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是政治的重要组成要素，也是理解政治运行的一种重要路径。尽管学界对于构建话语体系、提升话语权等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但对于包括话语、政治话语在内的基本概念有着不同的理解。本文在对这些基本概念进行界定的基础上，分析了政治话语的功能、形式以及构建路径，进而讨论了当下全球范围各国政治话语构建遇到的挑战，以及存在的认识误区。
作者简介
杨雪冬，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1
话语与政治话语
对话语的关注是20世纪中叶以来哲学社会科学诸多学科“语言学转向”的产物。随着国家间竞争的全面化，对话语权的关注也进入了各国发展战略议程之中，话语问题从封闭的书斋拓展到广阔的实践领域。
理论和实践变化的背后，是对语言的社会政治功能的再发现和再认识。正如李书磊所说：“语言本身就是一种政治，不仅是政治工具，还是政治本身。我们依靠语言建立秩序，借助语言定义世界与自我，根据语言展开我们最重要的行动。……修改政治、改善生存必得从改善语言开始。”
尽管诸多学科都关注话语问题，但各自对话语概念进行着界定和阐释，加之我国理论界使用的相关理论和分析方法绝大多数来自译著，更造成了话语理解上的杂乱不清、自说自话，甚至时有相悖和谬误。当然，这种多样杂乱的状况，进一步说明了话语的重要性，因为每个主体都希望在话语问题上有自己的话语权。
界定话语，首先需要从理解语言开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于语言的理解有两条路径：一条是历史的路径，认为语言是“一定共同体的产物”，作为社会发展的产物，会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另一条是哲学的路径，认为“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语言是具有实践性、互动性、反映现实的意识。作为意识，语言可以在哲学家那里“变成某种独立的特殊的王国”，有其主观性、相对独立性、自成体系性等特征。但归根到底，凡是用语言表现出来的各种精神生产，包括表现为某个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都不过是人们物质关系的产物。
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理解语言的路径，我们可以把话语界定为语言的社会政治功能实现形式，是一定群体为实现内部沟通认同、对外阐明自身而建构的专门化语言符号系统，由范畴、概念、表述、逻辑、意象、风格等组成，具有历史性、实践性、对话性、开放性等特点。在这些特点中，对话性是其本质特征，因为任何一套话语的根本目的都是建立一种对话关系，无论是对内的还是对外的、平等的还是有等级的，这样才能使话语具有生命力。正如巴赫金所说：“语言只能存在于使用者之间的对话交际之中。对话交际才是语言的生命真正所在之处。语言的整个生命，不论是在哪一个运用领域里（日常生活、公事交往、科学、文艺等等）无不渗透着对话关系。”
话语不是稳定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政治实践的发展而不断改变更新的。更新的内容包括概念、术语、表述以及话语风格等基本要素。正如恩格斯所说：“化学是最好的例证，它的全部术语大约每20年就彻底变换一次，几乎很难找到一种有机化合物不是先后拥有一系列不同的名称的。政治经济学通常满足于照搬工商业生活上的术语并运用这些术语，完全看不到这样做会使自己局限于这些术语所表达的观念的狭小范围。”
不同的群体都会有自己富有特色的话语，但并非都能构建起话语体系，并能够将其自然而然地转化为普遍性的话语权。话语权不是话语表达的权利，而是话语的影响力、引导力以及规范力，往往表现为在具体领域内、具体问题上设置议程，引导讨论、塑造标准，最终将自己的话语提升到普遍性话语。但是，话语体系的构建并非话语权的实现和提升的唯一路径，只是其重要基础和表现形式。
因此，在我国关于话语问题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发现不同类型的话语，比如中国话语/西方话语、政治话语/学术话语/技术话语等，但谈到话语体系的时候，有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对外话语体系；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一带一路”建设的话语体系等，而关于话语权的表述，则有意识形态领域的话语权、国际经济的话语权、全球治理的话语权、网络安全的话语权等。
政治话语是话语的一种类型，是政治主体（往往是以政党等组织化形式出现）论证自我存在和行为的系统性表述，是它们所坚持的政治理念、政治思想，或者意识形态的现实体现。政治组织是政治话语的主要，但不是唯一的供给者。在当代，政治主体的主要目的是掌握国家权力来实现其政治愿景，因此政治话语在很大程度上也表现为国家话语，在国际社会之中，政治话语的国家性尤其明显。在国家范围内，政治话语在各类话语类型中占据高阶位次，拥有国家权威和国家力量的支持，能够实现体系化、理论化和抽象化，是上层建筑的基本要素，是意识形态的重要表现形式。
在国家权力的支持下，政治话语相对于其他话语类型具有强制性、渗透性和规范性三个独有特点。这三个特点是单向施加的，后两者以强制性为前提，但又能将其柔性化。所谓强制性，就是可以借助国家权力要求对象接受、承认和使用；所谓渗透性，就是可以通过教育、舆论、宣传等政治社会化机制，全方位、全过程地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以及其他话语之中，塑造人们的观念和行为；所谓规范性，就是政治话语可以设定话语表达的正确/错误标准，并依靠国家权力规范其他话语体系的表达。
然而，无论是在国家内部还是在国际社会上，国家权力都是有边界的，国家强制力的施加也是有成本的，单纯依靠国家单向发力，甚至借助强制力，难以从实质上扩大政治话语的接受和使用范围，也不能保证政治话语的可持续性生产。因此，政治话语的构建要尽可能遵循作为话语类型的一般性特点，即历史性、实践性、对话性、开放性等，更加重视调整政治话语的一般性与特殊性之间的紧张关系，尽可能地按照话语的一般性要求，来调整和更新政治话语，使其能准确反映政治实践，保持自身的开放性，并形成内外部的有效对话，随着社会政治生活的变化而进行相应的调整。
2
政治话语的功能和形式
政治话语的基本功能就是，以阐明、论证、劝说、捍卫、情感打动等主体间交往式的，而非物质性单向强制的方式提升和扩展政治权力的影响力，从而实现政治权力运行的“非暴力化”“柔性化”。在这个意义上，政治话语就属于西方舆论所说的“软实力”“巧实力”。
政治主体是政治话语的主要供给者，政治话语的主要对象来自国家这样的政治共同体的范围之内，因此政治话语的功能包含两个基本向度：第一个向度是服务于政治主体的内部团结和外部竞争，要向政治主体的组织内成员和外部对象，论证其合法性、阐释政策纲领，与竞争对手交锋论战以及通过多种方式参与政治社会化，从而在内外部获得更多的承认和认同。第二个向度是维护国家这个政治共同体的存在和持续，因为国家既是政治主体活动的场域，也是其权力实现的制度基础。这个向度体现为论证政治共同体存在的理由、阐释政治共同体的价值、批驳破坏政治共同体的话语以及通过多种方式培养、巩固政治共同体意识。
此外，由于国际交往的发展，还出现了第三个向度，即向国际社会言说自己，以获得国际社会更多主体的理解、承认和支持。但是，这个向度是衍生的，不是独立存在的，是前两个向度在国际社会更大范围的展开，并且从根本上受前两个向度决定。因此，没有所谓的对外与对内两套政治话语，只有一套政治话语的对内、对外两个面向，即使在政治组织的内部和外部，也是如此。进一步说，随着信息的流动和公开、交往的拓展和深化，所谓的内外部区分，只是一种暂时的意识，而不是长久的现实。在这个意义上，内外统一性也是政治话语应该具有的特征。
在当代大部分国家中，政治权力的运行范围与政治共同体的边界是重合的，政治组织围绕政治权力运行构建起来的政治话语，也必然观照维护政治共同体的需要，不仅将自身的话语转变为政治共同体普遍适用的话语，而且会将政治权力的合法性与政治共同体的存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为理性的政治话语寻找更普遍而深厚的情感基础。因此一套有效的政治话语是兼具理性言说和情感激发特征。
政治权力的运行范围与政治共同体的边界也存在错位的情况。例如，有些国家的政治共同体边界是不稳定的，或者内部是碎片化的，有些政治组织期待将政治权力的影响扩展到国家边界之外，以弥补国内政治话语，由此，政治话语的双重功能也会出现错位，甚至紧张。政治组织为了夺取或维持政治权力，加速政治话语的情感化，甚至非理性化（比如民粹化、排外主义、种族主义化），或者为了维持本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推动政治话语超国家化，甚至普世主义化，从而造成政治话语与政治实践距离的拉大。
政治话语功能的实现不是单向施动的，更不是一厢情愿、自以为然的，而是经过双向互动，依靠接收对象的反应和回应实现的。因此，政治话语的供给者，必须充分考虑接收对象的情况，选择合适的政治话语形式，才能有效实现政治话语的功能。
政治话语在形式上是多样的、分层次的，通常包括理论、学术、教育、艺术、日常生活五种话语形式，这些话语形式之间的互动关系，可以称为“话语间性”。话语间性越强，政治话语体系在结构上越严密，运行起来越流畅，其强制性特点越不显著，渗透性和规范性则越强。但这五种话语形式并非都能纳入政治话语序列之中，有各自的相对独立性、自主性，即便纳入政治话语序列之中，成为政治话语体系的组成部分，也不一定能承担起政治组织期待的话语功能。
理论是政治话语的核心形式，是政治组织对其政治理念的系统性表达。学术可以为政治话语提供学理形式。学术话语与政治话语在结构上具有一致性，都是由范畴、概念、表述、逻辑组成的。但是学术话语是多样的，有分工并自成体系的，并非所有的学术成果都是政治话语的表现形式，因此学术话语所使用的范畴、概念、表述和逻辑虽然与政治话语在形式上具有一致性，但它们的含义以及逻辑关系则可能迥然不同。教育、艺术、日常生活等话语是政治话语的社会化形式，有着丰富多样的载体，涵盖各个年龄段人群，借助当代发达的传播工具和渠道，也更容易广泛深入传播，具有大众化、分众化等特点。相比之下，教育话语的公共性更强，直接承担着政治话语在教育领域的转化，是政治话语体系中的另一种核心形式。而艺术话语、日常生活话语的私人性、民间性更强，意识形态强度低，既可以成为政治话语隐形的体现，也容易脱离政治话语的设定目标，甚至成为这些目标的消解者、对抗者和挑战者。
理想状态下，理论、学术、教育、艺术以及日常生活话语，能围绕政治话语相互衔接、相互促进，形成一体的政治话语体系，既能为政治权力的有效运行提供宽领域的话语支持，也能在社会话语场中建立稳定的共识，从而使政治话语与社会话语实现良性互动。
在这样的话语关系中，政治话语的对象就能在心理上对政治权力以及政治共同体产生熟悉—亲近—热爱—承认—信仰的连锁效应，实现从感性到理性的跃升。在这个层层递进的链条上，政治话语的接收对象在数量上渐次减少，每一种话语体系所处的链条和承担的责任也有不同。比如，日常生活话语，涉及的对象最广，承担的主要责任是使对象熟悉政治话语；艺术话语、教育话语主要承担的责任是使对象亲近进而热爱政治话语；学术话语承担的主要责任则是使对象理性地承认政治话语的合理性；理论话语承担的主要责任则是使接受者树立信仰，实现理论自觉。
3
政治话语构建的一般路径
政治话语并非先天就有的，也不是一劳永逸存在的，更不是照搬移植就行或拍脑门就能产生的。政治话语是通过构建而形成并改进的。因此，话语构建就是政治主体根据政治实践发展的要求，发挥主观能动性，通过调整自身话语，来改进自身话语与其他话语之间的“话语间性”，塑造与话语对象之间“主体间性”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政治话语构建不仅是一种政治实践，还可能是一场深刻的政治变革。
政治话语构建有三种路径。
第一种是替代，即构建一套全新的政治话语来替代既有的政治话语。这通常发生在体制转型、政权更替之后，政治主体采取新的政治话语，以展现其新身份、新理念、新愿景，不仅积极推动切割与原有政治话语的联系，而且努力塑造新的“主体间性”，以吸引更多群体的支持。
第二种是更新，是对既有政治话语在内容和形式等方面的改造，以提升其对其他话语的号召力、引领力和融合力，增强对话语对象的吸引、感召和说服。这通常发生在政治主体有意愿进行自我改造的情况下，如果还有相应的政治智慧和政治能力，就能在保持新旧话语有机联系的情况下，实现自我更新，减少“主体间性”重塑引发的情感和认知困惑，避免引起话语对象的反感，或者过度怀旧，或者情感转移。
第三种是论战，政治主体内部在政治话语选择上产生争论，并可能将争论的主题泛化，范围扩大，甚至引发社会范围的争论。论战的结果也可能树立起新一套话语的权威性，也可能进一步巩固既有话语地位，还可能造成内部话语的长期对抗，并触动政治主体内部的分裂。
此外，在政治话语构建中，还有与外部话语论战的方式。政治主体将内外部竞争乃至冲突的范围延伸到话语领域。通过与其他政治话语的论战，相互攻击，来提升自身话语的凝聚力和影响力，从而也将理论、学术、教育、艺术、日常生活等话语牵涉进来，使它们也带上论战的色彩。这虽然提升了政治话语体系的整体性，但也有可能影响到后者的自主性，破坏它们运行的内在规律。
在政治话语构建中，要有系统思维，要充分考虑政治话语与理论、学术、教育、艺术以及日常生活等话语之间的“话语间性”，通过与它们之间的有效对话，建立能够相互促进、相互吸收的联系，既能使政治话语潜移默化地渗透到这些不同层次、针对不同对象的话语之中，也能从这些比政治话语更贴近生产生活实际，更有活力的话语中不断汲取资源和动力，从而与它们融汇交织在一起，成为既能展示政治生活吸引力，又能提升政治实践正当性的体系性话语。
无论是采取哪种构建路径，话语对象都是必须充分考量的因素，既要考虑话语的可接受性，也要将更大范围的话语对象纳入话语场域之中，使他们不仅成为旁观者、倾听者，还要成为参与者，从而塑造良好互动的“主体间性”。这样才有助于避免政治权力支撑的话语构建陷入“权力的单向臆想”之中，避免自我中心化，确保政治话语构建的开放性、对话性，使话语构建成为多方参与、双向互动的政治实践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也要考虑内外关系的变化，不仅要向内部开放，也要向外部开放，实现政治话语的内部一致性。
4
政治话语构建的挑战与误区
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变局，各国都面临着国内社会深刻分化、外部环境剧烈变动的共同挑战，认同政治、话语政治的重要性更加凸显，既有的政治话语相对于不断变化的社会政治现实，显得僵硬、滞后，缺乏吸引力、感召力和说服力，无法有效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甚至被排斥在各种新生话语之外，出现了社会话语的碎片化、自我封闭化与政治话语宏大化、自言自语化的双重困境。
各国政治话语构建面临着三个主要挑战。
第一是社会公众政治认知的分化。这种分化是社会经济情况，尤其是就业结构和经济收入变化的直接反映。社会公众长期习惯乃至信守的政治话语无法给他们个人及家庭经济情况的剧烈变化提供合理的解释，不能给他们的生活和人生提供可期待的愿景，因此，社会公众一方面对官方供给的政治话语表现出淡漠、厌倦乃至摒弃，另一方面则在官方政治话语之外，寻找替代性政治话语，一些曾经处于整个政治话语体系边缘的政治话语被找了回来，也成为社会政治行为激进化的依据。
第二是虚拟世界的话语封闭与“狂欢”。互联网的普及化，使每个人都从隐性的话语生产者转变为显性的话语生产者，并能够结成话语群体，构建自己的话语体系，在虚拟世界中建立起话语“隔音壁”，将官方供给的政治话语屏蔽在外，并以群体的话语“狂欢”，消解宏大的政治议题和规范化、结构化的政治言说。这是互联网技术带来的深刻的、值得持续关注的话语挑战。
第三是政治话语供给方的创造力弱化。政党及其理论家是政治话语的主要供给者，但综观各国政治，一方面理论家缺乏，另一方面政党陷入内部纷争与外部倾轧，造成政治话语缺乏系统化创新，或者继续沿用传统话语方式，或者陷入政策化、琐碎化、模糊化，或者为突出特色而采用话语激进化，或者个人化色彩明显，口语化乃至粗俗化。即便是一些所谓的话语创新，也多停留在话语的表现形式和传播渠道上，实际上是过度的商业化、传媒化。
这些挑战的核心，就是政治话语与其他话语之间的脱节，既无法有效渗透到后者之中，更不能对它们给予引导和规范，从而使政治系统“悬浮”运行，政治话语“自说自话”。
在国际社会话语场中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面临的话语挑战更为明显，话语霸权地位受到削弱。
第一，社会共识难以达成。围绕贫富差距、自由贸易、难民问题、气候变化等重大问题，争论激烈，难以调和。在有的问题上，对于问题的程度判断不一；在有的问题上，对于问题的根源认识分歧严重；在有的问题上，对于解决之道各说各话，由此出现了所谓的“后真相”“另一种事实”的说法，凸显了不同群体对于客观事实认定的差异。种族、宗教、党派等因素掺杂其中，加剧了认识的分化。这种共识难题在美国的极端表现是福山所说的“否决体制”的出现，民主党和共和党在重要政策法案通过过程中，相互拆台，使决策无法通过；在欧洲的表现则是稳定的政治光谱的极化，极右政治力量影响力的快速提升。
第二，政治权威受到普遍质疑。质疑政治权威是西方政治文化的一个特点，并且政治权威的信任度一直呈下滑的趋势。尽管如此，每次大选的结果还是能够被普遍接受，确保了政治权威的有效存在。近年来，西方各国选举制度、选举策略、选举结果经常受到竞选各方的质疑，当选者虽然赢得了法定数量的选票，但并不能得到各方的普遍接受，反而会引起纷争，甚至加重社会分歧。特朗普就是极端典型，其当选后，引发了许多中产阶级家庭的忧虑，迫使一些大学对学生采取心理干预。其言论和政策选择遭到了学术界、媒体界、女性、少数族裔等各个群体的反对，造成了官方舆论与社会舆论、学术话语之间的尖锐对立。
第三，核心价值受到挑战。西方国家一直自诩为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的捍卫者，对内以“政治正确”原则将其神圣化，对外则脱离社会现实条件的约束将其“普世化”，从而占据道德高地。然而，面对失业、难民、种族、宗教等问题，国内社会公众需要切实有效的措施，而不是道德宣誓，国际社会期待西方国家做出政策表率，而不是推卸责任。但是，出于现实考虑，西方各国政府以及政治家的言论和实际反应不仅背离了长期宣传和教育的价值理念，甚至打破了价值底线。
第四，政治话语粗俗化。2016年特朗普（Donald Trump）当选美国总统后，法国哲学家伯纳德—亨利·列维评论说，在整个西方新一波政治家现在似乎正在建立“一个新的国际，但这不是共产主义国际，而是粗俗与庸俗国际”。近年来，一些成功的商人在西方国家参政并在大选中获胜，他们说话直截了当、毫无顾忌，尤其是在社交媒体上，随意发表情绪化评论，一改传统政治家的形象。在竞选过程中，相互攻击、揭短、抹黑，低级手段无所不用。教科书里的文明的政治生活，高尚的政治家，被现实彻底颠覆。
第五，对外话语优势弱化。对外话语优势与承担国际责任的意愿和能力紧密相关。西方各国普遍遇到了国内治理危机，被迫进行政策重心的调整，对外政策趋于保守，贸易保护主义高涨：一方面尽量从已经卷入的国际事务中脱身，推卸掉已经承担的国际责任；另一方面对于新的全球性问题，采取关门主义，设法回避。在民粹主义的冲击和压力下，国内涉及种族、宗教、性别等因素的政策的包容性在弱化。这些政策选择虽然突出了本国优先，但有悖于国际舆论的期待，尤其是全球化的发展，并且扩大了国内民众与国际社会之间的认知差距。
这些变化既构成了国际格局深刻变化的重要内容，也是国家间综合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对于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来说，在国际话语场重构过程中，既要善于抓住机会，积极推动国际话语场的平等化、民主化和有效对话，也要警惕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话语激进化产生的多种后果，明辨“话语热战”与“交往冷战”的复合出现。
综观各国的政治话语改进举措，也存在一些普遍性的认识误区。
一是过度强调政治话语的个体化。固然，杰出的政治家往往是政治话语的重要创造者，个人形象塑造也适合媒体时代的传播需要，但是政治话语的吸引力、说服力以及可持续性，归根到底要依赖整个话语体系的完整性和体系化。过度强调个体化的话语，有可能在受众中产生疲倦感，也不利于政治话语构建保持开放性，发挥多主体参与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二是过度强调表现形式的故事化。故事具有生动化、具象化，“去政治化”等特点，适合跨制度、跨文化的传播。但是故事在政治话语体系中处于较低层次，在政治话语构建的链条中，发挥的只是“熟悉”“亲近”的作用。政治话语中适合讲故事的题材是有限的，过度强调容易造成话语体系的碎片化和浅薄化，应该发挥政治话语体系每个层次的应有作用，使每个层次的话语都能构建其“话语间性”，塑造适应自己对象和群体的“主体间性”。
三是过度强调话语创新。把话语创新理解简单理解为提出新概念、使用新词汇，追随社会话语的流行化，不仅生搬硬造了许多意义模糊的词汇、小众化的词汇，而且对一些长期使用的概念、表述进行所谓“创新性”阐发，或者将一些历史上被“污染”的话语重新利用，反而引起认识乃至思想的混乱，破坏政治话语作为体系性话语的整体性和稳定性。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与创新相比，整体性、稳定性是政治话语的力量所在，是其能激发社会公众的热爱、承认和信仰的关键。
四是由强调话语的独特性过渡到强调话语的对抗性。这是一个在国际话语场中非常值得关注的倾向，是西方国家为适应国际环境的变化在话语上的反映。原来强调各自政治话语的独特性，是和平共存式的、各自论证式的，这也为相互对话甚至相互学习提供了可能。而转变为话语对抗，论战色彩日益激烈化，相互攻击不仅不利于国家的形象，而且将话语体系中其他部分也牵涉进来，反而造成了国际关系的全面紧张化，有可能诱发所谓的“意识形态战”。
文章来源：《中国政治学》2022年第4期，注释从略。
转自：“学术人与实践者”微信公众号
如有侵权，请联系本站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