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近年来我国人口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少子化、老龄化趋势进一步加快，人口结构增长分化、区域性别比例呈现两极发展。与此同时，我国高等教育，特别是高等工程教育仍处于资源扩张阶段，作为投入要素的人口与人才供给要素的教育在未来将出现严重的供需矛盾，并深入影响经济产业和区域协调发展等各个方面。基于上述背景，文章分析了这种供需的紧迫形势，并借鉴美、日等国家和地区少子化趋势下高等教育的发展经验，梳理了少子化趋势对我国工程教育发展的未来挑战，呼吁和冀望教育管理者和实践者立足国家整体发展战略，转变观念、付诸行动，在教育全局上由规模扩张思维向提高质量、提高效率进行转变。
【关键词】少子化；工程教育；产业；人才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长期面临着人口数量增长和素质提升的双重压力，整个社会和教育系统担负着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和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的重任，总体上围绕着解决学生规模扩张、培养质量提升这两大宏观诉求进行资源优化和配置。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的高等教育事业发展迅速，建成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高等教育体系，也建成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工程教育体系。按照马丁•特罗的大众化教育理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持续提升，中国以较快的速度从高等教育精英化阶段进入到了大众化和普及化阶段，人民对高等教育的满意度和幸福感持续增强。近年来，我国人口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以2022年人口自然增长率负增长为标志，少子老龄化在可预见的未来将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各行业应认识、适应、引领人口发展的这种新态势。基于人口的传导效应，少子化势必会对高等教育生源产生影响，进而影响我国人力资本的数量、结构和质量，波及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安全。政府管理者、高校工作者在增量发展的思维惯性和行动惯性下，应关注到这些“拐点”性质的重要变化，冷静思考高等教育的均衡协调和高质量发展步伐，做到未雨绸缪，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提供有力的支撑。
01
总体人口形势与高等教育发展
人口的数量和质量、人力资本状况共同影响着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可持续发展和安全。教育作为人口发展和人力资本增加的重要手段，两者之间互相影响。当前中国人口发展呈现少子化趋势，生源数量在减少，同时人口区域增减分化明显，性别比例在发生变化，家庭人口数量较以往在减少。而高等教育，特别是高等工程教育，仍处在规模和数量的持续扩张过程中，人口减少与高等教育规模和数量扩张之间的矛盾将日益显现。
（一）总体人口形势呈现出四个突出变化
第一，出生人口持续下降，人口呈现少子化态势。如图1所示，2000—2015年全国出生人口基本在1600万至1800万之间波动。2016年国家实行“全面二孩”政策，在短短一年到两年的生育高峰后，从2017年开始每年的出生人口数持续呈现下降趋势，2018年出生人口比2017年少200万人，2022年出生人口仅有956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60‰[1]，这是中国内地60多年来首次出现人口下降。对照较早开展少子化研究的日本的标准，按照“人口出生率”“总和生育率”和“少年儿童人口系数”三个指标来判定少子化程度，将其分为“少子化”“严重少子化”和“超少子化”三个阶段①。根据2022年中国统计数据，从我国人口出生率（6.77‰）[1]、0—15岁（含不满16周岁）人口比重（18.1%）[1]、总和生育率（1.07）[2]综合来看，我国已经逐步接近“超少子化”阶段。
图1 2000年以来中国出生人口数②
第二，人口持续呈现老龄化，老龄化率进一步升高。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2020年全国人口中15—59岁劳动力人口占63.35%，60岁及以上人口占18.70%，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13.50%。[3]与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2010年）相比，15—59岁劳动力人口的比重下降了6.79个百分点，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则上升了5.44个百分点，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了4.63个百分点。[3]人口持续呈现老龄化趋势的同时，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在加速。2011—2022年，中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仍有一定的规模，年平均减少约0.14%[4]，处在达峰期和缓冲期。随着劳动力人口年岁的增长，从统计数字来看，2022—2035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减少的年均速度将提高到0.83%[4]，劳动力规模快速收缩。到2035年60岁及以上人口超过4亿人，老龄化率超过30%， [5]我国将达到重度老龄化阶段（如图2所示）。
图2 中国老龄人口规模和未来重度老龄化情况③
第三，区域人口结构增长分化、性别比例呈现两极发展。统计数据显示，2010—2020年，尽管人口总量呈现增长态势，但部分省份（自治区）呈现人口的负增长，如甘肃省（-56万）、黑龙江省（-646万）、吉林省（-338万）、辽宁省（-115万）、山西省（-80万）、内蒙古自治区（-66万）等人口结构增长分化④，区域人口不平衡进一步加剧。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总人口性别比向着“男女平衡”的良性方向发展，但区域分化特征仍令人担忧。相比2010年，2020年21个省级行政区域人口性别比呈现负增长，其中降幅最大的分别为天津（-8.21）、内蒙古（-3.91）、吉林（-2.98）、黑龙江（-2.5）和辽宁（-2.84），辽宁、吉林两省人口性别比降至100以下。⑤
第四，妇女总和生育率处于警戒线以下，且区域差别较大。总和生育率是指某国家或地区的妇女在育龄期间，平均生育的子女数。简单理解就是，一对夫妇家庭户如果生育两个孩子（总和生育率为2），在这对夫妇去世后社会的世代更替人口没有明显减少；如果只生育一个孩子（总和生育率为1），则人口减半。这样从最小的家庭叠加成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总和生育率，是一个时期生育水平的度量指标。考虑到夭折、自然灾害、意外等造成的生命意外因素，国际上通常认为总和生育率至少要达到2.1才能完成世代更替，而将总和生育率低于1.3称为“低生育率陷阱”或者“极低生育率”。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表明我国总和生育率水平处于警戒线以下，家庭人口数在降低，且地区差异较明显，既有东、中、西部地区差异，也有城乡差异，还有女性群体之间不同教育水平下的差异。总体上，女性生育主体和劳动力供给主体双重身份之间的矛盾长期存在且难以缓解（如图3所示）。
图3 全国总和生育率发展情况及地区差异⑥
（二）高等教育的资源配置仍处于扩张阶段
高质量发展是我国高等教育助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目标实现的首要任务，中国高等教育在注重高质量发展的同时，基于需求的资源配置扩张态势尚未有明显改变。特别是在政府主导下，教育的供给侧与产业需求侧、人口要素需求侧呈现惯性联动发展态势，招生需求与招生规模仍在不断扩大，高校数和高校教师数量不断增加，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连年提高。教育部统计数据显示（如图4所示），2023年全国普通高校（2820所）[6] 较2000年（1041所）[7]增加了1779所，是原有规模的2.7倍；2022年高校教师人数达到197.78万人[8]，是2000年教师人数的约4.3倍；从招生规模来看，2000年招生220.6万人[9]，2022年招生1014.5万人[8]，更多的适龄青年能够接受高等教育，22年间年度规模增长了3.6倍。随之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呈现持续增长态势，2022年中国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了59.6%[8]，不到二十年时间，我国从精英教育阶段（15%以下，2002年前），快速发展和过渡到普及化阶段（超过50%，2019年）。从目前发展趋势来看，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后续持续提升的态势明显（如图5所示）。
图4 中国普通高校数和高校教师数持续增加情况⑦
图5 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⑧
此外，进入普及化阶段的高等教育呈现更为显著的特征，如在学规模进一步增加，硕、博士研究生数量大幅提高，学校校舍建筑面积、生均占地面积、生均教学科研实习仪器设备值等指标持续增加，院校的多样性进一步丰富，等等。
然而，高等教育适龄入学人口数量与需求一旦发生“拐点”变化，必将广泛而深刻地影响未来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10]65从人口基数看（如图6所示），2035年以前，我国高等教育适龄人口规模将保持相对稳定状态，从2036年起，各年份适龄人口将持续下降，2040年的应入学人口规模约为956万（由2022年出生人口数大致推算），将少于高校招生数需求，两者出现“剪刀差”。在少子化与高等教育规模不断扩张的趋势下，这种供需的冲突将不可避免发生，若干年后（预测显示在2035—2040年间）即便是全部的适龄青年升入大学，现有教育资源也必将产生一定的冗余。在生源竞争的背景下，高校发展、区域协调、学生选择侧重等方面一系列“多米诺骨牌效应”将显现，急需提前谋划高等教育未来发展走向。
图6 少子化趋势与高校招生数预测
02
其他国家和地区高等教育应对少子化的经验
总的来说，随着经济发展和收入提高，以及受教育水平提升，生育水平逐渐下降是普遍趋势，少子化是世界范围内的普遍现象，尽管因民族、宗教、文化等差异而有不同的体现。少子化对高等教育的梯次影响已经在欧洲、美国、日本、韩国等国家和地区出现，研究和借鉴已发生少子化国家和地区的教育改革经验，以应对中国即将面临的挑战是非常必要的。
（一）均经历了高等教育资源配置规模发展与优化的失衡阶段
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大学应入学人口达到顶峰，随后自1982年起，美国本科高校工程教育的生源数量逐年递减，每年减少约1万人，尤其表现在机械工程、信息电子和航空航天工程等学科领域。[10]65-66继而美国经济结构同频进行了调整，一些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向域外转移。德国的高等教育应入学人口在1985年左右达到最高峰（800余万），到1995年降低至330万左右，与此同时，德国高校数量一直在增加，在1980年代以前，德国大约新建了25所中型大学，提供的学习位置从58.5万个增加至94.4万个[11]。1992年，日本大学入学人数达到历史最高点，总人数为205万人，之后每年人数逐渐减少，直到2012年，大学适龄生源数量只有119万人（20年间骤降了近42%）[10]67。2007年，日本高中毕业生人数与大学招生指标基本持平，日本适龄人口几乎进入了“全入时代”的高等教育。[10]67中国台湾地区从2003年开始出现少子化现象，2007年进入严重少子化阶段，2012年达到超少子化阶段（如图7所示），与少子化趋势相反，台湾的高等院校从2006年的50多所，增加至2016年的160所左右[12]。
图7 对标国家（或地区）应入学人口顶峰时间
（二）顺应终身教育思潮积极拓展国内生源
面对少子化趋势对教育造成的冲击，各国（或地区）政府和高校管理者通过顺应终身教育思潮并积极拓展国内生源等一系列措施，探索缓解适龄人口减少对高等教育发展的牵制。随着社会变化和就业市场的需求演变，美国高等教育机构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发挥体制优势，拓展“非传统”生源并增强成年大学生的选择多样性。在1970—1995年间，美国高校25岁以上大学生比例由27.8%增长到47.2%[10]66。这主要是为了满足成年社会成员对继续教育的需求，并使他们具备适应就业市场变化的能力。德国传统上的成人教育由企业和成人教育协会等机构提供，不涉及高等学校，但在适龄青年减少的背景下，德国高等教育机构也逐渐将成人继续教育作为重要的发展方向。以2007年为例，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国际教育标准分类（ISCED），德国的非全日制学生数量在5A类高等教育机构中占比4.1%，在5B类高等教育机构中占比15.3%，这说明非全日制学生在高等学校中的数量有所增加，反映了德国高等教育机构对成人教育需求的重视[13]。日本产业界尝试改变终身雇佣制，企业和公司员工迫切希望重新返校以更新知识和技能，因此各高校极力招募社会大龄成人生源。
（三）利用先发优势重视拓展国际留学生生源
美国高等教育机构利用其一流的国际教育水准、多元的文化环境、灵活有效的学分制度、奖学金制度等积极拓展国际生源市场，取得了明显的效果。疫情前的2018/19年数据显示，留学美国的国际留学生人数达到历史新高，达到近110万人[14]。德国高等教育积极吸引国外留学生，1991年吸引国外留学生约11.6万人，2007年吸引了近25.9万人[13]，拓展国际学生生源已经成为德国应对国内生源减少的重要路径。日本通过教育改革，积极参与国际化竞争，推行国内高等教育与国际市场接轨。2008年，日本根据国家教育战略，规划2020年日本海外留学生数量占比达到10%以上（30万人），[10]68这一举措将大大缓解日本高校生源不足的问题。中国台湾地区为了增加国际生源，强化国际育人措施，助推高等教育国际化办学，早在2012年就提出了“万马奔腾”计划，推出招揽不少于2万名留学生来台交流。2013年台湾公布《人才培育白皮书》，提出大学教育暨国际化全球人才布局，预计投入410亿台币推动高教分流和国际育人的高等教育改革。
（四）面向市场需求优化调整教育内部结构
美国面向市场需求，优化调整教育结构。20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院校兴起“职业教育运动”，联邦政府和高校致力于调整教育层次和学科结构，减少传统学术性专业与课程，突出职业和实践教育导向，很多大学生因此改变了原来的学术性专业，纷纷选择不断适应社会发展和就业市场需求变化的职业性培训项目。[10]66德国面对不同群体的不同需求，对高等教育管理制度和教育教学方式进行了灵活调整。以非传统生源为例，成人学生的学习时间、学习地点安排等方面需要更大的自由度。此外，他们更希望接受与职业相关的教育培训，因此，德国的大学开始增设远程教育中心，并通过开发更多的“三明治”课程将学校课程与职业活动结合起来。[15]中国台湾地区面对就业市场变化，积极改变招生模式，拓展多样化生源需求，提供多样化的学习环境，制定灵活多样的教学管理制度，建立个体本位的培养模式，以增加不同类型生源群体的选择性。日本为提升大学竞争力，加强了大学的改组和合并，以更新旧的院系结构，重点推动跨学科研究并为地方服务和社会服务提供支持。[10]67为了满足多样化的需求，私立大学在课程设置和安排上十分突出灵活性，推出了周末授课、晚间授课和远程教育等方式。[10]67为了更加凸显公私立大学的办学特色，日本文部省在2003年开始实施《特色大学的援助计划》，选择了特定高等院校，促进了教育的灵活性和大学的办学特色，以应对少子化时代的变革[10]67。
（五）规范无序竞争，注重法治完善
随着少子化问题越来越突出，各国高等教育面临生源不足、高校老师失业压力增大与高校倒闭现象。中国台湾地区近年来引进高校退场和合并制度。2022年台湾地区“私校退场条例”正式实施，条例旨在加强监督及辅导，保障学生及教职人员权益，协助学校平顺“退场”。7所私立大专院校被列为专案辅导学校，为应对少子化带来的生源减少情况，台湾高校“瘦身”是必然对策[16]。另外，除了有序退场，合并也是台湾地区高校救亡图存的有效途径。2022年，台湾科技大学与华夏科技大学达成一致，两校走向合并发展的道路。[17]为了规范高校办学质量，有关规定指出，“大学要定期进行自我评鉴，教育行政部门定期办理大学评鉴”[18]。各大高校成立了高等教育评鉴中心，专门负责高等教育的各类评鉴工作。尽管台湾的财政能力逐渐紧缩，但对于教育预算的编制金额却逐年上涨，2016年教育投入经费为2853亿元，较前一年增长176亿元[19]。英国教育部在2023年制定了《开办和关闭公立学校：为提案人和决策者提供的法定指南》（Opening and Closing Maintained Schools: Statutory Guidance for Proposers and Decision Makers）[20]，在充分考虑学生利益和地区教育发展需求的基础上，制定了高校退出标准和具体方案流程。包括以学生利益为核心，以当地发展为依据，高校、地方政府和教育部充分讨论和决定是否要关闭大学，对方案进行可行性评估，就财务、土地和学生等方面开展妥善性解决的听证会等。美国是法治最规范的国家之一，其教育系统的法规对高校退出进行了完备的规划。美联邦政府通过改善教育资助体系，实施社会化运作并采取奖励政策，大规模降低了社会生源的就学标准，扩大了入学渠道。著名的大学生助学项目——派尔助学金项目于1972年在联邦政府修订的《高等教育法》中提出。该法案激发了大量成年大学生的入学热情，促使政府资助的高校数量和学生数量大幅增加，从而扩大了就学市场。
03
少子化趋势对我国工程教育的未来挑战
面对少子化趋势不断加剧和高等院校持续扩招的双重影响，中国高等教育将进入生源危机的时代，其中影响最大的将是工程教育。当前，工科高校作为高等教育的主力军，在全国2820所高校中，占比超过67%[6]，工科专业类、专业点数、在校生数量占比均超过1/3，审视少子化趋势对工程教育未来发展的挑战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一）少子化加剧工程教育与产业之间的结构失衡
我国工程教育在人才培养供需方面的矛盾一直存在，少子化趋势将加剧工程教育与产业发展的结构失衡。以制造业为例，2016年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三部委联合发布的《制造业人才发展规划指南》显示，到2025年，中国制造业十大重点领域人才缺口将达到2985.7万人[21]。根据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的数据，新世纪以来，我国工程科技人才供需一直处在失衡状态，预计到2035年，我国工程科技人才的缺口依然巨大⑨。结构失衡在“逃离工科”“工科理科化”大背景下的发展形势愈发严重。少子化加剧工科人才的快速匮乏正在成为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挑战。国际竞争力报告关于“国内市场上是否有合格的工程师”一栏显示，在参与排名的49个主要国家中，中国排在末尾。[22]工业和信息化部原部长李毅中曾表示，全国每年煤矿相关专业毕业的大学生只有1万名，但进煤矿工作的也只有800名，煤矿相关工科专业“逃离率”高达90%以上。[23]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的大学工科生占在校生35%左右，居全世界之首，[23]然而，令人忧虑的是报考工科的学生在不断减少。在高中毕业生和其家长的学科选择上，项目组⑩调研显示，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成绩最优秀的学生优先选择读工科，而现在相当大比例的成绩优异的学生会报考金融、管理学等热门专业。
（二）各层次之间的工科高校生源竞争将加剧
随着少子化导致的生源紧张，作为高等教育主力军的工科高校不得不面临竞争甚至是淘汰的考验。过去几年，高等院校（特别是高职、民办院校）走的是一条数量扩张型道路，学生数量的增加不但使学校的数量不断扩张，[24]单体高校的规模也在不断扩充，包括教学场地、住宿面积、实验室数量、高校教师数量等。数量扩张型发展的基础是充足的生源，在未来若干年内，如果高等教育的生源将不再充足，在一般的高等院校中，不排除一些学校会因生源不足而关门停办的可能性。[25]同时，少子化将加剧工程教育的东、中、西部区域差异，教育均衡问题将更加突出。随着区域人口结构增长的分化，区域高等教育的均衡问题是未来工程教育研究应关注的重要内容。
（三）新技术参与下劳动力代偿仍然有限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在不断深入，“无人化”正在引发从生活方式到工作就业再到经济转型的巨大变化，特别是在制造业和智能制造领域，新技术使得机器替代传统工人得以实现，这不仅弥补了人力资源的不足，还提高了生产效率，是生产力进步的体现，但我们依然需要考虑一定时期内人力资源需求结构出现的改变和技术对人力资本代偿的局限性。尤其是对我国制造业的整体水平要有清醒认识，高端制造企业比重较小，“机器换人”还是建立在“点位”和“局部”范围内，较大规模的制造类企业在自动化、数字化、绿色化等方面的水平并不高，非标准化和程序化的劳动仍将大量存在。一方面，在高端制造领域，可重复的普通工种在减少，人工成本在上升，人机交互要求劳动者具有更高的专业素养，工人由制造端向监控端转移，产业升级要求劳动者素质同步升级，基于自动化和信息化相融合的智能技术人才紧缺，符合要求的高端技师、维修维护等技术工人将发生结构性紧缺；另一方面，在通用生产领域，我国存在着大量中低端制造类企业，其中大部分属于中小微型企业，存在着较高劳动强度、单调枯燥环境和严苛管理等生产状况，对普通技能劳动力仍有较大需求，而新兴的平台经济吸纳了这部分劳动力群体，在校教育和继续教育系统对劳动力资源的培养和培训存在供需匹配差异，招工难仍将在一定时期内存在。此外，新技术部分改变了产业的人工配比结构，但对于需要社会性、自主性、情感等人性特质因素的工作，新技术不可能单纯取代既有人员的工作。
（四）工科教师高质量发展面临瓶颈
教师是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工科教师人数众多并且还在持续增长。工科教师从1999年的约11.79万人[26]上升至2020年的近51.05万人，占据高校所有学科总人数的28%左右[27]。随着少子化生源紧缺的到来，未来有可能出现工科教师冗余，工科教师的高质量发展是工程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在这样的形势下，具备什么样的知识和能力的工科教师队伍能够适应人口和工程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需求，是摆在工科教师队伍建设政策制定者和实施者面前的重要课题。同时，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对工科教师能力提出新要求，未来的工科教师在教育理论知识、学科专业知识、跨学科知识以及工程实践能力、教学科研能力等综合能力提高方面都面临着新的挑战。
（五）女性工程师红利与生育主体的错位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工程教育中心（ICEE）以及世界工程组织联合会（WFEO）等组织日益重视树立女性在工程领域中的平等地位，重视女性在工程教育中的受教育权利和重要作用。与世界上多数国家相比，我国工科学生中的女生、女性工程师占比并不低，项目组样本调查显示近五年来上海工科高校女性学生占比约在23%~30%。她们具有严谨周密的思维方式、脚踏实地的实干精神、勇于改革的创新思想，充分彰显出了巾帼力量。但总体上，高层次女性在工程领域的代表性微乎其微，特别是在人数方面明显少于男性，通常只占工程技术人员的10%~20％[28]，甚至更少。女性工程师面临家庭、生育等多方压力，很容易错过职业晋升的最佳时期，不少女性在毕业之后或者工作一段时间后放弃了工程行业职业，这造成了一定的教育资源和人力资本浪费，女性劳动力主体与生育主体错位现象长期未得到有效解决。我国应重视和支持女性工程科技人才在科技创新中发挥更大作用，制定若干措施，保障女性工程师红利得以更好地发挥。
04
未来展望
出生人口在减少，高等教育规模在扩张，人口及其结构变化对高等教育，特别是工程教育的布局调整和协调发展将产生重要影响，政府管理者、政策研究者和实践者应密切注意这些变化，适应客观环境的需要，转变观念，付诸行动，在全局上由规模扩张思维向提高质量、提高效率的理念进行转变，向着“加快塑造素质优良、总量充裕、结构优化、分布合理的现代化人力资源”目标而努力。
从教育管理视角，提高质量应注重促进东、中、西部高等工程教育区域发展均衡，注重促进综合研究型高校、应用型高校和职业院校的协调性发展，避免学历歧视、职业教育歧视和不同类型高校发展的“马太效应”。促进高等教育的法治建设进程，完善包括高校关停并转等机制的规章制度，构建综合预警机制、退出机制和善后机制等路径。从工程教育发展视角，提高质量应注重将工作重点真正转到工科本身需要解决的问题上来，即处理好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重视工程和工程教育的实践性，建立以实践为主导的工程教育范式，促进教育系统内部将教学内容、学科专业设置与地方国民经济建设紧密结合，进而培养高质量的工程科技人才。
更重要的是，少子化趋势下更应注重提高教育效率的问题。一方面学生主动或被动地延长在校学习时间，不以对学术研究的热爱为基础地追逐高学历，延迟就业和逃避就业是教育低效的表现，与社会和产业需求的人才结构并不匹配，整体上是不可持续的，不能再漠视这种不健康的状态。另一方面从人的生命周期视角提高教育的效率，从体制上保障和顺应终身教育理念，在学习和工作的次序上，“先工作后学习”无论从国际经验和我国发展历史来看都是可行的，且后续学习过程中保障了工学兼顾，应推进生涯教育规划与工作需求相结合，积极发展成人教育和职业教育。
①少子化：人口出生率在13‰~15‰，总和生育率在1.8~2.1，少年儿童人口系数在18%~20%；严重少子化：三者分别为11‰~13‰，1.5~1.8，15%~18% ；超少子化：三者分别为11‰以下，1.5 以下，15%以下。2022 年，我国人口出生率和总和生育率两个指标在“超少子化”范围内（少年儿童人口系数为17.95%，这个数字在下降中），逐步接近“超少子化”阶段。日本标准仅供我国参考。
②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https://data.stats.gov.cn/publish.htm?sort=1；中国政府网，https://www.gov.cn/xinwen/2017-01/22/content_5162356.htm。
③数据来源：1982年以来的历次人口普查数据。
④数据来源：第六次（https://www.gov.cn/guoqing/2012-04/20/content_2582698.htm）和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http://www.stats.gov.cn/sj/pcsj/rkpc/7rp/zk/html/fu03c.pdf）数据。
⑤数据来源：第六次（http://www.stats.gov.cn/sj/pcsj/rkpc/6rp/indexch.htm）和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http://www.stats.gov.cn/sj/zxfb/202302/t20230203_1901084.html）数据。
⑥数据来源：第六次和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数据。
⑦数据来源：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教育板块数据统计。
⑧数据来源：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教育板块数据统计。
⑨出自2023年5月20日全国地方高校卓越工程教育校企联盟湘潭会议材料。
⑩注：中国工程院战略研究与咨询重大项目“产业需求预测和少子化趋势下的中国工程教育发展战略研究”（2023-XBZD-13），下同。
参考文献 略
本文系中国工程院战略研究与咨询重大项目“产业需求预测和少子化趋势下的中国工程教育发展战略研究”（2023-XBZD-13）成果。
引用此文
王迪，李江，朱高峰.少子化趋势对工程教育未来发展的影响初探[J]. 科教发展研究，2023，3（2）.
WANG Di, LI Jiang, ZHU Gaofeng. 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Influence of the Trend of Fewer Children on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Engineering Education[J]. Journal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Education Studies, 2023, 3(2).
转自：“科教发展研究”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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