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神话与意识形态
列斐伏尔
毫无疑问，农耕神话或其意识形态的延伸肯定存在。然而，农耕时代的神话不一定就是农耕神话，它们吸收了从游牧和田园生活或非农业生产活动(狩猎、捕鱼和手工业)引入的要素(主题、表意单位)。关于这些神话的使用并无确切年代可考。在本书中，我所界定的农耕时代的神话并非凭借这些神话的主题、人物形象和特点的农业特性，而是通过它们对农民社会(农业占主导地位，也包括政治城市)的问题和困难所做的反应。傅立叶设想的大众解放和劳动分工的新模式，不是基于农业劳动(每个人都要轮流承担所有要完成的任务)的一种模式，他参照的是利用农业要素建构起来的工业神话，而不是农业神话。我们很难将这样一种与意识形态关系密切的神话与意识形态割裂开来。与此同时，傅立叶的乌托邦是工业时代的先声，是工业时代最有力的证明。马克思在继承傅立叶的乌托邦基础上形成了其革命思想的核心：超越碎片化的劳动分工。分析神话包括两个方面：寻找神话的要素并在另一种语境中确定这些要素如何重新使用。产生神话要素的时期绝不是这些要素被再次结合、重新使用和再次加工的时期。如果我们要推测神话产生的年代，只能依据神话要素被使用的时期，而不能依据神话要素产生的时期。
柏拉图《柯里西亚斯》(Critias)中的亚特兰蒂斯(Atlantide)神话①是一个都市神话，还是这种神话的先声或不祥预感?亚特兰蒂斯神话揭示了西方文明伊始，城镇和乡村就同时共存且纷争不断。农业生产和农民与自然的关系仅仅产生了一种轮转的时间形象，它没有意义(方向),更确切地说，它除了大年②和永恒轮回之外没有别的意义(解释)。作为朝着一个最终结果前进的时间形象，或者在一个发光的空间里和谐地建构起来的宇宙，亚特兰蒂斯城让思想魂牵梦萦。亚特兰蒂斯这座宏伟、和谐的城市与它组织起来并加以统治的领土联合。难道柏拉图的神话故事没有包含希腊人对东方城市的印象吗?难道它不是“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欧洲回声吗?然而，在希腊，这座政治城市强有力地存在着，与东方城市并无二致。在它周围聚集着农民群体、村庄和制造者(村镇联合体)。它是坐落于广袤的田野、森林、丛林和沙漠中的伊甸园，是没有压迫或剥削的乐土。就像赫拉克利特所说的琴与弓一样，它在各种要素的相互张力之中引入了和谐感。它如同对消失的大陆的回忆，在那里，生活和工作的分离没有意义，也无法分离。柏拉图保留了此神话并赋予其形式，也就是说，哲学思想(它以活动的分工和分离为基础，恰恰是出于与这种分工和分离斗争力图恢复总体性)着手应对这个古代城市及其受到威胁的理性制度(言说和行为的逻各斯)这个难题。
相反地，亚特兰蒂斯城为哲学反思再现了其在广大农村环境中作为中心的政治性存在。这些哲学反思能提供什么?能预言什么?不可能的—可能的未来会是什么样子?有一种都市共产主义不是农民的，或者禁欲主义者的，抑或艺术家的，而是亚特兰蒂斯城特有的，尽管不依赖于与这座城市有关的现存制度。它也许是都市思想内在固有的一种乌托邦，借此神话文本超越了它的语境，这样就使乌托邦有了后继者——《上帝之城》和《太阳城》。乌托邦共产主义既有其都市渊源，也有其农业渊源。如果必须把亚特兰蒂斯神话归类并确定其年代，我们会把它归为都市神话。但是，作为一种哲学叙事，一种由神话、意识形态和乌托邦组成的混合话语形式，《柯里西亚斯》是不可归类的。神话可以被界定为一种非制度性话语(不受法律和制度约束),它的要素是从语境中获取的。意识形态总是存在于一种制度性话语之中，为现存制度辩护并使其合法化(或批判、拒绝和驳斥现存制度),但是无论哪一种，都必须通过制度性话语展开。乌托邦则利用神话、现实与可能—不可能性问题框架来超越制度性话语。毋庸讳言，非制度性话语并非在任何地方都会出现，也并非任何人都随口可讲。它产生于即使不是职业的也是一个特定群体的失范倾向(超社会的社会),哲学家就是这个群体的代表。他们为阅读文本和语境详细制定了一种特殊代码。他们把自己定位在不可能是制度性话语的宇宙论层面上(至少在古希腊不是制度性话语，在黑格尔之前也不是)。
在神话、意识形态和乌托邦的三方联盟面前，冲突和矛盾被神奇地解决了：它们被托付给过去或推延至未来。它们表现在艺术的作品当中。我们如何理解希腊悲剧?这种政治城市(无论是小城镇还是组织起来的城邦),掌握着与它自己的农村的矛盾关系。政治城市重拾了农民生活和玩耍的主题，赋予了他们另一种意义。城市孕育了阿波罗精神；农村诞生了狄俄尼索斯。被其信徒肆意挥霍的、被屠杀的上帝的情景成了一个二阶事件；这种情景在一种特定场合被重现或重复，以再现邪恶力量。在戏剧的舞台上，城市这个逻各斯和阿波罗力量的发源地，通过一种受控的模仿行为驱邪避害。由再现和起到发泄作用的重复产生的距离，给那些受到狄俄尼索斯力量威胁的人提供了一种缓冲。这个舞台使人们瞥见城市的未来。悲剧作家为赞美雅典娜而创作，以解决法律违反传统、正义反对暴力、个体反抗野蛮共同体的两难困境。悲剧作家的后继者(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③),以及伴随着他们的失望和痛苦，只有以这种方式才能得到理解。③古代城市背负着太多威胁。悲剧是都市的属性，正如农业主题已经被亚特兰蒂斯城所吸收一样。但是，这些悲剧主题不是神话。再者，在巨大的变迁之前怎么可能存在都市神话?这种巨大的变迁是指把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推翻，倒向都市现实这个方面，同时削弱了农业、农村生活特有的分量，贬低了农民所面对的问题。从那时起，现代城市开始成形。它将自己写进它的蓝图，并通过它的梦想、声明、小说和情节剧而为自己创造了一个新身份。农村要素——神话、意识形态和乌托邦——再度被作为表意单位，只不过意义不同。在卢梭看来，城市是腐化堕落——也就是文明——之地。它与自然形成对比，正如不平等与平等、丰饶与节制形成对比一样。让-雅克·卢梭在意识形态内部，从制度层面进行思考和写作。这是他之所以重要的原因。他偶尔也使用神话，但很少。把农民的主题从他们的语境和最初的意义中剥离出去，使古代神话转变为都市神话，这种做法在勒蒂夫·德·拉·布赖东⑤的著作中比在卢梭那里更显而易见。布赖东令人心神不宁的作品完全是神话式的和乌托邦式的(按照之前的定义，它不是意识形态的，因为它既不为任何制度辩护也不驳斥它们，而是倾向于忽视它们),这是布赖东作品局限性的根源所在，同时这也是它之所以伟大的原因。恰恰是在重农主义者开始从理论上阐述日渐衰微的自然至上观和农村优于城市的时候，在城市中，意识形态和形式化的知识的混合物滞后于社会实践，神话和乌托邦混合，越陷越深，越走越远，同时却还宣告现在，预示将来，这难道不令人感到奇怪吗?
大约在18世纪中叶，作为想象和概念、怀旧和希望的自然，闯入了人们的视野，与城市相对立。与此同时，音乐(即和声)推翻了建筑作为当时的首要艺术形式的地位。然而，一个世纪之后，城市罢黜了自然的地位取而代之。自然的再现只能通过、依据和迎合都市现实而被制造出来，都市现实呈现为一种自然。自然沦落为伤感的和忧郁的媒介，沦落为季节的装饰。如果回到对城市各种维度的分析上，我们可以说，城市的象征性(symbolique)维度是维克多 · 雨果(Victor Hugo) 揭示的，它的纵聚合(paradigmatique)维度是波德莱尔揭示的，它的横组合(syntagmatique)维度⑥是那些定居在城市，并写下他们游记见闻的诗人揭示的(浪漫主义作家和二流诗人，从奈瓦尔⑦到洛特雷阿蒙⑧和兰波⑨)。以这种方式趋向一种概念(也就是趋向一种理解)的城市形象通过神话、意识形态和乌托邦揭示。引人注目的是，城市形象是一个维度接着 一个维度， 一种形式接着一种形式被揭示出来的。雨果描述并写 下了那些能够从建筑、街道，甚至下水道(《巴黎圣母院》《悲惨世 界》)里读出的关于城市形象的象征物。波德莱尔提供和揭露了描述都市特征的一系列对立物(水和石头、静止和流动、人群和孤 独)。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像巴黎这种与自然形成强烈对照的大城 市，已经进入了扩张期。波德莱尔通过奥斯曼的都市规划见证了巴黎的变迁，就像兰波见证了巴黎公社这场都市革命一样。意识形态和乌托邦早已成了叙事的一部分，叙事是被神话主题丰富的一种描述形式。人间乐土不再位于自然之中，而是位于原罪之前的开端。通过怀旧， 一座人造乐园(波德莱尔语)取代了自然乐土，然而，这些人造乐园显然是都市的。虽然自然为这座乐园提供了某些要素(酒和毒品、建筑材料和金属、肉欲和暴力),但是在重新使用过程中却改变了它们的意义。
都市在地平线上若隐若现，它是形和光(一种启发式的潜在),是一种不断发展的实践，是另一个自然或不同于原初自然的那个自然的发源地和基础。都市凭借被混合起来的再现而生成，这种混合物在这种简要的分析面前会迅速分崩离析：神话和乌托邦，意识形态和科学。都市总问题式出现了。在这个大熔炉里，在这种创造力和暴力异常强烈的地方，这个到处充斥着金钱、矫情和奋不顾身的狡诈的地方，到底会发生什么呢?城市显示了自身并且向外迸发。都市维护自身，不是作为某种形而上的实体，而是作为基于实践的一种单位。世界和宇宙这些古老的哲学主题，在城市中，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在都市中相遇：世界，穿过阴影之路；宇宙，具有明亮轮廓的和谐脚手架。诗歌不再赞美宇宙之美，不再赞美它令人钦佩的“简约”,不再赞美心灵的奥秘，不再赞美独辟蹊径的意义。诗歌作品成了“正在开始的自我实现”[莫里斯·布朗肖(Maurice Blanchot)⑩语]。学者与诗人走了同一条路。
关于奥斯曼的都市规划，有什么本该之前就已指明而现在要说的吗?奥斯曼按照计划把巴黎开膛剖腹，将无产阶级驱逐到城市的边缘，与此同时，创立郊区和居住地，使中心中产阶级化、人口减少，并使中心衰落。然而，我想强调这种都市规划态度的某些方面。它怀有一种阶级战略所固有的逻辑，并试图使这种起源于拿破仑一世及其专制国家的理性一致性最大化。奥斯曼毫不留情地使用直线来横贯整个城市，打造都市结构。这已不完全是鲍豪斯学派和勒·柯布西耶⑪所宣扬的直角的专制，而已经成了受直线、笔直排列和几何视角统治的组织方法。这种理性只能来自于一种制度。并且，在这种情况下，它是一种至高无上的制度，即国家干预。它强调源自于古代罗马，以及经过罗马的东方的一种趋向。从其起源到现在，国家通过虚空表达自身：空无一物的空间、宽阔的林荫大道和可容纳蔚为壮观的队列行进的大型广场。波拿巴主义仅仅通过将其应用于历史城市和一种高度复杂的都市空间而延续传统。于是，城市即刻被改变。这种理性决定了城市的逻辑、战略和理性。对于拿破仑的同时代人来说，奠定和支撑那种理性，使其仿佛具有无上权威的意识形态看起来非常与众不同。大部分人对其赞赏有加。那些持保留意见的人往往遭到迫害：他们失去了美丽的景致，丧失了希望。他们是守旧的。无疑，那些想念过去的人遭到了批判，因为他们也对巴黎拆除棚舍感到痛心。他们的批判也不全错。然而，对他们同时代的人来说，真理(通过中产阶级化而使城市碎片化)并非人尽皆知。如果真理成了人尽皆知的会怎么样?巴黎公社被认为是一种革命性都市实践，拥有自己的神话和意识形态，自己的乌托邦(去中心化、蒲鲁东主义的联邦制度)。从城市中心被驱逐到其外围的工人，重新回到被资产阶级占据的城市中心。通过合力、运气和恰当的时机，他们掌控着城市。
当社会主义试图预测或设想未来(马克思不这么做，因为他构想的是一条道路，而不是一种模式)时，它仅仅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改良的劳动形式(工作的工资水平和物质条件)。然而，仅仅提供这些则未免显得缺乏远见。因为社会主义很快就发现它自身遇到都市总问题式时，除了幼稚的概念和意识形态之外，身无长物。人们还没有从这个视角对劳动和社会主义运动进行比较研究。比如，都市问题对各种不同党派产生了什么影响?或者说，对第二和第三国际产生了什么影响?市政自治社会主义(socialiste municipaux)缺乏远见，目光短浅，惨遭失败，甚至比国家社会主义(state socialism)失败得更迅速、更悲惨。没有形成社会主义(马克思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而只是产生了巨大的、强有力的国家。那么，地方社会主义实现了什么呢?它们的建筑师建立了住房补贴工程。它们在资本主义内部“凝聚”了阶级关系。这证明，改革者以改革的眼光，着手处理了一个尚未达到成熟状态和范围的问题。此问题在十月革命之后的苏联是如何被研究、解决(或未得到解决)的呢?或者，在二战后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如何被研究和解决(或未得到解决)的呢?在正在进行改革的中国是如何被研究、解决(或未得到解决)的呢?为什么有人认为巴黎公社不是一场都市革命，而是工业无产阶级走向工业化的革命呢?这与历史真实不符。
在本书中，我只能涉及这样的历史和政治问题。似乎新生的且不稳定的社会主义无法避免神话、意识形态或乌托邦。满怀信心，对教条的论述深信不疑的社会主义思想声称，它要超越伴随着区分为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分工的城乡分立，就像它相信它能超越市场、货币、价值规律、利润等一样。
我们如何超越城乡二元分立?通过让大城市消失，把商业分散到农村各地。在阿纳托尔·柯普(Anatole Kopp)⑫看来，反都市的都市规划运动在十月革命后不久即首次亮相。尽管这带来了非常可观的建筑规划，但作为一项都市规划它失败了。苏联的城市继续在规模、生产力和政治重要性方面得以发展。换句话说，虽然乌托邦思想家付出了努力，那时他们认为他们是最现实、最理性的，但是在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的都市革命，其都市观念与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任何本质的不同。他们的政治规划遵循着一条明显的反城市路线。甚至时至今日，在古巴和其他地方还是这样。
有些人断言，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将消除城乡差别、农业劳动力和工业劳动力的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这些人的方法类似于马克思和苏联的意识形态论断，除了派知识青年下乡去参加体力劳动，在田间或邻近的工厂里干活儿，没有什么新颖之处。这就超越劳动分工了吗?几乎不可能。这种革命性规划在没有先进技术的条件下能够实现吗?都市结构的延伸、农村和农业劳动力的消失，难道能在没有工业化、机械化和全面自动化的情况下实现吗?既然如此，在这种程度上超越之前的状况能想当然地认为具有一种崭新的意义吗?与此同时，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指责城市是专制权力的中心(这么说不是没有道理)。城市设立起堡垒和要塞直接与农民作对。大城市作为公司与银行的总部，作为商业与人类的交易中心，让数以百万的饥民趋之若鹜，这理应被摧毁。被世界农村和农民包围的世界城市将成为革命活动的基底。公社(中国意义上的)将成为一种手段、一个台阶，通向农村的都市化和城市的农村化。据说公社设有医院和学校、文化中心、商业和休闲场所，没有棚屋，不存在人口过剩问题。公社独自就可以消化吸收构成它的群体以及组成这些群体成为集体的“我们”的个体。它避免了定居和流浪。技术不再是破坏性的，而是受集体掌控的。权力受到了限制。中国人的公社将能够取代过去具有阴柔之美的城市(她们是需要保护的、被动的),也能够取代过去具有阳刚之美的城市(他们是积极的、令人产生压迫感的)。至少这是某些"反城市"规划的拥护者的说法。
有几点理由可以驳斥他们的观点，因为它不仅仅是意识形态的和政治的(短期内用于促进某个既定的政策或一些短期政策),而且从传统上来讲是乌托邦的。今日之中国，类似昨日之苏联，城市连同经济以高速持续增长。由于人口、意识形态和社会方面的原因，城市具有经济的和政治的优势，这在中国和其他地方并无二致。都市总问题式，作为意识形态和制度的都市规划、作为世界性趋势的都市化，都是全球性事实。都市革命是一种全球现象。
而且，如果“世界城市”引起“中国式道路”的理论家们的兴趣，那么，世界上大部分地区最终的“郊区化”同样会引起都市战略的兴趣。然而，这一战略能假定农村将包围城市、农民游击队将领导对都市中心的突袭吗?如今，这种全球范围的阶级斗争的眼光或概念似乎过时了。与之相反，一种由“决策中心”做出的全面的空间殖民化似乎正在成形。财富和信息中心、知识和权力中心正着手创建封建属地。在这种情况下，分界线并不是在城市和农村之间，而是在都市现象内部，在被统治的边缘和统治中心之间。
全球化和都市现象的全球性本质——具体来说，即都市总问题式和关键时期——在被我们认识(或在形成我们所分析的以都市规划为名的意识形态和知识的含糊融合)之前就在科幻小说中出现了。在科幻小说中，对都市现象的乐观预言极其少见；悲观预言倒是更为常见。内在于这些神话故事之中的意识形态不用澄清都市现象的全部内涵就常常可以提供工业规划的重要性。不过，这种普遍的悲观主义是都市总问题式的一部分。在科幻小说中，未来的城市是支离破碎的；它像疾病一样在人类和空间中传播，成为罪恶、畸形和暴力的媒介。
目前，我们只能承认与都市现象相关的词条(解释)的多重性。都市神话填补了以实践为导向并通过实践获得知识的空白。它与乌托邦和意识形态混合，继续占据那个位置。我们有多种多样的方式解读这种高度复杂的现象。我们可以通过形态学来解读(地理学家和可能的城市专家运用此法)。我们可以通过技术性的方法来解读，寻求干预手段的行政管理者和政客运用此法。我们也可以通过可能性(和不可能性)的方法来解读，它提供给我们有限的存在，人类——变异的一种形象——通过都市生活提供，都市生活取代了围绕“驱动者”和狭义的价值的传统的统一。也许，以前是哲学家和诗人的媒介，现在是科幻小说家媒介的神话故事，混合了与都市现象有关的各种“词条”,而无须太过担心这些词条是按照它们的出处还是重要性来划分的。也许，这种叙事与通过将其从语境中分离和孤立而得到的碎片化的读物和知识相比，不那么简约。也许，它只是通过掩饰其矛盾而投射出都市总问题式的形象。总之，未来的脚本尚待确定。
原文选自《 都市革命》
转自：“实践与文本”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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