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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浴洋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口说无凭”、“眼见为实”是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尽管文明与身份认同的源头多从传说开始，文化与历史记忆的滥觞也大都贮藏于《尚书》《论语》等元典著录的对话之中，但在中华民族数千年传承与演进的长河里，无论作为工具还是象征，文字与图像的优先级始终高于声音，则是不争的事实。此中固然有技术原因——譬如声音的传递、保存、复制与再现之难，但也与制度、氛围互相作用。这一局面直到晚清才发生改观。陈平原的新著《有声的中国：演说的魅力及其可能性》（商务印书馆，2023年版，以下简称《有声的中国》）便聚焦“演说”如何与为何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迅速崛起，进而深刻介入与影响了现代中国的展开，并且作为百年时风与世运的见证。在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过程中，声音的作用由隐及显、从弱到强，与启蒙和革命大业关系最为密切的“演说”无疑值得关注，而其命运当然也是透视“有声的中国”何以可能（或者不能）的绝佳表征。
陈平原在学界素以善于开疆辟土而著称。从小说史到学术史再到教育史，他一路与时代同行，每每“预流”。晚近二十年间，他更是大力提倡都市、图像与声音研究，和新的学术潮流形成“合力”。《有声的中国》是陈平原首部专事声音研究的著作。不过对于他来说，关注声音却并非“转向”，而是高度内在于其以“触摸历史”的方式探索现代中国的经验教训的脉络之中。关于“触摸历史”，陈平原尝言乃是“借助细节，重建现场；借助文本，钩沉思想；借助个案，呈现进程”（第1页）。在这一问题意识与论述策略的驱动下，他已有《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版）等力作问世，备受好评。而今在“图文并举”之外，他还希望“兼及声音”（第2页）。于是就有了《有声的中国》。但在称赞其又下一城、再开新局时，或许不应忘记整个“触摸历史”系列背后的关怀——“对历史研究方法的反省”（第2页）。
出身文学研究的陈平原竟然写出了一本关于声音的专书，给人的第一印象自然是“跨学科”。而考察对象从“文字的世界”转成“声音的世界”，采用的方法当然是“跨媒介”。面对《有声的中国》，最易做出的评价恐怕就是这两“跨”。全书正文凡五章，首章《演说之于现代中国》交代了整项研究的缘起、思路与追求，第二章《晚清画报中的声音》勾连文字、图像与声音三者在现代传媒初创时期的互动，展现了声音怎样入文与入画。第三章《现代中国的演说及演说学》与第四章《声音的政治与美学——现代中国演说家的理论与实践》是书中最见功力也最为重磅的两章，前者通过考辨晚清至1940年代的18种演说学著作（也包括教材与读本），呈现了现代中国“演说观”与“演说术”的建立、传播与流变，后者则把视野投向反响最大与余音最长的政治家的演说，既考证诸多著名演说在声音与文字之间的“变奏”技艺，也探寻“演说的诗性”——一种“诉诸听觉的文章趣味”，更不回避在参与现实政治时“演说的危险”。这两章一在材料上夯得最实，一在理论上拓得最广，可谓《有声的中国》的主干。而第五章《徘徊在口语与书面语之间——工作报告、专题演讲及典礼致辞》则把话题从1949年以前直接拉到当下，探讨了几种不同类型的演说各自遭遇的困境与蕴含的潜力。通观全书，多学科的知识互相支撑，多媒介的信息彼此融合，的确做到了以“跨”达“通”的学术效果。
不过倘若认为《有声的中国》的旨归只在“声音”，大概并不合适。陈平原在导论《聆听演说与触摸历史》中再三提醒：“演说并不透明，声音背后有人、有文、有制度”；“对于研究者来说，借认真阅读/倾听那些‘伟大的演说’，是可以体察到整个时代的脉搏以及精神走向的”（第10页）。如是论述并非刻意拔高，而是揭橥了“演说”之于现代中国的历史意义与认识价值。在这些意义和价值中，有些还很独特。
尽管“口说”在中国自成传统，但与public speech同义的“演说”在华夏大地上的风行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现代事件”。其舶来自日本，发端于西方，虽然也有本土渊源，可在中国的迅速崛起明显从晚清的启蒙与革命事业中得力，是整个“西学东渐”工程中的重要一环。在晚清一代知识分子看来，“今海外民主政体及君主立宪政体之国，演说皆极发达，而皆特有演说之学以造就演说之人材”。（宋恕《创设宣讲传习所议》）待到民国肇立，人们更是愿意相信，通过演说“上可以应援政府，指导政府，监督政府；下可以警醒社会，开通社会，改良社会”，“小可以结合志意之团体，大可以造就世界之舆论”。（袁泽民《〈演说〉自序》）由今回看，其中不切实际之处不少。但在历史现场，演说可以作为“新民”与“改良群治”的关键抓手，甚至能够参与理想国体与政体的创立和维护，则是所有新派人士的共识。这点与文学史上小说的命运在同一时期根本翻转十分类似。而无独有偶的是，梁启超在1902年创作的“新小说”开山之作《新中国未来记》中对于未来中国的畅想正是“处处有演说坛，日日开讲论会”。
演说被寄予厚望，乃是因其与现代公民、现代政党、现代社会和现代国家的建设互为表里。演说首先是一种“术”的训练，但更是一种“道”的象征。传统中国之不振，即表现为演说不兴；而演说之所以不兴，便是由于“灭绝百家，而思想一；思想一，则竞辩不行；竞辩不行，则语言不进”（杨炳乾编《演说学大纲》）。所以，若要振兴中华，则必振兴演说。这不仅是文化史上的命题，更关系到现代中国政治史、社会史与思想史的展开。从晚清到五四，从领袖到青年，一代先觉者莫不作如是观，而且身体力行。孙中山即是典型。“孙中山先生是开演说风气的第一人，在他致力革命的几十年当中，到处演讲，以唤醒国人。”（张越瑞《〈现代名人演讲集〉导言》）晚年的他将这一经验注入政党改革，提出“国民党改组，变更奋斗的方法，注重宣传，不注重军事”（孙中山《宣传造成群力》）。“不注重军事”是虚，因为孙中山还没有理想主义到这般程度；但“注重宣传”的确是实，并且不仅国民党重视，共产党更重视。从孙中山到蒋介石，从李大钊到毛泽东，演说贯穿现代中国政治史。我们谁也不会陌生毛泽东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那正是一篇“伟大的演说”。
在揭示演说的能量的同时，陈平原提示也不要忘记其危险。演说的命运在20世纪中国绝非一马平川。擅长演说的宋教仁，没有敌得过飞来的子弹；笃信“文明国之政争，皆在演说台上”（守常《政谭演说会之必要》）的李大钊，其声音也被绞刑架扼杀。发表《最后一次的讲演》的闻一多，刚走下演说台即遭暗杀，更是言论史上的定格瞬间。陈平原发现，“近代中国几次‘演说’高潮的出现，得益于晚清的制度转型、‘五四’的政治抗争以及抗战的社会动员”。（第15页）晚清五四时期众声喧哗般的演说热潮，随着国民政府“推行党化教育，追求舆论一律，拒绝不同政见的演讲”（第137页）而消歇。而当局所做的远非禁止这么简单，还有对于演说的着意收编。这样的局面直到抗战才被打破。正如孙起孟所言，“神圣的抗战为我们解除了不少的束缚，在大家的不经意间，为我们冲破了说话的禁忌。许多以前想说而不能说的话，现在都说出来了。许多以前不说话的人，现在也说起话来了。抗战带来了说话的解放，而说话的解放对于抗战也起了很大的作用”。（《演讲起步》）所以，陈平原才得出结论：“所谓演说的魅力及其可能性，乃一时代社会是否活跃、政治是否开明、学术是否繁荣的重要表征。”（第61页）只要“莫谈国事”的牌子仍然挂在墙上或者心中，只要“灭绝百家”、“舆论一律”的制度与氛围依旧存在，“说话的解放”便难以真正达成。而没有“说话的解放”，也就没有“人的解放”。反之，国家和民族才有希望，演说才有希望。
“说话”是一种权力，也是一种修养、艺术与文章。《有声的中国》多次征引朱自清的《说话》一文，欣赏“说话”的“行云流水般的自然”，“绝非一般文章所及”。换句话说，演说已经参与了现代文学与现代语言的改造。陈平原就发现，演说的兴起直接带动了“拟演说体”文章的兴盛。其动因或许是基于对演说的启蒙与宣传功用的肯定，但在客观上却造成了新的文学趣味与语言感觉的流行。现代中国的不少政治家、教育家都擅长此道，文人、学者也不例外。陈平原本人的写作有时便有“拟演说体”的风格。对于他来说，讨论这一课题实属“当行本色”。但《有声的中国》更多关注的却是政治家与教育家的演说，只在附录的《“演说现场”的复原与阐释》中他提到了引入“演说”的角度对于“反省学者对五四白话文运动的论述”可以做出六点修正。（第259—260页）这些心得没有充分展开，其实是陈平原有意腾挪趋避使然，因为他的长文《有声的中国——演说与近现代文章变革》已经收入另外的专书（《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但在我看来，此文以及陈平原关于学者演说的研究不见于《有声的中国》多少有些遗憾。特别是《有声的中国——演说与近现代文章变革》一篇，不仅因其与书名同题，而且还很好地彰显了陈平原的声音研究的问题意识与学术思路。同一学者，各项研究计划之间本就是相互借力的关系，在适当的比例以内，不必如此“洁癖”。况且各个研究的对话对象与受众也有不同，所以更需要对于自家论述的完整呈现。只有补上文学、语言、学术这一翼，才是陈平原的声音研究的全璧。
不久之前，陈平原的老友、学者黄子平受邀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典礼上致辞，他告诫在学的与即将走出校园的“读中文系的人”应当时刻“保持对‘形式的危机’和‘表达的危机’的敏感”。（黄子平《读中文系的人》）文学研究者或许不是总能参透经国大业，但敏感于“形式”与“表达”，发出“盛世危言”，则是其责无旁贷的使命。陈平原回首历史，谛听一个世纪中“声音”的浮沉冷暖，我想大概也别有一段心曲存焉。《有声的中国》以篇幅论算不上是“大书”，但其中提出的问题、回溯的历程与展望的远景，却“掷地有声”。
2023年8月2日，雨中，京西芙蓉里
（《有声的中国——演说的魅力及其可能性》，陈平原著，商务印书馆2023年5月出版）
（本文缩编版刊于8月19日《解放日报》。）
有声的中国
演说的魅力及其可能性
（人文史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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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原 著
2023年5月出版
ISBN：978-7-100-22182-5
【内容简介】
作为“传播文明三利器”之一，演说在晚清的兴起，令人瞩目。整个20世纪中国，但凡有效的思想启蒙或广泛的社会动员，都离不开“演说”这一利器。正因此，对于现代“演说”的研究，不仅涉及其具体内容，更牵涉演讲的立意、文体、姿态、听众反应及传播效果等诸多视角。而所有流传久远的“伟大的演说”，不仅系于演说者的个人才华与诉求，更与整个时代的风尚与精神相契合。
正如作者陈平原教授所言：“演说的魅力及其可能性，乃一时代社会是否活跃、政治是否开明、学术是否繁荣的重要表征。”本书亦希望借助那些隐匿于寂静深处的“演说”，寻找触摸历史的入口。
【作者简介】
陈平原，广东潮州人，文学博士，现为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2008—2012年任北大中文系主任），北京大学现代中国人文研究所所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第七届中国语言文学学科评议组成员。2008—2015年兼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讲座教授（与北京大学合聘）。曾被国家教委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为“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1991）；获教育部颁发的第一、第二、第三、第五、第六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1995、1998、2003、2009、2013），以及第四届王瑶学术奖著作奖（2016）、第四届思勉原创奖（2017）、第十四届文津图书奖（2019）、第五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提名奖（2021）等。先后出版《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千古文人侠客梦》《中国散文小说史》《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作为学科的文学史》《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等著作三十余种。治学之余，撰写随笔，借以关注现实人生，并保持心境的洒脱与性情的温润。近期出版的随笔集包括《故乡潮州》、《大圣遗音》、《读书是件好玩的事》（增订版）、《怀想中大》（增订版）、《花开叶落中文系》（增订版）等。
目录
导言：聆听演说与触摸历史
第一章 演说之于现代中国
一、作为“声音”的演说
二、演说之视觉呈现
三、演说之听觉记忆
四、演说之魅力及其可能性
第二章 晚清画报中的声音
一、画/话说声音
二、“戏园子”如何“进化”
三、与学堂、报章结盟
第三章 现代中国的演说及演说学
一、“演说学”之传入
二、演说的定义与溯源
三、分类、技术及姿态
四、“无边的国事”与“有声的文学”
第四章 声音的政治与美学——现代中国演说家的理论与实践
一、演说之氛围
二、演说之乡音
三、演说之变奏
四、演说之危险
五、演说之诗性
第五章 徘徊在口语与书面语之间——工作报告、专题演讲以及典礼致辞
一、伪装成口语的书面语
二、日渐进入书面语的口语
三、文体感的缺失与重建
附录一 孙中山关于教育的六次演说
附录二 作为演说家的闻一多
附录三 “演说现场”的复原与阐释——“现代学者演说现场”丛书总序
参考书目
转自：“商务印书馆学术中心”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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