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录了杨天宏教授多年来关于史学理论与方法的30篇经典文章，对涉及的诸多方面作了探讨，提出独到见解，值得初窥史学门径的读者学习、鉴赏。
·本书收录的一些学术著作的序跋、书评，不仅指出该著作的学术成就，也指出不足，一改作序作书评则无原则吹捧之弊，值得点赞。
心通意会
书名：《心通意会：历史研究中的虚证》
作者：杨天宏
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壹卷YeBook
ISBN：978-7-220-13304-6
出版时间：2023年8月
定价：89.00元
历史研究是历史学者的心智活动，所凭借者虽是“实”的史料，研究过程却不能没有“虚”的功夫。“历史”并非有了史料便可“不证自明”，主观的认识因素须参与其间。历史学者应在研究中明确基本学术思想，详尽而又严谨地展开论证过程，有立论， 有驳论，有推理，有臆断，有演绎，有归纳，有想象，有虚构，有假设，有创制，有关联性思考，有研究性结论，有时甚至需要陈寅 恪所说的“神游冥想”和“心通意会”。历史研究中的虚实关系有如范缜在《神灭论》中阐释的形神关系，两相附丽，缺一不可。……从方法论立场看，所谓“虚证”不是捕风捉影，不是凭空捏 造，不是添字解经，而是梁启超笔下与“实验”对应的“冥证”，是指历史研究中复杂的运思与抽象证明过程。
酒量与学术豪气：纪念隗瀛涛先生
十年前的今天，隗老师年届七旬，亲友门人前往贺寿。是日，天气晴和，隗老精神矍铄，容光焕发。有朋友请教健康秘诀何在？隗老答曰：“吃烟、喝酒、不锻炼。”说罢莞尔，是庄是谑，听者不免退思。其实类似说法，我在川大桃林村隗老书房请教养生之道时，也曾亲聆。“吃 烟”乃川人“抽烟”之谓，隗老何时开始接触香烟，我不知道，但自从开“吃”，便数十年不改常度，乘鹤西去之前，还请求家人允其最后一次 品味吞云吐雾的感觉，直可谓得道之人。至于喝酒，更是隗老的一大嗜好，每天必小酌两杯，且不仅独饮，还常邀朋友一起喝；不仅与同辈共饮，还时常与学生同酌。“不锻炼”固非从不活动身板之谓，但严格意义的体育锻炼，则基本没有。
钟叔河说，人的生老病死，十之七八决定于遗传，由生活方式决定者仅十之一二，因而真正合理的养生方式是顺乎自然。有些人大清早起来到马路上狂跑，是自讨苦吃。从生物界观察，即使在幼虫阶段喂足核糖核酸球蛋白，朝生晦死的蜉蝣也活不过两天。他还说，有些老人为了 多活几日（实为一厢情愿），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煞是可怜。反观隗老，其人生态度和生活方式可谓地道的“顺乎自然”，在古人“率性”与“作圣”的两难选择中，走的是“率性”路线：豪爽大气，不拘细节，我行我素，自得其乐，生活中的他极具亲和力，虽未得米茶高寿，却也活得自在潇洒。
隗老师学问大，好喝酒的名声也大，我读大学时就有所耳闻。1981年底，本科即将毕业，我曾和同学汤建平不约而同，准备报考隗老的硕 士研究生，后来听说读隗老的研究生要能喝酒，我便打了退堂鼓。因为 我酒量不大，而且喝了酒常肠胃发炎，怕酒量不及格，就报考到王介平 先生门下。三年后，我完成硕士学位论文写作，不幸介平先生重病住院，无法审阅我的论文，仅在学位论文申请表指导教师签字栏写下“王介平”三字，并让我找隗老师负责答辩工作。对此，隗老师欣然接受，并专门邀请吴雁南教授由黔来川，主持我和隗门大弟子王炎的答辩。当 我把答辩申请表交给隗老时，他指着王先生的签名说：“25年前，当我在 川大作本科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时，指导教师就是王先生，‘王介平’这三个字的字迹，历经25年，丝毫没变。”停顿稍许，他又补充说：“王老师是我的老师，你是王老师的学生，尽管进入师门相差一代，你也应该算是我的小师弟。”我大惊失色，连说：“不敢当，不敢当。”但从回忆往事时流露出的对介平先生的尊敬，我看到了隗老师思想情感中传统的一面。
隗老师人做得很传统，学问却做得十分现代。在我的学术史记忆中，成名之前的隗老曾在中国近代史领域探索多年，涉猎广泛，其主要 关注点在近代四川经济与社会，对清末四川保路运动，用功尤深。与很 多因研究“边缘”历史而在学术上被“边缘化”的学者不同，隗老从一开始就找到区域历史研究与整个近代中国历史研究的契合点，并通过这一学术路径，走出夔门，步入学术中心。因为保路运动不是一次特定的区域性事件，而是与清末铁路国有政策相关联的一件大事，牵扯到斯时国家的内政与外交，又因被认为触发武昌起义，成为辛亥革命史研究的重要一环。从全国的宏观背景中去把握发生在近代四川的历史事件与人物，从方法论层面上讲，是对具象与抽象、个别与一般关系的极佳处置。如果历史研究一定要揭示事件的内涵与意义，这种将具体事件置于尽可能宏观的背景中去认知的方法，最能达致目的。后来章开沅、林增平两位先生编著《辛亥革命史》，面向海内广揽贤才，隗老成为分册主 编，虽有斯时主持川大历史系工作的柯建中教授荐贤的成分，但隗老自己多年的学术准备，应是得以加盟“辛亥军团”的主要原因。将隗老师独著的《四川保路运动史》与章、林二公主编的《辛亥革命史》加以比对，可以证明这一判断。
《辛亥革命史》一书的出版成就了现代中国学术史的一大奇迹：形成中国近代史研究新的学术范式，造就出一大批这一学科领域很长一段时间内被视为“学术大师”的重量级学者和学术领军人物。某种意义上，可说该书作者大多在一夜间“暴得大名”。这是好事，谁不追求学 术上的重大影响呢？然而，正如胡适归国不久受到追捧时所警惕的那样：“暴得大名不祥。”很多人在功成名就之后都受声名之累，成为“社会活 动家”，故步自封，不能与时俱进，作品日少，不久便落伍了。但“辛亥 军团”成员大多能在尔后很长时间内，继续学术追求，引领学术潮流，推进学术不断发展。在这方面，章先生最为翘楚。1989年，章先生出国访学，在广泛吸纳国外最新理论方法的基础上，开辟中国近代史研究新领域，在近代商会史研究、基督教在华传教史研究以及日本侵华历史研究方面，做了大量拓荒工作，推进了中国近代史的学术发展，对中国大陆学术与国际学术接轨，作出重要贡献。
获益于加盟“辛亥军团”，加之辛亥革命研究对海峡对岸具有“统战”价值而受到非常关注，本来就因宣讲爱国主义而享有名气的隗老此 时更是名闻遐迩，不久就被任命为四川大学副校长，之后又被任命为四川省文史馆馆长。然而，名声大噪的隗老没有在学术上就此止步，而是继续学术追求。此后隗老最大的学术贡献是追踪海外的中国区域史及城市史研究，历十年功夫，先后主编《近代重庆城市史》《中国近代不同类型城市综合研究》两部大著，与国内其他学术先进一道，推进方兴未艾的大陆中国城市史研究。
说隗老系“追踪”海外的近代中国区域史及城市史研究没有丝毫贬损含义，任何学术都是学者相互影响的产物。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西方学术界研究近代中国通商口岸的著作接踵问世。其中较富影响的有墨菲（Rhoads Murphey）的《上海：开启近代中国之门的钥匙》、罗威廉（William T. Rowe）的《汉口：中国城市的商业与社会（1796—1889）》、 鲍德威（David D. Buck）的《中国城市的变化：山东济南的政治和发展（1890—1949）》等等。这些著作堪称西方学术界近代中国城市史研究最具分量的成果。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等人编辑的《晚期中华帝国 的城市》及《两个世界中间的中国城市》则汇集众多城市研究理论探讨和城市个案研究的成果，显示出当代西方学者的研究取向。台湾学者的贡献也不可低估。早在1970年代，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等单位就制定《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1860—1916）》的庞大计划，将全国分成17个区域，分阶段进行“区域现代化”的专门考察，陆续推出一大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影响甚广。
隗老以及大陆其他学者主持的城市史研究一定程度上乃是依托这一学术背景展开。虽然从全球学术视野上看，中国的城市史研究未必具有 草莱初辟的拓荒性质，但立足中国大陆，凭借自身拥有的汉语文献方面的资源优势，一些基于个案展开的研究仍独具特色。隗老主持的重庆城 市史研究，张仲礼、罗澍伟、皮明庥诸先生分别主持的上海、天津、武汉等近代城市的研究及其终端成果，一度在国内学术界引起轰动，即此证明。若作研究特色比较，张仲礼的上海研究最为深入，但多少带有专题探讨的性质，且张先生的研究与皮先生具有极大价值的武汉城市史研究一样，因有墨菲、罗威廉相同城市的研究成果出版在前，可为参照， 原创性多少受到影响。而隗老主持的重庆城市史研究，虽未必比其他著作对城市史内涵有更为充分的揭示，但着眼西部，筚路蓝缕，开拓之功不可抹杀。
隗老师主持的城市史研究被认为形成了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的“结构与功能学派”。我没有听过隗老对这一说法的评价，因而不知他是否 认同，但以我的判断，他是不会将自己置于这一学术队列的。“结构功能主义”（Structural Functionalism）是现代西方社会学的一个理论流派，认 为社会是具有一定结构或组织化的系统，其组成部分以有序方式相互关联，并对社会整体发挥必要的功能。整体以平衡的状态存在，任何部分的变化都会趋于新的平衡。这种现代西方的“洋玩意儿”，隗门弟子王笛兄偶尔弄来玩玩，但隗老师是很少亲自把玩的。1950年代在中国大学里接受史学训练的老一辈学者，理论修养主要表现在当时所能接触的“唯一正确”的主义上面。因而，如果要划分学术流派，隗老应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队列，而不宜划归带有西方现代色彩的其他学术流派。
这涉及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评价问题。马克思主义内涵丰富，涉及 哲学、政治、经济及思想文化等多个层面，政治层面我缺乏研究，无权发言。在史学领域，至少对史学的现代发展而言，马克思主义构筑了一块重要的理论基石。马克思对历史研究最大的贡献在于提供了合理排列 人类社会历史复杂事变，使之具备可认知性的重要基础，唤起了人们对历史研究理论前提的关注及史学理论的兴趣。现在学者喜欢强调实证，以为此乃史学发展之“正途”，其实历史唯物主义与实证史学是相通的，都强调作为认识基础的“材料”（documentory）对史家作历史场景再现及事实还原的极端重要性，强调论证过程须遵循思维逻辑。这也正是许多 与隗老同辈的学者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而能做出成绩的原因所在。1980年代以后，学术界开始新的理论探讨，这是好现象。过去把马克思 主义奉为“独尊”，将这一主义的个别说法放大为“普遍真理”，从而将历史研究做成千篇一律的公式化表达，当然存在极大问题。但这不是马 克思主义史学“体”之过，而是“用”之误。因而，即便在中国学术语 境发生变化之后，称隗老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所具有的也应该是褒扬而非揶揄的含义。
前面提到“辛亥军团”成员成名而不受累，这大致属实。不过，要说隗老完全不受声名之累也不客观。其身边人都知道，担任副校长和馆长之后的隗老，亲自动笔写作的时间明显减少。但好似悖论，之后其学术影响却与日俱增。原因在于，随着身居高处，隗老学术交往的层次相应提升，视野拓宽，眼光也更高迈了。此外，更重要的是，隗老并非学术上的特立独行者，在他身边已结成一个可以火继薪传的学术团队。作为一名教师，隗老有理由让人羡慕他的成功，因为他带出了一批可以光大其学术门庭、既“沾”了老师的“光”，后来又可以反过来让老师“沾光”的学生。
通常，“老师”和单纯“学者”的最大区别在于有无师徒授受过程中形成的“共生关系”。孔子弟子固然受益师尊，但若无弟子帮助记录老师 言行，结成《论语》，孔老夫子恐怕也不会有当初仅能比肩老聃，最终却超越诸子百家、享受“独尊”的机会，这就是从学术的“共生关系”上获益。建立起这种关系的老师才是真正成功的老师。现在的隗门弟子，像王笛、谢放、何一民、王炎、陈建明、蒋晓丽、周勇，哪个不是可在学术上开拓局面、独自蹬打的英杰？但即便已功成名就，这些弟子又有谁不时常铭记并感恩老师曾经的扶持与提携？虽然《近代重庆城市史》与《中国近代不同类型城市综合研究》两部决定隗老学术地位的大著， 具体章节是由谢、王、何、周、陈、蒋等及门弟子执笔完成，隗老殊少动笔，但如此大型的学术工程，若无隗老那样的尊者及长者争取立项并 主持其间，高屋建瓴，设计规划，又岂能获致成功？故若论功夫，可以 说隗老“诗内”“诗外”功夫俱佳，勤奋修来的学问及与生俱来的酒量与豪气，是他能够得到并维持其学术声誉的重要原因。
我一直视隗老为业师之一，因为我曾听过他的课并从中受益。我发表的孙中山民生思想研究的几篇论文，就是上隗老师“辛亥革命专题讲座”的课程作业。隗门弟子王笛、谢放、何一民、王炎、陈建明、蒋晓 丽等，虽非全都与我同届，却都是我在校时同专业的同学和多年好友。值此隗老80周年诞辰之际，我要套用25年前他对我说的那句话来表达我对他的尊敬：隗老是二王及谢、何、陈、蒋等人的老师，此数人乃我的先后同学，从这个意义上讲，即便我从未正式踏入隗门，也应算是隗老师的学生。
2010年4月17日于江安寒舍
作者简介
杨天宏，历史学博士，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学科领域跨越政治、法律、宗教、外交，成果丰硕。已出版学术著作9部，译著2部，发表论文120余篇，其中在《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发表32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课题1项，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课题1项，国家社科基金年度课题3项。获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2次，二等奖1次，三等奖4次。
目录
序／001
上 编 史学理论与方法探讨
心通意会：历史研究中的“虚证”／003
中国文化中的“形上”与兰克史学中的“虚质”／026
人类学对历史学的方法启示／047
典范兴替：桐城义法与桐城派的近代命运／075
系统性缺失：中国近代史研究现状之忧／121
政治史在民国史研究中的位置／142
日薄虞渊：“北洋军阀史”研究之两面观／158
“无名艺术史”的概念与引喻／179
论雅俗：从一位青年学子的小书说起／205
他山之石如何攻玉：城市史研究方法浅议／209
学术论文的选题原则与技术处理／219
博雅创新与学术诚信／230
读书六法：朱熹读书方法演绎／242
中 编 史学论著方法点评
边政何以成“学”／257
地方性知识的发掘与超越／269
道与道台研究之道／279
民国医患关系的社会史解读／285
执两用中与政治保守主义／290
中国地方议会政制研究的正奇之道／299
立足全境的区域毒品与禁毒史研究／309
走向川康地区的身体史研究／315
康区近代社会研究的域外视角／322
地方军事史志撰述中的“内行说法”／333
下 编 史书序跋中的方法论提示
《基督教与民国知识分子》序与跋／343
《中国的近代转型与传统制约》序／355
《救赎与自救：中华基督教会边疆服务研究》序／373
《门罗宗派在中国》序／390
《晚明书风与碑学思想滥觞》序／402
附录一 酒量与学术豪气：纪念隗瀛涛先生／412
附录二 我与龚书铎先生的学缘／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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