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别：非营利组织
导言
在全球范围内，非营利性部门的规模和影响在过去几十年里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增长,其被认为是社会发展事务中不可或缺的和关键的组成部分。现有的研究尚未充分探讨多重因素组合如何对地方非营利组织发展产生影响，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近期，华东师范大学张冉教授和博士生楼鑫鑫合作研究了这一问题。本研究基于产业发展分析框架，从市场基质、制度环境和网络界面的组态来解释中国非营利组织跨省发展不平衡现象。通过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研究了中国31个省份的NPO发展，结果发现了四种地方NPO高水平发展的路径，研究结论可为各省因地制宜地选择社会组织发展路径提供有益的启示。论文发表在公共管理类顶级期刊PMR上面。
（文献来源：Ran Zhang & Xinxin Loun. (2023). What contributes to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in China? A configuration analysis of th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paradigm, Public Management Review, Published online: 08 Nov: 1–24. DOI: 10.1080/14719037.2023.2276175）
研究问题
在全球范围内，非营利性部门的规模和影响在过去几十年里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增长,其被认为是社会发展事务中不可或缺的和关键的组成部分。由于非营利部门在社会中的作用日益增长，公共行政研究考察了非营利组织（NPOs）的发展和影响因素(Salamon and Anheier 1998; Shen et al. 2019).例如，Kim和Kim（2015）研究了政治、经济和社会因素对NPO发展的影响程度。然而，这些文献大多来自发达国家，少有研究调查立足于发展中国家。
在政府强有力的支持、市场经济的深化和社会自治力量的成长下，中国成为了非西方国家中增长最快的非营利性部门之一。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其非营利部门飞速发展，至今已拥有近90万家注册机构。了解环境背景（如政治和社会因素）对非营利组织的影响，对于理解非营利组织在社会中作用和发展至关重要（Kim and Kim2015）。虽然有些研究考察了中国非营利性部门的发展情况(Zhao,Wang, and Wang 2022; Shen et al. 2019)，但影响因素分析依旧较少。在中国等转型中国家，地方社会组织发展既受制于政府政策制度的设计与安排，也受到地方社会经济等情境因素的输入与影响，呈现出多重因素的联合效用特征，但此方面研究却显得颇为空白。这限制了对不同地区所需的不同发展途径的知识。
因此，本研究通过对中国各省环境因素对非营利组织发展影响的联合效应的比较分析丰富了这一研究。研究提出了一个产业发展分析框架，并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来综合分析市场、制度和网络等多重因素的联合效应是如何使得非营利组织发展省际差异产生，并讨论推动地方非营利组织发展的代表性路径，为发展中国家非营利组织增长不平衡的研究做出贡献。
文献回顾与研究框架：一个基于产业发展视角的分析框架
组织增长和区域间规模差异一直是非营利研究中一个重要但复杂的课题。过去一些来自东西方的证据表明，非营利组织的增长速度和规模在一个国家的不同地区之间有很大差异（Matsunaga, Yamauchi, and Okuyama 2010; Salamon,Skokova, and Krasnopolskaya 2020），这一点受到了全球学者的广泛关注。现有文献提出了一些关于非营利组织的组织形成和行为的理论，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不同地区之间的发展差异(e.g., Salamon and Anheier 1998; Jeong and Cui 2020)。具体来说，经济发展理论、情感理论、偏好理论、社会起源理论和异质性理论是“主流 ”理论，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一个国家区域间的差异（Salamon et al., 2017; Lu and Dong 2018; Flanigan 2022）。基于这些理论，先前的研究探索了导致美国、西班牙和韩国等一些发达国家非营利部门规模的地域间差异的原因（Jeong and Cui.,2020.; Kim and Kim 2015）。
一个基于产业发展视角的分析框架：为什么产业发展分析视角合适？
根据产业发展理论，专门生产和提供某种商品或服务的行业将通过劳动分工产生（Liang and Wang，2010）。非营利部门属于人类服务业，包括社会服务业内的各种工业活动单位（Hopkins、Meyer and Afkinich，2022)。鉴于其独特的价值主张和组织运营特点，作为准公共服务的提供者，非营利部门被认为是某种劳动分工的结果，并具有其独特的行业发展规律。因此，本研究尝试探讨各种环境要素如何相互作用影响本地非营利组织的发展，并借鉴了产业发展理论，关注多个情境条件对营利领域特定行业的影响。
在产业发展文献中，存在三种基本分析逻辑，即市场主义、制度主义和网络主义，它们分别强调了市场基质、制度环境、社会网络在一些行业发展中的关键作用（Winter，Kaniovski and Dosi 2013; Kim and Kim 2016; Van Puyvelde and Raeymaeckers 2020）。因此，从产业发展的角度来看，建立了“市场基质-制度环境-网络界面”框架，旨在结构性地识别导致中国地方非营利组织高水平发展的情境条件。
Figure 1. The “market substrate -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 network interface” framework for NPO development.
哪些组合很重要？
基于组态规则，本文有关省域社会组织发展路径应有128条。在学界，最为可能路径的假论证是近两年深化QCA研究的新思路（Tang andWang 2020）。为此，依据已有理论与中国经验，本文仅针对三类主影响模块的联动关系提出了逻辑最为自洽的三个基础性假设，并不排除实证中可能出现的其它省域社会组织发展路径。其中，H1主要基于市场主义范式，讨论了省域社会组织发展的必要条件；在H1基础上，H2和H3则分别基于制度主义和网络主义范式，提出了市场基质与制度环境（或网络界面）的联合效用假设。
H1：强大的市场基质，是经济发展和市场化的结合体，是地方非营利组织高水平发展的必要条件。
H2：制度环境和市场基质的结合是地方非营利组织高水平发展的充分条件。
H3：市场基质和网络界面的结合是当地非营利组织高水平发展的充分条件。
实证背景和方法
FsQCA
本研究采用fsQCA，因为它能够模拟共时因果关系，并探讨多个因果条件对结果的联合影响，而不仅仅是一个独立条件。此外，fsQCA可以揭示高水平非营利组织发展方面存在多个等效组态（Ragin 2008）。在fsQCA中，关系从必要性和充分性两个方面进行讨论。如果一个结果不能在没有它的情况下产生，则该条件被认为是必要的，如果一个结果可以由它自己产生而不需要其他条件，则该条件被认为是充分的（Tang and Wang 2020)。同时，覆盖率和一致性是数据分析中使用的两个拟合参数。覆盖率揭示了一个条件可以解释的结果的比例。对于必要条件，必要性的相关性（RoN）解释了一个条件是否微不足道。低RoN值表示微不足道，而高RoN值表示相关性。一致性表示经验证据与必要性或充分性陈述的符合程度。不一致性的比例减少表示给定组态在多大程度上不是同时对结果的发生和非发生都是充分的（Schneider and Wagemann 2012; Klijn, Nederhand, and Stevens 2022）。
样本和数据收集
中国各省之间当地非营利组织发展水平的差异以及相关研究的缺乏使之选择中国作为研究对象。该研究选择31个省份的非营利组织数据，原因如下。首先，整体案例组成是同质的，具有足够的共享背景和特征来确保在特定维度上的可比性。在相同的宏观政策背景下，31个省份的样本符合案例筛选的实质性同质性原则。其次，案例表现出最大的内部异质性，即在最少数量的案例中实现最大的异质性，并确保案例之间尽可能多的多样化。31个省份在地方制度供给和社会经济发展方面存在差异，显示出非营利组织发展水平的不均衡。最后，关于数据可用性，省级非营利组织信息比市级或以下级别的信息更容易获取和更完整。
变量
结果变量：省级非营利组织的发展
本文借鉴先前研究做法（Chen and Wang 2019; Matsunaga, Yamauchi, and Okuyama 2010）从组织数量和人力资本两个层面来衡量某地区社会组织发展水平，由此采用“每万人社会组织数量”、“全职雇员人数占经济活动人口比重”两个指标，数据处理上选取2016-2020年数据均值。考虑到自变量对结果变量的影响具有一定的时滞效应，本文将结果变量滞后一年纳入实证分析中。
市场化程度。通常，私营企业就业人数是判别地方市场化程度的重要指标。本研究采用每万人私营企业就业人数并选取2015-2019年数据均值衡量地方市场化程度。
经济发展水平。鉴于其预测着市场或产业的资源基础，学界通常将经济发展与社会组织紧密联系起来。通常，人均GDP是有效反应地区宏观经济运行状况和衡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于是，本文选取人均GDP数据并选取2015-2019年均值来衡量地方经济发展水平。
政策支持。政府支持对社会组织发展至关重要，实践中各省相继出台多项政策规范以推动区域内社会组织发展。本研究选取2015-2019年间生效的省级人民政府及职能部门颁布的政策规章数量为政策环境测量指标，反映出了省级政府对社会组织发展的重视度。
财政支持。在政府购买服务背景下，地方政府一般公共服务支出是衡量地方政府对社会组织支持的重要指标。考虑到人口数量的影响，本研究采用“每万人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并使用2015-2019年省域数据均值进行测量。
党建网络。中国共产党是当代中国社会组织研究的重要主线，党建在拓展地方社会组织的社会资本和网络关系具有重要作用。限于2015-2019年间整体数据收集难度较大，本文使用2017年各省拥有的在册党员数和基层党组织数表示党建网络来计算。
捐赠网络。捐赠网络是社会组织嵌入的社会网络和所持有社会资本的重要体现。为排除人口因素影响，本研究采取“每万人社会捐赠金额”并使用2015-2019年均值来衡量省域捐赠网络水平。
研究结果
必要性分析
在进行条件组态分析前，本文需对各条件的“必要性”进行逐一单独检验。具体操作中，本文首先检验单个条件（包括其非集）是否构成地方社会组织高水平发展的必要条件。在QCA中，当结果发生时某个条件始终存在，那么该条件就成为结果的必要条件。一致性水平是判断单个条件必要性的重要标准，当一致性水平高于0.9时，可认为该条件是结果的必要条件。覆盖度指标则用来判断单个条件对结果的解释力度，其指标数值越大，说明条件在经验上对结果的解释力度越大。基于上述原则，本文运用fsQCA3.0软件分析并得到结果）。
条件组态分析
基于“多重复杂并发因果”逻辑，本文组合前因条件并开展条件组态分析，以探讨多条件构成的不同组态如何引致结果的充分性。首先，针对真值表分析，本文将一致性阈值设定为0.75，并考虑到频数阈值设定应至少包含75%的观察案例及案例总数仅31个的情况，将案例频数阈值设定为1。其次，在进行标准分析时，软件导出4个质蕴涵项；基于对地方社会组织发展实践的感知，选择“市场化*党建网络*~政策支持”为质蕴含项。再次，由于缺乏社会组织发展影响结果确切方向的证据和理论，在进行反事实分析时，本研究假设单个条件出现与否均可促进地方社会组织发展。最后，本研究将同时出现在中间解与简约解的条件设为核心条件；与结果有较强的因果关系只出现在中间解。
（1）综合推进型。对应组态1“市场化*经济发展*政策支持*财政支持*~党建网络*捐赠网络”，可解释36.06%的案例。该组态表明，在强市场基质基础上，高政策支持、高财政支持和高捐赠网络为核心条件并组合，通过市场、社会、政府三方力量的统合来推进社会组织发展，代表性省份有广东。在强市场基质基础上，强制度环境与强捐赠网络的效用联合是省域社会组织发展的有效路径，这是因为，科层制给予的制度支持和社会捐赠本质上投射出社会组织对国家与社会体系的“双向嵌入”，能够给予组织发展过程所需的行政与社会的双元资源，以弥补因党建网络不完善下社会组织信任和资源整合力的不足。综上，强市场基质与强制度环境是省域社会组织发展充分条件的基本构成。因此，H2得到验证。
（2）网络嫁接型。对应组态2“*市场化*经济发展*财政支持**党建网络*捐赠网络”，能够解释34.33%的案例。该路径表明，在强市场基质基础上协同强财政支持，凭借优势的网络界面，省域社会组织依旧能实现高水平发展，即使在政策制度供给有所欠缺时。该路径典型省域有北京、上海、江苏、浙江。从区域特质来看，这些地区均位于我国东部，市场化及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相应地，社会公共服务需求较为多元与复杂，为社会组织提供了较大成长空间。总体上，在强市场基质基础上（协同财政支持），优势性的党建与捐赠网络赋能社会组织，成为驱动地方非营利事业发展的重要因素。综上，强市场基质与强网络界面是省域社会组织发展充分条件的基本构成。因此，H3得到支持。
（3）政社协同型。对应组态3“~市场化*~经济发展*政策支持*财政支持*~党建网络*社会捐赠”，可解释27.96%的案例，为基础假设之外的组态。该组态表明，在市场基质较弱但捐赠网络较良的情况下，政府体系的制度供给和财政支持在地方社会组织发展中作用积极，代表性省份有宁夏。宁夏地处我国西部，其经济发达程度与东中部一些省份仍有较大差距，要素市场化水平有待提升。同时，该地基层党组织数和党员发展表现也有所欠缺，这与人才相对缺乏及政府注意力多聚焦经济发展有一定关联。然而，在市场化和经济发展水平仍不高的背景下，宁夏在出台非营利事业政策方面却常走在全国前列，不断为社会组织发展释放空间。
（4）党政统合型。对应组态4“~市场化*~经济发展*政策支持*~财政支持*党建网络*~捐赠网络”，能解释26.99%的案例，为基础假设之外的组态。该组态表明，在市场基质较弱但捐赠网络尚未完善的情况下，在强化政府财政扶持同时，以党建网络建设为抓手，通过党政统合来促进地方非营利事业发展。该路径代表性省份有甘肃。作为西部地区的农业大省，近些年甘肃市场化进程和经济发展速度表现不错，但整体水平仍不高，尚未建成真正意义上的生产要素，政府对宏观经济调控多采用非市场化手段。总体上，党政统合型路径凸显了社会组织发展过程中党组织的统合与政府部门的负责，这与党的十九大报告中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加强首先在于“党委领导”和“政府负责”思想一致，强调了党与政在非营利事业发展中的元治理地位。
研究结论
根据中国31个省份的非营利组织样本数据，本研究构建了“市场基质-制度环境-网络界面”框架，从组态视角探讨了影响地方非营利组织发展的因素和多重路径。得出了以下结论。
第一，市场基质-制度环境-网络界面中的单一情境条件不能构成高水平非营利组织发展的必要条件。因此，情境条件需要联合适配以促进非营利组织的发展。第二，地方非营利组织的发展途径具有“多重并发”和“殊途同归”的特点。有四种驱动非营利组织高水平发展的路径：综合推广（路径1）、网络嫁接（路径2）、政社合作（路径3）和党政统合（路径4）；每种路径都表现出空间分布差异（图3）。第三，一些情境因素表现出强烈的地域倾向。在东部地区的所有组态（路径1-3）中识别出市场基质，表明市场基质对东部地区省份的非营利组织发展至关重要，其重要性因地区而异。同样，党建网络作为核心条件也出现在西部地区的所有路径中，表明它对当地非营利组织的发展具有独特的重要性。
理论贡献
第一，使用产业发展分析框架来探索地方非营利组织的发展路径丰富了新兴的非营利组织文献。本研究利用产业发展视角，构建了“市场基质-制度环境-网络界面”框架，以调查情境因素对非营利组织发展的综合影响。这为检验环境背景与非营利组织发展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全面的视角，特别是通过识别如何通过适当的因素组合实现高水平的非营利组织发展。
第二，本研究首次应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来探索情境因素对非营利组织的综合影响。通过采用fsQCA，本研究揭示了地方非营利组织发展的因果复杂性，并强调了导致平等高质量非营利组织发展的多重组态情境的并发性，展示了达到相同结果的不同组态的平等性（Ragin 2008）。这加深了我们对非营利组织发展背后复杂因果关系的理解。
实践启示
本研究的结果揭示了因果因素对NPO发展的联合影响，这有助于决策者和相关的NPO股东量身定制差异化的NPO发展实践。一方面，决策者（例如党和政府）应承认市场基质在促进地方非营利组织发展及其跨省影响方面的关键作用。决策者应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加强以市场导向的资源配置，为地方非营利组织的增长提供有利的市场基质。同时，地方政府应加快经济发展，建立良好的经济基础和丰富的资源，有利于地方外来采购部门。
另一方面，政府和其他非营利组织的利益相关方在为当地非营利组织的发展设计解决方案时，应强调制度环境和网络界面的重要性。鉴于各省市场基质的不平衡，相关的非营利组织发展实践应与制度环境和网络界面相匹配，以实现高质量的非营利组织发展，具体如下。首先，政府为当地非营利组织建立积极的制度环境（路径1和3）。地方的政府要进一步扩大公共服务支出，鼓励购买公共服务，提供更多财政资源，以促进非营利组织的增长。第二，非营利组织利益相关者（如党和社会）应该构建更广泛的网络界面，以增强非营利组织的发展。网络嫁接（路径2）和党政统合（路径4）路径中强调党的建设网络表明其在促进当地非营利组织发展方面的价值。因此，地方党组织应加强组织建设，扩大基层党组织的网络覆盖面，通过利用党的价值指导、资源协调和人才凝聚力等优势来促进非营利组织的发展。此外，三种组态（路径1-3）中的捐赠网络表明，作为非营利组织的利益相关者，社会力量（如企业家、社会精英和社区）可以在非营利组织的成长中发挥积极作用。广泛的捐赠网络可以为非营利组织提供更多的社会主体和资源。因此，政府和社会应该协调起来，推广慈善文化，加强公民的慈善意识，培养公民的慈善精神。同时，应鼓励更多的捐赠平台和活动（如在线筹款平台、非营利组织中心、公益日），引导社会行为者支持非营利组织事务。
转自：“治理学术”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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