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学生来说真正重要的，不是学校在多大程度上平等，而是他们离开学校时是否能不受自己社会出身的影响，在平等的原则下去迎接同辈的竞争……换句话说，学校只有使学生的前景尽可能免受其社会出身的制约，才算完成了它的使命。
——詹姆斯·科尔曼(James S.Coleman)
一、考上大学之后，真的“解放”了吗？
大约自科举取士以来，通过读书来改变自己乃至整个家族的命运，就已成为中国社会妇孺皆知的常识，勾勒出中国式贤能政治的社会理想，也奠定了历代学子的自我期许。古有《劝学诗》云：“男儿若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今有高悬在高中教室的励志标语：“辛苦三年，幸福一生”。教育成就与前途之间的紧密关联早已成了一种不言自明的预设，驱动着千家万户对子女教育的慷慨投入，也成为了寒门学子刻苦学习的不竭动力。近代化之后，教育更是成为全球大多数国家推行现代民主政治和公共治理的基石。在几乎所有关于工业化社会的分层与流动模型里，都将教育视作个人获得职业地位的首要机制。
换言之，教育在现代社会承担了授予人力资本的功能，是帮助个体实现向上流动的“梯子”。而在众多门类的教育中，高等教育无疑已成为那架最值得向往的梯子：一纸大学文凭，在许多国家都已成为通往高级职业和体面生活的前提条件。
在中国，通过考上大学来换取丰足人生的希冀从未像今天这样真实。大学扩招20年来，高等教育系统实现了前所未有的高速扩张。高达45%的毛入学率，意味着上大学对普罗大众来说已不再是黄粱一梦，越来越多的家庭开始出现第一代大学生；伴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的高速经济增长和市场化改革，大学文凭的经济回报大幅提升，大学毕业生在毕业去向选择上也愈发自由和多元化；“211工程”、“985工程”以及“双一流”大学建设计划等一系列重点高校建设项目正在支持多所大学向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迈进；2008年以来，一系列倾斜性招生政策显著提高了农村和贫困地区学生进入重点大学的人数，助学贷款、“绿色通道”等学生资助政策体系也日臻完善。所有这些振奋人心的事实，似乎足以令人确信：任何一个学生，不论其家庭经济背景如何，只要靠勤奋学习考上一所大学（特别是一所重点大学），他/她便可以挣脱原生家庭的限制、迈入阶层向上流动的光明未来。
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说明绝大多数社会成员业已深刻地内化了这一预设。不论是国家对重点大学公平入学机会的大力倡导，还是中产阶级父母千方百计为子女争取的择校机会，抑或是地方县市高中生分秒必争的课业安排表，以及无数公益机构想要托起的农村孩子的大学梦，还有每逢高考必然刮起的为考生加油的舆论热潮……一桩桩社会事实堆叠映衬，制造出了一种带有救赎意味的幻象——正如许多老师和家长告诉学生的那样——“考上大学之后就‘解放’了”。
这一预设同样影影绰绰地显现在学术研究界。自从教育社会学成为一门学科至今，其主流关切稳定地集中在社会分层、入学机会和职业地位获得上，对于教育过程则关注甚少，使得高等教育的过程与其结果的关联机制长久以来处于“黑箱”状态。当学生进入大学之后的现实生活体验被化约成一个个结果变量，获得高等教育的学生群体内部的分化被忽略了，大学生的际遇也似乎被想当然地假定为某种同质的过程。然而，考上大学之后，真的“解放”了吗？
这个问题其实并不容易回答。一个客观现实是，教育公平政策的确将更多第一代大学生吸纳进了大学。然而，正如安东尼·杰克(Anthony A.Jack)的《寒门子弟上大学》一书所言：“入学并不代表融入”。来自不同家境的学生虽然同处一座校园，但对大学的了解和在校的感受可能相距甚远。那么，中国寒门学子在大学里究竟体验如何？他们上大学的过程是否还带着家庭背景的些许烙印？大学“入场券”与高级职业之间究竟是如何衔接的？遗憾的是，已有的知识并不能为我们充分揭示这些问题的答案。
埋藏在这一幻象之下的现实：对于那些冲破无数壁垒、最终赢在高考的寒门学子而言，考上重点大学虽可说是一个众望所归的胜利，却更是另一轮激烈角逐的开始。并且，由于这一轮角逐的规则更隐蔽，寒门学子的取胜难度更大，也可能经受更深刻的痛苦。基于对国内两所著名大学62名毕业班学生的深度跟踪式访谈。在当今的知识经济时代和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社会背景下，一纸名校录取通知书并不能确保将学生带入向上流动的光明前景，而仅仅是一张声称“获胜者通往此地”的游戏入场券。
要在大学场域里的这场游戏中获胜，即在毕业前夕可以顺利获得高级职业的入职邀请，或是著名研究所的深造录取，学生需要掌握一整套特殊的技艺——一套关于“合理”看待与安排大学生活的实践图式。更重要的是，这套技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优势的家庭经济文化背景所赋予的。低微家庭背景出身的学生，即便考入名校，享有学校提供的丰厚资源，或许也勤奋努力、执着追求，却很可能因为没有以某种有效的方式组织自己的大学生活，而难以将所取得的名校文凭兑换成更高的职业地位。换句话说，在获得理想出路方面，“上大学”如今已经不再是一个无差别的传送带，而是高等教育阶段的又一重隐秘的筛选过程，一种与家庭所赋予的文化资本紧密相连的、难以在课堂上学到的技艺。
“金榜题名之后：大学生出路分化之谜”，意在揭示身处一流大学中的寒门学子们面临着的不为人知的文化障碍，并从社会学的视角对这种文化障碍的成因及其后果进行了分析。基于相关的社会学理论和实地调研所得的资料，提出了出身于优势和劣势家庭背景的大学生组织大学生活的两类典型的实践模式——“目标掌控模式”与“直觉依赖模式”；总结了运用两种模式的大学生在大学安排时间与精力的特征，揭示了为何“目标掌控模式”通常能带来比“直觉依赖模式”更优势的出路；接着，还考察了两种模式下大学生是如何使用熟悉的文化资源来选择生涯发展方向的，揭示了价值信念对于塑造出路优势的重要性。通过对“家境的影响”、“在校的投入”和“方向的选择”三个相互嵌套的过程进行分析，从文化的视角揭示了名校大学生的毕业出路发生分化的机制。对“目标掌控模式”的掌握与运用作为一套根植于阶层习性的文化技能，至少是部分地导致了各校大学生毕业出路优势的分化。
需要澄清的是：为此所要做的是一种尽可能去理解现实为何如此发生的经验现象探究，是一种以促进教育成果共享和社会公平为立足点的社会学努力。正如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在《世界的苦难》扉页上提到的那句著名的格言：“勿惋惜，勿嘲笑，勿憎恶，唯求理解”。对寒门学子在名校当中的现实处境达成理解而非诊断或批评，是写作本书的出发点。我试图揭示的，无非是不同阶层所拥有的天差地别的客观条件，铭刻进了阶层成员各自的身体，化作了他们日用而不知的“上大学”的独特实践。对于模式的使用者而言，两种模式各有其合理性，而其作用机制和后果却值得仔细思索。无论读者（甚至包括我自己）的立场如何，两种模式各自对学生的毕业出路和职业前景所带来的潜在后果是不容忽视的。归根到底，只有在清晰洞察现实的前提下，大学、学生和政策制定者才可能朝着各自的目标采取明智的行动。
二、难以回避的名校学子之叹
探究一个显见却难解的迷思：为什么社会出身劣势的学生即使进入了最好的大学，却仍然在毕业出路与生涯前景上劣势明显？鉴于高等教育在当代社会职业地位分配中的关键作用，大学从各方面能够为学生提供的丰沛资源和支持性政策，再考虑到劣势背景学生通过了基础教育的严格筛选，低阶层学生势必在能力上比肩、甚至优于高阶层学生。人们似乎有充足的理由期望他们家庭背景方面的劣势能够为优质高等教育所补足。尽管扩招之后普通大学的文凭含金量有所下降，但人们期望顶尖大学至少应该有能力使学生的前景免于家庭背景的制约。
然而，现实情况却更加严峻。任何一个身处其中的人都能轻易感受到，即便在顶尖大学，学生也失去了对自身前景的安全感。近年来，多篇来自985高校学生难以越过社会出身藩篱的“喟叹帖”红遍网络，自媒体平台上“985废物”和“小镇做题家”们的自嘲更是俯拾即是，甚至“985废物”“小镇做题家”等词已经成为标识这一社会热点的专用词汇。自嘲虽各有所指，却弥漫着一种相似的情绪——对精英高校难以平抑自身弱势背景的巨大落差感和对前景的失望：
“从一个连电影院都没有的小县城，考到了全河北最好的高中，六年之后要来到国际大都市上海了，要来到倾尽我家所有小积蓄，才能勉强付个首付的上海了。我这才发现，光考了好大学也是没有用的。”（摘自网络热帖《我上了985,211，才发现自己一无所有》）
虽然网络热帖仅仅基于模糊的个体经验，但社会学家提供的研究证据也表明，上述帖子所描述的社会现象可能已经颇具现实性。研究发现，自引入市场经济制度以来，中国城市社会阶层间的继承性或复制能力仍然远强于其流动性，大学扩招并未缓和阶层之间的激烈竞争，反而导致优势阶层转而为子女寻求更高质量的高等教育（例如本科、重点高校及前景较好的专业），竞争越激烈的教育场域里阶层不平等就越严重见。这意味着，虽然总体而言重点大学文凭确与更高的劳动力市场回报相连，但同一文凭的回报对于不同家庭出身的孩子却是有差别的。即使底层子女凭借勤奋和天赋冲破高考壁垒进入了重点大学，与那些来自优渥家庭背景的同学相比，其在学业成就、就业质量、升学选择、起薪、满意度等诸多教育结果方面仍处于显著劣势见。
十年寒窗换来大学梦圆，但当他们置身于房价高企的陌生都市，经济增速放缓，就业压力增大，发现自己未来的前景并非如同向来所期待的那样乐观，也不难理解为何背景平平的名校学子会陷入如此强烈的幻灭感和自我怀疑。然而，喟叹之余，现有的知识仍不足以解答人们的困惑：名校当中究竟存在怎样的挑战，让寒门学子难以兑现他们所期待的回报？
在当前中国的社会发展背景下，回答这一问题正变得越发紧迫。虽然最终能够进入名校的学子总是极少数，但精英高等教育的质量和名校生的体验却是个关乎全社会的重要议题。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背景下，中国家庭第一代大学生的数量不断增多。特别是近年来，在一系列倾斜性录取政策的推动下，获得重点高校录取的贫困学生和农村学生数量增长迅速。然而，进一步的研究表明，专项计划招录的学生在学业表现和生涯发展方面仍与非专项计划学生保持着明显差距，这意味着随着重点大学为越来越多的专项计划学生敞开大门，家庭背景在高等教育阶段所带来的持续限制可能会愈发成为更多学子的困扰，也将成为阻碍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成果全民共享的拦路虎。
从更抽象的方面讲，新制度主义社会学家迈耶(John Meyer)认为，高等教育机构之于现代世俗社会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帮助个体完成社会化、能力培训和地位分配，更是全社会秩序和规范的合法性来源，在现代国家建设中代表着进步、理性、公正、知识等具有道德神圣性的概念。享有盛誉的名牌大学，作为高等教育质量和声望的代表，在当代已经成为全体社会成员追求公义和诉诸盼望之所。正如卡拉贝尔(Jerome Karabel)在《被选中的》一书中所言：“耶鲁怎样招生，其意义不仅仅关乎耶鲁本身。因为大众对其录取过程公平性的认识将反映整个教育系统的公正性——而这事关这一系统的合法性”。
由此观之，如何帮助走入名校的寒门学子在大学中获得满意的发展，也不仅仅关乎这些少数的“幸运儿”自身，更是关乎每一个家庭对于教育系统的信任和指望。2014年的夏天，我带着这些问题，在熊庆年老师的指导下开始了探究的旅程。我决定走一条少数人走的路，绕开那些从宏观的制度变迁和社会结构层面所做的宏大解释，转而从行动者与能动性的层面入手，去理解家庭背景造成的出路分化是如何在大学生组织日常生活的种种细节中形成的。毕竟，对普罗大众来说，倘若想试图做些什么来缓和社会不平等或者是少受其害，终究更需要靠自身的点滴行动。
三、走进高等教育过程的黑箱
探究家庭背景与教育结果之间谜一样的关联，以及揭示社会不平等通过教育得以产生和延续的机制，是社会学家玩味已久的理论旨趣。以北美社会分层与地位获得研究为代表，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社会学家一直致力于探究教育获得和职业地位获得上的阶级差异和代际流动特征如。其影响力之深广，勾勒了北美甚至全球教育社会学的底色。在理解社会结构与教育结果之关联，特别是从学校到工作的转换环节中的不平等问题上，社会学家大体依从两种理论视角：
一是人力资本理论的视角，将教育看作个人取得的一种可在劳动力市场获取回报的资本。不同阶层获得高人力资本的能力和条件不同，再辅之以趋利避害的理性选择假设，学生的升学或求职结果通常被假定为是个人在既定条件下对风险、成本和收益进行权衡之后的利益最大化决策见。
二是倚重宏观社会结构的视角，将学生升学/求职结果的阶层分化看作是特权阶级再生产现存秩序的结果。不少基于大样本的实证研究表明，在很多国家，代表社会出身的结构性变量（如父母教育程度、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种族和性别）对教育和职业获得、甚至职业期望高低的影响深远持久，即便在教育大众化的条件下，优势阶层仍能够通过多种方式保持自身的相对优势。两种视角前者微观后者宏观，相互补充，共同勾画了家庭背景在塑造教育结果不平等中的重要角色。不过，这两种解释进路也有未尽之处。
理性选择解释因拥抱“经济人”假设而对价值目标的多元性避而不谈，而结构解释又因过于强调社会结构的强力而有忽略能动性的嫌疑。更重要的是，无论是理性选择解释还是社会结构解释，已有的研究在分析逻辑和操作测量上都存在一个亟待填补的缺憾——将教育仅仅视作某种如同资产财货一般的“所有物”(possession)，忽略了教育作为一个生成性的“过程”(process)对个体的阶层身份认同、职业目标定向和价值目标的塑造性影响。
换句话说，这一研究传统实际上把高等教育的过程缩略为一个“黑箱”，仿佛作为行动主体的学生在当中不会发生任何改变。其核心关切在于底层人究竟“有多少能力”将教育成就兑换成尽可能高的职业地位，却疏于关注他们在学校里“成了什么样的人”“想兑换什么”的问题。然而，无论是切身生活经历还是高等教育学者的研究结果都提醒我们意识到，大学对人的影响不仅仅在于带来社会地位和物质成功，更在于奠定成年以后的自我认同、长期生活目标、世界观和价值取向等深层精神特征。
事实上，赋予人审慎而批判的目标选择能力、激励学生追求崇高价值，恰恰是古今中外的经典高等教育哲学赋予高等教育的核心使命。教育史学家李弘祺认为，贯穿中国教育传统精神的思想核心，乃在于追求个人自身德行的完善与心灵乐趣的“为己之学”，而不是为了求取外在的社会功能或工具性的自我效用。举例来说，在《礼记·大学》中大家耳熟能详的儒家教育理想——“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把个人道德完善和性灵成长放在首要位置，至今对东亚国家的大学办学理念发挥着深远影响。
马丁·特罗（Martin Trow）美国著名的教育社会学家、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公共政策研究生院教授（已逝）。
高等教育学者特罗(Martin Trow)特别指出，在如今的高等教育大众化时期，各类教育形态层出不穷，精英高等教育的核心特征即是启发学生追求更重要的志向，并对实现这些志向提供必要的支持。在这个意义上，大学教育者们最重要的工作，却在社会学家们的研究里被隐落埋没了。浮现在两种学科思路之间的张力，孕育了本研究的核心问题意识：学生的社会出身与他们在一流大学里所受的精英教育如何对学生的生涯选择共同产生影响，从而促成了毕业出路及其预期职业前景上的优势差异？
由此，立足于现有解释的不足，本研究试图沿着一条新的发问思路去理解名校大学生毕业出路优势的分化现象：悬置再生产假设和“经济人”假设，去倾听学生们自己的声音，他们为何这样选择，他们如此选择的意图是如何形成的，大学所提供的教育在此过程中又起了什么样的作用。沿袭理性选择理论的主张，本研究假设学生对自己的生涯目标和毕业去向作出的选择是基于某种目的的审慎选择，而且大学生的家庭背景（无论是以父母教育程度还是父母职业、家庭财富为代表）的确可能构成了约束他们选择的重要条件。
不过，与传统的理性选择解释不同，在本研究的前提假设中，其选择不一定仅基于经济利益计算的工具理性，还可能受到韦伯(Max Weber)意义上的文化因素和价值理性的引导。而与过分强调结构力量的路径不同，本研究将他们所身处的大学校园看作是一个充斥着多元价值目标和行动逻辑的“意义竞技场”，学生在其中有相当大的空间发挥其能动性，在不同的目标和机会之间做出选择。本研究的中心任务，就在于通过对中国两所顶尖研究型大学62名毕业生的跟踪个案研究，运用阐释学方法去理解他们的毕业出路选择背后的“意向”是如何在大学过程中形成的，即“为何如此选择？”。其次，在文化社会学的视野下对家庭背景或社会出身造成出路优（劣）势的分化机制进行解释，即“分化如何形成？”。
本研究聚焦于一流大学，基于两种考虑：
第一，其研究必要性最为迫切。这类大学是一个社会所能提供的最高水准的高等教育，其招生的高度选择性已经很大程度上控制了学生在天赋和才能上的差异。一流大学的学生作为最高强度筛选下的“幸存者”，毕业出路尚且受到社会出身的牵制，遑论更低层次的大学。
第二，其所面临的价值和意义冲突最为尖锐，身在其中的寒门学子可能尤其迷茫。出于自身的精英属性，一流大学必将坚守其传统的精英教育价值，试图激励学生不满足于个人功利、去追求崇高理想；而另一方面却必须面临社会对凭借其文凭实现物质成功的期待。
在人人艳羡的名校校园里探索着自身可能性的青年才俊们，似乎有了选择明天的权力，却又似乎牢牢地被社会出身维系住；似乎想要继承父辈们的物质追求，却常常可能在五花八门的价值话语之间迷失方向……某种意义上，精英大学犹如一个天然的实验室，为探讨结构与能动性、文化与行动等宏大理论问题提供了一个中观的观察环境，而去理解身处其中的学生们，正是接近这些议题的一把钥匙。
本文选自郑雅君著《金榜题名之后：大学生出路分化之谜》上海三联书店，2023年1月版。主标题为编者所拟，全文为便于与标题的综合性陈述，原文个别句子与用词有所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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