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转载自FireCatcher
这里是啃书山征程第125站，分享美国经济学家布莱恩·阿瑟的经典著作《复杂经济学》。作者在现代经济和技术关系的基础上，提出了与传统经济学迥异的视角，以复杂经济学的框架重新讨论经济形成和发展的问题，读来启发良多。
作者简介
布莱恩·阿瑟（Brian Arthur），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研究经济正反馈机制的先驱。1987年获得“古根海姆奖”，1990年获得“熊比特奖”。1987年进入圣塔菲研究所，投身于跨学科的复杂性科学领域。他是圣塔菲的元老级人物，也是复杂性科学的奠基人。他因成绩突出而荣获首届“拉格朗日奖”。代表性著作有《技术的本质》《复杂经济学》等。
精彩摘录
◆ 引言 复杂性思维造就复杂经济学
我以前也研究过与“技术”相关的问题，但是当我开始深入探究各种技术为了被采用而展开竞争这种思想时，这种兴趣却消失了。我注意到，我所观察的所有技术，没有任何一个是纯粹地产生于某种灵感的。所有新技术都是原先已经存在的技术的组合。举例来说，激光打印机是由计算机处理器、激光器和静电复印技术组合而成的，计算机处理器引导激光器在复印机的硒鼓上“涂上”字母或图像，然后再复印出来。
我在2009年出版的《技术的本质：技术是什么，它是如何进化的》（The Nature of Technology: What It Is and How It Evolves）一书中，报告了上面这些发现。这本书受到了专业工程师的热烈欢迎，并且已经被翻译成了多种语言。在本书收录的这些文章中，其中有几篇是在写作那本书时的“中间产物”，有一篇则是那本书的一个组成部分。从开始到结束，我对技术的本质和进化的研究花了整整12年的时间。我发现这个课题非常令人着迷。特别感到惊喜的是，我发现了技术集合进化的机制，还认识到了技术是一种具有自身内在逻辑结构的事物。通过这些研究，我越来越相信，技术本身的每一方面都是复杂的、有结构的，就像经济或法律体系一样。当然，技术也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事物。
复杂经济学的特征是非常清楚的。经济不一定处于均衡状态，经济通常都是处于非均衡状态。经济行为主体不是全知全能和完全理性的，他们必须理解他们所处的情境，并且在这样做的时候必须搜寻适当的策略。经济不是给定的，不可能是一个简单的技术容器；技术形塑了经济，在这过程中经济的结构是会变化的。因此，经济是有机的、分层的，后一层形成于前一层之上；经济永远都在变化，永远都在呈现新异性；在经济内部，结构会浮现，在持续了一定时间后又会消融。我要强调的是，所有这一切绝对不只是一种诗意化、人文化的描述，而是一种严谨的经济学观点，它能够被严格定义、被精确地探究和分析。
我经常被人问起，这种全新的经济学如何适应于标准的经济学分析？它难道不是标准经济学的一种简单的变体吗？用经济学家理查德·布朗克（Richard Bronk）的话来说，它会不会被“无缝”吸收进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中？对于这些问题，我的答案是否定的。这种不同的经济学框架，既不是单纯利用计算机来进行基于主体的建模，也不是将对技术变迁的更加深刻的理解，加入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中去。这种经济学要做的事情、所关注的东西、所依据的基本假设，都不同于标准经济学，它特别关注非均衡。这就是说，除了采用的方法不同之外，要解决的问题是不同的，解的概念本身也是不同的。
令我感到惊讶，同时也让我非常高兴的一个事实是，这种经济学新框架中的许多“现代”主题，与熊彼特、斯密、穆勒、马克思和凯恩斯等伟大思想家的思想非常契合，与许多制度主义者和政治经济学家的理论也非常吻合。他们都认为，经济涌现于技术，经济结构是不断变化的，经济不一定处于均衡状态，决策者面临根本的不确定性。复杂经济学与这些思想之间的正式联系，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现在这种联系，更像是将我们这些新想法与过去讨论过的一些想法串联起来的思维线索。但是它们确实表明，经济学重新发现了它曾经失去的一些东西。现在，对于形成中的经济、非均衡的经济，我们终于开始有了一个统一的理论图景了。
◆ 01 什么是复杂经济学 经济思想的新框架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看到，给定组成经济的要素，这些要素会不断地对它们自己创造的模式做出反应，并且不断地形成不同的模式。但是，这仍然不足以刻画经济的基本特征。说到底，经济是不断地通过创造新要素来实现自我创造和再自我创造的。这些新要素通常是新技术和新制度，随着经济的进化，它们会产生新的结构。那么，这究竟是如何发生的？经济是如何形成其自身的？经济又是怎样发生结构性改变的？熊彼特在1980年将上述问题中要解释的现象，称为“我们试图解释的现象中最重要的一个”。复杂性思想有助于解释这个问题，因为复杂性就是关于结构的创造和再创造的。
我们首先要认识到：如果想搞清楚经济是如何建构自身以及如何改变的，那么我们就必须先去研究技术，搞清楚技术本身是如何建构自身以及如何随时间改变的。当然，技术并不是造成经济改变的唯一因素，但很显然是最主要的一个因素。关于经济变迁的标准，经济学理论将技术与生产函数等同起来，并把经济视为这些技术的“容器”。当新的工业技术被引入进来时，生产函数就会发生变化，于是产量也提高了，劳动力或其他资源得到了释放，而这就意味着可以投入更多的财富，用来研发更新的技术。从而，经济平滑地从一个均衡转移到另一个均衡，并实现了内生增长。这种模型很漂亮，也非常符合均衡经济学的套路。但是问题在于，它使经济的主要驱动力——技术，成了背景因素，而把价格和数量放在了前台显著位置。这种观点把技术看作是无形无相的，技术自然会神不知鬼不觉地翩然而至，一个一个地随机出现，而且没有结构可以用来解释技术是如何产生的，又如何随时间的推移而改变经济。
根据复杂经济学的观点，技术是处于最显著的前台位置，价格和数量反而处于背景位置。从复杂经济学视角出发，我们将会认识到，经济中的重要结构是可以用于解释技术的兴起以及技术是如何进入经济的。为了得到这种认识，复杂经济学聚焦于任何一个时点上出现的技术集合（collection of technologies），并且追问这个技术集合是如何进化的，即集合中的技术是怎样产生的，这个技术集合又是如何创造和再创造一个相互支持的支撑体系（supporting set）的，这个支撑体系又是如何随时间的推移改变了经济的结构。
我们首先可以将各种各样的单个技术，定义为人类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而运用的手段。作为手段，技术可以包括工业生产程序、机械设备、医疗程序、算法法则以及商业流程等。除此之外，技术还可以包括组织机构、法律和制度，这些也都是人类实现自己目标时所用的手段。
其次，我们可以将经济定义为一系列的安排和活动，社会就是通过这些安排和活动来满足自己的需要。这些安排当然就是指经济中的技术。
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可以加入另一种观察结果。只有当存在对技术的“需求”时，技术才会出现。这种需求大多是来源于技术本身的需求。例如，汽车出现后，就需要或引发一系列更进一步的技术，包括石油勘探技术、石油钻探技术、炼油技术、大批量生产技术、汽油分销技术，以及汽车维修技术等。在任何一个时候，都存在着一个开放的机会之网，有利于进一步的新技术的开发和新安排的涌现。
基于以上内容，我们就可以搭建经济的基本结构了。要让这个基本结构运行起来，首先还要搞清楚技术集合是如何建构的。根据建构技术集合的各个步骤，我们可以给出如下经济形成的“算法”：
步骤1：新技术出现。新技术是在某些现有的特定技术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并且它会作为一个新元素，进入当前的技术集合中。
步骤2：新技术变得活跃起来，并替代现有技术及现有技术中的某些部分。
步骤3：新元素为支持性技术和组织安排，创造出进一步的“需求”或提供进一步的机会利基（opportunity niches）。
步骤4：如果被替换的旧技术从技术集合中退出，那么它们的附属需求就会消失。它们提供的一系列机会利基，也会随着它们的退出而消失；反过来，那些用于填补这些机会之窗的元素，也会变得不再活跃。
步骤5：作为未来技术或未来元素的组件，新要素变得活跃起来。
步骤6：经济，即商品和服务的生产和消费模式，重新进行调整来适应上面这些步骤。成本和价格以及研发新技术的激励也会相应地有所改变。
除此之外还有第二个层面的机制，该机制能够进一步增加经济结构。新技术通常是以技术集群的形式进入经济的……此外，这些技术是在以往的一两个核心技术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即在核心技术的基础上，补充所需要的子技术。与其说这些“技术体”是在经济内被采用的，还不如说它们是与相关的行业“邂逅”的。它们与现有的商业流程相结合，创造出了新活动，激发出了新动力，形成了可用的新流程，并促成了小企业的急剧涌现。在这些小企业中，少数会继续成长为大企业。
这整个过程是一个自我创造的过程。新技术的形成来源于现有的技术，因此整个技术集合是自我生产的，或者自创生的（autopoietic）。经济也是自创生系统。经济的形成来源于技术，而且能够引发进一步的技术形成，进而导致经济自身的进一步形成。
随着经济的变化，经济组织和经济制度也随之发生了变化，而这些变化又会带来更进一步的安排、更进一步的新技术以及更进一步的变化。经济结构也因此发生变化。我们可以确定经济实现这种自我更新的机制，但是我们无法准确预测这些机制究竟以何种方式发挥作用。整个过程（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称之为“计算”）远远不是确定性的，但是它确实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完美的非均衡过程。
我们必须承认，只有在深刻地理解进化的核心机制，并且提出一组与现实世界的现象相符合、内在一致的一般性命题时，我们这些“理解”才可以说真正构成了理论。
因此，生物学理论是理论，但不是以数学形式表达的理论；它是以过程为基础的，而不是以数量为基础的。总之，生物学理论是程序性的。同理，一个关于形成和变化而又周详的经济学理论也将是程序性的。经济研究的要旨在于深入理解驱动经济形成的机制，而不在于能不能将这些机制归纳为方程式。我提出的这种程序性理论，并不是对标准理论的否定。但是这种理论确实提供了一种替代研究进路，它将重点集中在能够促成变化的动力本身，这就是技术。
经济学向来有两大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经济中的资源配置。所有市场中，商品和服务的数量与价格之间是如何被决定的？一般均衡理论、国际贸易理论和博弈论这些“伟大的理论”，都是研究这个问题的“典型代表”。第二个问题就是经济中的形成。经济最初是如何出现的？又是如何发展的？经济结构是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的？关于创新、经济发展、结构变化、历史的作用、制度，以及治理的经济学思想，全都是研究这个问题的结果。资源配置问题已经得到了深入的研究，而且这个问题已经高度数学化了，但是对于经济形成问题的了解却仍然非常少，而且这个问题也几乎完全没有被数学化。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直到1870年前后，所有伟大的经济学家都认为，这两个问题在经济学中同样重要。斯密、穆勒和马克思都努力尝试过，从理性科学的角度研究资源配置问题，试图在这方面有所建树，与此同时，他们对经济形成问题、治理问题和历史问题，也同样做出了重要贡献。此后，在维多利亚时代，出现了伟大的边际主义革命和一般均衡革命。在严格的理性假设和均衡假设下，它们使得资源配置问题转化为一个代数问题和微积分问题。但是，经济形成问题却无法进行这种转化。这是因为就经济形成问题的本质而言，它既不能被限制为静态的，也不能被限制为理性的。到了20世纪，数学化的理论被当成了唯一的“理论”，因此经济学的数学化大潮与经济形成问题擦肩而过。
政治经济学的一个主要优势，就是它的历史感和它的时间感。时间可以导致真实的、不可逆转的差异，进而不断创造出新的结构。相比之下，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在处理时间问题时，则要逊色很多。在均衡状态下，一个结果会一直持续下去，因此时间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多少意义；相反，在动态模型中，时间却变成了一个重要的参数，这个参数可以来回转换、影响当前的结果。
在反思时间问题这个方面，复杂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是一致的。在“计算”中，也就是说在经济中，大概率事件和小概率事件，往往会在某些特定的、不可重复的时刻决定吸引子的形成，决定时间结构的形成和消失，决定技术的创生，并决定源于这些事物的经济结构和制度。而技术和技术结构，反过来也建立在这些事物之上，甚至未来的经济形态，即通往未来的道路，也是建立在这些事物之上的。无论在什么层面，无论在什么时候，经济都具有路径依赖性。因此，历史再次变得至关重要，而时间也得以再次出现在经济中。
◆ 04 收益递增和路径依赖 技术竞争、正反馈及历史事件导致的锁定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技术，都能够因为被采用而实现收益递增。在有的时候，投入的要素价格被抬高，就可能会出现技术随着被采用而递减的现象。
举例来说，水力发电可能会变得更加昂贵，因为随着水坝越建越多，坝址会变得更加稀缺和不适合。还有一些技术不受采用情况的影响，也就是说，它们的收益是恒定不变的。
在收益不变和收益递减的情况下，路径有效性很容易证明。在收益不变的情况下，以前的采用不会影响收益。每个类型的行为主体都选择自己偏好的技术，滞后技术没能得到进一步发展或进一步采用，也不意味着放弃一定的收益。在收益递减的情况下，如果一个行为主体选择了领先的技术，那么他必定更偏好可用的滞后技术。但是根据定义，进一步采用滞后技术又会降低他的支付。因此，选择导致技术采用过程沿着一条较劣的发展道路走下去，这个可能性不会出现。
在收益递增的情况下，经济对象（在这种情况下是技术）之间的竞争呈现出一种进化特征，其机制类似于遗传学中的“创始者效应”机制。在这里，“历史”变得重要了。在某种程度上，一个经济体中的技术发展，取决于观察者的模型无法“分辨”的小事件，因此我们很可能没有能力有任何把握去预测技术的市场份额。这就意味着，对于经济未来的可预测性，不但存在着实践上的限度，还存在着理论上的限度。
◆ 06 再好的经济和社会系统也会被“玩弄” “压力测试”是防范操控行为的良方
在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之后，许多经济学家就已经看得非常清楚了：金融系统，以及其他社会和经济系统，很难避免被各种小团体操纵，以达到他们谋取私利的目的。这样也就自然而然地引出了以下两个问题。第一，给定某种特定的政策框架或拟议中的经济系统，这种操纵是否可以提前预见并预先防止？第二，我们是否可以设计出某种方法（可能是自动的），来测试它们可能会面临失败的模式，以及它们可能被操纵的程度，从而防范将来可能发生的操纵行为？
标准经济理论假定要研究的系统是均衡的，而根据定义，在均衡中没有任何行为主体有动力偏离自己的当前行为。由此而导致的结论只能是，在标准经济学研究的任何一个系统中，侵入性行为或破坏性行为永远不会发生。如果系统可能被侵入，那么某些行为主体将会发起新的行为，并且系统将不能继续处于均衡状态。均衡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决定了，它的研究目的不是探索各种系统被剥削的原因和结果，因此对于系统是如何失败或被利用的系统性研究，不是这个学科思考的核心问题。
在本章中，我将摒弃均衡假设，并以一个完全不同的非均衡假设为基础来进行分析：任何时候、任何政策体系都会为相关各方提供某些激励，而且这些激励反过来可能会促使各相关方发现一些政策设计者没有想到的、能够用来增进自己私利的途径。在这个假设的基础上，我们就可以探索：“剥削”政策系统的行为是怎么出现的，我们如何对这种行为进行建模和分析，并提前预见到它们或者预先提出警告。
玩弄绩效标准的人绝对不限于华尔街那帮银行家。在一切需要评判性能或绩效的系统中，都存在这种行为：是否符合法律、能否通过教育考试、是否遵循人权标准、有无遵守环境标准、是否达到接受资助标准、工厂产量是否达产、金融会计是否公允、税务报告是否合规、行政官僚业绩是否出众、政府治理的绩效能不能令人满意等，涉及的标准都可能被“玩弄”。在所有这些情况下，受到监管或被关注的当事方会调整自己的行为，做出一副在规定的绩效措施下“表现良好”的样子，但是他们的实际行为却千差万别：既可能令人满意，也可能应受谴责。事实上，以政府治理绩效为例，人们早就总结出了这种“剥削”的两个“定律”。第一个是“坎贝尔定律”（Campbell's law）：“社会决策越是频繁地使用任何量化的社会指标，招致腐败的可能性就越大，也就越容易扭曲和腐化它原本打算监管的社会过程。”第二个是“古德哈特定律”（Goodhart's law）：“任何观察到的统计规律性，只要将它用于控制目的，就必定会失效。”这两个定律都适用于政府行为。不过，我本人更喜欢一个更宽泛的表述：任何绩效标准，都会被最大限度地利用，从而丧失价值。
◆ 08 技术进化所引发的经济进化 经济是从它的技术中涌现出来的
本章认为，新技术的出现会触发一系列级联式的事件。新技术会成为进一步的新技术的构件。新技术会创造出对支持技术、新型组织形式以及新型机构的需求，从而创造出机会利基。新技术也可能带来社会和经济挑战，从而需要进一步的技术来解决这些挑战。
◆ 09 复杂性的进化 是越来越复杂，还是随时可能坍塌
复杂性随着系统的进化而增加的途径有三种。第一种途径是，在共生，即进化的系统中，复杂性可能会通过“物种”多样性的增加而增加：在某些情况下，新物种可以提供进一步的生态位，从而使得更多的新物种得以涌现出来，导致物种总数稳定地以螺旋向上的形态增加。第二种途径是，在单系统中，复杂性可以通过结构复杂性的增加而增加：系统的内部子系统或子功能或子组分的数量不断地稳定增加，以便突破系统性能限制，或者增强其运行范围，或者用于处理异常情况。第三种途径是，复杂性可能通过“捕获软件”机制而突然增加：系统捕获更简单的元素，并学会将它们编写为“软件”，以便用它们来实现自身的目的。
◆ 结语 复杂的经济需要复杂经济学
当然，即使我们超越均衡框架去观察，经济模式有时也会落入标准经济学的简单的、同一的均衡当中。然而，更加常见的情况必然是，经济模式时刻处于变化中，总是为我们呈现新异行为和涌现现象。因此，复杂经济学认为，经济不是确定的、可预测的、机械的，而是依赖于过程的、有机的、永远在进化的。
读完《技术的本质》对作者提出的“技术建造经济”的思考印象深刻，带着相似的疑问读到本书，不觉发现了更宏大的经济学框架。传统经济学假设经济是一个已经达到的“均衡”状态，假设个体的理性，假设变化平缓而可预测。但现实世界难以服从这些假设，能够面对变化、不确定、非理性和复杂性的新的经济学视角应运而生。虽然理论研究尚起步，这个崭新的框架已经能够吸引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加入革新的进程。
癸卯年正月廿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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