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绍璗先生是中国东亚文化与文学关系、国际中国学、东亚汉籍整理研究等领域的奠基者和开拓者之一，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原所长，曾获“国际中国文化研究终身成就奖”“中国比较文学终身成就奖”“山片蟠桃文华奖”（日本），在海内外学术界享有崇高声望。为缅怀严先生在日本学研究等领域做出的突出贡献，编写此纪念文集。
《中国的日本学研究——严绍璗先生纪念文集》由追思篇与研究篇组成。追思篇为回忆文章，出自严先生的朋友、学界同仁及学生之手，他们以自己与严先生交往的切身经历讲述了严先生的学术影响与人格魅力；研究篇为日本学领域的前沿学术论文，从各个角度展开的学术研究彰显了严先生作为这个领域开拓者的贡献。作为一部纪念文集，全书具有感人的力量，无论是做人还是做学问，均为后人树立了标杆。
名家推荐
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葛兆光，浙江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所长、求是特聘教授王勇，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教授胡令远，（日）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刘建辉，（日）东京外国语大学名誉教授高桥均，清华大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刘晓峰，北京语言文化大学文学院院长钱婉约，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主任、教授李铭敬，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丁莉等联袂温情推荐！
序
葛兆光（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
我保留了一份40多年前（1981）的听课记录。这是在北京大学古典文献专业读书时，我听严绍璗先生讲《文献中所见日本古史及其他》和《日本传统中的汉学与汉籍》两课时的笔记。现在翻开来看，还是有些吃惊，记不清为什么会记得如此仔细，整个记录差不多两万字，涉及众多中日古文献，而其中的内容，至今看来也仍不过时。当我为了写这篇序文重读这些日久泛黄的记录时，又想起严先生兴致勃勃给我们讲课的情景，也由此再次感受到严先生理解和研究中日关系史和日本中国学的一些特点。
40多年前与现在，其学术环境与取向显然不同。我总觉得，现在的学术界，崇尚的是高深理论、繁复论说、前沿时尚，有些像乘飞机在云端翱翔，但那个时代，学术界刚走出机械和刻板的意识形态化论述，特别反感“以论代史”，追求的却是文献实证，以便重回可以安心地脚踏实地。被提得最多的，一方面是重视文献考据的清代乾嘉诸贤，一方面是五四时代胡适所谓“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七分证据，不能说八分话”。特别是严先生和我们所在的北大古典文献专业更是如此。其实，如今我重读这两份讲课记录，还是深感严先生讨论中日关系和日本汉学，尽管在古典文献专业中别具一格，好像越出了传统的六大类，即文字、音韵、训诂、版本、目录、校勘的范围，但实际上仍是在古典文献学的延长线上。在有关日本古史的一课中，无论是讨论古文献何以称“倭”、徐福东渡的史实与传说、《新旧唐书》前中国正史之“倭国传”，还是讨论“日本名称的形成与天皇之出现”，他都要引述古今中外的文献及诸家考证，甚至还要进行史源和字义的训诂考证。而在讲述日本汉学与汉籍的时候，更是特别凸显了文献学的特色，仅仅是讲《古逸丛书》中的《日本国见在书目》（简称《书目》）一节，就引述了6种日本文献来讨论编者，引述了安井息轩、岛田翰等论述来讨论编纂年代，还要非常仔细地按照古文献专业习惯，对《书目》的体例、来源、遗漏，作点鬼簿式的介绍。即使是对《书目》的学术价值作判断，也不仅泛泛而论“对日本文化史，（它）是研究上古时代日本文化渊源的直接史料，透露了日本文化受中国文化影响的程度”，还要进一步反过来放在中国古文献学史中，指出它可以弥补隋志、二唐志的空缺，可以提供学术史上被忽略的事实，甚至还要指出《书目》的错简、讹误、脱字。这或许是因为他面对我们这些古典文献专业学生的缘故，但恐怕也是同样出身文献专业的严先生的习惯，而这一专业习惯和偏好，一直延续到他后来的重要著作《日藏汉籍善本书录》。
学院的学术，当然应当新旧交替不断超越，中日历史、文学与学术的研究，现在已经与40多年前大不一样。在当年，严先生编纂《日本的中国学家》和《日本中国学史》第一卷的时候，大概这一领域还相当荒芜。我们曾多次在严先生狭小的小屋里看到那些仿佛万国旗一样，悬挂在他房间绳索上写满资料的卡片（这是严先生的习惯和特点）。把资料抄成卡片，把卡片写成著作，当然很艰难，而现在资讯文献来自电脑网络，容易得太多，因而各种译作或著作已经郁郁葱葱、树木成林。不过，有时候回过头来看，那时候的学术传统，却始终还有意义。严先生那一代学者，没有现在学院里那么多玄虚绕口的理论，也没有那种故作高深的习惯，除了文献需要扎实之外，学术表达也是既清晰又明确。如果你读1991年出版的《日本中国学史》第一卷，或许就有这种感觉。也许你可以不赞成他过于执着中国立场，太强调“中华民族的文化”对日本的影响，而忽略日本文化的“古层”与“低音”对中国文化的修正，也可以不赞成他著作中某些遗留的时代标签，如“近代资产阶级历史观”“封建性质的反映本阶级意志的近代性文化”，但是，你不能不承认他“从中国出发”的立场是清晰的，论述日本东洋学的逻辑是一贯的，关于思想与学术价值评判的表述是明白的。我想强调的是，论著的立场清晰、逻辑一贯、表达明白，恰恰就是学术的力量。这在传统学术中是何等重要，而在当下学术中却又如此稀缺。其实，严先生并不是没有理论，也未必不熟悉方法，其实他自有他的理论和方法，记得在北大古典文献本科读书时，他给我们上的“历史文化论”，正是这个专业本科生唯一的一门理论课。
说到论著的力量以及立场、逻辑和表达，我不由得还有一些感慨。近年来，很多人都注意到不能仅仅以中国谈中国，在全球史和区域史的视野中，很多域外关于日本历史文化思想的著作被翻译过来。仅仅日本通史类的著作，我就读到讲谈社日本史、岩波日本史等，书店里也可以轻易地找到丸山真男、网野善彦、尾藤正英等人的著作，同时欧美学者如布鲁姆（Ian Buruma）、克雷格（Albert M.Craig）、基恩（Donard Keene）的著作也很畅销。不过，什么时候我们能有自己关于日本史、中日关系史、日本中国学史的著作，表达出中国角度、独特理路和清晰表述？我记忆犹新的是，十几年前，那时我们和严先生都住在蓝旗营，偶然在小区里见到严先生，就听他大发感慨，说为什么现在还是当年戴季陶说的，日本把中国放在解剖台上用放大镜看了个仔细，而中国人对日本却总是雾里看花不明不白？我明白，他是希望他从事的这一领域，能有中国学者的、有影响的标志性著作。
遗憾的是，如今严先生已经往生，给我们留下的是追思，当然也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启迪，但更重要的是留下了沉甸甸的期待。我和内人戴燕都是1977级北大古典文献专业的学生，严先生是我们的授课老师。大学时代戴燕就对中日文学有兴趣，曾经跟随严先生做大学毕业论文《剪灯新话和剪灯余话在日本的流传及其影响》，她也许是严先生“文化大革命”后第一个专门指导毕业论文的本科生，而这篇毕业论文1982年就发表在《中日文化交流史论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中；我进学校的时候年纪大些，兴趣很快就由读前四史而转向历史学，但受到严先生影响，也写了一篇《从记、纪的差异看中国史学对日本的影响》，发表在论文集《从徐福到黄遵宪》（时事出版社1985年版）里。毕业40多年来，我们虽然并不专门从事中日文化比较和日本中国学研究，但在我们各自的学术研究过程中，始终会不断涉及中日之间历史、文化与学术这一领域，这也许也是来自严先生的无形影响。
古代纪念逝去的先贤，往往需要石刻的碑志。古人相信，镂之金石，便能不朽，而现代纪念前辈学者，我以为最好就是熟读他的论著，承继他的研究，用研究论著和纪念文字，镂刻成纸上的墓志。我想，这本纪念文集，就应该是献给严绍璗先生的一块墓碑。
目录
向上滑动阅览
总序 葛继勇
序 葛兆光
严绍璗先生纪念文集缘起 王勇
追思篇
怀念严绍璗先生 吴志攀
永远深切怀念严先生 汤重南
学之通变、通变之学——与严师严兄论东亚文学书 王晓平
春风无痕——追怀严绍璗先生 胡令远
我与严绍璗先生的“书缘” 王勇
我所认识的严先生 刘建辉
抚存悼亡，感今怀昔——忆严绍璗先生 高桥均
深切怀念我所敬仰的严绍璗先生 邱鸣
我心中的严绍璗先生 郭连友
怀念严绍璗先生 刘晓峰
心香一瓣，可否慰天人——悼念恩师严绍璗先生 钱婉约
我与严绍璗先生交流印象二三记 陈多友
天涯海角有尽处唯有师恩无穷期——怀念恩师严绍璗先生 王青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缅怀严绍璗先生 刘晓芳
学者之风范，温厚之长者——缅怀严绍璗先生 李铭敬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悼念严绍璗先生 刘雨珍
斯人已去，风范长存——怀念严绍璗先生 潘钧
“心中的恩师”——悼念严绍璗先生 丁莉
严绍璗先生的古典文献学研究对我的影响 葛继勇
研究篇
日本汉文学地名丛考王晓平
试论二战后我国中日文化关系研究的结构性转变及其意义——以原创性研究为中心
胡令远
从传说到史实——东亚书籍之路的开启 王勇
符号、变异体与东亚民俗比较研究 刘晓峰
熔义理、考据、辞章于一炉——严绍璗先生日本中国学研究的几点启示 钱婉约
严绍璗先生治学方法管见 陈多友
作为“文化他者”的中国——近代日本的中国形象的考察 吴光辉
从《竹取物语》看古代亚洲文化圈 丁莉
《清朝探事》诸写本的条目内容、系统分类与抄写时间 葛继勇
中世日本的“坡诗讲谈师”与“东坡诗抄物” 王连旺
斯文在兹——从严绍璗先生的文献学看日本思想史研究 张晓明
后记
编
者
主编：
汤重南，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王晓平，天津师范大学国际中国文学研究中心、文学院教授；
胡令远，复旦大学教授；
王勇，浙江大学亚洲文明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刘建辉，国际日本研究中心教授。
执行主编：
葛继勇，郑州大学亚洲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
转自：“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微信公众号
如有侵权，请联系本站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