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的诞生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奠基和发展密切相关。是的，古代的学者们确实对经济问题有一些注意，但是它们大多数是家务管理问题，符合“经济”一词的原义。只有色诺芬比较广泛地讨论了分工问题，而亚里士多德相当注意交换问题，他甚至引入一个专门名词“交换学”，与讨论家务管理的经济学相区别。在经济问题的研究领域中，亚里士多德没有任何继承人。无论如何，古代学者们关于这个题目的著作都只是有伦理评价而非科学分析的性质。中世纪经济题目的研究具有同样的性质。中世纪的学者们，其中最著名的代表是托马斯·阿奎那，他讨论经济问题是从对神学理论规范道德进行评价的角度出发的。那时的经济研究是道德神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些研究特别重视所谓公平价格问题和高利贷问题。只是当荷兰、法国北部和英国的商品与货币流通经济以及商业资本广泛发展起来，接着是工业中资本主义生产开始后，才唤起了对国民经济中出现的规律性的研究和将这些规律性的知识运用于国家经济政策的兴趣。起初受到关注的是与贸易，特别是与对外贸易有关的金融过程。讨论这些问题的学者们被称为重商主义者（重商主义），最早的重商主义者，即所谓金属主义者（金属主义）认为国家的财富决定于它所拥有的金属矿物数量，而且他们还制定出方法，使国家输入尽可能多的这种金属矿物，达到这个目标的手段是对外贸易。以后的重商主义者们（按这个词的严格意义)更多注意的是商品生产的发展和生产供对外贸易用的剩余商品。重商主义者中最著名的是英国的托马斯·孟（他在1628一1630年写了《对外贸易给英国带来的财富》)和法国的蒙克莱田。在18世纪被称为重农主义者的法国学者们对社会生产和分配过程第一次进行了系统的分析。他们认为这个过程受制于某些规律（自然规律），因此称为自然规则。”他们中间最著名的魁奈于1758年出版了他的《经济表》。它是不断重演的再生产过程的一种图示法，说明了产品在当时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分配。
人们一般认为经济科学的真正发展是从所谓古典政治经济学开始的，它主要是在英国随同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诞生和发展的。同时它也起源于法国，而它的影响以后延伸到许多其他国家。古典经济学的先驱者在英国是W.配第，在法国是包斯格来伯。他们关心的主要题目是发展生产力的条件。对古典经济学的第一次系统陈述是1776年出版的亚当·斯密的著作《国富论》。按照亚当·斯密的观点，英国，特别是18世纪的英国，其生产力发展的源泉是与新的资本主义生产组织（工场手工业）有关的分工、资本的积累和目的在于雇佣芳动的财富投资。亚当·斯密也提出了价值规律，证明商品价值决定于用来生产它们的劳动量。他认为商品的生产和交换自动导致“看不见的手”所指示的均衡（自动调节)。与此有关的是，他认为国家、行会或其他经济组织干涉经济生活是有害的，并且认为封建地主们是在用非生产的方式浪费财富。所以，斯密的说教是工业资产阶级克服经济活动中无阻碍的首创精神的表现。
对古典经济学最成熟而扼要的陈述是李嘉图在1817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做出的。按照他的观点，政治经济学的主题是对社会产品在地主、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分配的方式进行研究。从这个目的出发，他叙述了一个自圆其说的价值理论——商品的价值决定于制造这种产品所需要的劳动，并且阐述了资本家之间的竞争如何使商品原则上按照符合它们的价值的价格来交换。他解释说，地租是不同肥力的土壤所需劳动量之间的差异和同样土壤上相继投入劳动的递减生产率的结果（级差地租)。他用这个方式第一次把地租理论和价值理论调和起来。他认为物质劳动决定于维持一个体力劳动工人和他的家庭所必需的生理的最小需要量。如果工资落到那个最小数字以下，工人数目将下降；而如果工资上升到最小额以上，则工人人数将随之增加(按照马尔萨斯的理论)。按照李嘉图的观点，人口增加使社会收入分配中地租的份额不断提高，而利润的份额下降，又削弱了积累资本和发展生产力的动力。所以李嘉图认为地主是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这是符合当时英国资产阶级激进分子的观点的，他们主张取消谷物进口税以降低地租。李嘉图有一些著作是研究货币问题的。他也指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和资本家的利益之间的某些矛盾——他说技术进步对工人阶级的状况可能有不利影响。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出现的阶级利益的矛盾也被瑞士古典经济学派著名的代表西斯蒙第注意到了(《政治经济学新原理》，1815年版)。他注意到在国民产品的资本主义分配条件下，生产力增加和居民购买力之间的矛盾。古典经济学学说与英国和法国工业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关系残余和加在它的经济活动上的约束的斗争，以及它要在社会和政治生活中占据领导地位的愿望密切联系着。资产阶级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行和经济发展条件的科学分析感兴趣，当时它是经济发展的主要提倡者。然而资产阶级的政治胜利使情况发生了变化，尤其是由于从古典经济学原理开始引出结论，说明了资本家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和资本主义对社会发展的阻碍作用，这是所谓李嘉图派社会主义者的理论所阐述的（其中最著名的是霍吉斯金的《为劳动辩护反对资本的权利》，1825年版)。结果，资产阶级在经济科学中的兴趣范围变了。它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一旦建立就将永久不变，不需要进一步讨论，最多只需要为了对抗来自正在形成的工人阶级运动（英国宪章派群众运动，法国第一次工人起义)的日益增长的批评找理由（辩护)。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兴趣于是转向流通问题，例如市场价格机制、货币流通、信用、对外贸易等等。这种兴趣改变的一个标志是一群经济学家的出现，他们的理论被马克思轻蔑地称为庸俗经济学，他们认为自己是古典经济学的追随者，但事实上他们把自己的兴趣范围缩小到表面的市场现象和用辩护词代替对生产关系的科学分析。
在这些条件下，与发展中的工人阶级运动相联系，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产生了一种新的方法，这种新方法来自卡尔·马克思。马克思改造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及重农学派）的所有成就。同时，他研究了法国和英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著作以及李嘉图派社会主义者文献中包含的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批判。他也从工人阶级运动的实际活动中得到启发——他个人参加了这个运动。他从黑格尔学派得到完全的哲学知识和人类社会是历史发展的产物的观点。黑格尔的发展是由内部矛盾激发的辩证过程的观点，成为马克思的出发点，他给予辩证法一种物质解释，并用它来说明人类的历史发展。他用这个方式创造了唯物的历史观点，使他能对古典经济学的成就和社会主义学者们的著作有一种新的见解。他与他的朋友恩格斯共同做了这个工作。他们保持了密切的科学和政治的接触，直至他生命终了。后来，恩格斯为传播马克思的思想做了许多工作。
马克思在经济研究中写就的第一部成熟的著作是《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他的经济理论做了系统的陈述。马克思生前只出版了《资本论》的第1卷(1867年)，第2卷和第3卷是恩格斯在1885年和1894年根据他的未完稿出版的。第4卷《剩余价值论》是由考茨基第一次(1905—1910年)出版的。马克思将政治经济学纳入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中。这使他得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过渡性质的命题和经济范畴与规律的历史性质的思想。古典经济学发现的经济范畴和规律是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规律。但是资本主义的发展服从它特有的经济规律，并且如马克思所说，有它自己的“运动规律”。为了研究这个“运动规律”，马克思应用古典经济学发现的经济范畴和规律，同时更精确和彻底地分析了它们。对价值规律较彻底的分析使马克思能解释来自拥有资本的收入来源，这是斯密和李嘉图未能做到的。发现资本收入来源的关键，是劳动和人力之间的区别以及对于这一事实的陈述：工人工作的工资决定于这些产品的价值，而工人生产的价值超过他们的工资的剩余部分是被占有生产资料的资本家剥夺的一种剩余价值。马克思用这个方式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之间对立的基本经济原因。同时他指出了这种对立与封建社会和奴隶社会中发生的根本阶级对立的相似性。在封建社会和奴隶社会中，统治阶级也剥削农民或奴隶生产的剩余产品。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剩余产品采取剩余价值的形式，并且通过价值规律的作用获得。社会生产的全部剩余价值在各资本家之间按照他们投入生产中的资本分配，其结果是商品价格与它们的价值（生产成本）经常有一定的偏离。不同范畴的资本以特定收入范畴的形式（工业利润、商业利润、利息）参与全部剩余价值的分配。土地所有权的垄断使地主们能为自己以地租形式剥夺一部分剩余价值。在阐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资本家、资本的各个部分和地主剥夺剩余价值的机制时，马克思澄清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各阶级和阶层之间的经济关系。
生产和分配剩余价值的机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理论的基础。资本家之间为增加利润而进行的斗争以及生产成本较高的工业资本家被淘汰的威胁迫使资本家进行技术和组织的改进，降低生产成本。进行这类改进需要更多资本，结果资本家们被迫把他们的利润的一部分变为新增资本，这就是积累。积累和技术进步变成资本家生存的必要条件。而这导致了用机器代替活劳动，这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导致了所谓产业后备军形式的失业。资本的积累，连同一些企业的竞争力减弱，使资本集中于大企业。社会人口日益增大的部分被转化成大资本的雇佣工人或以某种其他方式依附于大资本，而这样就创造了生产资料被全社会接管的条件，全社会的大多数人是受大资本剥削的。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涉及的日益增长的内部矛盾，由社会接管生产资料变成历史的必然。资本主义导致了劳动过程的社会化，它把单个的生产组织变成大工业企业。然而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条件下，各企业之间的关系（协作和分工）受价值规律作用的自发调节，这说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合理、无政府的性质。它的发展不受社会的自觉管理，这就导致了经济危机的破坏和灾难。特别在需求赶不上生产增长时尤为如此，这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特点。资本的集中增加和激化了这些矛盾。最后，生产力的发展与生产资料的资本家所有制—一生产资料的私人资本家垄断所有制的矛盾越来越大。同时，这些同样的经济过程导致工人阶级队伍组织得越来越好，它领导着对日益增加的剥削和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反抗。为了保证社会的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革命成为必然。
从马克思开始，政治经济学向着与两个不同的和对抗的社会领域联系的不同方向发展。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和唯物史观变成工人阶级革命运动的社会和政治学说，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基础。从马克思的理论中发展起来的政治经济学的派别称为马克思主义学派，或简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以资产阶级和有关资产阶级为背景（例如，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各大学中）的政治经济学已被马克思称为资产阶级经济学。这些派别反映了它所联系的社会背景的利益和思想范围。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变成唤醒和形成工人阶级意识的有力因素，它变成有组织的工人阶级运动的行动策略和科学基础。它关心的主要问题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规律，它们的内部矛盾和发展前景，以及对资产阶级经济学说的批判——该学说认为资本主义是服务于所有社会阶级，包括工人阶级的利益的一个和谐而合理的社会制度。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特别活跃。那时新问题成熟了，要求得到解决，特别是卡特尔和托拉斯、国家对经济生活干涉的增多，以及危机减轻和工资上涨的问题。有鉴于此，工人阶级运动中产生了一种修正主义趋势，它怀疑资本主义内部矛盾正在变为马克思主义的日益尖锐的命题(E.伯恩斯坦，C.施密特、M，杜根-巴兰诺夫斯基)。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活跃起来的另一个因素是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之间的争论，即资本主义能否主宰俄国的经济并使它从经济和社会落后的状态中得到改善。这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们的兴趣引向资本主义再生产和积累的问题，它以《资本论》第2卷的理论图式为基础。这个问题直接与危机问题和危机的渐趋减轻或加重问题，以及日益广泛的大垄断资本主义企业的作用问题联系着。关于资本主义中农业的发展趋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与修正主义者也有争论。关于这个问题出现了一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文献，作者包括考茨基、普列汉诺夫、卢森堡、列宁、克西威新基和其他人。
资本主义最终转变为垄断帝国主义发展阶段和列强之间由于殖民政策而发生的第一次冲突，使工人阶级运动面临着一些同题，不考虑马克思的经济思想就不可能分析这些问题。这标志着政治经济学发展的新阶段。第一个事件是希法亭的《金融资本》书在1910年出版，它分析了资本主义垄断组织（股份公司、银行、卡特尔和托拉斯)与工业资本和银行资本合并为一种新资本形式——金融资本的过程。希法亭的书也分析了资本主义垄断企业对社会收入的分配、对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关系、对危机和经济循环过程以及对国外贸易和资本输出的影响。他阐明了资本主义国家在保护大垄断企业中的新作用（主要是关税政策）和那个国家走向帝国主义扩张的趋势以及民族主义的新社会作用和列强的政策。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的1913年，出现了卢森堡的《资本积累》一书，书中引人注目的副标题是“帝国主义的经济解释”。卢森堡在资本积累的过程中看到了帝国主义的来源，并且特别指出了落后国家对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性。她也指出了军火生产作为新积累领域的重要性。争夺殖民地、战争和革命是帝国主义时代的不可分割的特点。它们加速了社会主义的社会革命。卢森堡的概念的理论基础，特别是她对马克思的再生产图式的解释，招致了马克思经济学家的许多批判(波尔、布哈林、格罗斯曼等人)。
然后，在1916年，当帝国主义战争激烈的时候，列宁写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1917年)。在这本书以前，还有在战争初年写的关于帝国主义的一些理论文章。列宁把帝国主义直接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垄断阶段联系起来，论证了帝国主义与垄断资本主义是相同的。帝国主义时代的标志是垄断企业占优势。金融资本寡头统治，资本输出起更大的作用，国际大资本家集团之间瓜分市场，以及列强之间对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领土的和政治的瓜分。各资本主义国家和集团的不平衡发展使这种瓜分不稳定，这种情况导致了重新瓜分的尝试，因而发生了帝国主义战争。帝国主义时代和资本主义瓦解时代是同义语。主要帝国主义国家变成食利寄生国家，剥削落后国家的人民。帝国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工人阶级贵族）也分享了这种剥削的果实。按照列宁的看法，这是这些国家工人阶级运动中改良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来源.在以后的著作中，列宁进一步指出了帝国主义的后果，即殖民地和附庸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这些运动成为国际工人阶级运动的同盟。列宁论述帝国主义和民族解放运动的著作成为世界范围内的革命工人运动采用的新策略的基础。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发展沿着完全不同的路线前进。原则上，它的标志是兴趣范围不断缩小。这里可以区分为两种派别。主观主义学派继承了庸俗经济学家的传统，进一步缩小了它的兴趣范围。历史学派（政治经济学中的历史学派）在一段时期中否定经济规律的存在并把政治经济学变为对经济史的描述，而在另一段时期中又做唯心论的构思，把经济发展归因于人民心理态度的变化。主观主义学派是门格尔和杰文斯在1871年创立的。门格尔是这个学派最始终一致的版本的创始人，即所谓奥地利学派，其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是维塞尔和庞巴维克。在解释市场交换时，这个学派的代表人物把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参加交换者对所买或所卖商品的主观态度上。他们宣称这个态度决定于商品对个人的边际效用价值，而边际效用的度量也被用于决定生产过程中商品的消耗。按照这个观点：经济学变成按照商品的边际效用处理它们的科学，而它的研究对象是人对物的态度：古典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心问题——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不见了。对经济学主题的同样观点也反映在生产资料的边际生产率理论中，这个理论的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是克拉克。与边际效用理论类似，它在实践中常常服务于证明国民收入的资本主义分配是合理的，其中各个生产要素的主人据说会收到等于他们所有的要素对社会产品价值的贡献的金额。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的历史—社会性质问题被完全忽视了。在所谓洛桑学派中，也能找到采取按照商品的边际效用评价它们的形式的主观因素。其最著名的代表是瓦尔拉和帕累托。以及在盎格鲁—撒克逊各国赢得了主导地位的所谓新古典学派，其创始人是马歇尔。瓦尔拉和马歇尔按照庸俗经济学的模式研究全部市场过程。但是他们对这些过程确实做了更深入的分析。他们找到了达到这个目标的一个手段，即用边际效用理论来解决消费品的需求。马歇尔对生产成本做了主观主义的解释，他认为，与劳动和等待生产过程的结果联系的反效用产生“实际社会成本”。市场对这种反效用支付的价格包括付给劳动的工资和资本的利息。而地租并不代表任何社会成本，它是“无功受禄的收入”。在这一点上，马歇尔认为他自己是古典经济学特别是李嘉图学派的后继者（因而有新古典学派之名)。而瓦尔拉把生产成本与发展的一定技术水平决定的生产资料支出（所谓生产系数）联系起来，因此他更接近于古典学派，该学派认为生产成本是决定生产某种产品必需的劳动支出的客观条件的表现。马歇尔和瓦尔拉都讨论了货币和信用理论。利用图解和数学的帮助，马歇尔对市场价格的形成过程（需求和供给弹性、短期和长期的市场均衡)以及国际交换（贸易条件）做了详细分析，他也研究了利率和信用政策对投资及物价水平的影响。新古典学派的其他代表人物继续了这类研究，他们为此目的发展了一套精巧的技术和分析工具。这是适合当时资产阶级的实际利益和需求的研究一一资产阶级的经济决策需要关于市场和货币信贷过程的准确信息。然而以这种方式设置的技术和分析工具也可以用于其他历史和社会条件下的研究工作。
在德国，历史学派是在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中产生的。和古典政治经济学不同，它对封建因素和促进德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普鲁士王室的国家机器（所谓发展资本主义的普鲁士方式）的历史遗产和社会作用，持一种赞赏的态度。但是它也不同于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础的社会发展的历史唯物论。在它发展的第一个阶段（所谓旧历史学派），这个学派否认经济规律的存在，并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把它的工作限制为历史著作。这也是第二阶段（所谓青年历史学派：希摩勒、布歇、布伦坦诺）出现的原因。这个学派的代表人物的活动成果是历史—经济知识领域中的重要成就，不过它们不属于作为一门理论科学的经济学本身的主题。在20世纪第一个十年结束时，历史学派产生了桑巴特和韦伯讨论资本主义奠基和发展的伟大历史—综合著作。两位作者都利用了马克思的科学著作，从中得到资本主义是历史范畴的概念。他们还设法对马克思著作中所提出的问题给出了不同于马克思的答案，他们的答案基于对社会制度的唯心的解释，即说成是在所谓时代精神中表现的心理态度自发发展的结果。资本主义的奠基和发展的问题因此被简化为所谓资本主义精神的奠基和发展。在马克思的理论影响下产生的另一部著作是奥地利学派的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1912年版)。熊彼特和马克思相似，他在各企业努力实现技术和组织进步、制造新产品和在生产过程中引入其他革新方面，看到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动力学。但是和马克思不同，他把这些努力归功于作为技术进步先驱的主要企业家们的创造性心理态度。历史学派的一个近亲是制度学派(凡勃伦、米切尔、康芒斯及其他人)，它起源于19世纪末而发展于20世纪初的美国。它的代表人物否定古典学派的理论，认为那是不结果实的空论，并且集中他们的注意力于连篇累牍地描写经济生活的制度组织。对凡勃伦的著作应特别注意，它包含对大企业的社会和经济作用的批判性分析。凡勃伦追随与资产阶级批判资本主义有关的那一群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足迹。他们的见解在西斯蒙第的著作中也可找到。在19世纪后半叶，这种批判消失了：它在20世纪初被修订为对于正在扩大而变得更强有力的大垄断企业的反作用。这种批判在霍布森的《帝国主义》一书(1902年版)中得到表现。列宁在他的论述帝国主义的著作中对它进行了高度评价和利用。
本文摘自《政治经济学》（第二卷），略作编辑
《政治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
（全两卷）
[波兰]奥斯卡·R.兰格 著
王宏昌 译
ISBN：978-7-100-15379-9
内容简介：
本书是兰格长期从事研究和实践的总结。它把历史唯物主义与合理行为学结合起来，打破了苏联政治学教科书的模式，讨论了政治经济学领域中的一切重要问题，重点是生产力的问题。他用较多的篇幅介绍了新的有争论的问题，但也不忽略已有公认答案的问题。作者不遗余力地把当代世界各国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和应用经验，大量引进他的著作中，介绍给读者。本书自1959年问世以来，就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重视，已被译成英、法、意、葡、捷、德、日、西等多国文字。
作者简介：
奥斯卡·R.兰格：波兰经济学家、政治家、外交家。曾任波兰驻美大使和驻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代表，后又担任过华沙大学政治经济学系教授，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主席。兰格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在与米塞斯和哈耶克等人的论战中，第一次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分散模型，即著名的兰格模型。兰格把市场机制的作用引入社会主义经济，开创了对社会主义经济中市场机制运行的分析的先例。在把经济计量学应用于计划社会主义国民经济、把控制论方法应用于经济研究方面，他也做了不少开创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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