡来作为惩罚，谋杀使他们与所有美德无缘”。格鲁维勒使用想象中的个例这个常见的感性手段，将个例与同样处于论述核心的家庭情感联系起来：智者“将会看到一个朋友受偏见所迫，眼中饱含泪水，刺杀一名他刚刚拥抱过的朋友。他将会看到一名绝望的母亲，为她最后的儿子哭泣，他和他的兄弟们被同一把刀杀死，母亲却无法为他们报仇”。在最终结语部分，这位演讲者再次使用了一种关键性的感性比喻恳求国民公会：“ 进入到人们的内心深处，你就会发现决斗者在偷偷地谴责自己的疯狂、残忍，甚至谴责自己的懦弱和那种让他在公共错误前如此胆怯、虚伪的羞耻感，这种野蛮的行为违背他的良知、理性和法律。进入到内心深处：你就会发现决斗不再是值得提倡的而是只有最卑劣的人才捍卫的激情。”
他坚信重生可以战胜这些激情，但是斗争的过程会十分艰难。
自此过去数周后，雅各宾派面临着一项艰巨的意识形态任务，他们试图在对南锡军事叛变的野蛮镇压——著名的沙托维厄兵变——带来的愤怒与对这种动乱带来的潜在威胁的担忧之间寻求平衡。1790年9月22日，巴黎的雅各宾派致信他们在布雷斯特的同志，警告他们最近抵达的一艘船上明显有来自圣多明各的政治难民，他们听说这些人有反叛迹象。信中紧接着提出了防范“虚伪的面具”问题，并将其归结为情感上的担忧：“对公共事务表现越热情纯粹的人，越容易误入歧途”。“亲爱的同胞们，回顾一下最近发生在南锡极度残酷的事件，我们的兄弟，我们最忠实的朋友都被无耻的影射带入歧途，他们发现自己互相对立，几乎所有的人都相信他们是为正义事业服务，他们用最高雅的贵族曾经武装自己的匕首插入彼此的胸膛。……昨天我们在联盟广场为他们的遗体进行哀悼，至少他们是因为祖国服务而遭此不幸，愿他们的灵魂得到安息：如果这些安葬在坟墓里的人能够听到我们的悔恨和誓言，这些高贵的公民们或许会感到欣慰。”
随着这些事件的后果对雅各宾派的影响越来越大，这种观念将反复出现：一个人动机越纯粹越容易受到欺骗，因此这种人在被阴谋包围时尤其需要保持警惕。演讲者们再一次用情绪化——同时也带有传奇剧中充满阴谋意味——的叙述模式来做出回应。让·玛里·科洛·戴尔布瓦在1791年6月和7月向雅各宾俱乐部提交了多份关于南锡“叛变者”悲惨命运的报告，对他们所谓罪行的本质提出了质疑。在一份最初于6月中旬发表、并由俱乐部于26日下令印刷和分发的演讲中，科洛宣称“41名被打上烙印的士兵已经在前往布雷斯特的苦役船上了……所有感情丰富的人都在感叹他们的命运，乞求你们也能怜悯他们的遭遇”。科洛用很长的段落描述了其悲惨遭遇，特别是有些人甚至没有出现在冲突现场，却在之后被随意挑选出来接受惩罚：“先生们，说出这些可能会让你们感到不适，但这就是事实，这是最令人沮丧的事实，我在说出这些时都在颤抖”。针对部长们指控这些来自瑞士本土的士兵签有合约，需要召开军事法庭进行裁决，科洛通过强调人性来做出回应：“当这一条款被废除时，这些瑞士士兵会感到庆幸。先生们，你们也应该感到庆幸，如果这些不幸的士兵的命运还不够悲惨，如果他们每时每刻遭受的痛苦不足以刺激敏感的神经，我将祝贺你们有这个新的机会来表达你们的感情。”
随着他的雅各宾派同僚阐明了同样符合罗伯斯庇尔的世界观的几个明确要素，后者以更加准确预言的方式推动这些概念发挥了主要作用。南锡叛乱者的命运成了大革命传奇剧般叙事的一个特殊分支，罗伯斯庇尔通过他的发言将其置于舞台中央：革命的进程是一个危险不断增加的过程，也会因为反革命的贵族产生更多的受害者。罗伯斯庇尔在1791年6月初的国民公会上扩展了这一主题，呼吁解散所有军官团体并且用民主的方式来取代他们。他给出的理由明显具有感性色彩：“缺乏感性和美德、无法将他们的个人幸福与公共福祉联系起来的”军官远远超过少数“真心支持革命事业、具有最纯粹公民自由情感”的军官。他声称，整个军队一直在通过一些非法和邪恶的手段来驱逐那些表现出爱国情感的普通士兵，因此现在有超过五万名这样的人“没有资源，没有面包……在贫困和耻辱中为他们的奉献和公民美德赎罪”。他对南锡事件的回忆采用了一段很长的假省笔法，他在这种修辞手法中，尽管原本想避免重温这些恐怖事件，但还是对此进行了生动的描述：“但是我可怕的想象力让我对回忆这些令人厌恶的想法感到反感！我无法揭开内心当中的所有伤口：我将不得不讨论南锡的罪行和灾难，我不得不将目光投向那些血腥的场面。在那里，自由的朋友们将本应只令暴君们畏惧的武器刺入自由捍卫者的胸膛里，将公民精神和美德的勇气用在使专制主义获得可怕的胜利上：我将不得不看到受害者从胜利者的镣铐下逃离，又在行刑者的手中成群结队倒下，这些都是这些天以来敌人们乐于见到的场景，他们乐于看到这些人受到折磨，自由的最初时刻就是这样被残忍的行为玷污了，而即使是最残忍的暴君们也没有见过这样的景象。”
这段话既是戏剧性冲突中普遍情感建构的一部分，也是用激发视觉景象的方法来引发的特殊情感反应。它有助于塑造罗伯斯庇尔情感计划中的另一个层面，在这个层面上，他一直在提高对人民的强烈认同，并且准备为了人民牺牲自己。在1791年初以及4月27日的国民公会上，他多次发表同一个演讲，对只有交了高额税款的人才有代表资格一事表示反对，他将自己的演讲说成是人民的呼声。他对穷人没有任何权利的陈词滥调表示愤慨：“是的，我穿着粗布衣服，住在简陋的房屋里安静地生活，用最微薄的工资养育着我的妻子和孩子；我没有土地、城堡、马车，以奢侈和富有的标准来看，我也许什么都没有：但我拥有的是人性，它是最神圣的财富，与财富一样具有神圣的价值……我说的是什么！我的自由、我的生命、获得安全的权利或者为我自己和我所爱的人复仇的权利、反抗压迫的权利，自由行使我的思想和内心所有能力的权利；所有的这一切是如此美好，这些当中最重要的就是自然赋予人的权利，像你们一样，难道它们不是由法律来保护的吗！”
他谴责不平等的财富之恶，其手段是自身创造的恶法，他以一种不自觉的语气要求议会“允许我有时候因为高贵的贫穷而感到骄傲，不要试图通过这些傲慢的伪装来羞辱我，就好像你们是高高在上的君王，我是你们的臣属”。罗伯斯庇尔在这一点以及很多提案上都没有得到议会的支持。在1791年春他取得了一次具有象征性意义的胜利，即呼吁禁止议员在将来的议会中任职，但毫无疑问，这次胜利是由于现任议员中各种势力相互猜疑的产物。
至此，本文呈现了我们一开始分析的热情回信的长期背景，现在我们可以详细分析直接建构这一回复的短时段进程，在这一进程中充满着不断加速的警告和反复出现的怀疑。罗伯斯庇尔在1791年秋国民公会结束后短暂过了一段半隐居的生活，很快他就重返巴黎，至少他在表面上忙于履行作为公诉人的职责，同时在雅各宾俱乐部有了一个固定的平台。在1791年末他在那里作出了总结：“我们的革命正在临近致命的危机，重要的事件很快将接踵而至。在这种时刻，只有消除党派之争、为公共安全献出自己的激情甚至是偏见的人才是幸福的！”
罗伯斯庇尔发现自己正在对抗一股以雅各宾派为基础、在立法议会上崛起的新兴分裂势力，这些人认为有必要发动战争来消除反革命威胁。虽然国王、大臣和逃亡贵族这些反革命领导者都认为开战有利于达到其目的，罗伯斯庇尔却认为其中存在风险，于是他开始塑造一种孤独的、带有怀疑色彩的和平主义立场。他开始享受这种被孤立的角色，正如在其他演讲中那样，他在这次演讲中用大量细节说明是一个背信弃义的集团在主张战争，宣称：“我不指望我的话在此刻能起到什么作用”，只想还清自己欠国家的“最后一笔债务”，只能希望自己的预言不会成真，“唯一让我感到欣慰的是，我将能够向国家证明我没有促成它的毁灭”。
以此为起点，一场更加激烈的自证运动几乎不可避免。1792年1月2日，在雅各宾俱乐部，罗伯斯庇尔用很长的篇幅回应了对其“辱骂和诬陷人民的指责”。他用在1791年4月曾经表明过的立场巧妙回答道：“不，一个人不会辱骂他所爱的人，一个人不会诬陷自己”。他“不懂得用逢迎的方式来毁灭人民”，也不会“带领人民走向一条铺满鲜花、却通向悬崖的路”。“但反过来，我知道如何让那些不是人民的人感到不适，我几乎是孤身一人为了最贫穷和最不幸公民们的利益与大多数立法者作对……我不仅维护人民的利益，还维护他们的人格和美德……为了保持公正，我必须表现出夸张、顽固，甚至是骄傲。”
他引用卢梭的话来为自己辩护，人民即使在面对他们的代表时也需要保持警惕。他认为人民需要更加警觉的朋友，在这里他再次采用了一种感觉主义的感性话语：“人民对于正义和人性的首要原则有着更为真切的感受”，但是他们“天然的善良容易受到政治骗子们的欺骗”。人民很容易被“似是而非的借口所迷惑……被虚假的爱国主义所诱惑，他们的热情会受到欺骗，他们的意见会被政府和各种阴谋诡计引入歧途”。因此，正如雅各宾派曾经在1790年9月所讨论过的那样，人民纯真的美德使其暴露在危险之中，就像是在传奇剧中一名天真少女成了恶棍的受害者。确保人民的“力量和权力”远离这些错误同盟者，让人民在动乱和臣服之间进行关键抉择时保持冷静，这是罗伯斯庇尔试图终止的最后一步，“我们不应该像没有意识的羊群那样被他们引导，继续走在通往奴役和死亡的道路上”。
1792年1月11日，他与主战派的领袖雅克·皮埃尔·布里索展开了论战，用人民受害者这一最恳切的比喻来讥讽布里索提出的战无不胜论调。布里索宣称一支由自由人组成的法国军队是战无不胜的，但罗伯斯庇尔回应，如果7月14日的起义者站出来，只会发现“贫穷、迫害、新暴君的仇恨在粉碎你们”。“来吧，这些不朽军团的士兵们，至少你们是怀着最深沉的热爱为了人民的事业。什么！你们已经打败的专制主义因为你们的公民责任感和你们的胜利而惩罚你们。什么！十万名士兵受到了十万个肆意妄为的命令的打击，无法复仇，没有工作，没有食物，对于自由的希望、曾经服务于美德却成了一种需要救赎的罪过！”
在南锡“血腥”戒严令下的受害者无法继续服役，更不要说那些在戒严令范围之外在大屠杀中丧生的人：“啊！这些被屠杀的妇女和儿童做了什么？这些有权有势的罪犯们就这么怕妇女和儿童？”罗伯斯庇尔将阿维尼翁和孔塔-弗内森的公民们也算作血腥内战中的烈士，此外还有数不清的其他地区的人：“你们是被暴君们煽动的凶手们杀害的；你们在他们的刀剑下受到折磨，你们将无法与我们在一起了：你们再也无法与我们在一起了，你们这些富有美德而不幸的公民们，在这么多省份当中都屈服于狂热分子、贵族和背信弃义者之下！天哪！这么多的遇难者总是在人民当中，总是在那些最慷慨的爱国者当中，而有权有势的阴谋家却在活着享受胜利！”
这篇演讲的结束语是一部情感主义叙事的史诗，必须完整引用来理解其丰富的情感结构：“新生的后代们，你们对我来说并不陌生，你们是人性最温柔、最美好的希望；我们为了你们来反抗暴政、承受所有打击；你们的幸福是对我们英勇战斗最好的奖赏；我们经常会因为周围的困难而感到挫败，我们需要将自己投入你们的怀抱中；我们将履行完我们的责任，并且将所有人从虚无当中拯救出来的命运都托付给你们！希望谎言和邪恶在你们当中消失；希望你们的母亲教给你们的第一课是自由人的美德；希望这些专制主义受害者们感人的、可怕的呼声，而不是那些骄奢淫逸的有毒歌曲，萦绕在你们的耳畔；希望这些为自由而牺牲的人的名字占据你们的脑海，而不是像我们一样满脑子都是虚伪的英雄和贵族；希望你们第一眼看到的是被最富有美德的公民鲜血浸染的联盟广场；希望你们的热情和敏感的想象力回荡在沙托维厄士兵的遗体中间，飘向那些恐怖的苦役船上，在那里顽固的专制主义关押着不幸的、自由的人民；希望你们的第一种激情是对叛徒的谴责和对暴君的仇恨；希望你们的座右铭是：保护、热爱、怜悯不幸的人，永远向压迫者开战！新生的后代们，赶快长大，你们将会迎来平等、公正和幸福的时代！”
罗伯斯庇尔在这里成功地将两种观念的碰撞联系在一起，一方面是对亲情、家庭和儿童这些相互交织的概念进行感性化的比喻，另一方面是反革命者可能会导致的真实而恐怖的场景，通过这种感性化的演绎来向下一代传播爱国思想。从“母爱”到充满鲜血和尸体的画面也许会让现代的观察者感到震惊，认为他徘徊在疯狂的边缘，但是这种政治上和概念上语境的结合让这篇演讲具有了恐怖的意味。
情感的唤起不仅仅局限于单纯的文字。雅各宾派政治当中团结与美德的愿景与现实中逐渐浮现的对立形成了张力，导致了至少两种在身体上表示和解的尝试。1792年1月20日，罗伯斯庇尔和布里索在互相拥抱后（在另一位演讲者的怂恿下）用“不约而同鼓掌”的方式进行问候，这种“感人的场景”“影响了”整个议会。在3月19日，当新任命的外交部长查理·弗朗索瓦·杜穆里埃出现在雅各宾俱乐部时，罗伯斯庇尔提醒人们注意“刻在所有社会成员心中的坚定原则”，这导致这位部长“冲进罗伯斯庇尔先生的怀抱”，根据俱乐部日志的记载，这个场景被看作“政府部门与对人民的热爱保持一致的标志”，“这种场景”引发了“热烈的掌声”。
尽管这种小规模和解的尝试预示着后来更大规模的亲如兄弟的和解，但即使是1792年7月7日著名的拉莫莱特之吻也无法穿透革命者之间原则性对立的盔甲。在一月份的拥抱过后，罗伯斯庇尔用感性的语言表达了他对这一行为影响的抗拒，根据一份日志记录，他写到，这是“对我内心冲动的”回应，“我这样做是出于博爱和我对布里索的深厚情感”。但是，尽管“我愿意证明我对他的感情有多深”，这并不会改变自己对后者在政策上的态度。其他的报纸刊登了他的回应的另一个版本，这个版本更加感性化：“我刚刚是因为屈服于感性，并且出于博爱的义务才这样做的；对我来说还有一项更加神圣的职责需要履行，这就是我对祖国的爱，这种强烈的感情驱使我热爱所有的同胞和兄弟，但是所有我的个人情感都服从于祖国和人性的神圣利益。”
尽管这些不同的版本有所差异，但都采取了相同的叙述模式，仅仅在5天后，罗伯斯庇尔就证明了自己的一致性，在雅各宾俱乐部进行了一场充满感情色彩的长篇演讲阐述了战争的风险、行政部门集权和军队力量增强可能导致的腐败。他用一种更加精妙的隐喻来描绘无辜受难者的场景：“ 我想我看到了很多人在一片被绿草和鲜花覆盖的土地上跳舞，他们挥舞着双臂，空气中充满了欢笑声和军歌声：突然土地塌陷了，鲜花和挥舞着双臂的人都消失了；我在那里只看到一个堆满遇难者的鸿沟。啊！快跑，快跑，趁着还有时间，否则你脚下踩着的土地和鲜花将会埋葬你。”
自从1789年以来，罗伯斯庇尔的演讲中充斥着诸如此类关于毁灭的预言，伴随着对反革命的恐惧，构成一种明显的连贯性，同时他还发展了潜在的、积极的革命重生思想。1789年2月10日，他发表了一篇题为“拯救国家和自由的方法”的演讲，在长达25页密密麻麻印刷的演讲稿中，他重复了大量反对布里索派盲目乐观主义的观点，但是将其纳入未来可能实现的愿景当中。他认为国家应该在一个新的联盟节上团结起来保卫自己，这个节日比过去那些节日更加纯粹和受欢迎：“希望自由的神圣光芒照耀所有地方；希望公民责任和真理的纯粹口号在所有爱国主义纪念碑的旗帜上飘扬；希望平等、祖国这些神圣的名字让每个人发自肺腑地说出，让空气中回荡善良公民们对它们的呼唤。”
因此，“灵魂堕落的专制者和妓女永远不会理解这种崇高而温柔的情感”，公民们“会幸福地拥抱友谊，宣誓成立一个永久的联盟”，并且“用慷慨的泪水浸湿这些祖国交给他们保卫它的武器”。
罗伯斯庇尔再次提到了南锡叛乱遇难者的牺牲，以此引申出立法者需要遵循“人类心中最美好、最具有美德的渴望”来传播自由和幸福（而不是期待腐败的法庭用刺刀逼他们做这件事）。接着他对国民公会产生了一个新的想法，会议将在一万名观众的注视下举行，以防止出现“胆敢违背公正和人性的事”。这样一个议会——回归了情感主义核心深处的仁爱思想——应该“为自己制订一个规则，每周都要为一些受暴政迫害的爱国者复仇或者提供救助”，因为“这些显而易见的公正和人性”会赢得尊重。应当为“因参加革命导致贫困的人”安排工作，同时设立特别基金来救济“那些不幸的公民们”，这“旨在缓解疲惫不堪的人性最迫切的渴求”。罗伯斯庇尔对教育、戏剧、艺术展览的情况进行了概述，呼吁这些为国家、为公民爱国主义的重生服务。他最后说，这一切都是一场巨大斗争的组成部分，对手不是外国人，那是保王党希望将人民的愤怒引向的对象，真正的敌人是内部的敌人、反革命分子自己。在这里，罗伯斯庇尔从感性化的再生前景回到了使前者成为可能的传奇剧。
他建议，如果这些敌人已经占据了立法议会的大多数，如果“富有美德的人”感到渺茫，“他们可以死在捍卫人性的讲台上”，向他们的选民谴责这些叛徒，至少可以在为后人做出榜样的同时给暴君可怕的教训：“那么有什么更值得我们付出生命的代价呢？死在暴君手中还不够，还必须坦然面对这样的命运……的确如此，第一个捍卫自由的人必将成为殉道者，他们必须在临死前将暴君拖进坟墓与他们一同埋葬；一个伟人的死必须唤醒沉睡的人民，普遍的幸福将会是对他们的奖赏。”
2月15日，罗伯斯庇尔重新当选为巴黎地区的公诉人，他进一步强调了这一概念的个人层面，在雅各宾俱乐部阐述了担任这一新角色的原则。他否认自己有任何政治或党派动机：“我就是罪恶的复仇者，无辜之人的支持者”。很显然后一种角色对他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他将其置于自我认同的核心位置上：“我生命中最幸福的一天”是在法庭上看到“最顽固的敌人，最反对人性事业的人（只有这样的人我才称之为敌人）”是无罪的、被诬陷的。接着“通过传播真正的、毫无偏私的真理，我能够将他从死亡或者声名扫地中拯救出来”。在最后的结语部分，罗伯斯庇尔还是将思想转向了殉道上。他说，如果“我的精力和健康”迫使自己“为了我的原则牺牲我的地位，为了普遍利益牺牲个人利益”，换句话说，如果他无法同时为法庭和革命工作，他会放弃他的职位。“在这种时刻，他能够成功捍卫的就是人性之友的职位……凡人都无法摆脱自己的命运，如果我的命运是为了自由而牺牲，我不会去想如何逃离它，而是迫不及待地去迎接它”。
4月20日战争的爆发只是加剧了这种传奇剧般的感觉。在接下来的一周里，雅各宾派内部见证了一场尖锐的对立，布里索的支持者和最近成立的杜穆里埃“爱国”部长的支持者共同诋毁罗伯斯庇尔，而他继续谴责反革命分子的背信弃义将会导致内战。27日，他在俱乐部的讲坛上发表长篇演讲，反对针对他“是一名野心勃勃的保民官和一个煽动人民的危险分子”的指控。他回顾了自己在国民公会中的光辉事迹，指出这种集会的“场景”：“在我心中唤起了一种崇高而温柔的情感，它将我与人民的事业永远联系在一起，这种联系比所有法律上冰冷的模板化誓言都要紧密；我要告诉你的是，我在此刻理解了让·雅克·卢梭宣称的伟大道德和政治真理，即人民只会真诚热爱那些热爱他们的人，人民是善良、公正、宽宏大量的，而腐败和暴政是所有那些鄙视（人民）的人的庇护所。”
他继续说到，他从未感到惊讶，他的敌人“没有想到的是，一个人可以在没有阴谋诡计的情况下受到人民爱戴，或者在没有利益的情况下为人民服务。先天失明的人怎么会有色彩的观念，邪恶的灵魂怎么会理解人性的情感和美德的激情！”在这种对失明的神秘比喻当中，他将自己的观点投射到了感觉主义和情感之间的本质冲突上，简而言之就是一个从来没有经历痛苦的人能否产生同情。同时，他刚刚辞去了公诉人的职位，并因此受到了批评，尽管之前就宣称会在需要的时候这样做，他还是赞扬了自己的牺牲：“我本可以让自己投入到追捕私人犯罪这种毫无危险的工作中……但是我更愿意揭开那些反对公共安全的阴谋来保卫自由；这样一来，我就将自己的头颅置于锡拉（Scylla）和克洛狄乌斯的怒火之中”。
在这种被放逐的威胁下——布里索派的发言人马格利特-埃利·加代希望看到他被流放——罗伯斯庇尔再次进入殉道者的表述中：他不会逃离“被威胁、被蹂躏、被压迫”的祖国，他要么拯救祖国，要么为祖国而死。“上天给了我一个为自由而激动的灵魂，我出生于暴君的统治下，活到了分裂和罪恶的统治时期，或许上天召唤我用自己的鲜血来带领我的国家走向幸福和自由的道路；伟大而光荣的使命会让我接受被流放的命运。”
如果“你要求我这样做”，他不仅会牺牲自己的生命，还会牺牲自己的荣誉：让他的敌人来诋毁他，“我只想要一个为了国家利益的名誉，如果为了维护这个名誉，我必须通过可耻的沉默、背叛真理和人民的事业来实现的话，我会抛弃它”。
罗伯斯庇尔的巨大影响，以及他在接下来两年中在大革命政治当中扮演的主要角色，使得在这里结束这种叙述既是困难的也是必要的。他的演讲已经预示了未来即将发生的很多事，例如在1792年2月10日的演讲中，提出了未来共和国的一整套制度，从公共节日到用戏剧进行教化以及对为自由而牺牲的烈士的崇拜。可以说罗伯斯庇尔构建了自己的“制度”，这种已经牢固确立的廉洁性会让他要求共和国在意识形态上也这样做。然而，正如我们从他给瓦迪耶的信中所看到的那样——给一位素未谋面的人的信中充满了孤独的热情——罗伯斯庇尔的言行远远超过了预设抽象概念的机械结合。对罗伯斯庇尔话语的仔细考察，加上其雅各宾派支持者类似的表达作为时代背景，如果我们只将这些解读为一种致命的“情感主义”自我表达，就会错误地将法国大革命的政治史看作一种与集体妄想相似的东西。
然而，罗伯斯庇尔和他的支持者们的生动革命经历，给了他们充足的真实证据来强化其作为集体和个人的重要性，用“传奇剧”来表达其丰富性最为恰当。从18世纪90年代末开始，传奇剧作为一种在情感上有着明确特性的艺术体裁从文学和戏剧中脱颖而出，其标志性的情节是一位英雄从愤怒的恶人手中拯救无辜的受害者，我们可以在大革命时期政治承诺的文化中找到其特征，即“寻找大量新的证据、以道德为中心”来表达对受苦人民的同情。他们已经经历了一系列背叛和牺牲，从1789年7月的阴谋到教士和贵族的拒不妥协，南锡和阿维尼翁出现的恐怖场景，从国王出逃失败被迫返回到马尔斯校场的血腥屠杀，突然的政治分裂，先是斐扬派随后是布里索派反对罗伯斯庇尔。雅各宾派，尤其是罗伯斯庇尔，在这种感性化的表述中表达了对反革命暴力受害者的身份认同，如果我们认为他们的话语具有一定现实对象的话，他们实际上陷入了精神上的痛苦当中。在他们对“新一代人”充满希望的光明未来面前，是已经发生和即将发生大屠杀的现实，两者交织在一起，让罗伯斯庇尔在这种想象的冲突中迷失了自我，认为在新一代人实现幸福之前必须经历这种痛苦。说雅各宾派过往的经历给他们造成了心理上的创伤也许过于绝对，但很显然他们通过感性化“情绪”折射出了对这一系列重要事件强烈的情感流露。至少对于罗伯斯庇尔来说，1789年到1792年的一系列事件类似于一个缓慢滑向真正恐惧和痛苦深渊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只有他对人民美德的坚定信仰才能拯救他和人民。
如果我们在这种生动的叙述中理解了罗伯斯庇尔及其同僚的处境，我们可以看到，共和派在1792年9月掌权后结束了一连串背叛，结果又引起了另外一连串的背叛。在布里索派的光荣战争被证明是一场灾难后，面对敌人，罗伯斯庇尔领导的雅各宾派发现他们必须在一系列战争时期新出现的可怕背叛行为中保护人民——从吉伦特派袒护国王到旺代的大规模叛乱，再到所谓联邦主义者的无耻叛国，后者导致了夏天的内战和入侵，将法国带向了我们现在所说的恐怖统治的边缘。如同罗伯斯庇尔本人一样，这段时期得到了大量的关注，也引起了大量的误解。我们不妨将其看作一个多年前就设定好的关于英雄主义与背叛之间斗争的故事，这个故事通过反复的现实冲突和戏剧化的对抗不断进行，最终在恐怖统治时期达到了高潮，或许这会帮助我们解答一个疑问：罗伯斯庇尔和他的同僚们追求的都是人民的解放，他们为什么又是如何陷入相互毁灭的恶性循环当中。
（本文注释内容略）
转自：“中国学派”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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