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实证主义是社会学的核心主张, 实证精神及其方法是社会学的根本特征, 但这种方法因在学术视点、方法论、研究立场、研究对象和学术结论等方面都呈现出明显的表象化特征而受到学术界的不断质疑和批评。造成社会学实证方法表象化的原因很多, 但最为根本的原因还在于西方学术文化特别是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的缺陷。为解决社会学实证方法表象化缺陷, 就需要在完全意义上理解社会学实证精神并合理运用社会学实证方法, 将人类认识自我精神世界的内在实证方法和解释外部社会结构的外在实证方法结合起来, 使自身达到内外兼证和个群并举的完善境界。
【关 键 词 】 实证方法; 表象化; 外在实证方法; 内在实证方法; 内外兼证;
【作者简介】 贾应生 (1961—) , 男, 甘肃天水人, 哲学博士, 西北师范大学教授, 从事社会学和中国哲学研究;
社会学自诞生以来, 其实证学科定位与科学导向为它赢得了“社会科学”的荣誉与独立学科的地位, 但它的实证性与科学性特征也为它带来了持续不断的质疑和批评。在这两大特性中, 实证性是社会学最为核心的特性, 实证方法是社会学的根本方法, 社会学的一切荣誉与瑕疵都与其实证方法论和具体实证方法相关。社会学方法的表象性是造成社会学学科内在缺陷的根本原因, 而表象实证方法的形成原因, 又是由西方哲学经验主义和二元对立思维方法以及现代狭隘的科学主义等观念所造成的。将中西方实证方法的表象层面和内在层面有机地结合起来, 形成内外兼证的完整实证方法, 可以解决社会学表象实证方法所带来的问题。
01. 社会学实证方法的内涵与特征
社会学和社会科学发端于现代哲学的经验主义流派对社会问题的独特思考, 促成这一独特思考的则是近代迅猛发展的自然科学及其研究方法。将“社会”这一概念从整体人类观念中抽离出来进行专门研究, 并将研究社会的方法明确地定义为实证方法的, 是法国学者奥古斯特·孔德。他生活在一个由西方哲学着力倡导“思辨理性”的启蒙思想弥漫于世、社会矛盾和冲突不断发生的动荡时代, 其思想受到空想社会主义者特别是圣西门以善良愿望和变革方法改良社会的思想主张的影响。圣西门认识到, “改造世界以认识社会规律为前提,因此, 这涉及科学和世界观的改造。”[1] (P551)“人需要一种新的思想体系, 这必须是实证哲学, 即以经验和科学为基础的体系。”[1](P552) 圣西门提出了实证哲学的观念, 但是却没有加以系统的论证。孔德继承了圣西门的学术观念,明确地提出并论证了以实证精神和方法研究社会现象并提供社会合理发展方案的社会科学和社会学。
所以, 最初的社会学是一种基于科学方法的实证哲学观念, 而不是思辨哲学观念。孔德认识到, 要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 就“必须认识社会规律, 必须有一种社会科学, 这种科学本身又要以其他科学和一种哲学观点为前提。因此,要改造社会, 就得改造政治和社会科学以及哲学, 就得有一种新哲学, 孔德毕生致力于创制这种哲学。”[1] (P553) 孔德非常明确而坚定地提出要以自然科学方法发现社会规律:“近代、特别是在法国, 自然科学显著的进步令人想到,科学方法是新任务要遵循的方法。科学唯一的目的是发现自然规律或存在于事实中间的恒常的关系, 这只有靠观察和经验才能做到。这样取得的知识是实证的知识, 只有为实证科学所证实的知识才能成功地运用到人类实践的各个领域。”[1] (P553) 在他看来, 实证社会学知识是历史演化的结果, 是经过了神学阶段和形而上学阶段而达到的实证主义阶段的科学成就, 是建立在实证的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等科学基础上的最高科学。
孔德的实证社会学是对神学和哲学思辨方法的否定:“实证的科学是经验的、客观的和反思辨的。它专注于可知觉的现象, 专注于能够通过经验研究而加以确立的有秩序的关系。”[2](P528) 这里关于实证主义专注于“可知觉的现象”的概括, 非常准确地表达出实证主义表象化的经验哲学的事实。理性及其思辨性是西方哲学的方法论特征, 孔德并不反对理性, 但却反对思辨方法。他认为自己的实证哲学就是理性的, 但是思辨方法却并非是理性的。在孔德生活的时代, 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已经发展了几百年, 科学观念正在逐渐取代宗教神学的观念, 也在挑战和淡化主观构想甚至于空洞无物的经院哲学。受此影响,孔德认为, 科学是人类学术发展的最高和最后的阶段, 而当时的19世纪, 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了实证阶段, 标志就是人类通过经验而真实地理解和把握社会,从而将社会改造成为合乎人类生活愿望的状态。孔德因此把自己的实证主义称之为“新哲学”, 这种“新的哲学精神”有五个特点, 也就是“实证”一词所具有的“真实 (与虚幻相反) ”、“有用 (与无用对比) ”、“肯定 (与犹疑对立) ”、“精确 (与模糊对照) ”、“相对 (代替绝对) ”等五个方面的含义或用法[3] (PP.29-32) 。可以说, 孔德准确地把握住了西方哲学的软肋, 也提出了医治西方哲学弊病的方法和途径。在当时科学快速进步的社会背景下, 他提出的运用科学方法实证地研究社会问题的观点顺应了学术发展的历史潮流。社会科学在西方近代社会的出现有诸多因素, 但以孔德为代表的实证主义是最为重要的因素。实证哲学方法的这种历史贡献和科学性应当得到高度的尊重、继承和发展, 这是探讨社会学方法及其学科发展的基本前提。
孔德的实证社会学观念, 在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涂尔干那里则表现为更加激进的科学化观念, 发展成为一种“物化”的社会学思想。涂尔干以被“物化”的“社会事实”作为社会学研究对象的观点, 加强了社会学的科学性 (与自然科学研究物的旨趣相一致) 、社会性 (社会事实排除非社会的个人性) 和客观性 (社会研究排除主观意识性) 。涂尔干在论述关于观察社会事实的准则时,开宗明义地说:“第一条也是最基本的规则是:要把社会事实作为物来考察。”[4] (P35) 这是将社会学等同于自然科学, 并把社会事实驱逐于个人的观念和意识之外。他明确地说, 他所界定的“社会事实”或集体现象“由存在于个人之身外,但又具有使个人不能不服从的强制力的行为方式、思维方式和感觉方式构成。”[4] (P25) 他不仅将实证方法完全物理化, 而且批评孔德和斯宾塞的不彻底的社会学实证主义。他指出:孔德“隐含地承认了社会现象是物, 因为自然界中存在的只有物。但是, 当他脱离这种哲学概括, 试图运用自己的原理并使科学摆脱这种哲学概括时, 他还是把观念作为研究的对象了。”[4] (P39) 而斯宾塞“是把社会, 而不是把人作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但在他随即对社会下的定义里, 却是以他对社会所作的预断代替了他所说的物。实际上,他是把‘一个社会, 只有在人人共处并合作的时候才能存在’, 即只有这样, 人人的联合才能成为真正的社会这一原理作为一个明确的命题提出来的”[4] (P40) , 而“这个初步的定义把仅仅是一种精神上的东西当作了一种物。”[4] (P41) 可见, 涂尔干反对把“人”作为社会学研究的对象, 并把“人人共处并合作的”“人人的联合”当作“精神”而不是“社会事实”来看待。事实上, 斯宾塞所说的这种社会定义, 正是后来的社会学家们所研究的“社会交往”或“社会互动”的内容, 而这种社会互动正是个人参与其中的社会的存在形态,离开这种互动就不存在所谓的社会,但是, 这个内容却正有别于涂尔干所主张的“物”的社会概念, 所以不被涂尔干所认可。
可见, 涂尔干的实证主义是完全自然科学化的实证主义, 他继承了孔德的实证主义主张, 但又比孔德走得更远。他将社会学及其实证方法彻底推向了自然科学, 实现了将人和人的社会物化的目标。涂尔干之后, 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开展了“形式社会学”的研究。所谓“社会形式”就是关于社会交往的一般表象形态和方式, 因此形式研究并不涉及人们交往的社会内容或意识形态,而只是研究表面化的交往过程及其一般程式。这种研究是必要的, 但也是不充分和缺乏深度的。自此以后, 社会学基本上以表象研究为准则, 越来越远离人心和人性去研究社会, 以至于越来越成为以抽象技术为支持的纯粹社会形式的学问。这是表象实证社会学的基本特征。
孔德关于社会学是科学的即实证的学科性质的界定, 是社会学所有学科特征和学科问题的总根源。自孔德以降, 这种关于社会学学科性质和方法的定位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西方哲学传统中重思辨而轻实证、重理念而轻实践、重构想而轻论证的学术路径, 弥补了西方学术思想的不足, 改变了西方现代学科思想的走向, 为人文社会科学走向现实化和对实际社会生活的关注提供了理论依据。这一学科性质的界定, 经过涂尔干反思辨方法的“社会学主义”的倡导和学术研究活动, 最终成为社会学学科性质的确定性定义。
02. 社会学实证方法的表象化问题
在孔德的时代, 社会学的发展还处于相对初级的阶段, 自然科学所研究的对象是没有主观能动性的僵死之物,因而是对事物表面物理现象的探讨。将人类社会当作与自然物完全一样的客观存在, 并运用初级科学所使用的简单的和外在的实证方法研究人和人类社会, 必然会导致对具有主观意识能动性的人和具有复杂变化性与多样性的社会形态的简单化和表面化的认知。所谓社会学实证方法的表象化, 就是社会学由于在方法论上不承认人和人类社会具有物理层面以外的深层精神本体内涵, 因而放弃对于复杂事物的内在深层心理结构和主观认知方法的探讨, 使社会学对于人和人类社会的认识与研究浮泛于表面社会现象之上, 无法深入探讨人类社会的内在生命结构和精神意识作用,这样也就无法准确地认知和把握外在事物的实质。这种表象化的实证方法引导了社会学甚至是整个社会科学的研究方向, 使社会科学偏离了对人类社会的完整性认识和深层次思维的轨道。
从社会哲学的角度看, 经验事实是表面的事实, 经验所观察和归纳到的事物不外乎是人们的感觉器官所接触到的事物表象, 因此, 经验研究无法真正地深入到事物内部而获得超乎表象之外的真实内涵, 这是社会学外在实证方法的必然结果。例如, 在经验主义盛行的美国社会学界, 实证研究所解决的都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个人主义化的现象, 而非完整的社会事物内在法则。“美国社会学的发展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实证性的经验研究乃与回应人们日常生活的种种‘实际’问题有关———如人们在选择职业时, 首要的考虑为何?是否内向的人比较有自杀的倾向?特别是当社会有‘需要知道人们是怎么想与做’的民主机制要求的时候, 这种研究策略自然显得特别重要, 可以说是实用主义结合个人主义所展现的一种社会要求与表现形式。”[5] (PP.48-49) 这种非常现实化和社会政治性的研究,不是关乎人的真理情境和终极追求的研究, 与人的生命完善和智慧提升没有丝毫关系, 因此是表象的而不是本体的或深层的。我们深究表象实证的研究方法就会发现, 它完全是朝着技术化和无价值深度的方向发展的, 自然就只能是对表象事物的描摹而非真理发现。例如, 对于实证方法, 英国社会学家“Bryant即总结出五大特征:1.重统计技术与研究工具的细致化;2.支持唯名主义与个人主义的社会观;3.强调归纳、肯证 (affirmation) 与渐增主义(incrementalism) ;4.在错误地使用‘无涉价值’ (value-freedom) 概念的情形之下, (错误地) 区分了事实与价值;5.重视团队研究与运用社会研究中心或机构的多重化。”[5] (P54) “如此一般之经验实证导向的美国社会学是一种工具实证主义 (instrumental positivism) , 只问当前研究工具所可能允许之限制内的问题, 其所以为实证, 其实只因看重了可与自然科学相对应的决定指标,这也就是Cassirer所说的方法决定论, 方法本身决定了‘科学性’, 因而也决定了‘事实性’和‘真理性’。”[5] (PP.53-54) 这里明确指出了实证方法的“方法决定论”而不是问题或事实决定论, 这种方法决定论出于比附自然科学的指标化做法, 把对问题的研究限定在实证方法本身所能允许的范围之内, 而对超出这种方法预设的问题则加以回避或否认。这说明, 表象实证方法本身并非寻求真理的方法, 而只是“悬置”真理的方法。
在人类进入大数据时代的当今社会, 这种纯粹表象的实证研究越来越呈现出无价值的趋势, 这种现象也充分表明了外在实证研究的浮浅性:“Mayer-sch9nberger与Cukier即指出, 身处这样的‘大数据’ (big data) 时代里, 传统研究所依赖的‘抽样’将丧失现实意义, 因为我们越来越有条件直接运用整个‘母体’的资料。……在这样的情形下, 我们对资料的要求不是在于回应涉及‘为何是如此’的因果关系, 而是显现在变项间之关联性的‘实际是什么’。就统计技术而言, 即从追问因果律 (如因径分析所提供的) 变成单纯地强调相关系数的计算。过去依赖‘样本’来进行研究总是以‘理论先行’作为前提条件, 如今转变为‘理论’乃内涵在‘实际呈现是什么’的实作过程里头。这样的‘巨变’是否将重写经验实征研究的基本研究操作理路, 开展另一阶段的经验实证论的局面, 我们将拭目以待。”[5] (P61)
实证主义方法的这种表象化弊端, 致使它在为社会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带来崇高声誉的同时, 却又使社会学和社会科学的真理价值受到了损害, 招致许多学者持续不断的批评。孔德提出实证主义之后, 以伏尔泰等学者为代表的人文主义和历史主义学者们就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反实证主义”浪潮, 指出孔德所倡导的实证主义存在着对人类精神意识和历史性的漠视, 并没有真正弄清楚人文社会科学的真实内涵, 而是简单地套用了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非自然的人类社会, 导致对人类社会研究的方向偏离和认识混乱。
展开而言, 社会学实证方法的表象化问题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 方法论上的现象定位与本体否定。表象实证方法的核心表现就是完全拒斥形而上学的本体或本质思维, 而只从现象层面上解释人类的行为并为人类解决现实问题寻找出路。“实证主义的原则就是从实在的、确实的和‘实证的’东西出发, 它排斥一切虚妄的、无用的、不确定的形而上学的东西。那么,什么是‘实证的’和确定的东西呢?现象!实证主义把哲学和一切科学都限定在现象世界之内。我们所能够做的事情就是, 首先, 我们必须接受那个以现象的形式而存在的既定现实;其次, 我们要遵照一定的原则对这个既定现实进行整理;再次, 我们要根据已经认识到的规律去预见未来, 并以此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Savoir pourprevoir! (为了预见而求知!) 这是一切科学研究的意义所在。”[6] (P454) 这一段话准确地概括了实证主义的基本观念, 这个观念的核心是“现象”, 而现象才是真正确定的和实证的东西, 实证主义就是要把哲学和一切科学都“限定”在这种“现象世界”之内, 凡是超出这种现象世界的东西都是不应当去研究的。这就是典型的表象实证主义的基本思维方法和学术原则。
第二, 研究立场上的客观化与对主观化的否定。社会学在实证方法上的表象化, 使它不断加强自身的客观化倾向, 并将它所谓的客观化方法宣布为科学方法, 而将相对的主观化方法贬斥为非科学的方法。社会学的这种客观化倾向, 是其科学实证观念的体现, 而其基本的学术取向就是以表象的“可见物理现象”否定“不可见精神存在”, 进而否定方法论上个人的主观感受和内在观念的科学价值。孔德等社会学家武断地认为一切非感觉和非经验存在的事物是“不存在的”, 而这些不存在的事物中最重要的就是人类精神和心理的内涵。“心灵或灵魂是形而上学的实体, 对实证主义来说, 是不存在的。由于内省不可能,我们不能从主观方面来观察心理活动。我们所能做的, 是从客观方面来研究心理活动, 那就是研究同这种活动有联系的有机现象以及这种活动表现于其中的人类制度。”[1] (P555) 孔德本人“厌恶一切唯灵论的心理学, 这引导他认为一切心理状态是大脑的机能。”[1](P556) 孔德的实证主义在这里明确地否定了心灵或灵魂等精神现象, 认为这种现象是“不存在的”, 存在的只是可感官知觉的物理现象。而涂尔干等人将心灵问题“生物化”和“社会化”, 实际上就是取消了心灵存在的合法资格。
第三, 以“社会结构”否定“个人存在”。社会学自孔德起就非常强调人类的“社会性”, 以至于从根源上忽视了人类的“个人性”, 这种忽视所造成的社会学问题是非常明显的, 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让人们觉得社会是一个实体,而个人则只是社会实体中的一个具体而微不足道的因素。孔德对个人的蔑视和对社会的重视产生于他对法国大革命及启蒙运动的反思:“孔德认为启蒙运动的观念是消极的和破坏性的。……和复辟时期的思想家们一样, 孔德关注后革命阶段的道德危机。他认为, 这一危机的根源在于正在兴起的个人主义 (“西方世界的疾病”) , 它发端于宗教改革, 在启蒙运动时期达到了顶峰。这种疾病的一个重要征兆,是像人民主权、平等、个体的自由的观念以及与之相伴随的对家庭、宗教、教会和共同体的否定性看法。”这种个人主义力图将社会“分解为分离的个体”, 但是这种分离不可能分离个体, 而只会分离家庭、宗教、教会和共同体等社会组织, 尤其会分离社会最根本的家庭组织。[2] (P528) 可见,孔德敏锐地看到了西方个人主义观念存在的显著问题, 但是他因此而将个人和个人主义混为一谈, 则是不合理的。
在将“社会事实”定义为“物”的基础上, 涂尔干“以事实解释事实”的实证方法, 更为明确地表达了社会学实证方法的表象性:社会学所研究的是事实, 而说明事实的原因的还是事实。用一个表象的事实验证另一个表象的事实, 社会学就是在这样的实证怪圈里打转, 既无法深入事实其里, 又无法突破表象之限,最终使自己发展成为一种典型的“社会归因论”, 始终逃不出“社会”两个字的固定圈套。涂尔干关于自杀和宗教生活的初级形式等方面的实证研究, 无一不是从“社会结构”的角度解释所有的社会现象, 哪怕是精神和宗教仪式现象。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概括涂尔干的社会学主旨:除了社会, 一切都是鬼话!对个人的这种遮蔽性使社会学在研究和解释社会现象时,容易忽视最为根本的内在要素。社会学对于一切社会行为均以“社会性”加以解释, 这种“社会还原论”的观念非常强烈地固守了社会学的社会性偏见, 从而湮没了个人的独立性和对社会的影响性 (甚至有时候是决定性的影响) 。无可置疑的是, 任何个人的观念和行为是“社会性地”形成、维持和发展的, 但是同样无可争辩的是, 任何社会性的观念和行为就其根源来说却是由个人所发生、坚持、推动和扩展的。社会性并不是决定一切的要素和力量, 充其量, 社会性与个人性具有同样重要的作用。从选择的意义上来说, 个人性要素甚至要超过社会性要素。
第四, 理论分散和研究结论日益常识化。正是由于社会学对不变本体的否定和表象实证方法, 它对于社会现象的解释就缺乏深刻的洞察力和理论性,社会学因此而被人们批评为“伪科学”, 认为“社会学是没有启发作用的以及社会学就是用某些讨厌的术语武装起来的常识”。[7] (PP.3-4) 与“新古典经济学几乎占据了主导地位”的经济学相比, 这种缺乏为各种社会研究“提供统一中心的能力”就表现为“社会学是一门没有共同核心概念的学科”[7] (P3) , 因而“社会学内部的差异”很大[7] (P5) , 以至于社会学几乎是没有理论体系的松散研究领域的汇集。吉登斯认为, 研究普遍存在的社会经验是社会学的必然, 因为, “社会学似乎经常研究一些明显是常识的问题”的一个“微妙的原因”, 是“社会研究不会而且不能与它所描述的社会世界分离开来”[7](P4) , 因此, “社会学最直接地涉及日常生活中与我们有关的问题, 如现代城市的发展、犯罪与惩罚、性别、家庭、宗教、社会权利和经济权利等问题。”[7] (P3) 在笔者看来, 这种辩护是不够有力的, 因为哲学社会科学的任何一门学科实际上都具有这样的“微妙的原因”, 否则它们就不是关于人和人类社会的学说。从表象实证的角度来看, 社会学理论的“松散化”、“无体系化”和社会研究的“常识化”的确是一种必然, 但是, 社会学研究者们必须认识到, 人们之所以批评社会学, 不是因为社会学研究了“常识”问题, 而是因为社会学对于常识的解释是常识性的, “以常识解释常识”正是涂尔干“以事实解释事实”的社会学方法的另一种表现, 而这种解释方法虽然正确, 但却常常是“正确的废话”。诸如“今天社会的离婚率非常高”、“当代社会的亲子冲突很严重”、“中国农村的女童辍学率高于男童辍学率”等这样的经验研究, 通过人们的日常社会交往就可以感受到, 也可以通过社会统计更为准确地表现出来, 并不需要社会学花大力气去进行专门的学术研究。社会学更应当关注这些社会现象之所以形成的个人和社会的内在原因,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具有历史文化意义的长远解决方法。
第五, 理论的非体系化与非逻辑化。由于实证方法的表象化, 社会学自诞生起就不是一门具有明晰的学科对象、学科目标和学科体系的学科。事实上,社会学本身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确定的研究对象, 而是以所有社会科学都涉及的笼统的“社会”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 反映出社会学自身研究对象的不清晰性。并且, 社会学从来都未曾建立起具有内在逻辑的学科范畴、概念和内容体系,正是不断地涌现出来的许多社会学理论或主义形成了庞杂而又堆砌的社会学学科。实证主义、人文主义、功能主义、理解社会学、形式社会学、社会冲突论、社会交换论、常人方法论、现象学社会学、社会选择理论、社会资本理论、互动仪式链、后现代社会学、女性主义社会学, 这些层出不穷的社会学理论表现出社会学无穷变化的不确定性。而五花八门、多如牛毛的应用社会学则只是从社会角度来看待具体社会事物形成发展的条件的研究方式, 并不具备一种学科的独特性。从这个角度来说, 社会学与其说是一门学科, 不如说是一种学术视角。就一般的社会学理论而言, 社会学的诸多概念, 例如“社会”、“文化”、“结构”、“角色”、“互动”、“群体”、“组织”、“制度”、“变迁”、“现代化”、“越轨”等缺乏一个既自身清晰又可以统摄一切的核心概念, 并且这些概念之间缺乏逻辑上的关联性和层次性, 这也导致了社会学研究的无序化和理证上的混乱性。
03. 社会学实证方法表象化的西方文化根源
造成社会学实证方法表象化后果的原因或许有很多, 但最为根本的原因还在于西方学术文化特别是哲学思维的特点。
第一, 经验主义哲学思维视域及其方法的局限。孔德的实证主义在哲学上属于经验主义的范畴, 因此, 实证主义方法的表象化其实就是经验主义哲学问题经由科学的包装在社会学上的表现。经验主义哲学的主要问题是认为一切知识都来源于经验, 人类不可能认识无形的精神实体, 事实上也不存在所谓的万物本体, 这是一种表象思维和不可知论的观念。经验哲学中还缺乏世界是普遍联系的观念, 因此无法建立普遍的理论体系。孔德倡导的经验主义哲学方法仅仅从社会现实出发理解和思考现实问题, 而不能够深入到现实的背后探讨社会问题发生的深层原因, 甚至于只问“是什么”, 而不问“为什么”:“在实证主义阶段, 要发现事物内在的本质被认为徒劳无益而摒弃, 并为努力发现存在于现象之间的一致的关系所代替。所提的问题不是为什么?而是怎么样?”[1] (P554)同时, 他还未能完全摆脱传统思辨哲学的方法影响, 在论证其实证哲学的过程中, 处处可以看到非实证的思辨痕迹。例如, 他将研究表象物质世界和生命现象的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等牵强附会地提升到实证哲学的高度, 非常人为地和“思辨地”提出了他关于人类实证哲学发展的三个历史阶段的学说,并将表象实证的社会学置于人类所有学术的最顶端, 这种学科体系的建立正是其逻辑思辨的结果, 而非实证研究的所得, 因此这种关于“科学”发展的阶段性理论并未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可, 当然也没有能够得到科学史学的支持。
第二, 西方典型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的影响。西方哲学自古希腊起就具有二元对立性的思维特点, 柏拉图的理念世界与世俗世界的对立是这种二元对立思维的发端。其后, 中世纪经院哲学中的唯名论和唯实论的争议, 以及近代以来的唯理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对立, 是这种二元对立思维的学派表现。但是, 西方近代以前的哲学基本上还是一元论的, 笛卡尔则打破了思想或感觉主体与事物之间的某种固有联系, 并通过其怀疑方法形成了以心灵为根本的主体主义的“心灵—物体的二元论”:“笛卡尔是现代主体主义的奠基人”[8] (P62) , “在第三至第六沉思中, 笛卡尔进而证明上帝的存在, 物质实体的存在———就这样建立起了‘笛卡尔的二元论’”[8] (P65) 。这种二元论的学术后果是:“二元论迫使我们把人的存在设想为是由截然不同的偶然的本质———心灵和身体———组成的。……这就和亚里士多德-经院主义通过把灵魂定义为身体的‘行动’或者‘形式’而建立起来的人的统一性思想背道而驰。在那之后提出来的知识理论尤其不能自圆其说, 这个困难是二元论在想方设法构建出认识者-经验者和认识-经验到的事物之间的内在关系时造成的。”[8](PP.74-75) 笛卡尔式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深刻地影响了其后西方哲学和科学的发展, 孔德等人的社会学思想无疑也建立在这种思维方式之上。孔德认为, “人类心灵力图把一切归于统一, 这只不过是主观的倾向。我们不能把许多不同的自然规律化归为唯一的无所不包的规律, 经验也为此表明有许多不能化归的差异。”[1](P554) 由此, 社会学寻找差异就成为了一种基本的思维方向, 这种差异性思维使社会学的研究主题日益具体化和琐细化, 并由日益细密的技术化手段为这种琐细化的主题提供“科学的”支持。与孔德不同的是, 笛卡尔的二元对立思维是以心灵与事物的存在为前提的, 而孔德等社会学家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则是以否定或摒弃心灵的存在和认知功能为前提的。在否定心灵存在的基础上, 社会学家把主观与客观、社会与个人、理性与情感、普遍与特殊、传统与现代等不同的概念对立起来, 形成了对社会“非此即彼”的单向度分析态度, 导致了社会学思维在二元事物中不断地强化其表象性和单向性的后果。
第三, 崇拜自然科学方法和由此所导致的狭隘科学主义观念。孔德等社会学家生活在一个科学勃兴的时代, 科学以符合事实为特征的观察和实验方法及其无法被人们“主观地”加以否定的“客观性”成就, 给人们带来了空前的新鲜感和真实感, 而科学通过其实证方法对宗教神学和哲学的一些错误观念做出的纠错行为, 则将科学树立成了真理的标杆。社会学家们由此对科学观念及其方法大加赞赏, 并提出了社会科学应当以自然科学方法为其方法的观念。孔德认为, “经典物理学是实证科学的典范, 社会学应该尽可能地仿照物理学。社会学应当成为关于社会的自然科学。”[2] (P528) 孔德的这样“一个实证的‘关于社会的自然科学’的纲领, 至今还有许多追随者”。[2] (P529) 孔德及其以后的社会学家对于自然科学方法的借用或者说直接采用并没有什么过错, 但他们将这种方法片面化了, 并且非常不恰当地将人和人类社会也看作与自然物一样的对象加以研究, 这是社会学之所以引起以狄尔泰等人为代表的人文主义学者的强烈反对的原因。吉登斯也反对社会学的自然科学化, 指出在两个方面社会学或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是完全不同的:首先, “我们无法像了解自然世界中的客体或事物那样来了解社会或‘社会事实’, 因为社会仅仅存在于人类自身的创造和再创造行为中。”[9] (P8) 其次, “与上一点相连, 社会学的实践意涵也不能直接等同于科学的技术用途。原子不可能懂得科学家对它所做的解释, 也不会根据科学家的知识改变自身的行为。但是, 人类却会这样。因此, 社会学与其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必然不同于自然科学与其对象的关系。如果我们把社会活动看作是由自然规律所决定的一系列机械事件的组合, 我们就既误解了过去,也无法理解社会学分析如何可以影响我们的未来。”[9] (P9) 把社会看成是片面的物的形式, 从而将有血有肉和具有主观和主动意识的人也看作是物的形态, 这显然是与“事实”不相符合的, 但是社会学家们却这样看待了;同样地, 用于研究纯粹物理现象的自然科学的某些方法, 例如简单的分析方法、没有变化观点的机械方法、排除意识于社会之外的纯粹客观方法等, 对于研究社会现象来说存在着不相契合的问题, 但是社会学家们却在不断地采用这些方法进行对社会和人的解析与解释, 而且在现代社会更是发展出了极为细致复杂的研究技术,以测量刹那变化的人的意识指导下的社会行为, 这样的方法运用也必然会导致研究过程的不科学和研究结果的不准确。科学发展到量子力学时代, 量子科学的观念已经证明了人的意识在对自然物研究中的不可缺失性和不可忽视性, 更何况在由具有并且时刻在运用意识的人所构成的社会之中, 研究者怎能以完全物化的态度对待和解剖“人化”和“意识化”的社会事物?所以, 过度崇拜自然科学的方法和狭隘的科学主义观念, 必然会使社会学研究陷入僵化和片面的境地, 无法指导社会学研究抵达真正的科学高地。
第四, 近现代西方学术文化世俗化的影响。西方社会自近代以来, 工商业逐渐占据了社会行业的主导地位, 研究物理层面的各种自然科学发展迅猛, 引导欧洲人精神世界的基督教观念被科学证明具有虚妄不实的特性, 这种情形极大地刺激了人们的感官和理性认识, 导致整个社会开始了否定“神圣性”而歌颂和倡导“世俗性”的历史进程, 其中的标志性事件就是文艺复兴运动和启蒙运动。在这种历史背景下, 世俗化既成了人们日常生活的追求, 也成了学术发展的基本方向, 各种学术流派争相在世俗层面上表达自己的意愿和学术志趣, 也提供日益让人们感到亲切而又新鲜的创新性成果。自文艺复兴以来, 文艺界和学术界所谓的“发现了人”、“发现了社会”等等观点, 其实质就是发现了人的世俗性的价值和意义, 发现了外于个人尤其是外于人的精神层面而存在着的物理社会的“事实”。孔德的社会学正是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获得迅速发展的, 而其后的社会学发展则完全沿着这样的路径不断向前,并且越来越具有纯粹世俗性的特性, 世俗性成了社会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的共同标志。
第五, 学科分化的学术传统影响。以“分化的学科”代替“完整的学术”, 是西方学术文化的一个突出特征, 它表现为学术文化的分科化思维和分科化建设。从古希腊时期开始, 西方学术文化就已经被区分为形而上学、物理学、伦理学、政治学等学科了, 而现代社会科学由于表象化学术的影响, 更加突显学术分科的倾向, 各种学术之间壁垒森严、各有界限、不可相互逾越, 逾越本学科的界限会被视为非专业化而受到批评甚至排斥。这种现象同样造成了社会学学科的自我封闭性。为避免自己会被认定为“非社会学”, 许多社会学家总是会在自己所研究的问题触及到其他学科的界限时主动收回自己的触角, 从而错过了向表象深处和片断连接之处进发的机会。例如, 吉登斯非常深刻地借鉴西方哲学的方法和见解对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索, 依据哲学的观念建构了由无意识、实践意识和语言意识等三组关系组成的人格“分层模式”, 但是却没有能够更进一步地对意识本身的形成及其与社会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透彻的考察, 而是止步于“实践意识是结构化理论的根本特征”这样的“社会学结论”;他发现并力图克服西方哲学的二元论缺陷, 但他用以取代二元论的“结构二重性”观念“以存在于社会实践中的社会生活的重复性(recursiveness) 为核心”[10] (PP.2-5) , 未能深入揭示二重性中的主导因素和个人与社会二元因素的“时空共在性”及多重交互作用。哈贝马斯、科林斯等社会学家也都有同样的表现, 都是在问题即将深化之处, 草草收场。
04. 通过吸纳内在实证方法建立社会学内外兼证的完整实证方法
从以上叙述可见, 建立于实证主义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之上的社会学, 自其诞生以来就已经处于一种分化瓦解的局面, 问题层出不穷, 而解决问题的办法似乎遥遥无期。不少社会学家其实已经意识到了这些问题, 并力图改变这种现状。有一些学者希望建立一种自然科学化的社会学:“他们希望社会学像自然科学那样, 形成一组可以予以证实的普遍性规则。”[9] (P2) 这种探讨人和社会的“普遍性规则”的想法无疑是富有价值的, 因为, 具有明显认知次序的个人和明显组织秩序的社会不可能是没有规则的。但是, 这些主张社会学应当科学化的人们所具有的科学意识是自然科学的, 而非社会科学的, 因此这种主张本身就具有不科学性。正因如此, 吉登斯等许多学者并不赞成以自然科学的方式解决社会学的困境。吉登斯说:“认为社会学应当一成不变地模仿自然科学, 或者把它看作是一门有关社会的自然科学的观点, 是完全错误的。”[9] (P2) 为此, 他在社会学研究中更注重对社会学哲学化和体系化的理论建构。还有不少社会学家们力图克服实证主义的方法论缺陷, 提出了各种具有内在实证性质 (但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内在实证方法) 的方法主张。例如, 德国社会学家韦伯提出“理解社会学”的主张, 将理解问题看作是社会学中不可缺少的内容。其后,20世纪美国的互动论学派人物如库利、托马斯、米德、戈夫曼等人打破物化实证的僵化方法, 从人的特定认知方式的角度去解释社会现象;现象学社会学家舒茨、加芬克尔吸收现象学关注人的内在意识体验的见解, 从人的意向性和内在语言规则等方面去解释社会行为发生的机制;美国学者米尔斯在其《社会学的想像力》一书中则以其研究经验为例证, 对传统社会学的抽象性与僵化性展开了批判, 强调了“想像力”对于社会学研究的重大意义。当然, 还有一些社会学家力图建立宏大的非实证的理论体系,上个世纪30—6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及其继承者默顿建构的功能主义社会学理论就是代表。新近的一些西方社会学家对探索更为广泛和更为深入的社会学研究做出了持续的努力, 例如美国社会学家乔尔·查农在《一个社会学家的十堂公开课》一书中对“成为人是什么意思”、“社会是怎样成为可能的”、“人类是自由的吗”、“世上为何会有苦难”这样以往社会学很少关注的深层次问题进行了探讨, 这种探讨可以看作是对社会学实证方法所导致的僵化界限的突破和对社会问题的深度探索。
但是, 这些新的社会学主张和探讨仍然是在西方哲学文化的背景下进行的,摆脱不了西方式二元对立思维和学科划分传统的深刻影响, 仍然没有能够突破社会学实证方法的表象化局限, 而只是在社会学原有困境的基础上试图有所突破而已。无论是韦伯的理解社会学, 还是舒茨具有深刻意识功能的现象学社会学, 都还是在外在社会事实的客观性认识基础上对内在意识现象进行的有限探讨, 而未触及个人和社会的根本境界。当代介于实证主义和哲学思辨主义之间的吉登斯提倡新功能主义社会学, 试图用“结构化理论”补正社会学静态僵化的思想体系, 建立动态的社会学过程。他以个体与制度之间的双重介入 (double involvement) [9] (P8) 方式来把握社会事物, 但最终还是将社会终结为一种制度化存在, 而没有意识到制度化解释仍然是社会结构概念的另一种说法, 个人仍然是制度中的表象化存在, 而不是本身具有自我确证能力的独立主体。并且, 吉登斯还将社会学对象局限在近代以来的几个世纪的社会制度上:“社会学是一门社会科学, 它重点研究的是过去两三个世纪工业转型所形成的社会制度。”[9] (P7) 这种定义性局限, 使得社会学成为了一个暂时的历史时期的学说, 缺乏普遍的学术意义, 因此这种社会学新思路其实没有真正的新价值, 相比较过去对于普遍的社会法则进行探讨和建构的社会学理论, 这毋宁说是一种理论退步。
要解决社会学研究存在的问题, 就必须对社会学的表象实证方法进行深刻的改造, 必须把那种仅仅满足于在表象层面上用浅近手段描述和解释社会事实的方法改造成为既有描述和解释, 也有内在自我求证的完备方法。笔者以为,社会学存在的学科问题, 归根结底在于其表象实证的方法方面, 而不是如许多人所争议的在于使用了自然科学的方法, 也不是如吉登斯所认为的关键在于降低了社会学对社会的批判性品质上。问题的关键是, 社会学应当从人本身的视角入手, 首先弄清楚作为认识和行动主体的人的内在生命结构, 确立人如何认识事物这一基本前提, 进而从人对自然物和社会事物的主观认知和意识视角入手研究自然物和社会事物, 然后才可以避免将社会看成是纯粹“物”的弊端, 并得出“人—物”、“心—物”、“个人—社会”一体相关的完整认识结果。社会学可以对社会存在和各种问题加以揭示或“呈现”, 但是揭示或“呈现”的方式不应当是表象式的和单一社会学的, 而应当是整体性的, 其目的也不是为了批判, 而是为了改变或改善。而要达到这种理性和理想的高度,就必须首先改善其表象实证的方法论及其研究方法。
提出对社会学实证方法论及其方法的批评, 并不是要否定实证方法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而是要在真正实证的意义上修复表象实证方法的缺陷,将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推向内外兼证的完全实证方法的高地。因此, 修复表象实证方法乃至社会学学科的基本前提是首先承认和坚持社会学乃至于整个社会科学的实证研究方向, 只是这种实证方法不是套用自然科学研究无意识之物的简单的、冷冰冰的和僵死的实验操作方法, 而是一种以符合事实和符合逻辑为标志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态度。以思辨方法为特征的西方哲学的突出缺陷就是缺乏对于其所思辨的概念的实证验证, 即使经验主义哲学也常常对现实生活缺乏协调性的认识。因此, 孔德提出实证主义方法是对西方哲学研究方法的一个进步性贡献, 这个贡献的突出之点就在于它将对社会现象的研究与社会存在、社会学理论与社会现实真正地对接了起来, 而不是使其处于各自为阵的不相干境地。所以, 真正的学术必须会面人和社会的事实并提出解决人和社会的事实困境的有效出路。
孔德在对“实证”一词的“精确”含义进行解释时所提出的学术准则———“真正哲学精神的恒久倾向, 即处处都要赢得与现象的性质相协调并符合我们真正需要所要求的精确度”[3] (P30) ———应当是一切学术研究的共同准则, 因为只有“与现象的性质相协调”的特点才是“符合事实”的真实性观念,而“符合我们真正需要所要求的精确度”代表了学术对于人类的有用性或有益性, 这同样是学术研究的价值之所在, “精确度”则表明学术研究的成果是准确的, 确实可以指导我们的生活, 避免我们走入失误的死胡同。所以, 孔德对“实证”一词所提出的五个特点或含义, 除了第五个“相对”应当谨慎运用之外, 其余四个应当是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持久坚持的学术准则。唯有真正做到“真实”、“有用”、“精确”和“确定”的哲学社会科学, 才能够对人类提供真实有益和有效的认识成果。
关于内在实证方法及其与外在 (表象) 实证方法的结合问题, 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课题, 不是本文所能够解决或论述清楚的。本文的主旨在于揭示实证社会学方法的表象化问题, 而应对这一问题的内外兼证的完整方法问题, 只能在这里予以简略的概述, 以期引起社会学界的注意和讨论。
在笔者看来, 解决社会学表象实证方法所带来的学科缺陷, 既要坚持和完善社会学实证科学的性质, 使社会学避免回到概念化的哲学式思辨的老路上去, 又要注意跳出西方哲学社会科学思维的僵化框架, 将中西哲学文化和科学思维中具有实证精神和方法的内容结合起来, 形成全面而准确地将内在个人世界和外在社会现象统合为一体的完整的科学实证体系。为此, 社会学首先要从对西方哲学文化的崇拜中解放出来, 从西方单纯表象实证的偏颇社会科学观念中走出来, 突破西方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 建立内外兼备的完全实证方法, 引导社会学向自我完善的方向发展。
事实上, 西方哲学中本来就有关于内在实证方法的尝试和论述, 只是没有东方和中国学术那样浓厚和广泛而已。古希腊哲学中苏格拉底的“认识你自己”和对人的德性修养的探讨, 柏拉图关于从理念世界看待人类社会的观念和方法, 近代贝克莱的“存在就是被感知”的论证, 康德关于人的先验认识图式的理念及其细致分析, 胡塞尔关于意向性活动或认识对象在意识中的显现方式的研究, 都是典型的内在实证研究方法。中国文化本身也具有主体主义的倾向,不过, 这个主体是心物一元论而非心物二元论的。在中国文化中, 世界具有道的统一性, 所谓“道流天下”、“天下百虑而一致, 殊途而同归”、“万法归一”的观念即是;这种统一性呈现于人的心灵之中, 因此人能够认识世界和社会。《孟子·尽心上》中因此说:“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 乐莫大焉;强恕而行, 求仁莫近焉。”这就是从内在实证走向外在实证, 实现从内在精神道德修养向外在社会事功发展的统一认识论。《庄子·大宗师》中的“堕肢体, 黜聪明, 离形去知, 同于大通, 此谓坐忘”的“坐忘”方法, 就是完全内在实证的方法, 这种实证方法的核心是通过消除人的自我主观妄想, 使心灵在宁静之中自然呈现万物性状, 从而与天地万物相互沟通, 由此获得通达的事物知识, 正确处理人与事物和社会的相互关系, 完成在社会中应当完成的使命。佛教学术文化中关于“三界唯心, 万法唯识”的观点, 强调自内而外地准确认识和把握事物的实相和真相, 从而恰当地调整人与自然、他人和社会的关系, 以无我精神完成自己的人生历程, 这种社会生活实践方式是非常清晰的从内在实证方法向外在实证方法的扩展, 同时也是将内外实证方法结合起来研究人与社会、践行道德人生的实证方法。
中国传统学术文化中的这些“反求诸己”、“反躬自省”式的内观自省方法及其运用, 催生了“天下一家”、“天下大同”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维, 保证了中国人在数千年历史中追求“人皆可以为尧舜”的自我完善修养和建构“天下大同”的社会政治实践, 从而保证了中华民族的不断巩固和发展。这种学术方法比起西方社会导致“人性本恶”和“人人为己”的自我与他人分裂理论, 以及“征服自然”、“征服他人”、“征服他族”以为我所用的思维方式和社会实践来, 具有明显的科学性和历史进步性。社会学应当而且能够在克服西方文化优越论的基础上, 将中西哲学社会科学的合理方法和内容结合起来, 进行创造性的科学研究,将完整的实证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为人类社会探明真正富于生命意义和价值理念的秩序与发展道路作出自己的贡献。
转自：“量化研究方法”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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