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马克思认为，以工具自动化为特征的机器体系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技术趋势，而技术条件压倒自然和社会组织条件成为决定社会面貌的力量则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趋势。在这两个趋势作用下，不断加速的技术创新造成了今天的 “技术社会”状况：人类生活的生产直接受技术规律的支配，技术日益呈现出自主性特征。技术社会的形成意味着马克思所称的现代性物化已经达到新的阶段，在新的阶段上，现代性本身成为一个僵局：以加速技术创新的方式来应对日益强大的创造性破坏洪流，人类只能面对日益频繁和极端化的 “意外”。僵局再次给人类迫切地提出了新文明问题。
关键词: 机器体系; 技术社会; 超级现代性
作者简介: 胡大平，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研究员，教授、博导。
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甚至“后人类”这样的学术概念也开始流行，把以技术自主化为内核的“技术社会”问题推到现代性理论的前沿。“技术社会”这个概念，在 20 世纪 50-60 年代便开始在一些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批判理论家那里成型，例如埃鲁尔便将今天的语境称为“技术社会”[1]。本文认为，今日技术和社会势态并没有超出马克思的预见。不过，整体上，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来说，“技术社会”仍然是一个有待深入的话题。在我们看来，马克思的历史叙事阐明了机器演化趋势，其关于大工业和机器体系的分析预示了技术社会的兴起。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从工具与生产方式变革之间的关系出发深刻阐明：以工具自动化为特征的机器体系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技术趋势，而技术条件压倒自然和社会组织条件而成为决定社会面貌的力量则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趋势。技术社会的形成意味着马克思所称的现代性物化已经达到新的阶段，在新的阶段上，现代性本身成为一个僵局：以加速技术创新的方式来应对日益强大的创造性破坏洪流，人类只能面对日益频繁和极端化的“意外”（事故）。僵局再次给人类迫切地提出了新文明问题。
一、机器体系的自动化和生产的自主化是大工业的基本趋势
唯物主义历史叙事阐明了工具发展的一般趋势以及机器体系形成的社会历史条件及其独特的历史作用，从而为阐明今日人类困境提供了逻辑—历史内在一致的视角。在这一视角中，人类历史特定时期和特定社会的技术问题，乃是特定条件的产物。作为一种新的历史现象的 “技术社会”，在根子上乃是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问题。虽然马克思并没有直接讲这个问题，但其清晰地阐明了这个现代性逻辑：工业革命以后，随着工具变革引领生产方式变革的大工业形成，机器体系的自动化以及生产的自主化成为一种历史趋势。今天所称的 “技术社会”乃是这一趋势的极化。
在马克思看来，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劳动过程转化为价值增殖过程，后者作为历史形式决定劳动的性质以及劳动者的命运。在一般意义上，物质生产是在自然、技术和社会三种条件下进行的。这其中，技术既是独立的又是与其他因素密切关联在一起的条件。技术成为决定性力量不只是技术发展的一般趋势，这个趋势的实现程度和实际社会后果是由生产力的进步（即大工业）和生产关系（即劳资关系）的相互作用来决定的。
在商品生产中，劳动过程直接表现为价值增殖过程，劳动条件支配着工人（资本对劳动的优先地位） 。因此，随着大工业的兴起，“变得空虚了的单个机器工人的局部技巧，在科学面前，在巨大的自然力面前，在社会的群众性劳动面前，作为微不足道的附属品而消失了；科学、巨大的自然力、社会的群众性劳动都体现在机器体系中，并同机器体系一道构成 ‘主人’的权力”[2]。
马克思阐明了机器体系实际上结合了自然、技术和社会组织这种生产条件并作为一个整体来支配工人的事实。这就突破了单一的技术视角，在那种视角中，似乎先进技术必然会凌驾于创造这些技术的人之上。
为了正确地理解这个“整体”，需要我们重新强调工业革命的实质，而它在流行马克思主义原理教育中被误解了。这种误解泛泛地把技术与生产力等同起来，并且由于含蓄的经济决定论而把眼光投到了动力问题之上，加之教条主义思维对“蒸汽磨”的解读，把瓦特的蒸汽机发明作为工业革命的重大标志。实际上，在 《资本论》中，马克思断定：工业革命的真正突破乃是工具机的发展。马克思认为，至 18 世纪 80 年代的蒸汽机发展并没有引起工业革命，相反，“正是工具机的创造才使蒸汽机的革命成为必要”，因此，工具机是 18 世纪工业革命的起点。[3]
工具机的发展，不只是产生了机器排挤人（今日所谓劳动岗位的替代）问题，而且产生了技术支配人的问题。马克思谈到，工具机的广泛运用，其后果之一在于：“一旦人不再用工具作用于劳动对象，而只是作为动力作用于工具机，人的肌肉充当动力的现象就成为偶然的了，就可以被风、水、蒸汽等等代替了。当然，这种变更往往会使原来只以人为动力而设计的机构发生重大的技术变化”[4]。值得强调的是，正是在这里，今日所谓的生产工艺创新、流程再造甚至产业链重塑等等一系列 “前卫”问题的内在动力都清晰了，而其后果亦更容易理解。马克思强调：“大工业的原则是，首先不管人的手怎样，把每一个生产过程本身分解成各个构成要素，从而创立了工艺学这门完全现代的科学。社会生产过程的五光十色的、似无联系的和已经固定化的形态，分解成为自然科学的自觉按计划的和为取得预期有用效果而系统分类的应用。”[5]
自然科学正是在现代生产推动下获得了现代社会桂冠的地位。当然，不能忽视，在马克思那里，他关注的重心是劳动过程的社会条件和工艺条件，科学与技术便是作为资本积累的工艺条件而存在的。因此，他更注重这一新的势态对劳动者的影响。过去劳动对活劳动的统治，同机器体系一起——以及同以机器体系为基础的机械工厂一起——不仅成为表现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关系上的社会真实，而且还成为可以说是工艺上的真实。
也就是说，技术作为一个事实，它实现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概念：工人的劳动受资本支配，资本吸吮工人的劳动。马克思进一步强调，在劳动条件与活劳动相异化的条件下，科学和技术直接成为一种资本规训劳动的武器。因为，这种异化使劳动的客观条件变成活劳动的对抗性的对立物，结果，过去的劳动，其中包括劳动的一般社会力、自然力和科学，直接变成了一种武器，这种武器部分是用来把工人抛向街头，把他变成多余的人，部分是用来剥夺工人的专业和消除以专业为基础的各种要求，部分是用来使工人服从工厂中精心建立的资本的君主专制和军事纪律。这便合理地解释了为什么产生了捣毁机器的卢德运动。
正是因为这一原因，自动化成为工业革命以降技术发展的最深层的内在趋势。关于机器体系和自动化发展，马克思的 《资本论》做了详细说明，在此不再赘言。需要强调的是，技术正是在工业革命推动下成为现代性的中心问题。马克思曾说过: “生产方式的变革，在工场手工业中以劳动力为起点，在大工业中以劳动资料为起点。”[6] 大工业的变革，“在机器体系中，物化劳动本身不仅直接以产品的形式或者以当作劳动资料来使用的产品的形式出现，而且以生产力本身的形式出现”[7]。
工业革命以后，劳动资料作为劳动的成果不仅在一般意义上表现为生产力的成果，而且恰恰就是生产力的积累载体。由此，机器成为现代性的中心问题。
注释一
[1] Jacques Ellul，The Technological Society，New York: Alfred A. Knopf，INc. ，1964
[2] 马克思: 《资本论》第 1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4 年，第 487 页。
[3] 马克思: 《资本论》第 1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4 年，第 429－432 页。
[4] 马克思: 《资本论》第 1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4 年，第 432 页。
[5] 马克思: 《资本论》第 1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4 年，第 559 页。
[6] 马克思: 《资本论》第 1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4 年，第 427 页。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1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92 页。
二、从生产的自动化到技术自性
现在，我们来谈论以技术自性为核心的技术社会问题，这是马克思未曾预见、未曾谈过的话题。不过，我们可以确切地说，在马克思预见的人类解放中，现代性在全球弥漫的条件下，技术社会是马克思现代性分析的题中应有之义：按照马克思的分析，这恰恰是生产自动化的自然后果。
马克思揭示出，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构成资本主义体系的一般基础，而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使劳动的技术过程和社会组织发生彻底的革命。技术自主性和技术社会问题便是这场革命的直接后果。在马克思看来，“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以特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前提，这种生产方式连同它的方法、手段和条件本身，最初是在劳动在形式上从属于资本的基础上自发地产生和发展的。劳动对资本的这种形式上的从属，又让位于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上的从属”[1]。
既然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连同它的方法、手段和条件本身都是在 “劳动在形式上从属于资本”这个基础上发展，而大工业的机器体系又表明了这个基础本身越来越呈现出技术化的特征，那么，不能想象 “自觉按计划的和为取得预期有用效果而系统分类的应用”这一技术思路对整个人类物质生活生产和再生产的影响。在今天，我们见证的马克思身后的事实清晰地呈现了这一影响。问题不是证明它，而是说明它演化的机制以及理论研究何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忽视了它，甚至在谈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当代性时排斥它！为正确地理解问题，需要我们注意马克思分析的原始语境所决定的讨论方式及其止步的地方。在上述引文中，马克思直接强调的是 “最初”，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起点。我们认为，在这个起点上，整个生产的技术化就已经开始了，但它是 “自发地产生和发展的”。尽管在讨论技术的应用以及协作等问题时，马克思指认了资产阶级的活力，但他的重点确实是 “自发过程”，也就是说，他将这一过程视为无意识的。这个特点不难理解，一方面，马克思面对的是资本主义的不发达阶段，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以英国为典型的理想状态，自发性是这个阶段的典型特征；另一方面，马克思揭示出整个商品生产的物化逻辑，在这一逻辑中，单个厂商的自觉行动恰恰是整个社会物化之必然性的偶然性表现，这意味着马克思并不看重个体厂商的自觉创新及其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持续繁荣的意义。然而，时代改变了，甚至是马克思迫使它改变的。随着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拓殖，从企业治理结构创新到技术创新，再到全球市场的创新，资本通过不断的技术化（即“自觉按计划的和为取得预期有用效果而系统分类的应用”）而拯救自身，最终把人类拖入了超级现代性状态。遗憾的是，许多受马克思影响的现代性批判理论，不知何故，一直停留在以物化逻辑为核心的资本批判上，而无视从狭义的生产领域到整个现代性技术化所引起的新的甚于物化的问题。
如果说马克思止步于他自己的时代，那么，我们就必须重新关注这个问题：自然规律和技术定律（法则）。在 《资本论》中，马克思强调了社会规律也像自然规律那样作用着，即便我们认识到也不能取消，但他毕竟没有在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之外谈论技术法则，而这个问题在今天则显著地影响着我们的社会生活。当然，马克思也曾提到过这样的问题，“单个资本家手中的资本最低限额越来越增大，或者说，社会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越来越多地转化为资本，这是由工场手工业的技术性质产生的一个规律”[2]。这意味着他承认由技术决定的规律，就如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个曾经主导了人类数千年的由自然决定的规律。在马克思的讨论中，技术不是唯一的决定性力量，他的思考始终是辩证的。我们也会按照辩证的要求去思考，不会在全部规律中分离出孤立的技术规律，然而，无论如何，这个问题总是要面对的。就如马克思注意到，“只要总机器本身是一个由各种各样的、同时动作并结合在一起的机器构成的体系，以它为基础的协作也就要求把各种不同的工人小组分配到各种不同的机器上去”[3]。这个例子表明，在生产的三类条件中，社会组织方式也会按照技术条件的要求发生改变，从而产生社会组织方式的技术化！20 世纪，从生产线革命到管理革命，再到今天的产业和商业模式变革，贯穿的便是这个问题。
马克思没有说的，就只能由我们来讲了。随着市场规模（同时意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断扩大，整个生产条件的复杂化不断增强，无论就个体厂商来说，还是在全社会尺度上，技术创新最终都成为自觉过程（正如 “唯创新者进，唯创新者强，唯创新者胜”这个时代口号所征兆的那样）。这正是维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 “自我调节”的基本内涵之一。马克思没有展开的是，在机器体系中，社会组织方式也越来越屈从于技术过程，整个社会日趋成为一台大机器。从产品链、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再到产学研（甚至产学研政商）一体化等这种新的说辞，深刻地阐明了由生产过程开始的一体化，而这种一体化的原理是技术法则或规律！在这种背景中，我们说形成这种悖论并不为过：人类自觉地加强着技术法则，试图把一切都交给机器。技术社会已经矗立在我面前，这个技术社会是我们创造出来的，然而又已超出了我们的掌控。就如城市，古代城市是自然本身有机演化的产物，所以呈现出有机性，而今天的城市则是被 “规划”出来的，然而它却是一个不受我们控制的机器。
在狭义的技术领域，在 “二战”后技术革命风起云涌的背景下，埃鲁尔尖锐地指出: “当前，技术已经达及其进化的这个阶段，它的转型和进步几乎不需要决定性的人为干预”[4]。这不是说，像科幻乌托邦电影描述的那样，技术进化会在脱离人的情况下自主完成。就如 《机械公敌》暗示的那样，未来联结和指挥所有智能机器人的网络中枢会像人那样自我进化从而具有意识，即电影英文标题所隐喻的，机器有一天会对人说：“我，罗伯特” ( I，Ｒobot) 。
实际上，正如我们切身感受到的那样，以数码产品为例，数码相机的兴起不只是使柯达这样的商业帝国几乎一夜倾覆，而且微软、苹果、华为这种新兴商业帝国也只有在每日的创新中才能够生存下去，而消费者个体，在硬软件不断的交替升级中，似乎只有不断地更新手机等产品才能够维持时尚达人的感觉。这个势态，似乎谁都失去话语权，政府、市场和金融投资机构、大学和研究机构、媒体、消费者等，谁都说了不算。
无须再用生产线这个老套的例子，想想纳斯达克。纳斯达克（NASDAQ），全称为 “美国全国证券交易商协会自动报价表”(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ecurities Dealers Automated Quotations) 。或许，我们可以将之简单地看作一个数据库，实时地自动处理全部市场信息的数据库。不过，当它的指数成为投资（投机）的指南时，就同时指明这个趋向：机器体系之逻辑上的完美性成为社会生活的主导原则。由此，技术条件成为社会生活的直接指挥棒。更进一步，社会是否因此被转化为某种直接建立在技术法则之上的结构? 这永远不会成为现实，但这种趋向恰恰又是现代性发展到今天的基本事实！
马克思没有为我们直接描述这一事实，而他的理论为我们自己言说提供了基础。技术并没有驱逐资本，机器体系是适应于资本积累需要而发展起来的，但是资本不再能够驾驭技术，技术压倒资本成为决定文明命运的力量。套用马克思在 《哲学的贫困》中对商品生产的历史做出的三阶段区分，从人类利用技术的历史看，社会状态呈现出相似的三个阶段性特征：第一个阶段，技术在一些有限领域的运用，技术发展呈现出偶然性特征；第二个阶段，技术已经广泛地渗透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社会组织的主导模式；第三个阶段，社会生活普遍地技术化，技术获得自主性外观，而社会本身成为自主的技术物。
与万物商品化的阶段一致，技术利用的最高阶段即技术社会，在这种社会中，不仅技术在人类社会生活组织模式中占据主导地位，而且技术本身好像成为自主的。在这样的社会状态中，技术以弥漫性方式生长，渗透人类活动的方方面面，并且呈现出脱离人类控制的趋势。从现代性的历史看，按照马克思的理论，在追逐相对剩余价值过程中，技术创新加速成为整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物化逻辑支配下的自觉行为，然而，矛盾的是，对物质生产乃至全部物质生活生产过程的自觉控制和调节，其结果却是造成了让人类深陷其中而身不由己的 “铁笼”（韦伯语） 、“监狱”（福柯语）、“赌场” （斯特兰奇语），现代性发展成为一个巨大的创造性破坏过程。
在这种视域中，技术困境不是欧洲的特有命运，而是一切按照欧洲模式实现自身现代化的地区和民族的命运！这是因为，技术本身乃是人类物质生产的三种基本条件之一，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推动下，这一条件获得支配劳动者的社会权力，并且最终在技术条件胜过自然条件以及社会组织条件的历史语境中，不仅发生了技术作为手段颠倒为支配我们生活力量的这一现象，而且人的智性发展（目的）方向越来越服从于机器体系的自主化演变。这一状态已经不足以用异化或物化来形容。
注释二
[1] 马克思: 《资本论》第 1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4 年，第 583 页。
[2] 马克思: 《资本论》第 1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4 年，第 416 页。
[3] 马克思: 《资本论》第 1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4 年，第 484 页。
[4] Jacques Ellul，The Technological Society，New York: Vintage Books，1964，p. 85.
三、从物化到超级现代性僵局: 技术社会中的世界命运
钟表把人从季节节律和循环的世界中拽出来。[1] 这是一种解放。不过，从朝九晚五的工作，到一日三餐，我们生活节律便成为 “作息时间”的物化形式，整个日常生活都适应于机器体系的完美效率而被切割重组，成为高于我们个体的自成一体的合理化世界。在这个时候，科学—技术的合理性和操纵一起被熔接成一种新型的社会控制形式。[2] 特别是，其最终图景被制约在由剩余价值生产所决定的社会结构之上，人被困在其中，被钟表时间所逼促。我们就必须提出文明与进步问题。马克思以辩证法视角为理解人类困境提供了卓越的分析，他既阐明了生产力带来的解放前景，又解析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物化机制把劳动者投入更深的压迫和剥削之中。
就我们仍然处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这一事实而言，我们并没有超出马克思的分析语境，但就从生态到经济再到社会乃至人的精神所呈现的危机而言，我们又超出了马克思的直接结论。提出把马克思的机器体系分析拓展为技术社会视角，就是重新定位分析语境，阐明今日的文明困境和前景。“技术社会”视角，并非如传统人本主义那样批判今日社会的机械性（如雅斯贝尔斯、芒福德），而是强调技术本身乃是具有自身独特规律的历史产物，当技术凌驾于人、社会和精神因素之上成为社会的首要组织原则时，社会本身就陷入技术定律。在技术社会语境中，当技术获得自主性（哪怕是外观），文明问题便不再仅仅是 “物化”这个术语所能描述的，事实上，文明本身似乎陷入了“僵局”。
从理论史角度看，从 “悖论”“僵局” “矛盾性” ( ambivalence) 角度来阐明现代性之当代状况的人已经不少，著名的如詹姆逊、鲍德里亚、鲍曼等，他们都是与马克思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有影响力的思想家。在谈论僵局的时候，尽管他们很少直接引证马克思，但实际上都以不同的方式重复和注释了马克思讲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创造性破坏故事。在此，我借助于詹姆逊后现代二律背反和鲍德里亚 “超级现代性”论述来阐明技术社会视角关于世界命运的基本看法。詹姆逊认为，当代文化及其反映的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已经超出了辩证法传统用“矛盾”描述的那种状态。如果说矛盾是意味着生产性的，即黑格尔—马克思所称的历史变迁的内在动力，那么今天就如康德用 “二律背反”所描述的那种状态：两种明显相反的事物同时并存，我们根本无法协调它们。[3]“二律背反”正是我们今天所遭遇的矛盾之极端状态：多数人都感受着新文明的迫近，但多数人同时陷入了似乎没有开放性的无限可能之中。人们都感受到，一切皆有可能，但几乎每个人也都同时感觉到，身不由己。对鲍德里亚来说，“现代性的目标已经到了它的终点，它通常是相当怪异或异常的，但是在这里，一切可能性都已经耗尽或者正在耗尽，在这种虚拟现实的范围内，一切正在终结，没有人对这种虚拟现实有任何了解，尽管这一主题的写作汗牛充栋”[4]。
通过当代极端现象研究，鲍德里亚认为启蒙运动所追逐的各种目标在今天似乎都 “过度地实现”了，而我们仍然在模拟解放。“现代性的光辉进程，并没有像我们曾经期待的那样促成各价值的蜕变，而是导致了价值的散布和退化，而其结果，为我们带来了全盘的混杂，让我们无法从各种事物的审美、性和政治计算中重新得到其原则。”[5] 由此，他提供了一种分析当代的 “超级现代性” ( hyper-modernity) 的视角。
在整个技术社会与现代性项目研究中，我们将会从理论和经验两个维度对僵局及其技术成因进行全面的分析，在此，仅仅以“事故”为例来阐明技术社会使社会本身成为一个漏洞。在技术社会中，无论是作为人与自然以及他人联系中介的技术体系独立化，还是整个社会的技术化，我们都将遭遇到两种不同的以自然必然性面貌出现的蕴含在人造物体之中的技术规则带来的悖论。其一，如埃吕尔所言：使我们逃避自然必然性的技术装置越是发展，我们就越是屈从于人造的技术必然性。[6] 其二，虽然我们知道技术社会也是一个有机体系，但由于其有机性超出人类的认识，人类设计原理只能屈从于物理化学的机械原理。这两个悖论使得技术本身成为事故（意外）、怪物……简言之，威胁性力量。在今天诸如小电器自燃或交通事故等都在诠释这一点。
但那些瞬间引起我们震惊的也会很快被遗忘。我们用机车超越了自身体能的限制，实现了快速运动，然而我们同时陷入快速运动的必然性之中。当然，在所谓智能技术成为前沿的时代，我们幻想着从技术角度解决这种必然，例如瞌睡预警系统、轮胎压力监测警告系统、发动机火警预报系统等各种主动安全设计广泛应用，无人驾驶也是投资热点。这些技术真的能够使我们处于安全方面的 “主动”地位吗？两起空难直接提出了这个问题。2018 年 10 月 29 日印尼狮航空难，2019 年 3 月 10 日埃塞俄比亚空难，不到半年时间，两次波音 737MAX8 客机失事。这两次事件之间可能具有高度的技术相似性，即波音 737MAX8 的自动防失速系统 MCAS（机动特性增强系统）的技术设计问题。其中我们可以更深刻地触及技术的意外本质以及人类理智的必要性。以真实事件为原型的 《萨利机长》电影，夸大了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NTSB）对机长的行为规范审查，虽是为了更强烈地突出主人公的品质，但实际上提出了一个技术问题：我们是否能够穷尽偶然条件来保障技术主导之事件的安全? 在直接意义上，正是针对这个问题，鲍德里亚提出一个哲学命题：穷尽所有可能的行为恰恰是死亡行动。
鲍德里亚是引用 20 世纪最著名的科幻小说家之一阿瑟·克拉克的作品 《神的九十亿个名字》（The Nine Billion Names of God，1978 年）来阐述的。他说: “用技术改变世界面貌，在终点处等待着我们的命运或许便是：世界加速终结，直接瓦解——这就是现代千禧年的最终实现，尽管没有救赎、末世和天启之福。仅仅是加快了期限，加速了朝向单纯消失的运动。因此，就像那个 IBM 的技术员，不知不觉中，人类就被委派了这个崇高的任务: 穷尽了其全部可能性，从而触发了其自动毁灭的代码。这正是虚拟的本质。”[7]
我们不管小说的寓意，仅对鲍德里亚的观点做一些发挥。死亡乃是全部可能性的一种，我们穷尽各种可能性，其中必然包含死亡；或者，当一切可能性都被穷尽，剩下的也只能是死亡。全能理性便面临着这样的悖论。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所谓安全即尊重有限性本身。当然，这并不适用于飞行这样的具体事件，而是就整体技术趋势来说的，适可而止乃是防止技术系统崩溃的智慧。
就机器体系来说，系统崩溃不只是涉及人机协同问题，而且直接关乎机器体系本身的功能失常，即内部关系过载与短路效应。我们可以从停电、熄火甚至自燃等这些现在已经普遍化的日常经验中观察到此类事件，并不需要复杂的理论论证。技术以物化成果形式不断积累与聚集着，虽然它并没有像《黑客帝国》隐喻的那样成为淹没人类生活而独立自主的体系，但它无疑已经构成了我们的生活基础和舞台。“事故”作为技术的“起义”，无论是每天都发生的交通事故，还是像切尔诺贝利那样的小概率核泄漏，抑或潜在地威胁着整体人类的核弹自爆……它提出了技术社会的命运问题。技术社会形成，意味着现代性物化到了这样的程度，社会 （生产关系）失去了对技术（生产力）的控制，技术( 生产力) 呈现 “起义”的势态。如果人类不能够实现对技术（生产力）的联合调控，文明的前景将会暗淡：在一种总体无机状态中，人类社会日益陷入混乱与恐慌，人本身成为被技术操控的“远程在场”。
近年来，人工智能、大数据、克隆技术，包括最近的 ChatGPT，人类的激情一次次被技术突破点燃，虽然多数人只是追随着媒体对这些事件的再现而喊几声口号而已，不足以由此得出 “技术群众”（雅斯贝尔斯语）已经疯狂这个结论，但从那些沉浸于这些技术及其粉丝的自我叙事来讲，说狂热已经走向逆天的道路，一点也不为过。如果我们的视野不再局限于单个技术突破，而是以科学界已经十分推崇的“跨界”眼光，把上述事件加起来，我们可以这样说：高速计算带来的数据处理能力+基因重组和细胞再生技术+人工智能+航天技术（当然，这个清单还需要进一步补充） ，已经足以描绘出一种人超越自然界的图景（对生命界限以及地球母体的限制的超越）。
在这一条件下，谈论异化只是一种笑话。因为，这种图景必然使人们嘲笑恩格斯曾经以历史事实对我们的警告：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恩格斯的警告既非形而上学的论证亦非末世论天启，而是按照实证科学思维进行的历史概括。对其的蔑视，不仅见证了现代科学本身内在非理性趋势，而且可以说这种趋势在今天已经达到了这种程度：科学方法的理性已经沦为科学只信仰自身的非理性张扬的工具。
当然，科技图景还没有展开到事态不可挽回的地步，在那种非此即彼的选择直接呈现在我们面前之前，我们还有机会阻止以为子孙后代找到一个备份地球的名义而毁灭它的行为。这依赖于在业已发达的生产力能够为经济生活之可靠性提供保障前提下重建英雄主义的信仰生活。现代社会以前者取代了后者（舍勒），而重新创造后者则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直接要求。批判不只是表达不被统治至此的愿望（福柯），而且是适应已经普遍化并因此客观化的社会变迁要求为文明选择扫清认识、价值和审美上的障碍。
（原文刊载于《社会科学战线》2023年第7期）
注释三
[1] 麦克卢汉: 《理解媒介》，何道宽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0 年，第 199 页。
[2] 马尔库塞: 《单向度的人》，刘继译，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年，第 117 页。
[3] 王逢振主编: 《詹姆逊文集》第 4 卷，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年，第 290－351 页。
[4] 鲍德里亚: 《艺术的共谋》，张新木等译，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 年，第 110 页。
[5] 鲍德里亚: 《恶的透明性》，王晴译，西安: 西北大学出版社，2019 年，第 10 页。
[6] Jacques Ellul，The Technological Society，New York: Vintage Books，1964，p. 429.
[7] Jean Baudrillard，The Perfect Crime，London: Verso，1996，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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