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稳 王威 | 从“自由人联合体”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百年大党的探索与贡献
王海稳 王威◆文
个体和共同体的关系是表征人类生存方式的一对基本范畴。对资本主义“虚幻的共同体”非正义性的洞察，引起了马克思对个体和共同体关系的思考，进而科学预见了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自由人联合体”。中国共产党探索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就是接续探索“自由人联合体”的历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辉煌成就，在本质上就是中国共产党探索“自由人联合体”所取得的成就。当前，人类社会“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以习近平总书记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站在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的高度，从“两个大局”出发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成为中国共产党探索“自由人联合体”所取得的重大理论创造成果，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性创新。新的赶考之路上，重新探赜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思想的致思逻辑，考察中国共产党探索“自由人联合体”的历程及贡献，对于不断探索走向“自由人联合体”的现实进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价值。
——王海稳 王威
一、马克思科学预见“自由人联合体”的致思理路
在马克思的理论视域中，人的生存必然依赖于一定形式的共同体，它是“现实的个人”的具体存在形态。马克思认为，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全人类解放的最高境界与归宿，但只有在“自由人联合体”中，才能真正解决人与人之间、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的矛盾。当然，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思想并非意在构建一个独立于人的抽象实体，而在于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开启真正的人的时代。考察马克思不同时期的不同文本，我们不难发现，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思想是伴随着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的发现而萌发和深化的，基于唯物史观的“虚幻的共同体”批判以及对“虚幻的共同体”的政治经济学揭露，构成了马克思建构“自由人联合体”的致思逻辑。
首先，运用唯物史观揭开资本主义国家的虚幻面目。早期的马克思深受黑格尔的影响，认为国家是政治理性和法的理性的实现，个人和社会只有受到国家的规制，才能实现自由及其他权利。但是，理性国家和现实利益之间的对立让普鲁士政府把私人利益粉饰成国家准则的虚伪不攻自破，马克思因此第一次遇到了对“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通过对历史和现实的深入考察，他深刻揭露了黑格尔在国家和市民社会关系上的颠倒，进而发现私有制下的现代国家置现实的人于不顾，只凭虚构的方式满足所谓全体的人，只在虚幻的形式上代表普遍利益，因而表现为“虚幻的共同体”。虽然当时的马克思对“虚幻的共同体”的揭露还不成熟，但他在批判黑格尔法哲学的过程中，阅读了大量的历史学著作，为自己摆脱黑格尔哲学的束缚、创立唯物史观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系统阐述唯物史观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深刻指出，分工的深化和拓展催生了因利益不同而对立的阶级，产生了个人利益或单个家庭的利益与个人及其家庭所处的整个共同体利益之间的对立。由此，“共同利益才采取国家这种与实际的单个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脱离的独立形式，同时采取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马克思把从前各个人的联合看作“虚幻的共同体”，认为它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联合，因而对于被统治阶级来说，它不仅是虚幻的，而且是新的桎梏。他在这里批判的其实就是资本主义国家。在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无产阶级的利益是完全对立的，但由于资产阶级掌握着国家机器、控制着国家意识形态，就能将本阶级的特殊利益粉饰成整个社会的普遍利益，即对无产阶级来说完全虚幻的利益，阻碍着无产者的阶级解放和自由发展。然而，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或者说分工的资本逻辑不消除，人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是一种异己的力量。只有在“真正的共同体”条件下，各个人才能重新驾驭物的力量、获得自由。
其次，在政治经济学论证下揭露“虚幻的共同体”的抽象本质。马克思认为，商品经济是资本主义社会普遍的经济形式，其发展必然促使“抽象的共同体”的生成，又必然造成物对人的统治。随着商品交换的发展，货币进入了马克思的批判视界。货币作为商品交换媒介，具有购买一切商品的特性，这在人们看来，“货币的力量多大，我的力量就多大。货币的特性就是我的……特性和本质力量”。马克思清醒地认识到，人们不再依赖他人或共同体，而是依赖于物及其一般、普遍的抽象——货币。但是，“在货币上共同体只是抽象，对于单个人来说只是外在的、偶然的东西；同时又只是作为孤立的单个人的个人满足需要的手段。”在货币共同体中，人与人的关系被抽象为物与物的关系，货币共同体由此成为资本主义最高的抽象。
然而，资本主义攫取剩余价值的本性必然导致货币转化为资本。马克思通过对商品流通过程中货币运动规律的深刻分析，揭示了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内在逻辑：作为资本的货币的流通本身就是目的，因为只有在如此循环往复的运动中才有价值的增殖，而资本增殖的秘密在于“货币占有者在市场上找到了这样一种独特的商品，这就是劳动能力或劳动力”。劳动力商品的使用价值具有成为价值源泉的独特属性，它的实际消费就是劳动的物化，马克思据此发现了剩余价值的真正来源，揭示了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总之，马克思通过揭露货币及资本作为人的异己力量而对人的抽象统治关系，深刻批判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抽象性——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要以货币和资本为中介、通过物与物的关系抽象地表现出来，并以这种抽象的关系为前提，确证人的本质力量。
最后，预见本质超越资本主义共同体的“自由人联合体”。批判不是目的，预见才是归宿。在深刻批判“虚幻的共同体”的同时，马克思科学预见了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基础上的“自由人联合体”。第一，货币、资本等抽象的共同体终将消亡，“自由人联合体”是“在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的基础上按新方式来组织生产的社会”。面向普遍的公有制，人们开始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许多个人劳动力当作社会劳动力来使用，劳动因此成为个人得以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第二，取代“虚幻的共同体”的“自由人联合体”是社会关系高度和谐的社会。在“自由人联合体”中，阶级将不复存在，国家也将自行消亡，“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第三，“自由人联合体”是实现全人类解放的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共同体，人的本质的充分发展是共产主义的实质和目的。在共产主义社会，人们将从支配他们社会活动的异己力量中解放出来，开始完全自觉地创造自己的历史。
当然，马克思从未细致地描绘人类走向“自由人联合体”的具体路径，他所做的关于这方面的努力也仅仅是基于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而对实现步骤展开的原则性设想——第一步，要通过世界各国无产阶级的“同时革命”“不断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全部政权，实现人的政治解放；第二步，消灭私有制和“异化劳动”，重建“个人所有制”，构建实现“自由人联合体”的经济基础；第三步，构建“真正的共同体”，建立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按照“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进行社会分配。晚年马克思依然致力于“自由人联合体”的建构，特别是通过对东方社会的考察，认为落后的东方国家“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直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但是，马克思并没有穷尽对“自由人联合体”的探索——这不是马克思能完成的，也不该由马克思来完成。
二、中国共产党对“自由人联合体”的百年探索
中国共产党坚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既是以马克思主义关于未来社会的设想为基本依托的理论创造过程，又是以实现“自由人联合体”的理想为价值旨归的实践探索过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就是一部接续探索“自由人联合体”理论与实践的历史。深入考察中国共产党探索“自由人联合体”的百年历程，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价值理想的因果解释，为继续探索“自由人联合体”提供理论实践基础和路径选择启示。
（一）摆脱资本主义“虚幻的共同体”的统治和奴役
“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思想对于近代中国的价值就在于满足了中国的现实需要。1840年，“英国用大炮强迫中国输入名叫鸦片的麻醉剂”，中国被动结束了闭关自守的状态，开始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成为帝国主义殖民扩张的东方赛道，并由此一步步跌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也因此受到资本主义“虚幻的共同体”的统治和奴役。怎么办？历史和人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可是，中国共产党何以用西方的“主义”解决中国面临的历史性课题？在总结近代中国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中，毛泽东意识到，马克思主义只是一般指导原则，它所提供的不是背诵的教义而是普遍的方法，因而将其运用于中国的革命实践，必须“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成为“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还必须“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用以指导中国革命不断发展着的实践。毛泽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以及这个命题的提出，为探索“自由人联合体”提供了根本思想前提和实践原则，打通了中国对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思想的需要与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思想在中国的实现之间，即理想-现实的转化通路。
如何通过革命使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摆脱“虚幻的共同体”的统治和奴役，是中国共产党探索“自由人联合体”首先要回答的阶段性问题。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从中国国情出发，创造性提出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思想，解决了长期困扰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道路问题。以新中国成立为历史节点，新民主主义革命宣告胜利，彻底结束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遭受资本-帝国主义侵略和中国人民遭受资本-帝国主义同封建统治阶级联合压迫与剥削的历史，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由此摆脱了“虚幻的共同体”的束缚。但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只是做好了中国革命的“上篇文章”，中国社会的性质决定了中国革命还必须做好“下篇文章”，即“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毛泽东特别强调，中国革命要经过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而两个阶段中间不容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据此，毛泽东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进而领导党和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并以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消灭了一切封建剥削压迫制度，使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彻底摆脱了“虚幻的共同体”的统治和奴役。要言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为实现中国人民自由个性发展、探索“自由人联合体”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二）探索通往“自由人联合体”的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的社会主义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在生产力高度发达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也不同于在资本主义有一定发展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苏联社会主义，而是在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东方大国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因此，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成了中国共产党探索“自由人联合体”亟需回答的特殊性问题。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毛泽东明确提出要以苏为鉴，逐步探索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的“第二次结合”，以寻得符合本国实际的建设道路，这为在新的历史时期接续探索走向“自由人联合体”的道路奠定了基础。然而，中国共产党探索“自由人联合体”的历程不可能一帆风顺，我们也遭受过诸如“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挫折，究其原因，根本在于对本国社会主义所处阶段和基本国情的认识存在偏差，从而脱离了我国“最大的实际”，偏离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道路。
邓小平领导我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他反复强调：“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为了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坚持以唯物史观的方法分析、解决中国问题，指明中国的社会主义还处在初级阶段，从而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并据此提出了走向“自由人联合体”的阶段性目标——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逐渐探索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通往“自由人联合体”的必由之路。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推动构建“自由人联合体”无法逾越的历史阶段。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状况，决定了中国必须经历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去摆脱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现状，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特指的正是我国在“不够格”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先行跨越的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但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必然实现从不发达向比较发达、发达的转变，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必然实现向其更高阶段的过渡和衔接。这既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性特征，又表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产主义属性。另一方面，探索“自由人联合体”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自由人联合体”的实现要以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为基础，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要以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实现为目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前阶，不仅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以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还要锚定“自由人联合体”的根本方向、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概言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坚持唯物史观，又切中中国现实，是中国在特殊发展阶段通往“自由人联合体”的必由之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承载着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对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价值追求，构建“自由人联合体”的社会理想始终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探索、创立、发展到完善的历史全过程。在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打赢脱贫攻坚战为战略基点接续探索“自由人联合体”，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促进共同富裕创造了良好条件，进而深刻把握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的基本特征，明确要求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突出和重要的位置，更加积极有为地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由此，中国共产党推动构建“自由人联合体”的探索进入了新阶段、站上了新起点。
（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探索与思想升华
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是中国共产党接续发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应有之义。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与世界的交往不断深化和扩展，“世界问题与中国问题日益具有本质的同一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推进过程中也不再只是思考与回应中国本身的实践问题”，而是要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进军中提炼内蕴普遍意义的中国经验、贡献益于全人类解放的中国方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之所以成为引领中国、影响世界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紧扣服务民族复兴、促进人类进步这条主线，凝结几代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结晶，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逐渐形成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既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语境中回答了“人类之问”，又用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这同时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探索“自由人联合体”的理论与实践取得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大理论与实践创新成果。
第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共产党自觉履行世界责任的正义事业。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关注人类前途命运，“既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也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以自强不息的奋斗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为人类文明和进步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早在一穷二白的中国，毛泽东就表明，进入21世纪，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邓小平指出：“十亿人的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十亿人的中国坚持和平政策，做到这两条，我们的路就走对了，就可能对人类有比较大的贡献。”中国共产党人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特别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成就的创造，让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给世界上那些既想保持自身独立又想获得快速发展的国家提供了全新选择。同时，中国共产党坚持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以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以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不仅造福了中国人民，更造福了世界各国人民。此一方面。
中国共产党还把致力于推动构建一个和平、和谐、和而不同的世界作为自觉履行世界责任的另一方面。和平、和睦、和谐是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来一直追求和传承的理念，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外交领域的鲜明标识。进入新世纪新阶段，胡锦涛指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应该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胡锦涛进而把“和谐社会”的理念运用于外交实践，提出了构建“和谐世界”的设想，满足了当时国际社会对建设一个和平和睦、繁荣发展的世界的共同愿望。但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快速发展，传统意义上的“和谐”已经无法满足各国人民对未来社会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期待。应国际社会和世界人民的美好愿景与期盼，以习近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开始了人类社会携手构建美好世界的新实践。可以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世界责任的沉淀和积累，是世界责任的当代形式”，已经从一种理念、愿景转化为正义事业、国际行动。
第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共产党统筹“两个大局”的正当选择。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兴市场国家和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快速崛起，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世界主导地位持续走弱，以致“美国悲伤地发现，它不再主导它在‘二战’之后劳神费力确立的世界秩序”。然而，和平发展大势背后却是一个分化的世界，是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以及复杂交织在一起的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问题。同时，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中国人民的梦想同世界各国人民的梦想息息相通，实现中国梦离不开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和秩序。面对波谲云诡的世界形势，习近平总书记直面人类社会发展困境和难题，以“我们从哪里来、现在在哪里、将到哪里去”破题，站在哲学的高度深刻回答“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这一历史追问，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成为“两个大局”背景下引领时代潮流和人类前进方向的鲜明旗帜。必须明确的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项充满艰辛和曲折的事业，但“用进步代替落后、用福祉消除灾祸、用文明化解野蛮是历史大趋势，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道义所在”，也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的要义所在。
当前，人类社会正处于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推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世纪疫情与百年变局相互交织，分明是在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告诫我们，人们生活在一个互联互通、命运与共的地球村里，人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只有站在全人类解放的高度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才是世界各国应对共同挑战及难题的正当选择。如是看来，一定意义上，世界各国人民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具有历史必然性、预见性，而且具有现实必要性、紧迫性。
一言以蔽之，中国共产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发展的百年历史进程中，艰辛探索出了一条通向“自由人联合体”的现实进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解决人类重大问题，建设美好世界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马克思主义的原创性贡献
建设美好社会，逐步走向“自由人联合体”，始终是全人类孜孜以求的社会理想，也是中国共产党一百年来不懈追求的发展目标。但是，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以来，社会生产力还没有高度发展，社会关系还没有高度和谐，实现“自由人联合体”的条件还远不成熟，这就需要全人类共同探索与现实条件相适应的共同体形态。中国共产党探索“自由人联合体”的百年历程，揭示了人类走向命运共同体的历史必然和逻辑必然，逐渐形成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科学预见了一个以“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为价值准则建构起来的美好世界。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立足中国具体实际，植根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弘扬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眼光和人类情怀，以崭新的思想内容，实现了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原理性创新，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做出了原创性贡献。
其一，推动社会主义从“不断革命”向“共赢共享”发展。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不断革命与革命阶段相统一。马克思从当时的革命条件出发，把革命分为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两个阶段，认为资产阶级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提，无产阶级应该首先参加资产阶级革命。但是，无产阶级的利益和任务“是要不断革命，直到把一切大大小小的有产阶级的统治全都消灭，直到无产阶级夺得国家政权。他还揭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国际性，认为无产阶级革命不只是某个国家或某个地区的行动，“不断革命”还必须“直到无产者的联合……在世界一切举足轻重的国家内都发展到使这些国家的无产者之间的竞争停止，至少是发展到使那些有决定意义的生产力集中到了无产者手中”。然而，马克思所设想的“不断革命”的胜利时刻远未到来，在他看来，全世界无产者只有联合起来“不断革命”，才能真正摆脱资本主义异己力量的控制。可我们前所未有地发现，“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人类社会已经“脆弱”得不堪“革命”一击。由此，中国的方案是：通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共赢共享的方式，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最终胜利。当然，无产阶级并不是简单地钟情于革命的最终胜利，而是预见了它的胜利是实现全人类解放的前提。无产阶级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共产主义的方式有很多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只是中国共产党在深刻洞悉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提出的一种。其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程正是资本主义逐渐走向灭亡、社会主义逐渐走向胜利的过程，因而国际社会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看作是无产阶级为夺取革命的最终胜利而组织起来的“不断‘革命’”。
其二，建构了一个共赢共享的过渡性世界型国家。无产阶级革命与以往一切革命不同，它不是要用一种私有制代替另一种私有制，而是要消灭一切私有制，从而建立起生产资料公有制。在马克思看来，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为的是把阶级斗争控制在一定“秩序”内，但“奴役他们的政治工具不能当成解放他们的政治工具来使用”，无产阶级必须打碎资本主义的国家机器夺取政权，再经过一个“革命转变时期”，逐步完成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转变。马克思还论证了同“革命转变时期”相适应的“政治上的过渡时期”，指明这个过渡时期只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进而完成从阶级社会到无阶级社会的过渡。人类社会尚处于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历史阶段，国家作为调和阶级矛盾的工具仍然存在并将长期存在，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也越来越表现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两种意识形态在世界范围内的较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是具有全新思想高度的理论议题和现实紧迫感的区域性及全球性的人类解放实践”，这一理念倡导世界各国人民联合起来，共同打造一个远离战乱、远离恐惧、远离贫困、开放共享、山清水秀的共同体——国家的政治统治职能逐渐被社会管理职能吸收，各国人民的交流及国与国之间的交往开始突破单个政治国家的地理界限而共同致力于构建更加美好的未来，国际社会越来越成为一个团结和睦的世界型国家。当然，当人类命运共同体以“世界国家”的形态出现时，本质上仍然是整体人类社会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无产阶级专政性质的国家，否则就不成其为马克思主义了。而随着共产主义的逐步实现以及国家的自行消亡，人类第一次作为统一的社会而存在和发展，到那时，人类命运共同体也将完成自己的使命，取而代之的是“自由人联合体”。
其三，为人类社会走向“自由人联合体”贡献了现实路径方案。在马克思看来，实现“自由人联合体”的社会理想，首先要通过世界各国无产阶级的“同时革命”，然而“同时革命”并未发生。列宁从帝国主义的时代条件出发，提出了“一国胜利论”，并领导十月革命取得胜利。但是，社会主义革命不是单次的行动，而是“一个充满剧烈的政治和经济动荡、最尖锐的阶级斗争、国内战争、革命和反革命的时代”。在列宁看来，要实现共产主义，必须在俄国革命胜利的基础上唤起“国际革命”，从“一国革命”上升到“世界革命”。只可惜，列宁尝试的“输出革命”没有成功。事实证明，首先取得革命胜利的社会主义国家难以通过“输出革命”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那么，人类社会应该向何处去？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构想是否现实及可望？人类走向“自由人联合体”的道路究竟在何方？对此，中国共产党给出了现实路径参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坚决拥护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最终为共产主义“自由人联合体”社会所取代的历史必然性断定，旨在实现以“类”为本位的“自由人联合体”，为世界各国人民建构了一个美好的未来世界——在那里，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和全球化的深入推进使国与国之间的发展差距、人与人之间的贫富差距逐渐缩小，人人都能过上和平、安定、富足的生活，人类社会也将历史地超越民族、超越国家、克服歧视，开始平等交流与文明对话。可以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蕴含共产主义全人类解放逻辑的伟大现实运动，建成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无产阶级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共产主义的阶段性胜利。有必要特别说明的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人间正道，但不是说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可以通过“一条道路”“一种方案”“一种模式”走向“自由人联合体”，这是不科学的，也是行不通的。世界各国应深化命运共同体意识，立足本国国情探索走向“自由人联合体”的具体路径，不断把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进程中迈出实现全人类解放的关键一大步。
四、余论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这样设想未来社会：生产将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所有人将共享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这一设想一经中国化，就在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图谱里映射出共同富裕美好社会的图景。其实，只要我们整体考察中国共产党探索“自由人联合体”的历史就不难发现，摆脱贫困、实现共同富裕始终是其核心诉求。近代以降，贫困长期缠绕着中国人民，摆脱贫困因此成为人们孜孜以求的梦想。进言之，中国共产党要带领中国人民走向“自由人联合体”，就必须先行消灭“贫困的共同体”，进而建成“富裕的共同体”，即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意识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因而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逐渐认识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始终把促进共同富裕作为为人民谋幸福的着力点，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历史任务，初步形成了先富带后富、帮后富的良好社会氛围。换言之，经过“自由人联合体”的百年探索，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真正摆脱了“绝对贫困的共同体”的困扰，在建成“富裕的共同体”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大步，并为全球减贫事业做出了中国贡献。
但是，一方面，我国仍将受到相对贫困的束缚，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任务、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任重道远；另一方面，全球贫困状况依然严峻，一些国家甚至出现了贫富分化加剧的情况，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愿景阻力重重。不消除相对贫困，中国就无共同富裕可言；没有全人类的共同富裕，中国的共同富裕也难以可持续。由此，站在新百年的起点，中国共产党探索“自由人联合体”的理论与实践，在本质上依然指向摆脱贫困、实现共同富裕，但将更加致力于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携手世界各国人民努力构建一个普遍富裕的命运共同体，以合力实现走向“自由人联合体”的阶段性目标，推动世界历史进程向着光明的前途前进。
文章来源：《浙江学刊》2022年2期
文章作者：王海稳 王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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