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别：非营利组织
导言
虽然合作生产通常被理解为发生在“常规”生产者让公民参与服务提供的时侯，但合作生产也发生在与公民发起和/或控制服务有关的情况下。近期，丹麦学者Caitlin McMullin基于合作生产和促进公民倡议的理论和类型，提出存在一系列公民为主导的合作生产，并将其分为四种主要形式进行讨论:公民拥有(即公民倡议)，公民驱动(公民提出的想法，通过与专业人员合作实现)，过渡性(在转移给公民之前的临时合作生产)和强制性(转移提供服务的责任)。在这些理想类型中，专业人员的角色各不相同，这与他们对核心服务或补充任务的贡献、他们的责任程度和承担风险有关。了解这些差异有助于分析专业人员在合作生产中所发挥作用的细微差别，从而更有效地与公民合作提供公共服务。论文发表在公共管理类顶级期刊PAR上面。
（文献来源：McMullin,C. (2023). “We’re not there to lead”: Professional roles and responsibilities in “citizen-led” co-production, Public Administation Review, Published online: 24 Oct: 1–11. DOI: 10.1111/puar.13770）
研究问题
合作生产是指公民与专业人员或“常规生产者”一起参与公共服务的设计和提供的过程(Ostrom,1996;Parksetal.，1981)。后来的定义扩大了“常规生产者”的概念，包括为代表国家提供公共服务的其他(第三部门或私营部门)组织工作的有偿专业人员(Bovaird,2007)。对合作生产的兴趣激增引起了了一种以证据基础和多种类型来考虑谁参与了合作生产的风潮(Nabatchi，2017;Steiner，2023)，以及专业人员在与公民合作生产中的行为、态度和挑战(Tuurnas,2015; VanEijk,2018; Vanleeneetal,2020)。合作生产的早期定义中固有的观点是以政府或专业人员为中心:合作生产通常被定义为公务员邀请公民为现有服务做出贡献，这些服务通常由专业人员提供，并由服务用户被动消费。这意味着，在更大程度上侧重于高度专业化服务(例如医疗保健、教育、警务)的合作生产研究很少考虑相反的情况，即引入专业人员来支持公民主导的服务，也称为公民倡议（citizen or civic initiatives）(Igallaetal,2019)。
公民倡议不是合作生产的一种形式，也不是一种与合作生产完全不同的类型，这里存在着一种公民主导的合作生产，公民对核心服务提供的贡献比专业人员的贡献更重要，专业人员对补充任务的贡献更大(Brandsen&Honingh,2016; McMullin,2023)。因此，需要理论和类型学来更好地反映专业人员在不一定是“常规”服务提供者时所扮演的更多角色多样性，这在其他合作生产的类型学中没有考虑到。本文提出了一个概念框架，用于区分四种不同类型的合作生产，其中公民发挥主导作用或被推到前台 (要么是自愿，要么是说服或必要性导致的)，以此更好地解释专业人员在这些情况下的不同角色，以及这些角色如何可能与传统的合作生产产生分歧。
理论背景：公共服务中的合作生产
合作生产的概念最初是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当时是为了更好地解释公共服务如何以及为什么在公民积极参与的情况下会更加有效（Parks，1981）。合作生产与其他相关概念类似，如citizen participation（Callahan，2007）和civic engagement，但这些概念主要侧重于参与决策，而合作生产则涉及公民参与服务的设计和实施，或者换句话说，参与公共服务的"执行"（Brandsen&Honingh，2018）。
合作生产理论家倾向于一致认为，合作生产涉及多个利益相关者（“共同”方面），但对这些利益相关者所参与的活动以及所创造的成果或价值的概念存在一些差异。大多数类型都是围绕公民所扮演的角色展开的，其假定是专业人员继续承担提供核心服务的责任。Bovaird（2007）指出，只有当用户或社区与专业人员共同参与服务的规划和提供时，才是“全面”的合作生产。根据Brudney和England（1983）以及Nabatchi等人（2017）的研究，我们可以根据谁是合作生产的主体来区分合作生产的类型。其他人则根据公民是否参与提供“核心”或“补充”服务对合作生产活动进行了分类(Brandsen&Honingh,2016)。大多数现有的研究都集中在公共部门，但关于非营利/第三部门专业人员在与公民合作生产中的作用的证据正在增加(Mazzei等人，2020;McMullin,2022)。
专业人士在合作生产和促进公民倡议方面的作用
许多关于合作生产的文献都集中在公民合作生产者的角色上，但专业人士的角色也越来越受到关注。Tuurnas(2015)在一项关于专业人士在与公民合作生产的社区发展项目中的作用的研究中，研究了专业人士的做法和开放程度如何在合作生产过程中发生变化。虽然专业人员愿意让公民参与设计和提供服务，但他们发现很难知道如何和何时这样做，并经常发现自己回到了更传统的由专业人员主导的解决办法。这一证据与其他研究相呼应，这些研究认为，专业和组织文化往往是合作生产的主要障碍(Bovaird,2007)。Vanleene等人(2020)进一步发展了这一领域，认为专业人员在合作生产过程中扮演着一系列角色(或角色组合)，包括朋友、领导者、代表和调解人。
由于大多数对专业合作生产者的研究是从公共行政的角度出发的，因此有一种假设，即这些公共服务基本上是由专业人员或公共服务组织“拥有”的。
公民主导的合作生产形式
虽然大多数合作生产的定义和类型都强调专业人员和公民之间的权力分享，但现实中，其中一个群体必须掌握服务的所有权，并承担最终的责任和风险（特别是在出错的情况下）。在合作生产的文献中，专业人员是"常规"的生产者，他们带来了服务，但也带来了风险。
因此，将公民纳入自己的领域，是假定专业人员而不是公民最终承担服务的责任或所有权。另一方面，公民倡议完全由非法人公民发起和拥有，但专业人员可以参与促进这些倡议的行动。
公民主导的合作生产案例研究
方法
由于本文主要是概念性的，而不是实证性的，因此所提出的案例研究是在理论抽样的基础上选择的，而不是为了统计证明(Eisenhardt&Graebner,2007)。换句话说，这些都是用来说明在实践中提出的四种类型的公民主导的合作生产和专业人士所扮演的角色。案例研究来自于作者在2015年至2020年间进行的几个关于公共服务合作生产的研究项目的实地调查，其中来自50多个组织的96个人接受了采访(McMullin,2021，2022，2023)。
对于公民主导的四类合作生产中的每一类，都提出了指示性案例研究，以说明每一类的特点及其对专业人员作用的影响。案例研究还强调了每种形式的公民主导的合作生产的一些优点和缺点。
•公民拥有的合作生产:加拿大蒙特利尔的公民参与项目。
•公民驱动的合作生产:法国里昂的格拉提菲里亚和社区野餐。
•过渡性合作生产:英国谢菲尔德的家长/幼儿团体。
•强制性合作生产:谢菲尔德志愿者运营的图书馆
研究结果
公民拥有的合作生产:公民参与项目
蒙特利尔市有着悠久的社区自组织历史，拥有庞大的社区部门和市民聚集在一起发展当地需要的服务，并改善公共空间的传统。一个恰当的例子是市民的运动，他们接管了未充分利用的小巷，把它们变成了绿色空间和社区花园(ruellesvertes)。这通常是在公共当局的默许下完成的，他们对规划限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通过允许市政设备拉起人行道或水上花园来支持公民的努力。蒙特利尔市的19个自治市议会为市民提供了各种支持机制，以发展他们自己的当地项目和服务，这为市民拥有的合作生产创造了蓬勃发展的空间。自2019年以来，罗斯蒙特自治市议会资助了一项年度计划，支持公民制定自己的计划和项目，以改善当地社区。这个项目被称为“市民参与项目”(ProjectsParticipatifsCitoyens)，它邀请居民组建覆盖该区不同社区的市民团队。在2019年的首轮比赛中，八个项目(根据地理位置和公民参与程度)被选中，获得1万美元的资助。
公民驱动的合作生产：“Gratiferia”和社区野餐
在法国，被称为“社会中心”的组织(社会指的是社会服务而不是社会俱乐部)主要位于贫困的城市街区，并从社区中心提供服务和活动，以促进当地社会发展。社会中心的一个重要宗旨是让工作人员促进和支持公民主导项目的发展。这些活动虽然来自于公民的想法，但风险、责任和所有权都是由组织来维护的。在里昂的一个社会中心，工作人员支持居民开发项目，包括在社区中心关闭的8月份举行一系列社区野餐，以及一个“格拉提利亚”(“市场”，居民捐赠的物品是完全免费的)。在这两个案例中，居民向社会中心的工作人员提出了想法，工作人员通过与居民的合作使项目得以实现。
过渡性合作生产:家长/幼儿组
2015年，英国谢菲尔德的一个由第三部门组织组成的财团获得了一笔赠款，用于提供一个名为“最佳启动社区计数”(BestStartCommunitiesCount,BSCC)的项目，该项目旨在运营家长和幼儿小组，并为该市几个贫困社区的幼儿父母提供支持。正如工作人员在赠款开始时接受采访时解释的那样，该计划是让志愿者接受培训，与带薪专业人员一起管理小组，直到志愿者有足够的信心自己推动小组。由于资助是有期限的赠款，工作人员打算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退出，以便小组能够在有限的财政支出下自我维持。这样，BSCC从一开始就被设计为基于过渡合作生产的前提。虽然社区参与是项目设计的关键部分，但将大量责任交给家长志愿者的决定是由专业人士做出的，而不是家长自己要求的。
强制性合作生产:志愿者运营的图书馆
在某些情况下，公民在合作生产服务中发挥主要作用，但不一定主动选择承担这些责任，从而造成强制合作生产的情况。在英国，在公共服务大幅削减的时期，许多公共图书馆受到关闭的威胁，但在一些地方，受到威胁的图书馆被移交给社区所有，由志愿者经营。在谢菲尔德，社区组织在2014年接管了十几个图书馆(其中三个被包括在本文的研究中)。各组织向市议会支付象征性的图书馆建筑租金，并获得一小部分支持(包括建筑运营成本和志愿者协调员的工资)。然后，社区组织全权负责图书馆服务的运营，但由于缺乏资金，这是由志愿者而不是付费的专业图书馆员来完成的。考虑到一些图书馆成为社区运营的结果是慷慨激昂的社区活动，这些属于“公民所有”可能是有争议的;然而，在少数(如果有的话)情况下，这种社区所有权被选择为公共提供，而不是对关闭威胁的反应。
讨论及启示
公民主导的合作生产类型为正在进行的合作生产辩论提供了两个主要贡献。首先，通过弥合(以专业为中心的)合作生产的传统概念与促进公民倡议之间的差距，对公共服务提供中的专业/公民合作的理解做出了理论贡献。第二，提请注意专业合作生产者的活动。文献中关于专业人员必须如何调整专业实践来欢迎公民进入他们的领域的主要叙述不一定适用于公民处于合作生产过程的前沿，而专业人员不是“常规”服务生产者的情况。这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专业人员在提供核心服务和辅助任务方面所扮演的角色的多样性。
所讨论的案例研究被选为说明性的例子，说明不同类型的公民主导的合作生产在实践中是什么样子。提出这些例子的目的是提出新出现的经验教训，并主张考虑合作生产实践，认识到专业人员并不总是“常规”生产者，正如Ostrom(1996)所建议的那样，并将更多关于公民倡议的文献见解汇集到合作生产的研究中。公民主导的四种类型的合作生产表明，在核心活动与补充活动中，实际上存在一系列的所有权/责任和参与水平。
因此，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更多”的公民权力真的总是“更好”吗?过渡性和强制性合作生产的例子表明，在公民没有要求的情况下，这种授权论点如何被颠覆，将风险和责任强加给公民。如果责任的转移没有得到足够的支持和资助，这种趋势就特别成问题，过去几十年英国的情况就是典型的例子。事实上，支持合作生产概念的一个关键论点是，它支持专业人士和公民之间的权力分享。公民主导的合作生产形式是为了补充还是替代现有的服务，这个问题依然存在。
转自：“治理学术”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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