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erging rural spatial restructuring regimes in China: A tale of three transitional villages in the urban fringe》一文发表于国际期刊《Journal of Rural Studies》，2022年第93期，第一作者是来自中国香港城市大学的张晓玲教授。
主要内容
中国快速的城市化进程推动了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国在进行乡村空间重构过程出衍生出了多种模式，但结果具有很大的差异性。鉴于此，本文基于政体理论的观点，构建了一个概念框架，以揭示中国乡村空间重构背后的机制，并试图探索影响结果的深层原因。研究发现，资源充足性、资源联盟的质量和实施的有效性决定了乡村政权管理空间重组的能力。以深圳市、巢湖市、滑县为例，说明概念框架的应用，并从乡村政权能力的角度进行比较分析。这些发现提供了对“乡村空间的可持续改造”的批判性反思，因此可以为全球发展中国家的农村治理提供启示。
乡村空间重构的概念框架
制度理论家鼓励结合国家权力和非国家资源来执行公共政策。一个执政联盟的建立是为了创造一种针对预期目标采取行动的能力，而不是支配或控制大众。这就引出了中国乡村空间重组的两个核心问题:1)一种乡村政权形式如何在一个共同的目标下掌权并维持自身？2)在整个农村政权的形成过程中，执政联盟如何产生其完成重组项目的能力？如图1所示，根据资源联盟开发的概念框架讨论了中国乡村空间重组的四种区域资源，阐述了空间重组的农村政权形成和维持的机制和动力，并确定了维持农村政权能力的三个关键维度。
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本研究选取河南省滑县金河新城、安徽省巢湖市三瓜公社和深圳市坪山区秀新村三种类型进行比较分析。在概念框架的基础上，根据三个案例的乡村发展背景、政权形成过程和重组结果的描述提供了对不同资源联盟是如何建立及发展(在面临来自当地内外的挑战时成功或失败地维持其治理)的理解。通过比较三个资源联盟的政权能力变化，以确定导致这些结果的原因。这一比较研究旨在证明，在整个政权形成过程中，乡村政权能力建设是转型中国乡村空间重构的关键。
大部分数据是来自2017—2018年间在三个研究地点的实地调查。在每个地点进行观察、访谈、拍照和制图以收集信息。在现场观察中，重点关注了场地的物理环境和空间特征以及不同类型空间的利用，并通过照片、定性描述和制图等方式记录了观察到的信息。为了探究重组实践的背景、过程和结果，我们在选定的地点进行了总共42次半结构化访谈。其中，金河新城项目、三瓜工社和秀新村的受访者人数分别为15人、14人和13人，总共有八种类型的受访者。
案例分析及结果
案例一：河南省滑县金河新城抗资源联盟
发展过程：金河新城位于河南省滑县新区内(图2)。由于地方政府缺乏足够的资源开展建设项目，地方政府通过耕地整理获得土地资源。此外，公司管委会成立公司来集中农民的耕地承包权(每年每亩补偿小麦350公斤)，并将土地使用权拍卖给有能力进行大规模生产的公司和承包商。随后，管委会出台了《滑县集聚区集村奖励办法》——鼓励村民拆除旧房、迁入新社区的奖励制度。一旦农民集中到新的较小的地区，他们原来的耕地、宅基地，甚至是祖坟，都被报告给上级当局作为开垦的耕地。地方政府从这些农村土地的整合中获得更多的土地转换配额并出售城市建设土地使用权提供了更多的收入。
结果：虽该工程的主要目的不是重构乡村生态空间，但如此大规模的建设工程使乡村景观发生了广泛的变化，深刻地影响了乡村生态环境。迄今为止，该项目未能将建设用地转为农业用地以提高农业生产力；相反，它消耗了更多的耕地来建造一个大多数村民都不想搬进的新社区。这造成了相当大的资源浪费，削弱了农村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
案例二：安徽省巢湖市三瓜公社接受资源联盟
发展过程：三瓜公社由合肥—巢湖经济开发区管理。由唐山村3个空心村(大奎、黄泥、东峪)改造而成(图3)，辖11个自然村。许多青壮年劳动力已经离开，留下1685名村民，他们主要靠种植水稻、花生和捕鱼为生。该区域整体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为充分利用当地的旅游资源，首要问题是如何通过空间重组利用当地资源发展产业，增加农民收入。2015年，开发区以“建设美丽乡村”为主题，邀请安徽淮商集团成立安徽三瓜工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打造集休闲旅游、农业、电子商务、民俗文化为一体的美丽乡村，以解决空心村、留守儿童等问题。所需的土地资源和实物资产由官方资金和地方行政权力共同投入获得，开发区投资10亿元完成集体土地使用权出让。对于想要留在当地的村民，他们的旧房子将被翻新，其中一些被用作民宿和商店。耕地的土地流转采用政府购买土地使用权，每亩补贴3万元的方式，将其租给企业进行改造。
结果：该村的基础设施建设于2018年8月完成。包括乡村道路、公共厕所、路灯、绿化和污水处理系统。目前， 80个保留乡村生活原貌的民宿、农家乐和主题农业带将为城市游客提供乡村体验。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生活和生产空间，改变了当地村民的就业和生活方式，吸引了400多名年轻人在该地区创业。至于三瓜工社的生态环境，建设过程中没有拆除房屋，也没有砍伐树木，而是对周边的农田、山地、林地、水系进行修复，尊重乡村空间的肌理和人文特色，使其成为具有自然乡村风光的场所。然而，2017年游客数量增加到500多万，这给生态环境带来了压力。
案例三：深圳市坪山区秀新村自发资源联盟
秀新村位于深圳市坪山区坑子街道(图4)，紧邻惠州市，占地860公顷。总人口约4.08万人，其中常住人口1582人，流动人口39218人。一方面，秀新村是一个半城市化的村庄，具有城中村的空间特征(租赁房屋高密度发展，无序建设)，外来务工人员较多。另一方面，由于地处欠发达的坪山新区非中心地带，具有农村特色，耕地面积小，公共服务较差。秀新村通过空间重构来实现城市化进程，有两个目标：一是改善居住环境，为居民提供充足的公共设施和服务。二是振兴工业基地，实现产业升级，增加农村集体收入。
结果：2010年，秀新村村委会经村民同意，投入集体资金近4000万元，完善了社区文化广场、公园、电影院、溜冰场、公共社区卫生中心、学校等各类公共设施的建设、服务和管理，居住环境得到了显著改善。12栋工业建筑从2017年开始重新设计，经政府审核批准，于2018年开工建设，目前仍在建设中。新企业将带来一批高学历、高收入的工人，这应该会引发当地的社会经济变革。用高科技产业取代原有的低端、高污染产业，有利于当地的生态环境和居民的健康。但是，人们仍然担心，污染企业的搬迁在某种程度上是试图转移环境保护的负担。
讨论
由于区域条件和所追求的具体目标不同，乡村空间结构调整项目所需的资源可能有所不同。此外，潜在的资源构成太多，无法一一比较。不同的政权能力导致不同的结果，导致生活、生产和生态空间的变化，因此，伴随着产业重塑、乡村社会变迁和乡村生态变迁，我们从农村政权能力的角度对三个不同的典型案例进行比较，并利用政权形成过程的四个特征(表1)，找出影响其实现目标能力的深层原因，从而为中国乡村空间重构建设提供参考。为了理解一个农村政权的治理能力，我们考虑了能力的三个维度：1)资源的充足性是否与目标相匹配，2)资源联盟的质量，3)实施的有效性。对这三个变量的分析有助于确定三种情况下的政权完成转型时期农村空间重构任务的能力。
结论
本文所提出的概念框架表明：1)电力、资本、农村资产和人力资源是乡村空间重构的关键资源；由于不同类型的资源在汉语语境中可能存在重叠，因此基于资源的属性和语境对每个资源类别进行具体分类就比较复杂；2)农村政权的建立与维持机制是一个持续的、多层次的过程，是由内生和外生力量的动态交互作用形成的；3)目标设定和制度形成过程相互导致了不同类型的资源联盟，形成了不同程度的制度行动能力，导致了不同的重组结果；4）资源与目标的匹配度、资源联盟的质量和实施效果是衡量农村制度能力的三个基本维度。本文所提出的概念框架对现有的乡村空间重构研究文献有所贡献，并丰富了中国乡村语境下的制度理论。
通过对三个典型案例的比较分析，加深了我们对现有实践利弊的认识，有助于从农村制度能力的角度找出改进的政策启示。尽管空间重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作为解决问题的突破口，但中国乡村振兴仍然面临着多方面的挑战和复杂的现实，如农村人口迁移问题、环境污染问题、公共产品供应问题等。因此，未来的研究需要探讨与乡村空间重构相关方面与包容性治理和系统性治理模式之间的互动关系，以促进中国等全球发展中国家及其他国家中长期的乡村振兴。
原文
Xiaoling Zhang, Mingmin Pan, Emerging rural spatial restructuring regimes in China: A tale of three transitional villages in the urban fringe[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2022)93:287—300. https://doi.org/10.1016/j.jrurstud.2020.09.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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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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