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累和非积累过程理论
——选自《日常生活批判（第二卷）》
列斐伏尔
进步观批判
因为最明显和最容易证明的事实主导了对进步观的哲学和社会学批判，所以，对进步观的哲学和社会学批判一直都没有充分展开，味同嚼蜡。进步可以同时向所有领域展开，这种完全乐观的进步观(与过分简单化的进化论相联系)确实在20世纪坍塌了。黑格尔和马克思之后，辩证运动的一般理论曾经规定，所有部门(自然、历史和认识)的转变过程都是变化多端的——不连续、冲突、通过部分或总体倒退而分裂，天真的进化论者所表达的模式远不足以概括多样性的转变过程。事实已经完全证明了辩证运动所提出的模式，远比任何一个人所能想象的还要确定。
列斐伏尔
不平衡发展
我们已经强调了不平衡发展概念的极端理论普遍性，正是列宁把不平衡发展的概念引入了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的辩证运动中。人们对转变过程的连续(进化论)模式做过一般批判，而不平衡发展的观念让这种批判更准确、具体和特殊。我们认为，不平衡发展观念的意义和后果，以及从这个观念推导出的规律，至今依然有展开研究的空间，尤其对于日常生活来讲是这样。我们曾经提出，假定有这样一个时期，锄头或犁耙与宇宙飞船并存，一家一户的农民继续面朝黄土背朝天地耕作着，忍饥挨饿，而技术和管理“精英”正在探索外层空间，不仅如此，落后的日常生活与高度发达的技术以一种难以维系的方式并存。这种日常生活状况恰恰是不平衡发展规律的基本例子。但是，这个判断可以倒转过来：不平衡发展的规律揭示，在经济和技术发展的最核心，人类(社会)状况存在几乎无限范围的可能性，拿军事做个比喻，从前线到后方，都有可能性。
我们知道，不发达部门并不总是落后，像从前线撤下来的战士那样。临时或长期遭受不平衡发展痛苦的部门很快会发现，它们正在被占有和被剥削。它们必须重新获得它们的自由或通过斗争赢得它们的自由。它们保持受制的状态。
日常生活批判一般化了“落后”或“不发达”国家的这种经历，把这种经历延伸到了高度发达的工业化国家的日常生活里。日常生活批判提出了这样一个原理，即大变革要求那些国家有意识地致力于消除不平衡发展，以解放它们自己，如果日常生活部门的确落后，遭受所谓“现代社会”的盘剥和压制，那么，这样的大变革应该通过日常生活的大变革和日常生活旗帜下的一般变革，让“现代性”震荡起来，产生深远影响。
我们坚持认为，这个判断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比喻、一个寓言，或一个直接的比喻或肤浅的类比，发展不平衡从根本上是相同的。日常生活的状况和无产阶级的状况之间的联系成为这个问题的核心：改造世界，即改造“现代”社会确立的日常生活历史和日常生活结构，简言之，改造“现代”社会的日常生活。
“现代”社会的日常生活状况堪忧，我们几乎还没有开始描绘“现代”社会的日常生活状况，而且，我们必须解释“现代”社会的日常生活状况。但是，如何考虑“现代”社会的日常生活状况呢？
非积累的社会
在许多争议中，有关社会的科学应当归功于马克思，这是一个极端重要的发现，虽然马克思本我并没有完全展开它。两种主要的社会类型之间存在一个差别：一种社会以经济上的简单再生产为基础，另一种社会以扩大再生产规模为基础。更确切地讲，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显示，资本主义社会包括一个双重过程，一个叫作“简单再生产”，另一个叫作“扩大规模基础上的再生产”。“扩大规模基础上的再生产”以“简单再生产”为前提，而“简单再生产”在资本主义内部延续前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一个过程。
一个社会不应该仅仅生产和再生产允许它的人口生存下去的商品数量(生物性地繁殖它自己，养活孩子，维持或多或少适当的不从事直接生产活动的成员)。《资本论》(第三卷，第七部分)对这个模式提出的严格经济解释，深度还不够。社会还必须再生产它的成员间的社会关系。这样，正如马克思描述的那样，“实践”不能仅仅满足于重新构造消费的基础，“实践”还要维持生产关系和劳动的社会分工。社会关系维持一种(相对的)稳定性，而社会成员则不断改变着；社会成员出生和死去，从一个群体转变到另一个群体(通过婚姻，显而易见)而维持他们的关系。所以，以这种方式在经济层次上描述的“实践”与工业活动所具有的实践意义不同。实践在循环中重复它自己。马克思把简单再生产描绘和分析为一个循环过程。简单再生产模式表达了，在弱生产力水平的基础上，在一个具有内部凝聚力(“结构”)的社会里，人类活动的分布。建立在一个(相对)稳定但停滞的基础上的社会注定会以静态的方式实现平衡。在这种停滞状态下，这样的社会显示出一种极端的抵御外部干扰和维持自身的能力。原始部落的凝聚力免除了从外部粉碎它们的历史性的淘汰，免除了从内部摧毁它们的“偶然的”历史。这些原始部落可以被征服和被置于从属地位，但是，只要征服者没有毁灭它们，它们就会继续存在。结构通过更新自己，以循环的方式永远维持下来。这种模式似乎可以用来解释所有以农业和手工业为基础的前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对此做出了概括，《资本论》和《对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贡献》本身的理论和方法论成为这种概括的基础。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对资本主义的研究解释了资本主义之前的发展，但是，不能反过来，如进化论者和简单化的发展理论认为的，资本主义之前的发展可以解释现在的资本主义。
一个特定社会的成员不了解让他们走向静态平衡的那些循环过程和自身的内部规则，这一点是不证自明的。但是，我们不应该认为，这些社会成员不那么懂得或错误地认识他们的“习惯”。对农耕制度和农耕社区任务分配的研究显示，它们具有很大的实践智慧，当然，这种实践中的智慧能意会，本身不能上升为理论。
反常现象，如挥霍、背叛或“骚乱”(希腊思想里的“傲慢”)不断威胁着这些社会的稳定性，这一点也是不言而喻的。智者、由老者组成的大会和议事会、祭司、勇士、政治首领控制着这些社会，这些社会使用了多种手段来消除这类干扰及其产生的原因。相类似，它们消除任何过剩人口造成的威胁。
就这一点而言，马克思乐于仅仅提出一个简单的再生产模型和做出几个一般判断。马克思没有试图确定这些社会结构的相似性或差异，也没有试图掌握这些社会之所以稳定的基本理由。如同其他地方一样，这种经济基础允许我们了解这个社会的骨架，但是，不能让我们认识这个社会的实际功能(它的“生理”)。这种经济基础给我们提供了可能性的条件，相互之间不同的一般条件。无论如何，在《资本论》里，马克思没有给自己设定确定这些社会结构的相似性，掌握这些社会之所以稳定的基本理由这样的任务。他把研究前资本主义社会的任务留给了其他人，特别是人种学家。我们都知道，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里，试图使用第一批现代人种学家的研究成果来填补这个空白。
有一个重要观念使我们真正能够认识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实际结构和它们稳定性的原因，这种稳定性帮助那些前资本主义社会一直生存到我们的时代。我们以前提到过这个观念。在古代社会，基本过程是循环，而且这些循环非常接近宇宙循环和来自自然的节奏。正如马克思证明的那样，简单再生产经济过程的特征是循环的，是一个几乎不引人注意的循环和节奏的组成成分，而节奏作为一种组织因素支配着农业社会：时和日、季节和年份、代、年轻和衰老。我们发现了这些社会意想不到的特征。与其说这些社会按照空间组织它们自己，倒不如说这些社会按照时间组织它们自己，更重要的是，与我们自己的社会相比，它们没有历史时间或“暂时性”，相反，它们的时间标尺是由若干交织在一起的循环组成的。我们已经把这些社会节奏与最古老的符号象征联系了起来，而且，我们已经证明了这些最古老的符号象征在现今我们的村落里的延续(我们小心翼翼地没有使用“生存”)，不过，这些最古老的符号象征是作为这些村落被打碎了的、被埋葬了的或衰落的硬核存在着的。
这些古代的、农民和工匠的社会(当然带着商业活动的萌芽)没有历史，是这样的吗？如果真这样认为，我们就犯了幼稚的错误，或者说是荒谬的。这些社会有历史，有一个双重的历史，不同于我们自己的“历史性"，这些社会的历史以它们特有的方式表现出来。一方面，从外部，征服者们以许多农业部落为基础，而且常常借助萌芽状态的商业活动(如易货贸易、交换、可能使用供奉和税收等方式)，建立起巨大的政治实体——帝国。在这样一个政治框架下，国家和预示封建制度或资本主义制度的主导阶级开始形成。在这些帝国静态的和停滞的“基础”之上，这些帝国几乎不发生什么变革，哪怕发生一个微弱的震荡，都有可能最终导致帝国大厦的坍塌。这样的帝国一直延续至今，例如，土耳其帝国。在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以前的美洲帝国、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许多亚洲大帝国都是这类以农业部落为基础的政治实体，出于它们各自的背景，它们各具自身的特征。
此外，古代社会也有复杂的内部历史，所以，它们之间存在差别。马克思根据他的简单再生产模式，把注意力放到了一个重要的事实之上。这些古代社会有一个政治经济学，当然，严格意义上讲，这个政治经济学的经济方面不是主要方面和决定因素。我们说，某人是精打细算的，精打细算就是一种经济实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古代社会盲目地、自发地、几乎自动地发挥着它们的政治经济功能：分配任务和产品，这种分配开始时是自发的，但是，逐步成为有意识的，在“贫穷”的社会，统治集团控制着这种分配，要求其他集团节制，有时也要求它们自己节制。马克思把政治经济学和规律看成关于短缺的认识和实践。尽管如此，短缺是一个完全相对的观念，不能绝对化，或者作为一种精确的原则来使用。在一个没有剩余产品的社会里，劳动不过是为了让劳动者生存下来，别无其他，所以，一个没有剩余产品的社会会很快消失。在我们正在谈到的古代社会里，统治集团能够控制一定的剩余劳动和剩余产品，这里所说的统治集团当时还不是我们所说的阶级。显然，奴隶和奴隶制度使增加剩余劳动和掠夺剩余产品成为可能，而且容易起来。这些统治集团获得了剩余的社会产品，以满足他们的需要和他们的事业。显而易见的是，大部分这类社会的“主宰者”都把他们征收来的财富用到各种各样的“事业”中：标志性建筑、节日庆典、永久性的或暂时的艺术品。如果他们认为有必要，他们会征税，把赋税加到那些还没有完全破裂的部落头上。这些统治者使用象征，而不是使用表达和意识形态，让他们的存在和统治合法化，他们使用的这些象征散布在他们各式各样的标志性建筑、节日庆典、永久性的或暂时的艺术品中。
只有按照这种方式，我们才能认识这些古代社会有多么大的差异：动荡和平衡、活跃和稳定、贫乏和辉煌、丑陋和美丽。与此相对应，这些社会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折子：一边是残暴和专制，另一边是在艺术、生活方式、智慧、文化甚至哲学上非凡的创造(当然，哲学仅仅以理论思想和对阐述本身的了解而出现，不过，给古代智慧画上了一个句号)。马克思主义思想包含了这样的思想方法，使我们能够研究古代社会的方方面面。[1]当今的资产阶级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可能对遥远过去的成果感兴趣，那些使用无节制和无限度暴力而形成的社会群体(阶级，处于萌芽状态的阶级)，在非常不同于我们自己的条件下，使用剩余的社会产品营造出全部的奢侈生活，从而创造了遥远过去的那些辉煌成果。事情如何是这样呢？马克思提出了这个特别深刻和众所周知的问题，但是，马克思自己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究竟什么可以解释这些辉煌成果、这些不复存在的社会的上层建筑经久不衰的特征呢？
这里，我们将冒险提出一种理论的若干理论要素。在古老的和古代社会的核心，日常生活没有与文化和观念上“最高的”和“最伟大的”东西分开。我们已经提出过这个观点。“原始”人，古老的农民和古代城市的市民，可能都很了解如何区别神圣的和世俗的、日常的和至高无上的，而对于我们来讲，他们生活的这两个因素似乎不可分割地纠缠在一起。“原始”人可能相信，一个熟悉的物件具有一种针对神或鬼的鲜为人知的力量，但是，“原始”人同时完全知道如何使用这个熟悉的物件；他完全知道，什么时候强调这个力量，什么时候不强调这个力量。为什么是这样？如何做到这一点？由于符号象征和象征特有的性质，它们进入“生活”，在没有与生活分开的情况下，复制或再复制现实。正如这些社会的每一个物件都能很容易地成为一个艺术品(所有要做的不过是下点儿功夫，没有什么特别意外的，下点儿功夫在那时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没有艺术才是意外，是一种衰落的征兆)，所以，日常生活很容易就成了一种生活方式。统治这些社会的人们和他们使用的象征的每一个变化都会对日常生活方式产生影响：根据人和当时的情景，生活方式可能是浮华的、宏伟的、感性的、性感的、怪异的或暴力的。从最早的农业社会，到大帝国，甚至希腊的城邦国家，几乎每一种可能的生活方式都有人尝试过。
如果我们的这个分析是完全正确的，那么，我们自己的日常生活也有一个双重特征。一方面，我们自己的日常生活没有方式。在历史日益背离日常生活的历史背景下，在控制国家疆域的全球社会的历史背景下，功利主义和功能主义其实都不产生一种方式，而是方式的对立面：没有方式。另一方面，有一些非常古老的符号象征，单靠那些符号象征就足以让那些已经丧失全部意义的姿态和行动重新获得力量。虽然那些符号象征已经衰落了、打碎了，但是，它们依然构成有效的核心，这些核心尚存，但是，具有破坏性，或者是不适当的。我们怎么就不能掌握过去的成果呢？它们让我们兴趣盎然，它们让我们惊叹不已，我们渴望它们给我们一种感觉和风格。以日常生活这个巨大空白的名义，我们期待一切能够填充进来的东西，无论什么时代的，无所谓。这种东西不是美学的感受性或担当中介的意识形态，而是日常生活。[2]当然，我们对遥远社会的物件和观念的兴趣背负着一个严重的错误认识。我们把那些遥远社会的物件当成了艺术物件，实际上，这种艺术不是外在于日常生活的东西，或者，设想它是高于日常生活的，徒劳地试图理解它，这种艺术其实就是一种生活方式。我们当作理论和哲学接受的实际上都是日常生活方式。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越是返回那些遥远社会的物件和观念，它们对我们的触动就越大。我们十分清楚，我们并不了解那些遥远社会的物件和观念。我们寻找它们的历史背景(在没有与我们相似的历史时)、它们的社会背景(在没有与我们相似的社会时)，或它们的思想观念背景(当抽象的思想观念表达没有显现出来，具体的有生命的宇宙象征和节奏接近主导的宇宙节奏时)。
积累过程的概念
简单再生产是而且依然是所有社会生活的一个必须条件。在某个确定的时期(西欧中世纪结束时)，简单再生产给另一个过程，规模扩大基础上的积累过程，让了路。马克思对规模扩大基础上的积累过程做了总体研究，把它限制在了经济的角度(而且完全了解，这个现实层次并不包括作为整体的现实)。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确定了不同生产部门之间的相互比例，不同生产部门对扩大再生产的实际发展，即资本积累的实际发展，是必不可少的。[3]马克思没有具体说明扩大再生产的历史条件和多种重要关头，这些重要关头允许或被允许把积累过程揳进简单再生产过程控制的稳定结构中。
积累过程根本地改变和推翻了简单再生产过程。积累过程没有取消简单再生产过程，而是包括简单再生产过程，引入了生产劳动的社会特征和生产工具的私人所有之间的根本矛盾。即使有这个根本矛盾(这种矛盾将会发展为极化的和对立的“有产者/无产者”的阶级矛盾)，社会也必须保持聚合状态，具有内在的凝聚力。对立可以导致断裂，矛盾并不阻止社会构成一个整体。自我控制的机制改变了，但是，这种机制并没有消失。[4]这样，循环运动并没有被消灭。由无数偶然事件分割的螺旋式上升过程包括循环过程，因此，维持了周期性。作为整体的社会继续再生产它的关系和存在条件，但是，规模扩大的积累必须具有的社会—经济比例改变了内在于简单再生产中的社会—经济比例。在分析中，我们发现内在于简单再生产中的社会—经济比例依然存在，成为动态平衡的条件(这就如同古代的力学包括在现代物理学中一样)。如果经济增长的社会不去不断地再生产它的社会关系，社会就会坍塌，但是，社会坍塌只会是渐进的，而且发生在一个特定的社会发展水平上：劳动被分割开来了，人们意识到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私人的”和“公共的”分开，具体的“日常生活”和抽象的“整体世界”分开。在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的层次上，在财产和生产关系的层次(阶级关系层次)上，社会凝聚继续强有力地增长着。诸种自我控制的经济机制本身不足以保证整体的凝聚，诸种自我控制的经济机制仅仅在某个层次上发生作用，以另外一种方式，在一定的意识层次上，通过表达、意识形态、模型、价值，而且通过新的成果，最后，通过使用和滥用古代的符号象征，整体的凝聚才得到保障。
在一种历史性中，在历史这个术语公认意义上的历史中，这个积累过程涉及作为整体的社会，而且卷入了构成社会的人，马克思把这个历史描述为自然史或作为真正人类的前史。就我们对这个历史的认识，这个历史从根本上不同于影响古代社会的历史。这个历史具有它的特征：积累过程控制着它，决定它的契机。不像古代社会中的经济领域(虽然经济领域也是重要的)，经济领域成为主导和决定因素。个人和群体创造了这个历史，但是，他们对历史的创造是盲目的。他们陷入了一个深远的和多方面的异化之中，这种异化是他们必须忍受的东西。因此，这个积累的经济过程与一种政治和意识形态史结伴而行，这种政治和意识形态史尤其与不平衡经济发展相联系。最近的历史(政治和社会)经验要求我们，超出马克思本我留下的历史遗产，继续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首先，让我们提出若干命题：
a)马克思设想社会主义既作为积累过程的终结，也作为积累过程的目标。在高度工业化国家，一旦这个过程真的达到一个(生产力和生产的)生产性投资高度，那么，革命的无产阶级就会接管社会的行政管理。革命的无产阶级不会终止积累，而是立即把积累转向对世界有意识的改造。
我们对马克思设想的重申已经显示，马克思更关注改变日常生活，其次才是对外部世界的改造。作为一种残余沉积物，所有部分异化的产物，日常生活的异化是会消失的。这个预测还没有得到证实。但是，在(生产力层次上的)增长和积累使马克思的预测成为可能的历史时刻，的确出现了质的改变。这就是我们进入“现代性”的时刻，进入现代性的永久性危机的时刻，这种现代性正在渗透到所有领域。
b)作为贫穷工业化国家无产阶级革命成果的社会主义，似乎与马克思主义的计划有所不同(不过，我们要谨慎些、乐观些，究竟是否不同，还需要观察)。在落后和“欠发达”国家，社会主义表现为一种加速积累过程的社会和政治方式，这种社会和政治方式对应于加速积累过程的“全球化”，而不是对应于加速积累过程的成果。加速积累过程没有构成对相伴而生的成果的享受，而是构成了强化所取得的积累成就本身。这个过程的破坏性特征正在得到改变，它曾经影响欧洲历史若干世纪；在某些方面，这个过程的破坏性特征正在弱化，而在另外一些方面，这个过程的破坏性特征正在加强。积累过程正在加速是十分明显的。若干世纪以来威胁欧洲积累的饱和因素和割裂因素已经消除了，但是，这种完全致力于积累的活动所产生的意识形态的、文化的、政治的和“人的”后果，依然以一种永久性的挑战和紧张关系缠绕着我们。我们承受着旧形式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异化的重压，我们还承受着新发明的异化形式(技术异化和日常生活的完全异化)的重压，马克思并没有预计到这一点。
c)积累过程表现为现代历史的中心轴或脊柱。正是与积累过程相联系，历史状况的特殊性才显示出来。我们可以归纳出几种类型：积累过程自发推进，先于国家形成(如英格兰、美国、法国的一部分)，国家刺激积累过程(如法国的一部分，德国、意大利、沙皇俄国)，国家组织和加速积累过程(如社会主义国家)，国家先于积累过程(如最近赢得独立的那些不发达国家)。所以，结果就是，在这些国家所发挥的作用上，在如何建设国家和国家发挥作用的方式上，存在明显的历史差异。这里没有考虑其他因素，如法律形态和财产关系。
注释
[1]在《辩证理性批判》中，萨特把稀有变成了一个基本的和绝对的范畴。他“世界化”稀有，建立了一个稀有、暴力和压迫的“世界”。在做这个转变时，萨特没有认识到这些古代社会的双重性(在这些古代社会里，有时候，需要几乎成了真正的欲望……)
[2]这里，我们正在改变我们在别处描绘的一种理论，那种理论提出，在形形色色的文化之间，形式可能是一个公用量度，尤其是在古代和“现代”之间(通过形式逻辑和法则的类比，形式逻辑和法则出现在不同的生产方式上)。这种理论似乎谈不上错误，但是，只能用于有限数量的情况。
[3]马克思也说明了，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条件下，经济危机的循环如何通过清除过剩，恢复比例，而且，允许积累重新开始。危机是系统自我调整过程的一部分。马克思揭示了一个辩证运动：“平衡——危机——恢复”。这样，我们的研究与格朗热的著名观点不一致，格朗热强调结构和内在平衡的因素。
[4]在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价值、价格和收益率的)调整和平均收益率的形成，发挥了自我控制和内部平衡的作用，横跨危机循环。
转自：“实践与文本”微信公众号
如有侵权，请联系本站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