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来源于全球传媒学刊 ，作者郭羽等
原文刊载于《全球传媒学刊》2023年第3期“风险传播 ”专栏。
作者
郭羽：澳门科技大学人文艺术学院副教授。
侯永康（通讯作者）：澳门科技大学人文艺术学院博士研究生。
樊凡：澳门科技大学人文艺术学院硕士研究生。
概要
【原标题】《社会风险放大理论视角下的风险感知与扩散：以日本福岛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放事件为例》
【摘 要】本研究以日本核污染水排放事件为案例，以社会风险放大理论为基础，构建了一个关于风险事件感知与扩散的模型。通过问卷调查法，探究人们针对媒体披露的特定风险事件所形成的风险认知结构，以及风险扩散的产生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人们对于风险事件的消极情感对风险感知具有正向影响，风险素养和传统媒体接触对风险感知具有负向影响。同时，风险感知在这些因素对风险扩散的影响中扮演着重要的中介角色，并对风险扩散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
【关键词】风险传播；风险感知；消极情感；风险素养；媒体接触
一、研究背景
德国学者Beck在1986年提出“风险社会”（risk society）的概念，其核心的观点认为人类进入工业化社会生产后，社会面临的现代性的风险也随之大大增加（Morin & Orsini，2014）。尽管社会现代化进程为人类生产力的提高和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但同时也催生了对人类生存环境的“不确定性”风险。2011年3月11日，日本东北部福岛县遭受到里氏9.0级大地震，导致福岛第一核电站发生爆炸并引起严重的核泄漏事故。这次人类历史上的重大自然灾害带来的问题远远超出地震短期破坏的范畴，关于福岛核电站的核污染水处理问题成了日本政府长久面临的重大挑战。2021年4月，日本政府召开内阁会议，为了解决核污染水长期储存问题，宣布批准将处理后的核污染水排入太平洋内。按照日本政府公布的计划，福岛第一核电站自2023年春夏起开始逐步向海洋排放现有储存核污染水（中国新闻网，2023），显然这样的举动会对环境生态变化产生极大不确定性。由于中国与日本在海洋领域的地缘接近性，日本政府这项对环境极其不负责的计划立刻引发中国民众的强烈愤慨。在社会层面，日本核污染水风险事件的讨论在网络和媒体中迅速传播和发酵，引起了公众极大的负面情绪，同时也可能导致恐慌性风险应对（Pu et al.，2022）。
在风险传播中，理性思维下的风险信息传播有助于降低风险的不确定性，促使社会共同参与解决风险事件。然而，放大或过度情绪化的风险信息扩散可能加剧风险的不确定性，引发不必要的恐慌情绪，从而影响社会的稳定。因此，深入挖掘风险在社会中的负面扩散过程同样也是未来应对风险以及减少过度风险恐慌的重要一环。
日本核污染水排放入海事件与其他典型的环境风险事件一样，其扩散过程中存在典型的社会响应机制。社会风险放大理论（The Social Amplification of Risk）提出风险事件借由个人和社会的因素，形成“社会风险放大”（social risk amplification），进而产生一系列社会负面连锁反应（Kasperson et al.，1988）。从这个视角出发，复杂的风险扩散过程中，依赖于公众被“放大”的风险感知，同时混合着公众的情感偏向（Sinaceur et al.，2005；Pu et al.，2022）、个人风险素养差异（Kusumi et al.，2017）以及媒介的建构（Wahlberg & Sjoberg，2000）等多方因素的影响。具体来讲，人们对于风险事件的消极情感倾向构成了个人对于风险的非理性判断，风险素养（包含科学素养和媒介素养）则反映了人们对于风险事件的理性判断以及对于风险信息的处理技能，媒介接触构建了人们对于风险事件的理解以及认知结构（Finucane et al.，2000；Garcia-Retamero & Cokely，2013；Cahyanto & Liu-Lastres，2020）。因此，对于特定风险事件而言，这三者形成了相互作用的整体结构，共同影响了人们的风险认知、风险应对以及扩散。
为了解媒介、情感以及个体差异对于风险感知和风险扩散所产生的影响，本研究以日本排放核污染水事件为例，通过社会风险放大理论探究在该事件背景下影响风险扩散的因素。从理论上来说，本研究纳入受众对于风险事件的消极情感、媒介信息接触行为以及所拥有的风险科学素养作为放大风险感知的因素，同时构建基于风险感知和风险事件扩散的理论模型。研究发现将帮助我们了解在特定风险事件中，风险事件是如何被个人和媒介因素建构，以及如何缓解风险恐慌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二、文献回顾
（一）社会风险放大与风险感知
在风险事件的传播中，风险感知是人们对风险的特征、严重程度与应对方式的主观判断，也是改变个人和集体对风险事件反应的关键因素（Slovic，2016）。由于风险感知的主观性，许多学者强调风险事件的感知是“被建构的”（Cornia et al.，2016）和可以“被放大的”（Kasperson et al.，1988）。社会风险放大理论强调公众的风险感知是通过个体和社会因素被放大或者抑制的，因为风险事件传播路径中，无论是社会节点（social stations）还是个人节点（individual stations）都对风险的描述具有过滤作用（Kasperson et al.，1988）。从个体因素来看，认知偏差会影响人们对于风险的判断。
除了诸如个人经验（Barnett & Breakwell，2001），价值观（Peters & Slovic，1996）和人口统计学因素（Kusumi et al.，2017）以外，基于感性的情感参与（Finucane et al.，2000；Guo & Li，2018）和基于理性的批判性思维（Kusumi et al.，2017）也是影响对风险感知偏差的关键因素。其中基于感性的情感参与通常是个体依据自身的情感直觉对于特定风险事件的主观判断，而理性的批判思维则需要通过逻辑思考以及科学知识来评估风险信息的可靠性和有效性，两者同时构成了个体对于风险认知的偏差。在社会层面中，媒介担任了构建风险事件的主要角色（Wahlberg & Sjoberg，2000），是传递风险信息的重要节点（Kasperson et al.，1988）。媒介可以通过调整发布信息的内容、数量和频率等方面来塑造公众的风险感知（Wahlberg & Sjoberg，2000），从而对社会风险的放大产生重要影响（Kasperson et al.，1988）。因此，本研究将从情感、批判性思维和媒介的视角探讨风险感知是如何被建构的。
1. 消极情感
在风险传播中，情感是人们风险感知的重要塑造者之一（Finucane et al.，2000）。通常来说，在缺乏足够的认知或是认知不确定的情况下，情感可能是指导判断的最强因素（Guo & Li，2018）。根据风险即感觉（risk as feelings）和情感启发理论（affect heuristic theory）的假设，人们会更加倾向于依据自己的感受和情感定义风险，并依据这种快速唤醒风险感知的方式来进行判断和决策（Slovic，2010；Slovic et al.，2004）。其中，消极情感对风险的相关评估有着决定作用。有研究发现个体的负面心理往往会导致其感知到更大的风险，因为他们自身会有一种不确定感，认为自己无法控制好当下的处境（Lerner & Keltner，2001）。同时，消极情感会引发恐惧和焦虑等个人负面情绪，这些负面情绪可能会驱动人们倾向于高估风险的存在可能性和危险性（Guo & Li，2018）。这种由外部的消极情感引发大众风险感知的推论，在恐怖袭击（Lerner et al.，2003）、自然灾害（Johnson & Tversky，1983）和疫情（Qian & Li，2020）等风险事件中均有所证实。
此外，根据Jung等（2002）对于情感抵抗的分类，在风险感知中的消极情感可以分成两种类型。一种是情境型，即由特定事件引发的，比如核污染水排放事件本身。另一种是稳定型，即随着时间的推移趋于积累，并演变成对特定国家或事物的持续抵触。这意味着除了对核污染水事件本身的负面情绪外，公众对日本（排放国）产生的消极情绪，同样也会影响大众对于风险的判断和认识，以及后续的传播行为。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H1a：人们对于核污染水排放事件的消极情感会正向影响风险感知。
H1b：人们对于核污染水排放国（日本）的消极情感会正向影响风险感知。
2. 批判性思维：风险素养
风险信息处理的核心在于批判性思维。批判性思维是对风险信息的审慎和反思，旨在通过证据得出合乎逻辑且公正的结论，从而可以就行动作出明智的决定（Kusumi et al.，2017）。在风险信息处理的大背景下，批判性思维主要构建了处理风险信息的相关能力，一般将这些能力称之为风险素养（Garcia-Retamero & Cokely，2013）。
风险素养包含科学素养和媒介素养，对于稳定公众的风险感知和参与风险沟通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Kusumi et al.，2017）。科学素养涉及对科学知识的理解和应用，影响人们处理风险信息的能力，而媒介素养则是指个体对媒体所传达的信息真实性进行批判思考的能力，二者对于理性化的风险应对均不可缺少（Buckingham，2013）。具体来讲，具备较高的科学素养和媒介素养的个体能够更全面地了解风险信息，也会更加客观和正确地认知风险事件所引发的影响和后果（Kusumi et al.，2017），而较低素养的个体与之相反。比如，中国学者Peng等（2017）发现农村山区居民的风险感知与其科学素养的关系：人们的科学素养越低，对环境的未知恐惧就越高。与之类似的是，更低科学素养的人对气候变化的风险感知更高（Kahan et al.，2012）。因此，科学信息的储备和使用可以降低风险所传递的不确定性。此外，由于媒体信息存在选择性报道、媒体偏见等问题，更高的媒介素养意味着能够批判性地分析媒介信息，并由此降低媒介对行为潜在的负面影响（Potter，2013）。例如，有研究发现高媒介素养的人处理媒体上恐怖主义的相关报道时，减少了感知的恐惧与威胁（Bergan & Lee，2018）。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H2a：人们的科学素养会负向影响对核污染水排放事件的风险感知。
H2b：人们的媒介素养会负向影响对核污染水排放事件的风险感知。
3. 媒介接触
根据风险社会的理论，媒介在风险信息传递以及风险应对过程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媒介所传达的风险信息内容质量将直接影响个体对于风险事件的认知。对于特定风险事件，如果个体没有足够的亲身经历，其所形成的风险认知则主要受到媒介所发布信息的影响（Wahlberg & Sjoberg，2000）。风险社会理论表明，大众媒介使得社会潜在风险在公共场域可以被洞见，继而会被加工后再次传播到更广泛的人群（Beck，1992）。此外，社会放大理论也强调，媒介作为处理风险信息的第一线，其加工后的风险信息对公众具有放大效果（Kasperson et al.，1988）。因而公众对事件的风险认知与媒介接触有直接的联系。
媒介接触是指公众接触特定媒介内容的程度和使用特定媒介的行为，其中包含了接触频率、常用媒介和媒介信任度等（Slater，2004）。通过接触媒介，个体会被暴露于大量的风险信息的报道中，这种持续的接触会增强个体对于特定风险的感知。过去的实证研究表明，在风险的不确定时期，个体往往会受到媒介接触的影响，其风险认知会随着接触信息的增多而增加（Drottz-Sjöberg & Sjoberg，1990；Cahyanto & Liu-Lastres，2020；Guo et al.，2020），进而也会影响后续的参与行为（Cahyanto & Liu-Lastres，2020）。
需要注意的是，人们通过媒介塑造风险感知的途径是多元的。过去的研究发现，传统媒介的媒介接触（Frewer et al.，2002；Lewis & Tyshenko，2009）和新媒体的媒介接触（Chung，2011；Sundar et al.，2016）都可以建构出个人对风险事件的风险感知。但两者媒介属性的差异在塑造机制上也会有所不同，大众媒体依赖的是在风险信息生产中的专业性和权威性而新媒体依靠的是与用户的高对话性（Sundar et al.，2016）。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H3a：人们对传统媒体的接触会正向影响对核污染水排放事件的风险感知。
H3b：人们对新媒体的接触会正向影响对核污染水排放事件的风险感知。
（二）社会风险放大与风险扩散
社会风险扩大理论除了强调风险认知的构成以外，也强调被建构的风险认知如何影响风险事件在社会传播链条中的连锁反应，即一种社会影响的“放大”（Kasperson et al.，1988）。具体来讲，被放大的风险认知通过个人和社会群体的传播产生“涟漪”（ripple）的扩散效果，以点向外扩散影响触及该风险的行业以及其他社会领域（Kasperson et al.，1988）。其扩散效果来源于高估的风险认知，进而推动个人和社会群体的风险沟通。
根据风险认知理论，风险感知一旦超过可接受的范围，人们就会感到焦虑和恐慌，而风险沟通的行为也就更加活跃（Cheng et al.，2022）。其原因在于，人们希望通过人际沟通来处理风险信息带来的恐惧和负面情绪（Dunlop et al.，2008）。有学者表明，人们对风险事件呈现出较高的个人风险感知时，会更愿意与家人和朋友谈论风险，参与沟通和传播（Paek et al.，2016）。
然而，以上研究并未对风险沟通进行传播倾向的划分。在社会风险放大理论中，由个体和群体的风险沟通所产生的涟漪效果，也会带来一系列的负面效果，包括社会恐慌、社会混乱和社会压力等（Kasperson et al.，1988）。基于该理论，被放大的风险认知可能更多地影响到风险沟通的负面方面，所以此类沟通所导致的涟漪效果更适合定义为风险扩散。不同于通过降低不确定性促进人们参与应对风险事件的积极风险沟通，风险扩散则更多强调向他人传播对风险事件的担忧与未知，进而对社会产生负面影响。因此，本研究通过结合社会风险放大理论，将重点考察风险感知放大对负面风险沟通的影响。因此，提出研究假设和研究问题：
H4：人们对核污染水排放事件的风险感知会正向影响风险扩散。
根据以上假设，提出了本研究中各变量之间的影响关系模型(见图 1)。
三、研究方法
根据以上提出的研究假设，本研究在日本政府公布排放核污染水入海计划后，于2022年2月通过线上问卷平台对我国澳门特别行政区某高校的在读学生展开问卷调查，以获取媒介受众对于日本核污染水排放的风险事件的相关数据，一个月共收集到311份合格的样本（描述性统计见表1）。本次问卷共有36个题项，其中包含了对于消极情感（包含对排放国日本和核污染水排放事件两个子变量）、风险素养（包含媒介素养和科学素养两个子变量）、媒体接触（包含传统媒体接触和新媒体接触两个子变量）、风险感知以及风险扩散等主要模型变量的测量和人口统计学变量的测量。该样本数据后期通过偏最小二乘法结构方程模型（PLS-SEM）对研究假设模型进行验证。
（一）测量
人口统计学测量包括性别、年龄、学历、生活费以及家乡是否沿海。
消极情感包含两个子变量的测量，一方面是对于核污染水排放事件的消极情感的测量，另一方面是对于排放国（日本）的消极情感的测量。消极情感（事件）的量表改编自Watson等（1988）的消极情绪量表。该量表主要有5项衡量消极情感的条目，包含对核污染水排放事件害怕、不安、紧张、忧虑和恐惧的情绪测量（均为李克特5分量表），例如：“当看到与核污染水排放相关的信息后，您多大程度上会出现害怕心理”（1=完全没有，5=非常害怕）（M=3.64，SD=1.01，Cronbach's alpha=0.906）。消极情感（国家）主要测量的是对日本本国、日本社会、日本人三种维度的消极情绪，共包含3个5级条目，例如：“您对日本这个国家在多大程度上会出现抵触情绪”（1=完全没有，5=非常抵触）（M=3.67，SD=1.01，Cronbach's alpha=0.893）。
风险素养包含媒介素养和科学素养两个子变量。媒介素养改编自Austin等（2021）的新闻内容媒介素养量表，主要考察理解和判断媒介信息的能力，共包含5个条目，例如：“我会经常核实媒体中提供的信息是否准确”（1=非常不同意，5=非常同意）（M=2.48，SD=1.04，Cronbach's alpha=0.915）。科学素养改编自Kusumi等（2017）的具体科学素养（核能）量表，含5个条目，主要测量的是有关核能的科学素养，例如：“我了解过去核事故的详细信息”（1=非常不同意，5=非常同意）（M=2.35，SD=1.03，Cronbach's alpha=0.912）。
媒体接触包含传统媒体接触和新媒体接触两个子变量。传统媒体接触改编自Ng等（2018）大众媒体接触的量表，共设立3个5级条目，包括电视、广播和报纸三种传统媒体的接触，例如：“您关注过电视中与日本核污染水排放相关的信息吗”（1=没有关注，5=非常关注）（M=3.60，SD=1.01，Cronbach's alpha=0.872）。新媒体接触设立3个5级条目，包括网站、社交媒体和其他网络三种新媒体的接触，例如：“您关注过社交媒体中与日本核污染水排放相关的信息吗”（1=没有关注，5=非常关注）（M=2.37，SD=0.98，Cronbach's alpha=0.882）。
风险感知改编自Guo等（2020）的风险感知量表，共包含3个条目，涉及感知的恐惧、不可控性和严重后果，比如：“您认为核污染水排放造成负面影响的可能性是”（1=完全没有，5=非常有可能）（M=3.63，SD=1.06，Cronbach's alpha=0.912）。
风险扩散改编自Kusumi等（2017）的风险沟通量表。由于本研究着重关注风险沟通的负面影响，因此，条目内容着重强调负面的风险沟通。改编后的量表共包含4个条目，分别为描述核污染水排放危险程度的问题以及衡量个体将核污染水排放担忧分享给家人、朋友和社交媒体的程度，例如：“如果表达，我会告知核污染水排放”（1=不危险，5=危险），“关于日本排放核污染水事件的担忧，您会有多大程度的意愿与家人交流”（1=完全没有，5=非常愿意）（M=3.62，SD=0.96，Cronbach's alpha=0.867）。
（二）数据分析
本研究使用偏最小二乘法结构方程模型（PLS-SEM）进行分析和假设检验，原因在于PLS-SEM对于小样本敏感数据和包含多个变量检验的复杂中介模型（Green et al.，2016；Hair et al.，2019）有很好的适配性。与传统的基于协方差矩阵的结构方程模型（CB-SEM）有所不同，PLS-SEM关注的是潜变量之间的关系而非观测变量的测量模型，所以PLS-SEM适合于对关系的预测和探索（Henseler & Sarstedt，2013）。在本研究中，我们通过因子载荷（Factorloading）、量表的信度（Cronbach's alpha）、综合可靠性测试（CR）和提取平均值（AVE）来测试数据的可靠性。表2显示，因子载荷指标每一项指数高于0.6的阈值，Cronbach's alpha和CR均高于标准值0.7，AVE大于标准值0.5（Hair et al.，2019；Iqbal et al.，2022），因此数据在信度和效度上是可靠的。各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VIF均小于5，该PLS-SEM不存在共线性问题（Iqbal et al.，2022）。
其次，我们通过Tenenhaus等（2005）的公式计算出统计模型的拟合优度（Goodness of fit）：
其结果超过Wetzels等（2009）建议的阈值0.36，因此，研究模型具有良好的适配度。
最后结构模型的解释力由R2呈现，风险感知（R2=0.352）和风险扩散（R2=0.279）均存在合适的解释力（R2>0.25）。
四、数据结果
在PLS-SEM中，我们分析了模型中各变量之间的假设关系，图2显示了各变量之间的直接关系。结果显示，消极情感（事件）（β=0.137，p<0.05）和消极情感（国家）（β=0.209，p<0.01）对风险感知有正向显著的关系，因此，H1得到证实。媒介素养（β=-0.132，p<0.05）和科学素养（β=-0.161，p<0.05）对风险感知有负向显著的关系，所以，H2也得到证实。传统媒体接触（β=-0.13，p<0.05）对风险感知有负向显著的关系，但是，新媒体接触与风险感知并没有显著的关系（β=0.062，p>0.05），因此，H3a成立但H3b不成立。此外，风险感知与风险沟通有正向的显著关系（β=0.517，p<0.001），因此，H4得到证实。最后，人口统计学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并不能显著地影响风险扩散。
为验证本研究中提出的假设关系，表3呈现了风险感知在消极情感、风险素养、媒介接触对风险扩散的影响中的中介作用。结果显示，风险感知分别在消极情感（事件）与风险扩散（β=0.071，p<0.05）、消极情感（国家）与风险扩散（β=0.108，p<0.01）、媒介素养和风险扩散（β=-0.084，p<0.05）、科学素养和风险扩散（β=-0.068，p<0.05）以及传统媒体接触和风险扩散（β=-0.067，p<0.05）的关系中发挥着中介作用，但风险感知并没在新媒体接触和风险扩散的关系中有显著的中介作用（β=0.032，p>0.05）。
五、讨论
本次研究立足于日本排放核污染水这一重大海洋环境污染事件，以社会风险放大理论为基础，通过感性视角下的消极情感、理性视角下的风险素养和社会层面下的媒介接触，探索风险感知构成的成因，以及对后续风险扩散的影响。
首先，本研究发现消极情感对于风险感知有着重要的正向影响，也是构成风险放大的重要成因。这与前人的研究结果相似，即负面情感化的风险内容（比如：恐惧和愤怒）会在个人风险感知和社会风险感知中起到一定的作用（Lerner & Keltner，2001）。基于情感启发理论的解释，人们依靠先验感觉和情绪判断风险，并对后续的行为和决策有所影响（Slovic et al.，2004）。此外，可用性启发式理论也解释了普通人如何通过快速的情感经验判断风险。当面对一个较新的、复杂的风险问题，人们可能会倾向于使用启发式方法自动处理信息，而不是深思熟虑地系统分析（Guo & Li，2018）。通过与个人经验相连，可用性启发可以生动地描绘出特定风险，并很快地联想到可能会产生的负面效果（Tversky & Kahneman，1973）。同样，不只是事件，本研究中发现对于排放国既有的消极情感态度也对风险感知具有强烈影响，这也可以通过该理论解释。相较于其他国家和地区，当下一些中国公众对于日本的消极情感水平偏高，在快速消极情感的启发下，人们对于日本政府这一不负责任的举动所引发的风险感知也会加剧，从而更容易引发后续的人际传播中的风险扩散。
其次，与先前的研究结果一致，科学素养在稳定公众风险认知结构，以及减少恐慌性风险扩散行为中具有积极效果（Kusumi et al.，2017）。具体来说，专业人士对风险的感知及评估多建立在专业知识和客观理性的分析基础之上。相反，对于非专业人士来说，因为缺乏相关知识，会更依赖于直觉进行判断。关于风险的科学知识储备，可以降低人们对风险不确定性的担心和恐惧，进而降低风险由情绪所导致的恐慌性负面社会影响。此外，媒介素养也是抵御风险带来的不确定性的关键。媒介素养既能令大众明辨信息的真伪从而产生合理的判断，也可以吸收信息中的重要内容为己所用（Buckingham，2013）。综合来讲，在当前的大背景下，具备风险素养和批判性思维的个人似乎是稳定风险感知的重要来源。当人们面对模棱两可或者相互矛盾的信息时，他们能稳定地持有自己的风险判断，并能清晰地向他人阐释自己的观点（Kusumi et al.，2017）。因此，未来为解决风险事件在社会上的非理性传播和扩散，最重要的是要增强公众对于风险相关知识的了解以及培育其对于真假风险信息的辨别能力。
再次，本研究发现传统媒体接触对风险感知有负向影响效果，但新媒体的接触并没有显著地影响风险感知，这两点都与本研究的假设不同。首先，媒体对风险事件的报道倾向是影响公众风险感知的方向标，而接触频率则更多起到强化报道倾向的效果。因此，媒介对风险报道的倾向决定着对风险感知是“放大”还是“减弱”作用。比如，Vyncke等（2017）发现在日本福岛核事故发生后，由于日本传统媒体对核事故的报道议程设置，传统媒介接触降低了日本公众的社会恐慌性风险应对。与传统媒体相比，新媒体上的信息对于公众来讲可信度可能相对较低。此外，互联网也存在衰减效应。由于网上传播的信息纷繁复杂，一个风险事件很有可能迅速在互联网上失去公众的注意力。因此，人们可能很难通过转瞬即逝的新媒体信息直接影响风险的认知。但总体来讲，传统媒体特别是官方媒体，科学化的风险事件报道对于降低公众的过度恐慌会产生重要影响。
最后，与前人的研究结果一致，风险感知是导致人们风险沟通和扩散的重要因素（Paek et al.，2016；Cheng et al.，2022）。风险感知会直接影响人们对于风险事件的认知相关性和重要性，更高的风险认知会促使人们更迫切要采取相应的风险应对措施（Brügger，2020）。然而，像核污染水排放这类大型风险事件，很难通过个人的行动降低风险的不确定性，因此需要向他人分享和传播以缓解不确定性带来的负面情绪（Paek et al.，2016），但在此过程中如果缺乏有效信息的沟通，而更多传递风险的不确定性与消极情绪，有可能会加大一系列社会不可控的负面影响（Kasperson et al.，1988）。此外，本研究还发现，人口统计学变量与风险沟通并无显著关系，这也侧面说明风险传播具备客观性和普遍性，类似日本核污染水排放这样的严重风险事件所形成的风险传播会跨越不同社会群体风险认知差异，形成普遍性扩散。在重大风险事件的信息传播中，人们通过媒介所接触的风险信息内容会导致群体风险认知的形成。
六、局限与未来研究
首先，本研究所关注的是风险事件的负面沟通，即风险扩散，但并未考虑这些个人和社会因素对积极的风险沟通的影响。向他人传播正面和科学的信息可以降低风险的不确定性，积极的风险沟通同样也是风险传播中的关键。因此，未来的研究可以探究什么因素影响积极的风险沟通，而在什么特定情况下将影响负面的风险沟通。其次，尽管本研究考察了媒介对风险感知与风险扩散的影响，但未回答媒介如何塑造和报道风险事件的问题。因此，未来的研究可以通过内容分析探究媒介对风险事件的塑造。最后，风险的扩大和扩散并不是静态的（Kasperson et al.，1988），即人际的风险沟通同样也是影响他人风险认知的关键因素。本研究尽管构建了一个风险认知与扩散的路径，但截面式调查数据无法回答诸如情感、风险感知和人际风险沟通等因素间的因果关系。因此，后续可以在本研究基础上进行纵向数据研究回答这些问题。
七、总结
本研究以日本核污染水排放事件作为探究风险传播的案例，构建了消极情感、风险素养和媒介接触对公众风险感知和风险扩散的理论模型。研究发现，消极情感对风险感知有正向影响，而风险素养与传统媒体接触对风险感知有负向影响，新媒体信息接触对风险感知则没有显著影响。风险感知作为这些因素对风险扩散的中介因素，对风险扩散有重要的正向影响。研究模型揭露风险事件扩散的潜在机制。在实践层面上，本研究发现提高风险素养以及进行科学媒介报道可以成为避免恐慌性风险应对的策略。
本文参考文献从略，完整版请参看刊物原文
本文引文格式：郭羽、侯永康、樊凡：《社会风险放大理论视角下的风险感知与扩散：以日本福岛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放事件为例》，全球传媒学刊，2023年第3期，82-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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