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别：非营利组织
导言
在许多国家，非营利部门对商业收入的日益依赖已经成为一个备受争议的话题。近年来，中国的非营利组织也开始重视商业活动以及随之带来的服务收入。然而，关于中国非营利组织商业化的实证研究并不多见。近期，罗格斯大学陆家欢（Jiahuan Lu）、北京工业大学关珊珊（Shanshan Guan）和中国农业大学董强（Qiang Dong）教授等三位学者合作研究了这一问题。本研究首次实证分析了中国非营利组织商业化的规模和驱动因素。根据对全国336家服务性非营利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定量分析，本研究发现中国非营利组织的商业化水平总体上是适中的，但是不同组织间的商业化水平存在较大的差异。此外，结合资源依赖理论、制度理论和组织生态学理论，本研究发现，组织内部资源匮乏、一定程度的政治关联和丰沛的外部资源环境是中国非营利组织商业化主要的驱动因素。这些基于非西方国家情境的经验证据拓展了非营利组织商业化的相关研究。论文发表在公共管理类顶级期刊PA上面。
（文献来源：Jiahuan Lu，Shanshan Guan，& Qiang Dong. (2023). Commercializing nonprofit organizations?Evidence from the Chinese nonprofit sector, Public Administration, 101: 1072–108. DOI: 10.1111/padm.12871）
研究问题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非营利组织变得越来越商业化和企业化（Skelcher & Smith, 2015; Young & Salamon, 2002）。从概念上讲，非营利组织商业化指的是越来越依赖基于市场的商品和服务销售的收入（Maier 等人，2016 年）[1]。在许多国家，商业收入不仅是非营利组织收入的最大单一来源，也是增长最快的收入来源（Salamon et al.）。在全球许多国家，包括比利时、加拿大、捷克共和国、墨西哥、挪威、英国和美国，非营利部门的商业化已成为一个备受争议的话题（例如，Enjolras，2002；Gras & Mendoza-Abarca，2014；Kerlin & Pollak，2011；Khieng & Dahles，2015；Suykens ，2021；Vaceková ，2017）。
在越来越多关于非营利商业化的文献中，关于非营利组织的商业化基本上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支持者认为，商业化是非营利组织在面临资源不确定性时降低收入波动性和脆弱性的一种有前途的方式（Dees，1998；Froelich，1999；Lee ，2021；Lu ，2020）。反对者普遍认为，追求利润的活动会增加其丧失道德声誉的危险，并有可能使其社会使命退居收入和盈利目标之后（Eikenberry & Kluver, 2004; Mitchell, 2014; Park et al.）。值得注意的是，关于非营利组织商业化的现有文献主要集中在西方民主背景下，对非西方背景的关注有限，尤其是国家、市场和公民社会的互动方式不同的制度背景，国家通常主导着社会和公共事务，留给市场和公民社会发挥作用的空间有限。在这种情况下，非营利组织商业化是如何发生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未知的。本研究探讨了中国背景下的非营利组织商业化。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说
几十年来，非营利组织一直在从事商业活动，以获取收入来支持其运作（例如，詹姆斯，1983 ）。然而，在世界许多国家，非营利部门商业收入的大幅增长引起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例如，在美国，1982 年至 2002 年间，公共慈善机构的商业收入增长了 219%（Kerlin & Pollak, 2011）。在英格兰和威尔士，2001 年至 2008 年间，慈善机构的商业收入增加了近 100 亿英镑（McKay et al.2015）。非营利部门的商业化促使学者们探索其背后的动机（如Enjolras, 2002; Guo, 2006; Kerlin & Pollak, 2011; Suykens 等人, 2021）。在这些文献的基础上，利用资源依赖理论、制度理论和组织生态学理论来探讨研究问题，并探索这些理论如何解释非营利组织商业化。具体而言，将重点关注两个内部因素（资源不足和政府关系）和两个外部因素（资源竞争和资源宽裕）。
资源不足
许多研究都使用资源依赖理论来解释非营利组织的商业化（例如，Hung，2021；LeRoux，2005；Suykens 等人，2021）。资源依赖理论认为，组织需要依赖外部环境的资源来实现其运作和推进其使命。然而，这这种资源依赖将给组织的生存和发展带来权力失衡和不确定性（Malatesta & Smith, 2014; Pfeffer & Salancik, 1978）。当组织遭遇外部环境的资源短缺时，就会变得更加脆弱。因此，组织需要采取行动来管理权力失衡和不确定性。从这个角度来看，商业收入在多个方面有利于非营利组织管理其资源依赖性和不确定性（Froelich，1999；Guo，2006；Lu 等人，2020）。例如，商业收入有助于非营利组织实现收入结构多样化，从而提高其财务稳定性。同样，商业收入在资金分配方面受到的限制较少，从而提高了非营利组织的自主性和灵活性。总之，正如 LeRoux（2005 年，第 356 页）所指出的，非营利组织“可能会寻求对其环境施加一些控制，并通过努力创造收入来减少财务不确定性。”Suykens等人（2021）发现，比利时的非营利组织在意识到资源短缺程度较高时，更有可能产生商业收入。
H1.资源短缺程度越高的非营利组织，其商业化程度就越高。
政府关系
制度理论指出，组织 "嵌入社区、政治体系、个人或组织协调领域"（Feeney，1997 年，第 490 页）。因此，组织应遵守其领域内的共同规范、原则和信念，以获得合法性、社会支持、认可和生存（DiMaggio & Powell, 1983; Meyer & Rowan, 1977）。与监管机构（如政府和社区机构）建立联系可为组织带来各种优势，包括提高稳定性和可预测性、增强合法性以及便于获取资源（DiMaggio & Powell, 1983; Oliver, 1991）。Baum 和 Oliver（1991 年）在对多伦多儿童保育组织的研究中发现，有制度联系的组织具有显著的生存优势。Provan (1983)指出，加入联合会的社会服务非营利组织提高了其稳定性、公众知名度和社区地位。总之，非营利组织被驱使着采用符合其制度环境规范和社会期望的做法。
H2.与政府有更多联系的非营利组织的商业化水平会更高。
资源竞争
在组织生态学理论中，密度依赖是解释人口密度（组织数量）与组织成立率/死亡率之间关系的关键模型（Carroll & Hannan, 1989; Hannan & Freeman, 1986）。该理论假定，特定景观中的有限资源决定了承载能力，即景观在一段时间内能够支持的组织数量。依赖于有限的资源，现有的组织会在供应、成员、赞助人和资源方面展开激烈的竞争。如果这些组织具有相似的资源需求、生产能力和目标客户（即它们有重叠的生态位市场），竞争就会更加激烈。在这样一个人口稠密的环境中，组织必须面对更多的竞争，并承受更高的失败率和死亡率（Baum 和 Singh，1994 年）。作为回应，组织需要采取措施应对竞争压力。
H3.面临更激烈资源竞争的非营利组织将具有更高的商业化水平。
资源丰富
根据组织生态学理论，组织的生态位特征不仅涉及组织密度水平（资源竞争），还涉及资源的可用性（资源丰富性）。在概念上、资源丰富度是指组织所需的关键资源在环境中的可用程度（Castrogiovanni，1991 年）。资源环境越丰富，组织获取资源的机会就越大。因此，环境中资源的稀缺或丰富会影响组织在环境中的生存和发展。研究表明，处于富裕环境中的组织往往有更好的生存前景，也更积极主动（Brittain 和 Freeman，1980 年；Tang，2008 年）。
H4.在更加富裕的环境中运营的非营利组织的商业化水平会更高。
实证背景和方法
本研究以中国非营利组织为实证背景，对上述假设进行了检验。非营利组织作为中国公民社会的重要参与者，在过去几十年中日益受到学者和政策制定者的关注（如 Howell, 2015; Ma, 2005; Saich, 2000; Teets, 2014; Whiting, 1991）。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伴随着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国家开始部分转变其核心角色，成为一个 "服务型 "政府，将部分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并鼓励人民、社区和多方利益相关者参与公共服务的提供和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这一变化为中国非营利组织，尤其是基层非营利组织的出现和发展创造了机遇（Ho，2007；Lu & Dong，2018；Spires，2011；Zhan & Tang，2013）。然而，尽管有了显著的增长，中国的非营利组织仍然是在威权环境下发展起来的，党和国家在培养和影响非营利组织的发展方面发挥着深远的作用。在大多数情况下，非营利组织不得不面对一个受限的政治环境，在这个环境中，党和国家对非营利组织运营的各个方面施加法律和行政法规，并嵌入其中，如寻求合法注册、获得免税地位、从海外筹集资金等（Hildebrandt，2011；Kang & Han，2008；Ni & Zhan，2017；Sidel，2019）。在这种不确定的情况下，获得足够的资源来维持运营一直是中国非营利组织面临的主要挑战（Zhang & Baum, 2004）。在此背景下，我们探讨了中国非营利组织的商业收入。
数据收集
与许多其他国家不同，中国没有可供研究使用的全国性非营利组织数据库或名单。为了克服这一挑战，通过对中国提供服务的非营利组织（民办非企业组织）进行自填式全国调查来收集数据。依靠中国发展简报（CDB）编制和更新的非政府组织名录（http://www. chinadevelopmentbrief.cn/directory/）。CDB 是中国第一个为非营利组织、研究机构和公众提供研究、咨询和资源共享的独立信息平台。该名录最初于 2005 年创建，收录了多个服务领域的中国非营利组织信息。非营利组织可以自愿选择在CDB注册，利用名录库平台发布信息，也可以受CDB邀请参与名录库。因此，《名录》代表了一批长期活跃和可持续发展的中国非营利组织群体。以往对中国非营利组织的研究都使用了该数据库，并证明了其有效性（例如，Dong 和 Lu，2021 ；Zhan 和 Tang，2016 ）。
2020 年 6 月，研究者们从非政府组织名录中抽取了 7077 家组织。然后，剔除了以下不符合分析条件的组织：（1）作为营利性商业实体运营的组织；（2）名录中重复的组织；（3）位于中国大陆以外的组织；（4）主要职能不是提供服务的组织（即协会和基金会）。通过上述措施，最终确定了 2003 家组织的抽样框架。在这些机构中，随机抽取了 700 家机构。最后，们在 2020 年 9 月中旬共收到 336 份有效回复，回复率为 48%
研究结果
非营利组织商业化的汇总统计数据值得注意。在样本中的所有非营利组织中，2019年商业收入平均占非营利组织总收入的 11.4%，标准差为 23.2%，范围在 0% 到 100% 之间。尽管某些服务领域（法律援助和妇女儿童）的商业化程度略低于其他服务领域，但这些结果在不同服务领域之间基本一致。结果进一步显示了这些非营利组织在主要收入来源（即政府资助、慈善捐款、商业收入及其他）方面的平均收入明细。所有这些发现有两方面的意义。首先，与许多其他国家相比，中国非营利组织的整体商业化水平似乎并不高，政府资助和慈善捐赠仍是两大主要收入来源。例如，萨拉蒙等人（2017 年）对 41 个国家非营利部门的比较分析报告显示，目前收费收入平均占非营利部门收入的 50%以上，远高于慈善捐款和政府支持。其次，尽管商业化程度不高，但不同组织的商业化程度差别很大。这种显著的差异促使去探究造成它们之间差异的因素。
然后，研究了解释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由于因变量取≥0 且≤1的分数值，采用了分数响应回归（Papke & Wooldridge, 1996; Wooldridge, 2010）。具体来说，使用 Stata 命令 fracreg 计算基于 probit 的准似然估计值。回归结果总体而言，模型整体上具有统计意义（P < 0.01）。结果讨论如下。
首先，资源不足与非营利组织的商业化水平呈正相关，而且这种关系在统计上是显著的 （P < 0.05）。换句话说，资源不足程度越高的非营利组织对商业收入的依赖程度越高。这一结论支持 H1 。其次，政府关系与非营利组织商业化也有正相关关系，且在统计学上有显著意义（p < 0.05）。增加与政府的联系可以扩大非营利组织的商业收入比例。这一发现为 H2 提供了支持。第三，资源环境对非营利组织商业化的影响呈现出喜忧参半的局面。一方面，资源竞争与非营利组织的商业化程度在统计学上没有显著关系（P>0.1）。这意味着，非营利组织参与商业活动似乎不是为了应对非营利组织在获取资源方面所面临的竞争格局。这一结论否定了 H3。另一方面，资源丰富性与非营利组织商业化有正相关关系，并且这种关系在 10%的水平上显著。在资源丰富的环境中运营的非营利组织更有可能依赖商业收入。这一结论支持 H4。
研究结论
本研究界定了中国非营利组织商业化的范围，并分析了其背后的动机。研究结果从几个方面扩展了相关文献。首先，中国非营利组织的商业化程度似乎并不高，尤其是与许多其他国家相比（Salamon et al.）。许多国家普遍担心，非营利组织可能会过度商业化，并进一步导致意想不到的后果，如使命漂移和目标偏离等（Eikenberry&Kluver，2004；Park等人，2021；Weisbrod，1998）。中国非营利组织对商业收入的依赖也引起了类似的担忧。例如，Lai 和 Spires（2021 年，72 ）认为，商业化可能会使中国非营利组织变成 "社会产品的提供者和追逐资源的机器，从而偏离许多非政府组织领导人视为其最初使命的自我导向的社会使命"。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平均而言，中国非营利组织对商业收入的依赖程度仍然较低，远低于对政府资助和慈善捐赠的依赖程度。目前的研究似乎暗示，过度商业化的担忧可能并不适用于中国非营利组织，至少在目前的发展阶段是如此。换句话说，与商业化相关的风险对中国非营利部门来说可能还不是一个紧迫的问题。
此外，尽管商业化程度总体上不高，但中国非营利组织对商业收入的依赖程度却存在很大差异。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个更有意义的研究问题是，是什么因素导致了中国非营利组织之间的这种巨大差异。
转自：“治理学术”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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